前苏联使用精神疗法镇压异见者的历史

转自 煎蛋网 keep_beating

苏联，在其长达69年的历史中，一直因为严厉的政治镇压而臭名昭著——其中最声名狼藉的当属位于西伯利亚的，被称作是“红色恐怖”的古拉格劳改营（GULAG：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直属于NKVD，因为在索尔仁尼琴的书中出现而被西方世界所熟知。古拉格一词不仅意味着劳改营管理， 也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但是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苏联共产党对那些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失去了耐心，采取了不宽容政策，既将那些“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诊断为有精神疾病 。这在整个苏联历史里是极其黑暗的一幕：心智完全健康的公民仅仅因为政见不同而被强制性关进精神病院粗暴对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影响力上升时期，这项运动（多半）都被停止了。

但是确实，除了认定他们精神状态不稳定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激进分子和唱反调的家伙呢？持异议者，通常被认为是整个体制的负担和威胁，而在当时，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被很轻易地定性为“不可信”，“无声誉”，并且还被名正言顺地集中关押控制了起来。

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营综合分布图

根据俄人权社团“纪念碑”的数据

此外，苏共此举也更加有力而又令人恐慌地让民众知道，他们必须要紧紧追随[苏共]政党的路线——并且任何一种偏离苏共路线的意见都无疑会被视作是精神疾病的病症。如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9年所指出的，在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持反共产主义意见的人，所以“在此基础上仍在大呼反共产主义的人，很明显我们就能断定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绝对不正常。”

因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苏维埃对精神病的诊断开始包括政治反抗（political disobedience）。但是最后，它的本质也就是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反苏维埃的行动分子并不是精神疾病患者——他们是被带有政治色彩的伪科学的受害者。

“政治意义上的疯狂”

/ “Politically defined madness”

苏维埃精神监狱（psychoprison）的到来在时间上刚好和克格勃（KGB）影响力大增相重合。克格勃是一个怎样的组织想必大家都清楚。早在1948年的斯大林政权时期时，这个间谍组织就对精神类药物产生了兴趣，他们将此视作是一种潜在的有效控制手段。古拉格在那段时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克格勃内部高级官员 Andrey Vyshinsky 命令使用精神疗法来作为镇压反动和警告那些心怀异议的人的手段。

确实，精神疗法一直就有潜质成为体制的控制工具——并不仅仅是药物方面。苏共非常急迫地想利用精神疗法。他们知道精神病的确诊会允许他们将“病人”进行关押，并且在在押病人身上实施“疗法”——而且他们可以说这是为了“病人的利益”，更是为了“社会的利益”。

在被叫做“psikhushka”的精神病监狱里，异见人士不仅被关押和控制，还要接受治疗。“psikhushka”迅速成为精神疗法控制系统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系统中，真正的精神病学和被苏维埃政治扭曲了的精神病学并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了一种两级并行的系统（two-tiered system）：在莫斯科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Moscow Institute for Forensic Psychiatry）内进行的并不是科学的研究，而是政治迫害；而在列宁格勒心里神经学研究所里，学者们又在进行着真正的，科学的研究。在该系统的作用发挥到顶峰时，真正的精神病学和披着精神病学外衣的政治迫害在整个苏维埃联盟里，几百家医院里互相协调，互不妨碍。

莫斯科的 Serbsky 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社会类精神问题，成立于1921年

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公开的抗议活动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而精神疗法控制的任务也比以往承载这更多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出现了伟大的思想者和实践家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也就是日后接替伯格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的人，倡议向“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发起复兴式的抗争。后来他在1969年提出并且实施了一个“卓有成效”的计划。本着一次性全部清理掉反苏维埃的异见人士的目的，安德罗波夫再次确保了精神疗法控制仍然在实施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他颁布了一条发令：“防止精神病人危险行为措施条令”，结果，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被授权并被鼓励确诊那些在政治上符合条令描述的患有精神疾病，并且监禁他们。更夸张的是，医生们接到上级精神，被鼓励主动去“捕获”甚至“设陷阱”让所有有嫌疑的政治反对者落网，这就让精神科医生的身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们变成了士兵，军官，和审讯者。精神病学家们被迫给出当局想要的诊断，为他们“节省时间”。

呆滞型精神分裂症

/ Sluggish schizophrenia

上面提到过，苏联的精神病医生还是会使用科学和通用的方法来对病人进行诊断，而在已经有了政策条令的前提下，当局也很细心地想到了这一点，不想给医生们造成困难和心理上的障碍，于是当局制定了一张精神病人症状列表来辅助医生们能够顺利地控制住异见人士。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诊断结果就是“呆滞型精神分裂症”（“Sluggish schizophrenia”），是由前苏联著名精神病学家 Andrei Snezhnevsky 提出的，全称是“缓慢样渐行性精神分裂症”（“sluggishly progressing schizophrenia”）。他当时同意了苏维埃政府的观点，认为存在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子类型促使一些人反抗政体。

之后，他就“想出来”这样一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一大特征就是对现行政体不满或表示抗议。从病理上说，他认为这是病人“无法把握现实而转向对体制的不满”。这种症状打击范围相当大，可以适用到任何对共产主义有异议的人身上（此后这种手段也从苏联流传到了西方世界，这样的政治迫害并不仅仅在苏联才有）。尤其，Andrei Snezhnevsky 将此形容为是一种“渐进性的精神分裂症，病情会由重到轻，恶化的过程有快有慢，并且在极度恶化之前病人身上并没有预兆”。

换句话说，这种精神分裂症是不可被治愈的，它具有超高的普遍性，诊断方法非常狡猾阴险。另外，当时苏联的精神病诊断并不需要出示病人有相关症状的证明。医生们同样被告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去发现病人身上潜在的症状，比如精神变态（psychopathy），忧郁症/臆想症（hypochondria）和焦虑症。除了精神疾病以外，他们还监视着社会上那些有令人排斥的特征的人，比如有严重悲观情绪，厌世情绪，较差的社会适应能力，与权威和政府作对，“妄想改革”，不屈不挠和”为了真理和公平而奋斗“的人——上述特征都会被归入精神病的潜在症状，在日后诊断之时都能派上用场。

根据 Snezhnebsky，“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未经专业训练的人眼中可能很正常，因为他们很会冒充正常人——他们其实是“表面正常者”（quasi-sane）。只有专业的精神病医师才能辨别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呆滞型精神分裂症”。

实际上，这其实就是一个关押控制成百上千政治犯的工具。将他们与社会隔离，毁掉他们的声誉，然后从生理和心理上折磨直至摧毁他们。

被囚禁者

当年被囚禁在精神病监狱里而死去的人数由于历史原因已经不可考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这会是一个令人震惊又痛心的数字。一些幸存者，比如 Viktor Nekipelov，之后都一直致力于告诉世人“当年在精神病监狱里医生们所做的不人道的实验和纳粹集中营无异”。

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前在押人员，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乌克兰作家和人权活动家 Pyotr Grigorenko ，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Valery Tarsis还有女性活动家，诗人 Natalya Gorbanevskaya。

至于说到这个运动的具体规模，很难准确估计——但是随着多年这些年来历史学家们的深度挖掘，真相也在渐渐浮出水面。

根据政治用途精神疗法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Psychiatry）的档案库资料来看，至少有20,000名公民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被囚禁在精神病院里——这个数字被国际上众多历史学家认为过于保守，因为当年为克格勃和苏共效力的一些人现在还在世上，处于私人或者其它一些原因，他们还在保护着一些资料/档案不被公开。

不过确定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掌权时期，此类活动（多半）都被停止执行了，这也直接导致很多被关押的政治犯被释放。1986年释放了19名政治犯，1987年释放了64名。1988年，据宣布，在苏联的精神病人名单上（总共有550万人），其中有30%都会被清除出名单。再过一年，之前提到的名单内病人数字被修订为1020万，既有1020万人是在苏维埃“心理性精神疾病诊疗所”（“psychoneurological dispensaries”）注册登记——以及335,200张各个医院的病床。

悲哀的是，这种行为就算是在今日的俄罗斯，也还有遗留。iO9 给出了一个链接，我简略看了下标题，大致和持反对意见的激进社会评论家被送进精神病院有关，其中文章标题为“苏维埃式的再次堕落”（“In Soviet Relapse，Critics Sent to Psychiatric Hospitals”）。

精神病学史上的污点

这段历史很容易就被人看成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插曲，又一个极权专制，恐怖统治的故事，不过这对今后的精神疾病确诊以及精神病学史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在他人和社会看来，文化属性太多。我们对精神健康/不健康的评判随着时代的迁移，同样也是随着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体系而改变，那么这从宏观角度上很难说清到底是客观还是不客观，科学还是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