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人民永远的总理—周恩来」
有人说，当“总理”前不冠姓名时，那就是在说周恩来。他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总理，是一座稳稳屹立在百姓心头的精神丰碑，他的伟大无私曾经深深感动过无数国人，而如今，他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依旧能够穿越时空的层层封锁，激荡我们的心灵。
46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人民的哀痛之声响彻九州，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位巨人的陨落而哀悼。尽管明令禁止不允许为总理戴孝，全北京城的白花和纱布还是在一夜之间脱销了。
当年，亿万同胞用真挚的泪水送别了总理；今天，让我们带着感恩缅怀的心，再一次回顾历史，追思过去，让尘封的记忆再一次鲜活起来，让总理远去的身影透过故事的讲述，再一次变得清晰而温暖。
诸葛亮为蜀汉基业鞠躬尽瘁，而周总理与之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周总理可是穷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
殚精竭虑，恐怕都不足以形容周总理的勤勉辛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像一个开足马力的永动机，为工作奔忙不休，这极大地考验着他的健康。有时一天忙碌下来，他连走下车的力气也没有，只能靠工作人员的搀扶。即使是这样，他还要回到工作桌前，伏案工作，直到天明。
原本强健的身体，也就在一次次透支健康的工作中，变得衰弱。
1967年2月2日，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缺乏睡眠，周恩来被诊断患有心脏病。为了劝总理多休息，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们商量，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注意睡眠，保重休息。
周总理看到后，在上面签下了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周总理明白，这是大家为他的健康着想，但他仍然衣不解带地忙碌着，即使身体不适也会强撑着主持中央的各项工作。
这年4月，在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周总理甚至连续工作长达84个小时。
这一累，引爆了埋在身体里的“健康雷”。过度的疲劳、紧张和睡眠不足引发了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从此周总理每天不得不服药四次，每晚只有吸了氧后才能入睡。
1967年的国庆节到来之际，为了庆祝这一盛事，周恩来应要求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可他的身体已然十分虚弱，双手一直不停颤抖，根本无法挥笔，再三尝试后，周总理只得作罢。
1970年9月5日。周总理的心脏，再次因过度劳累出现了异常。
他的健康状况糟糕到什么地步？
从此以后，每当周总理前来办公，医护人员都会片刻不离地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竟然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当场吓得大惊失色，赶忙安排总理进行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到抽了一口凉气：膀胱癌！
此后，74岁的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1973年1月13日，周总理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病情更是持续恶化，不容乐观。
周总理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就更加忘我地拼命工作着，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络绎不绝的访客外宾中争分夺秒——他想要多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六月的一天，在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后，周总理疲倦到了极点。他勉强用双臂支撑着，吃力地站立起来往卫生间走去。
由于太过疲劳，还未完成洗漱的总理竟然就这样站立着，歪在镜子旁睡着了，他的手中还松动地握着一把刮胡刀。镜子中，他的脸庞是那样的消瘦，深陷的眼窝和双颊展示着他难以掩盖的疲劳倦怠。
看到这个场景，工作人员谁也不敢出声打扰总理的休息，他们希望总理能够再多睡一会儿，哪怕只是站着，哪怕只有几秒钟。
3月10日，周总理在众人的劝说下，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总理的肿瘤直径只有0.5cm，呈绒毛状，很浅显。
医生很快对其进行了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已经成清澈透明状。医生非常激动，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证休息！
可周恩来忧心国务，哪里肯停下来！
他依然干着连身体健康的人都难以负荷的繁重工作。
“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那段时间里，周总理常挂在嘴边的话。
从留存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周总理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在1974年1月～5月共139天的时间里，周总理仅有13天的工作量，是在12个小时以内。
其余，有9天工作了12个小时至14个小时；74天工作14~18个小时，38天工作19~23个小时；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多达五天。
不仅如此，从3月中旬算起到5月底除了主持日常工作之外，周总理还参加了21次各种中央会议、出席外事活动54次、参与其他会议和谈话共57次。
在极端疲劳，身体得不到恢复的情况下，周总理的病情出现了反复。
10月下旬，周总理出现全程血尿，恶性肿瘤再次复发。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严重，周总理的病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治疗也变得越来越棘手。
大家都明白，此时已经不能再拖了。然而，周总理却因公务一再推脱，直到1974年3月12日，才做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手术。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第二次的治疗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术后不久，肿瘤便再度复发。
到后期，周总理的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足有几十毫升，有时竟然多至200ml。被病魔无情缠身的周总理日渐虚弱，体重骤降，他的面部急速消瘦下去，呈惨白状态。很快，就连走路、洗漱等活动也都会让他的身体感到异样。
肿瘤的发展恶化使得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块，死死地堵住了尿道口—排尿对周总理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
刚开始血块较小，小便时虽然有刺痛，却还能够排出，直到后来血块越来越大，每次如厕，周总理都不得不忍受身体上的极大疼痛。
工作人员看到周总理费劲地晃动身体，试图将堵塞在尿道口的血块移开。每当小血块儿和尿液一起排出来时，总理痛苦的表情才会少有缓解，这时他才会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擦去额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
这时，被病魔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周总理，总要到沙发上安静地躺一会儿。这样的憔悴虚弱，让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工作人员心如刀绞。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终于住进了医院。
当要告别自己生活和工作了26年的西花厅时，周总理深情地回望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眼中充满了柔情和不舍，他用温柔的沉默同一切过往做了告别。
但对于国家，他仍是放不下。
1975年6月9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不顾病情，坚持出席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周总理亲自前来，让贺龙子女十分感动，纷纷劝说周总理要保重身体。周总理听到后坦然地说：我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静默之声，无人不为总理的病情感到担忧和悲伤。
然而，作为共产党人的周恩来并不忌讳谈论生死。
一次在会见外宾时，他幽默地说：
“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总理病入膏肓，可仍有邪恶分子在对他进行精神折磨。
四人帮一伙人利用伍豪事件大做文章，攻击造谣周恩来是叛徒。气得毛主席亲自批示：这是国民党的污蔑。他们才暂时消停了一会。
此时的总理正准备接受第四次大手术，一向爱惜名誉胜过生命的他更听不得这些恶意诽谤，因为担心自己出不了手术室，事前特意在伍豪事件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进入手术室前一刻，他发出了自己内心的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时，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汪东兴等人一直默默在医院守候，希望总理的病情能够出现转机。
但他们却没能等来好消息，医生沉重地宣布：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
邓小平悲痛地作出指示，要求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术后，总理的病情依旧没有得到好转，病痛时刻折磨着他。
一次，周总理身体因疼痛产生了剧烈的颤抖，冷汗袭遍全身，十分难熬。他没有别的要求，只提出想看一位京剧演员的演唱录像。可谁知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竟然遭到了当时文化部长的阻挠。
一国总理，竟然遭到如此无礼的对待，实在让人愤慨！
然而总理知道后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像是早已预料了结果一般，别说发怒，就连一丝一毫的惊讶也没有，只是默默地凝望着屋顶，什么话也没说。
总理入院后，叶帅不仅天天都来病房看望他，还遍寻民间秘方、偏方。找到药后，就马上请人试验，尽一切的努力和责任，以延长周恩来的生命。
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眼见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和人谈话的时间越来越短、声音越来越小。叶帅心里深埋着说不出的难过。
直到最后，这两位从革命年代携手走过来的老战友只能轻轻地握着手，相顾无言，含泪凝望。
看到这个场景，无人不被触动，未免勾起两位革命家的悲伤情绪，工作人员只能强忍泪水，躲出门外，才敢哭出声来。
10月24日，周总理经历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12月下旬，总理病势危重，大部分时间都陷入了昏睡状态。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总理也没有忘记为人民尽最后一点心力，在清醒时，他专门交代医务人员，请他们在自己死后，对尸体进行彻底解剖检查，好让自己最后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一点贡献。
当知道自己的病已无力回天时，周总理又一再叮嘱邓颖超：
自己死后不保留骨灰，要将其全部撒入祖国的江河土地。丧事从简，不能搞特殊化，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
邓颖超含泪听着他的嘱咐，默默点头。
1976年1月7日，一整天都陷入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忽然在晚上11时睁开了双眼，他认出了为他治疗的大夫吴阶平，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总理生前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上午9时57分，这位在弥留之际仍然心系他人的伟大人民总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辞世，终年78岁。
重病之中的毛主席对周恩来的去世深感伤心，当听到邓小平哽咽着宣读周恩来的悼词时，他罕见地嚎啕大哭起来。此后，主席的情绪一直非常消沉，连话也很少讲了。
人民的哀痛，更是无以言表。
当总理去世的消息传来，中华大地上随处可见哀伤之色。无论是厨师、工人、文员，还是农民、屠夫、演员，他们或许没有真正同周总理接触过，仅仅是透过文章、电视或者别人的描述来了解总理的，但他们也无法不因为这个消息而感到难以自抑的悲伤。
按照总理的嘱咐，无论是吊唁仪式还是出殡仪式都极力保持了低调，没有任何宣传，事先也没有进行任何组织。
可为了送总理最后一程，数十万北京的群众还是如潮水般自发涌向长安街，默默伫立在道路。深冬的凛冽寒风，掠过他们的头顶、吹过他们的脸庞，却怎么也吹不散那滚烫的泪珠。
“欲悲闻鬼哭，我哭豺狼笑。”
亿万民众失声痛哭之际，四人帮却欢欣鼓舞。姚文元竟然下达了不许组织悼念的命令：
“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总理遗像”
可前来吊唁的人群仍然如万川汇流，他们胸前戴着洁白的纸花，肩上挂着深沉朴素黑纱。无数人手中更是高捧着总理的遗像，有人没买到照片，就从别的地方剪下总理的图像，放在相框里。
十里长街，载着人民对总理的敬重和哀悼，这种深厚的爱戴之情，绝不是反动分子几个轻飘飘的规定就能阻隔的！
当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缓缓驶过，人们再也无法抑制悲伤的情绪，他们不愿看着总理就这样离去，声嘶力竭地哭着、喊着，忘情地在灵车后面追着、跑着。
多希望时间能够永远停留啊！
通往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人们红着眼眶。沙哑着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总理的名字。
最后的告别时刻来临了。
邓颖超伏在总理的棺材面前大声痛哭：
“恩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回我们就永别了！”
悲怆感染了每一个人，在场的人全都泣不成声。
火化仪式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人们不舍得总理啊！他们无法想象总理最终化为一抔骨灰的情形，哭着要求要保存总理的遗体。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道：
当时八宝山的火化工都是哭哭啼啼的，迟迟不肯火化遗体。
可总理生前有交代，不搞特殊化。尽管邓颖超也万分不舍，却还是强忍着哀痛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就在遗体即将送进火化炉时，已经哭成泪人的乔冠华说什么也不肯放手，他匍匐在水晶棺上，边哭边喊：
总理呀，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
其他人一边流泪一边劝他，将他从水晶棺上拉下来，费了很大劲才将他拉开，可立马他又扑了上去。已经是60出头的乔冠华如此伤心，让周围的年轻人看得十分担忧。
当总理的遗体消失在火化炉时，乔冠华又发出了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也全哭作一团。
总理一生辛劳，无怨无悔，不求回报。
他的前半生在刀光剑影中披荆斩棘，他的后半生为人民幸福生活，为国家的富强崛起而燃尽了生命。
死后，总理没有坟墓，没有立碑。他的骨灰乘着疾风撒向了祖国的土地，或许化成了风、化成了雨、化成阳光和露水……或许，他以无形的形式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默默见证着祖国的变迁和发展。
记得，周总理在重病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点，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带着这样的遗憾，总理闭上了疲惫的双眼。
而如今，中国已然面貌一新，看到如今国富民强的国家，总理或许能够感到一些安慰。
身为后辈的我们，唯有借着总理这座明亮的灯塔，在他努力过的道路上坚持耕耘，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才对周总理，也是对千千万万的新中国战士的最好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