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青春修湘黔
荣调县指
（一）
我在施工连队干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一个多月。
然后就从连队调到营部，当文书，出个黑板报、干些写写画画之类的宣传工作。
还没干三天，教导员对我说：“我们这个塘养不下你这条鱼了。明天打背包去团部吧。”
我问怎么又调我，让我干什么呀？
教导员好像也不太开心，盯了我一眼，翻了翻白眼说，我哪知道？反正不是让你干指挥长。
营部到团部不到二百米，背包都用不着打。第二天我挟着被子就去了县指挥部（团部），在县指当了一名通信员。
当时，我们的政委是李树林，（部队干部）指挥长刘正良（地方干部）；副政委也是部队干部，姓谭，叫谭忠苟。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领导都对我特别好。
在短短的时间里如此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和提拔，我又兴奋又感动，同时还有几分困惑。凭什么我就这么走运？也许就因为我是知识青年，沾了“知识”两个字的光？或许是因为我在来工地的那个晚上真的表现突出，被王科长推荐了？
虽然心里犯点嘀咕，但还是挺高兴的。
当通讯员的日子是很惬意的。
不用再去干那些很苦很累的活了，也就是守守电话，做做记录，收发一下信件，照顾一下首长的日常生活。
没事儿的时候，背着个公文包，跟在政委和指挥长的屁股后面跑一跑，隔天就把各营的工地挨个地转上一遍。
领导在视察作指示的时候，我就在边上等着，很轻松地欣赏着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能很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男女青年们投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领导们也不总是背着手视察，常常会挽起袖子和民兵们共同干上一阵。
每当这个时候，心痒难熬的我就会跑到一个夯锤旁边，拉开一个男民兵，然后跟他们痛快淋漓地打上一气夯锤，流一身热汗，那一天保准特别舒服。
人就是那么怪，越是干不上的事情就越想干。
当通讯员最害怕的是深更半夜去送信送文件。
我记得当时的文件特别多，“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特别多。文件是要随到随发的，在指挥部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而那个时候各营之间没有电话，上传下达、互相联络全靠书信。书信则是靠人送，那个时候的人当然只能靠两条腿。
我常常在深夜睡得迷迷糊糊时被人从暖烘烘的拉出来去送信。
当时，五个营分散住在几座大山之间，把五个营全部跑到起码有十公里的路程。
常常是半夜三点多钟出发送信，回到县指时天已经大亮了。
深更半夜的冬天，一个人冒着冷飕飕的寒风走在黑漆漆的山路上，要提防从农舍里窜出来的狗，还要小心走错了路，有点什么动静就吓出一身冷汗，那种滋味可想而知。
团部还有个姓乔的通讯员，城步西岩人，是个复员兵。
小乔不愧是受过部队教育的，工作特别主动，遇到有半夜出去的任务常挺身而出。
正因为如此，我也不能当孬种，当他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常常用比他还快的速度爬起来穿好衣服，抢着出去送信。
那个时候，多少培养了我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其实我是很感谢小乔的。
那个时候，邵阳地区铁路工程指挥部对外的公开代号是92014工程分指挥部。内部简称邵阳分指。分指的司政后机关设在芷江县城。
作为通讯员，我们还要经常到分指去送材料和各种报表。
我们县指到分指有三十多公里，来回六十多公里，全部是徒步。
那会儿年轻，腿脚特别地利索，一天跑个一百一、二十华里还真不算回事。
一次，我送信到分指，在芷江街上意外碰见了李光照阿姨。
李阿姨的丈夫谢新颖文革前是我们邵阳地区的地委第一书记。当年我父亲是地监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纪委）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但他们当时都在洞口县的地区五七干校接受监督改造。（谢新颖同志从干校解放后担任了黔阳地委第一书记）。
李阿姨看见我，特别的高兴，把我带到街上的小饭店里，给我买了一大盆北方水饺，然后坐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水饺！
我得知，李阿姨就在我们分指的司令部工作。
她的儿子谢洪波是比我大三岁的同学，下放在绥宁长铺子公社，现在也在绥宁县指修铁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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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文章的时候，看到手机上报道原志愿军战斗英雄张计发同志（电影《上甘岭》连长张忠发的原型）去世，特编发音乐《我的祖国》，以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