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谙世事、活在虚拟世界的李白，拥有小说家的眼光、可以精准地捕捉人间百态却始终“放不下”的杜甫，理性务实、保全自我的白居易，敏感自卑、与男权社会格格不入的李商隐……
这是景凯旋笔下唐代诗人的样子，他们有和我们一样的人设、内卷和自我觉醒的困境，亦有我们所未曾有过的浪漫风度，以及与自然与天地的无限亲近。在这个碎片化的疏离的时代，当你感到孤独、难过时，也许可以拥抱一下千年前的这片璀璨星光，你会发现，其实一直有人与你同行，解你心忧。
唐诗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它是中国诗歌的顶峰，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中国诗歌史上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杜甫。一个是长庚星，闪耀在西边的天空；一个是北极星，确立了大地的方位。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众多杰出诗人，就像夏日夜空的满天星斗，有的十分明亮，有的闪烁不定，但只要仔细辨识，我们仍能看到熠熠的星辉。不过，满天的星斗是数不完的，这也是本书只选了二十位诗人的原因。将诗歌比喻成天上的星辰并不算夸张，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常常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传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中国最早的诗歌是《诗经》和楚辞，就如同长江和黄河的两个源头。因为是源头，所以纯粹、自然，没有杂质。“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中神话思维的遗存使屈原保持了对整体宇宙图景的想象，而整体性的想象正是诗歌的特质，后世的诗人要想成就诗歌的伟业，就必须不断回到这两个源头，汲取想象世界和探索人生的能力。《诗经》、楚辞之后，又有过汉乐府、魏晋六朝诗，这些诗虽说不是源而是流，但依然有着那种自然、天真与纯粹的魅力。这种纯粹就是陶渊明在《荣木》中追问的“非道曷依？非善奚敦？”诗歌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自我意识总是要成熟；又像是社会的演进，思维模式会越来越理性。有唐一代，乡村的语言形式依旧统摄着社会，但城市的语言形式正在崛起。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生长与成熟的交接期，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的个性，诗歌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明代诗评家胡应麟将唐诗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以时代嬗变为界线，大致反映了唐诗不同时期的风貌。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其实应当指整个诗歌史的发展，那是从整体意识趋向个体意识，从纯粹的感性思维趋向理性思维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正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所说的九世纪上半叶的唐宋之变，除了由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化，还包括士人思维模式的转变。唐代人的时间意识仍然是自然时间，而不是历史时间，他们绝不会像今人那样相信人类能看到未来的前景，更不会据此去设计未来，三代之治仍是他们的理想国，是他们判断社会治乱的标准。但是，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聪明的宋代诗人另辟新径，用思理取代情韵，创造了宋诗的繁荣，而明代诗人由于缺乏对时代嬗变的认识，他们想要回到唐诗的努力却变成了一种失败。说到底，唐诗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想象，是很少思辨的情感抒发。后世人不可能再去写注重意境的唐诗，就像古希腊的悲剧不可能再现，因为人类思维已经走过了自然阶段，进入了历史阶段。今天的小说恐怕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最好的小说似乎只能出现在各个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而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时期，小说便失去了它固有的特质。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文学史是残酷的。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四言诗被彻底抛弃，仅仅保留在铭箴中，用来表彰一个人的生平。五言、七言成为主要形式。声律的运用又产生了近体诗，与不讲平仄的古体诗各擅胜场。大体上，唐代古体诗继承的是魏晋六朝的传统，多用于反映社会现实，而近体诗由于字数和声律的限制，更适宜表现个人的情感意绪以及显示语言的能力，体现出喜爱秩序的美学趣味。诗歌在唐代占有崇高的地位，帝王的喜好和科举的实行功不可没，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布衣、妇女、僧人、道士等，都喜欢写诗。可以说，诗歌创作是唐代文人的事业，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他们深信，诗人在历史上的声誉将高过帝王，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流传后世。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遍览唐代诗歌，内容涵盖了仕途羁旅、山林隐逸、边塞风云、怀古伤今与男女情爱。都市的酒肆、山野的寺观、江上的舟船，处处都留下了文人的题诗。他们诗酒唱和，其深厚的友情足以让现代人惊羡不已；他们描摹风景，几乎把山川形胜一网打尽。这说明，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唐代的确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朝代，儒释道三教并立，除唐武宗时期的毁佛外，大体上相安无事，这其实也是中国人宗教性淡薄的表现。山林与边塞、佛教与女性，构成了唐人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士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兼济”追求人生的成功，用佛教的“无执”获得失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违和感，他们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整个唐代社会，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被杀的诗人，有发疯的诗人，但很少有自杀的诗人。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对于人生积极的一面，是用儒家来予以鼓励；对于人生消极的一面，是用文学来提供慰藉。在唐代诗歌里，可以感受到从古代一直传下来的士人的狂狷精神——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唐代社会的开放还体现在接受外来事物的自信上。社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对个性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鲁迅曾在《看镜有感》中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成为唐代文人的重要人生观外，来自西域的音乐、绘画、雕塑、服饰，都羼入唐代宫廷、士人与庶民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唐代社会的充沛元气。
这种开放也体现在男女关系上。后世所谓“脏唐臭汉”，其实是指唐代男女之间的交往比宋以后更加自由。讲究男女大防的宋代人一眼就看出原因来，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唐代笔记《北里志》便详细记载了京城红灯区平康里的状况，每个州县府都有营妓、官妓和私妓，供官员们饮宴时的歌舞享受。这种关系往往会在身为官吏的士人心里产生同情与共鸣。不了解这些社会背景，就不能真正了解唐诗。那时的女性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颜真卿任临川内史时，当地秀才杨志坚嗜学家贫，妻子王氏向他索要休书。杨志坚写了一首诗赠她：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王氏拿着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颜真卿最后竟准其改嫁。大历诗人秦系隐居剡溪，因家事获谤，垂暮之年还与妻子离异。友人刘长卿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是又一个朱买臣的故事。可见，唐代女子的地位并不低，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男子对此的态度也较为豁达。如敦煌发现的离婚文书即写道，但愿前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代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说到底，文学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诗歌是人类心灵的反映，有其超越性和恒久性，它不像政治和经济形态那样线型地演进，而是能与今人息息相通。在精神方面，现代人并不比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是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蒂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英国诗人奥登曾在悼念叶芝的诗中写道：“诗歌不会让任何事发生。”诗歌关乎人类精神，只与人性的价值有关，它本身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无论古今中外，诗歌都是寻求更高的人生。因此，在奥登看来，诗歌总是能在统治者的不干预下于山谷间静静流淌，最终在某个偶然的瞬间流进大海。在这首诗里，奥登还写道，诗歌可以克服人性的缺陷，“把诅咒变成葡萄园”。对于唐诗的阅读，亦可作如是观。除了人生的体悟，农耕时代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显然也要比今人更加丰富细腻。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丽·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关于唐诗的研究著作早已浩如烟海，成果斐然，本书不想在这方面增加新的东西。这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本诗歌随笔，是我个人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作为一个唐宋文学专业出身的人，年轻时曾亲炙千帆先生、孝萱先生、勋初先生等名师，又在大学从事了多年古典文学的教学，这里面也藏着一个还债的心愿。诗人行年事迹都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选诗则采用通行本，注释力求简约。谈及每个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是要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个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我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或者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几篇附文，分别讨论了唐代的女性诗、僧人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在这个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常会想起杜甫“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诗句。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我常想，假如从来没有过唐诗，我们的精神将会是多么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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