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院里，从开始拆迁，就异常热闹，村东头的王大爷，从拆迁办办公室走出来，笑呵呵的高声喊道：“孙组长，你们拆迁办是一面照妖镜，把村里半个世纪的牛鬼蛇神，一下子照岀原形了!”他老道，用讥讽的语气嘲弄着。孙组长有点无奈，似笑非笑的附和了一下，轻声说：“没办法，这就是人性。” 话音未落，齐大爷急匆匆地进来，迎门喊道“孙组长，千万不能让老四办拆迁，他有坏毛病……”说话间似乎带着哭音。

　　齐家是大户，兄弟四人，还有一个妹子已出嫁。齐大爷一生老实本分，齐大妈前年因病去世，留下他和老三、老四同住一院。老大结婚早，在上世纪末村里给他划分了一个新院；老二书念得好，上过大学在当老师；老三没本事，三十好几才取了一房亲事，媳妇残了条蹆，走路一瘸一拐的，有对儿女，一家人以摆菜摊为生；老四赌博成性，不管妻儿，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和妻子吵闹、打架，然后摔门一走，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不见人影。这样的一个家庭，面对拆迁分配，齐大爷真是难啊！

　　对于一个单位或企业，拆迁或许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城中村的小村民来说，那是一份祖业，是他们半生或一生的身价性命。村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征地带工人，好一部分年轻人上了班，没干两年，工人下岗，再后来周边的菜地、果园地陆续被征用，村民们种地没地，上班没工作，好在城中村占地方优势，家家户户借贷筹钱盖起了两层三层的出租房，多少年了，一村人就靠这些出租屋过活，也算是能推天度日。现如今，要拆迁，村民们身心恍惚，焦虑不安，千思万虑，不知所措。面对拆迁，不光是老屋没了，人情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后的日子咋过，生活来源在哪，对于懒散闲适的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时代在改革，一个家庭也面临着变迁和考验。

　　村西陈家夫妇，平时也没看岀有啥矛盾，妻子闹到拆迁办，闹到村委会，哭天抹泪，领导干部协调，这陈家男人一口咬定：安置楼房，拆迁款没有妻子的，甚至给儿女也分文没有。领导说了一大堆好话，那陈家男人说：“我们的家务事，你们能断清吗?”领导无语。有人出主意，让妻子起诉，走法律程序......唉!寒心啊！不管官司谁赢谁输，亲情没了，夫妻情份没了，儿女之情没了，家散了，即使拥有万贯家财，又有何意义呢？

　　还有张家夫妇，想给出嫁女儿分一套房，儿子不行，喝了酒砸桌子摔凳子，闹腾着，母亲骂了几句，差点把母亲掐死；李家小子离婚多年，媳妇突然回来要复婚；杨家兄弟俩同母异父，因为楼房分配，割袍断义，老死不相往来等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是拆迁惹的祸，也是孙组长所说的“人性”。

　　我虽是一个普通人，也懂得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一切都是大势所趋，但在这场拆迁中，人性的丑陋，显现得淋漓尽致，我感到无比惊悚。生存是人性的本能，而现代人的纠结的不是生存，而是生存之外的贪欲、私欲、控制欲，种种欲望一再膨胀，已达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国家大政策，我不是太了解，也无暇、无能力去研究，只是对如今大面积的拆迁、我还有太多的舍不得，比如老屋，比如祖辈们的根基，亲情，乡情，还有失去根基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内心的浮躁慌恐，最想说的是“不安”，由不安带来的茫然，犹如一枚炸弹，埋在心里，说不清什么时候，触动了哪根神经，就会一下子爆炸了，而我们永远不知道排爆方式是什么。城中村也是村，要安家，无异于是重新建造一个故乡的过程，这个过程诞生的不仅是生存的故乡，更是心灵的故乡。有人岀生，还要有人死去，埋在那里，化为泥土的一部分，那才是家，那才是根村民们陆续搬迁，虽然有不菲的搬迁费，但也有昂贵的租房费，尤其祖孙几代人的，三年下来也要耗去十多万元。老屋空了，象日本鬼子扫荡过的战场，破衣烂衫，破柜破床，纸片儿满地飘洒，房顶破石棉瓦，被风掀起放下，发出怪异的吼叫，不知谁家的一只老母鸡，扑腾着翅膀，瞪着绿荧荧小眼晴，惊慌的四处逃窜。一只小狗背着一身的锅底灰，灰头土脸的窜出来，喘着粗气，探头探脑寻找着什么，巷道里，曾经被美誉为“小香港”拆迁区，人迹稀少，只有柱着拐杖的赵大爷低吟着：“快死的人了，还要流落异地，客死他乡，这把老骨头是回不来了……”，说话间还抺了把泪，他哽咽着蹒跚而去。已成废墟的村落死一样的沉寂，在寒风中，它似乎在绝望得瑟瑟发抖……拆迁，是一面镜子，照清了一切，也带走了一切，使有些人轻而易举地成为富翁；使有些人沾沾自喜，忘乎所以；使有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使有些人温文尔雅变得横眉冷眼。他们摈弃了自己原本还算纯洁的思想，灵魂开始迷失，不知道如何生活，不知道如何做人，不知道如何做事，他们的明天也随之变得难以预测。

　　拆迁，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富，是穷，是喜，是悲，还是象照妖镜里演绎的妖魔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