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边缘(中篇小说)

                       作者/冯积岐

如果惠回想起往事的话就能记得，那是她离开熟稔的农村到省城里来的第三个星期天，她将新买的英语课本装进书包里从市中心那家最大的书店里刚走出来的时候，下雨了。突如其来的雨点如坚硬的土粒打在了她的脸颊上，耳垂尤其觉得冰凉。当时，惠的想法极其单纯:尽快地穿过宽阔的街道到对面的站牌下等待开往郊区的班车。步履勿忙的行人用肥厚的胸脯宽阔的肩以及傲慢的城市步伐置成了一道障碍，她左躲右闪地钻过去站在人行横道前。人行横道的白色标记被穿梭的车辆碾过去，条子布似的抖动。秋风随着雨点的摆布而止。城市里的风经过高耸的楼房一挤，就比田野上的风更集中更刁野更具有打击力，惠打了个颤。她看见开往南郊的3路公交车摇头摆尾地从西向东而来了，她急于完成街道的穿越就踏上了人行横道。鞭子似的喇叭声猛抽过来，她刚站稳当，一颗肥大的脑袋从搖下玻璃的车门上伸出来了,小车司机用具有城市意味的粗话骂了她两句扬长而去了。她听见有人在她的身后窃笑。城市里的骂人也是城市式的，语言的使用缺少农民的粗俗和忠诚,但是毒和恶的深度和广度比起农村人的出言是有过而无不及:两句话，仿佛就将她的衣服剥了个精光，她觉得赤身裸体无地自容。逃离屈辱逃离街道逃离城市,这才是唯一的;而招致的结果是又一次挨骂;这一次，她没有听清楚骂人的言语，她只看见司机那砖头似的脸和一脸的没文化。她总算穿越过去了，以遭人辱骂而作为代价。

上了公交车，惠看着玻璃窗上的雨水自上而下流去，她的心湿了.她只是想哭。原来.街道是别人的街道，城市是别人的城市！这街道，这城市，和她这个农村人无缘。她仿佛是一个多余的人。这个想法影子似的尾随了她好长时间，使她难以摆脱。

回到宿舍里，她那沮丧的情绪和农村姑娘的自卑依然棉花似的塞在她的心里。睡在她上铺的王丽娟以为她为淋了雨而懊恼，她拿出来她的衣服叫惠换。惠不换。进城时，惠只带了三身衣服:一身春秋衫，一身毛衣和一身棉衣，她将她的寒酸和家境的窘迫一起带进了这所高等学府带给了她的同学。她脱掉衣服蒙头盖被睡到了晚饭前:吃晚饭时，她才将街道上的遭遇和在公交车上所产生的想法说给了王丽娟听。王丽娟也是从本省的农村来读自费大学的，她的漂亮她的成熟和年龄相仿，只是她那含有乡野之气的强悍和校园里的气氛和她本身的存在很不协调。王丽娟听罢，不以为然地说，农村人咋啦，走着看吧;这城市和我家苹果园里的狗差不了多少，只要你牵着它，它就会乖乖地跟你走。王丽娟后来的如鱼得水充分证明了她并不是口出狂言。王丽娟成了惠对付城市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她们走过了大致相同的路。

后来，惠细细地回想，那个星期天，站在秋雨中等车的她是一个很彻底的农村姑娘:农村人的服装农村人的发型农村人的举止，连嘴里哈出的气息也带着高粱花的味道。她那亮丽的农村特质不可遮掩地暴露在城市包围之中,成为城市人最容易攻击的目标。还是城市教会了她怎么做人。以后，她将小车司机骂她的话轻而易举地掂过来,偶尔的应用得心应手，而且夹杂了一些农村里的方言土语,使骂人也变得两栖化，成为城市和农村的混血儿。惠是连考两年不中而读自费的。整天埋头于诸多文学书籍中的惠的学习成绩偏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考不中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考场上并不比试你对外国文学的熟知程度。惠的幻想比其他的少男少女更浪漫更色彩，她的目光从某个大学里的中文系上超越而过紧紧地盯着诗人或作家。大学的门槛无情地将她拦在了校门之外，做诗人当作家的愿望并未因此而熄灭。当她闻讯省城里的古都大学中文系招收自费生就糊里糊涂地报了名。母亲坚决反对她读自费,母亲没有过多的道理对她讲，母亲用目光给她指了指几间黯淡无颜的厦房和土墙上垂头丧气的茅草，只是说:咱这个家?你看咱这个家。母亲的双眼里盛满了做人的艰难和生活的威逼。惠猛然间发现母亲老了，母亲竟然老得这么快!母亲的老去没在夹杂的白发中也没在面部深刻的皱纹上,老的标记在母亲那一双曾经是非常细腻非常白嫩的手上；母亲的双手青筋毕露,手上众多的纹路如同被雷雨刮过土地之后裸露着的犁铧犁过的印痕:鲜明，伤心。手的颜色在暗红和褐黑之间,骨节上的皮肤松驰得特别厉害，手指头不再端直了。母亲的手和四十五的女人连接在一起使惠觉得有点难为情又不得不接受它的存在。这就是她的母亲:她那斑斓的幻想在母亲凄婉的目光中一寸一寸地缩短着;她还读什么自费?她像坐在考场里正面对着一道费解的数学题偏偏监考官正盯着她，腹背受敌，局促不安。这时候，父亲发话了，父亲宽厚地笑了笑;父亲说,我们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叫惠去读一读大学也随了我们的心愿。父亲的话当然是说给母亲听的。父亲窃以为,惠读了大学以后就会有难以预料的出息的。在父亲的眼里，惠不是一般农村姑娘所能及的。读高中的时候，惠在一家市级刊物和一家省级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两首小诗之后,父亲将女儿的名声在村前村后扬遍了。女儿是他唯一的骄傲。他心甘情愿付出牛马般的劳作供养惠去读自费。在那一天，惠的胸中涨满了农村女孩儿的情感，她含着眼泪叫了一声爸和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只是在心中给自己说，绝不白花父母的一分一文，一边读书一边挣钱养活自己。当晚，她在日记本上写一篇浸满了感情的文章用来记录进城前夕的心迹。

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惠就失望了。惠的失望产生于她对自费读大学的看破:原来，她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教师们用来进行“创收”的对象。用父母亲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买一张一文不值的结业证书，这才是读自费大学的实质，尽管同学们避而不谈，许多人心中是明白的:这是欺骗。有时候，人的满足完全在自我欺骗和被别人欺骗之中，欺骗能给人带来麻木般的愉悦。受骗使她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挫伤，可她毕竟看出了欺骗的端倪:城市里的欺骗比农村里的欺骗和蔼得多伪善得多。惠从城市本身学到的远比课堂上的多。这就是收获!她的自费没有白读。由于她看破了,她的失望就极其短暂就极其明晰。

在未踏进这所大学之前，惠在想象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补充着高等学府的完美;包括优雅恬静的环境，包括极具情调的大学生生活，包括知识渊博令人尊敬的教授。进了这所大学，惠猛然间觉得，这环境这教授都似曾相识。究竟在哪儿见过?她想起来了，在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书本中那些教授的迂腐平庸和现实中教授们的迂腐平庸是等量的，多半个世纪的时间不但没有隔断他们的联系而且把他们身上共同具有的那些味儿溶进了一个容器,使人难以分辩。惠为她的敏锐的感触而暗自吃惊。

在惠的心目中，教授托尔斯泰的那位年轻的副教授是最值得她尊敬的一位先生。副教授将托翁的道德观强调到了过分得不能再过分的地步，学生们总觉得教授本人就是一个正人君子，惠甚至觉得，副教授的道德情感和她的父母亲以及故乡农民们的道德情感一脉相承。因此，她首先产生了接近这位年轻副教授的愿望。

踏进副教授的家门后惠才知道，副教授的妻子到异邦进修去了，副教授独自支撑着家的门面。副教授的热情不受任何羁绊,几乎超出了师生的那层关系。学者气氛麦浪似的在副教授的书房中荡起了层层涟漪。惠的陌生感紧张感在和副教授的交谈中渐渐地松懈了。花卉一般的热烈情绪在不经意间流动着。惠从副教授的口中得知，他们一家是老城市人。惠用看城市人的眼光看着老师。副教授关注的是惠的学业关注的是惠的写诗作文关注的是惠结业以后的出路。惠就毫不掩饰地给副教授说，她是一个携带农村户口的女孩儿，结业以后恐怕是没有任何出路可言。副教授慷慨地对惠说,结业以后的工作由他负责给惠安排，惠当然很感激了。从副教授那里出来,惠觉得，一个农村姑娘要变成城市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希望，只要有副教授那样大度而善良的人存在。

惠写的关于托翁道德观的一篇理论文章在学报上发表了。 惠欣欣然地拿着作品去见副教授，副教授的一只显小的眼睛在惠的文章上溜达，另一只显大些的眼睛用来注视惠。副教授的心猿意马使惠有点不安，惠抱着膀子端坐着，她别扭地掩饰着瞬间产生的羞涩。惠不合时宜地问副教授她的文章写得怎么样，副教授连声说好，副教授将“好”不断地延伸,副教授说农村姑娘好，说惠本身就好。副教授俨然一个不高明的外科医生笨拙的解剖着农村姑娘的漂亮和纯真。副教授暗示惠:这是她取得城市身份的最可靠的资本，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当副教授话中的意味十分明了之后,惠很小心地告辞了。惠毕竟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对作品中的暗示、隐喻、象征等技巧是娴熟的。况且，惠是初到城市，城市还没有对她浸淫。

惠将她和副教授的短暂交往说给了王丽娟听,王丽娟一听，表示由衷的遗憾，王丽娟说: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一个农村姑娘!当时，惠对王丽娟的遗憾还有点蹊跷，王丽娟哈哈一笑:惠，你真是傻大姐一个!

这两句话使惠后来回味无穷;她的开窍始于王丽娟的这些启示。惠是不会做傻大姐的。

王丽娟以为她很城市了，其实，王丽娟完成的不过是农村姑娘的表面蜕化。王丽娟的逼近城市是从服装和化妆上开始的，她有了质地较好的衣服鞋袜，她用上了上档次的香皂口红，她的化妆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换;她的走路失去了农村姑娘应有的收效和轻盈，双腿扭动着引人注目,将挑逗在丰满的臀部牵牵挂挂。许多原因导致了王丽娟模仿的轻松,因为，浮在城市水面上的那一层轻浮的东西将城市文明掩盖了。不仅王丽娟是这样,就是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市民也不过是城市里的农民，他们并没有接近艰难而苦涩的城市文化，只是汲取了城市文化中最容易消化的那一小部分肆意地消费。

星期六吃毕晚饭,王丽娟就对着小镜子精心化妆。等王丽娟细心地制做好一个具有城市意味的王丽娟以后,惠只是羡慕和嫉妒;她的土头土脑仿佛是用来陪衬王丽娟的艳丽的，可是，她们相安无事，她从来没有问过王丽娟的行踪，以至星期天深夜王丽娟慵懒地爬上了她的架子床,惠也不问她在哪里度过了周六之夜和星期天。王丽娟的消费水平使她产生过质疑，她以为王丽娟的父亲是农村里那些发了财的大款，当她在王丽娟而前由衷地赞叹之时，王丽娟才告诉她，她的父亲去世了，日子的艰难和她的家庭极其相似。王丽娟笑道:惠，你错看了我，二十岁的姑娘了还靠父母亲?父母是最靠不住的,这个人世上,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王丽娟嘲弄惠:你不是你自己?

自己?自己是什么?是豆蔻年华?是二十岁的漂亮?惠没有深入地想过自己本身。王丽娟的发问竟然使惠对自己本身有些迷惘了。

王丽娟似乎是很诚恳地问惠:你说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惠说活着就是活着，什么也不为。王丽娟说不对。王丽娟说活着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惠想了想，这说法似没乎有什么错，她顺着这个思路去问自己:你满足了自己的什么?惠由疑问而产生了一种很卑微的感觉。

在学生食堂里惠常常吃的是最实惠最便宜的那一种菜,为了不使自己太难堪,她或者提前几分钟进餐厅，或者等餐厅里人逐渐稀少之后才去餐厅。她只有一身衬衣，天暖和的时候尚可以对付，入了冬，每逢要换洗，她就光着身子穿着棉衣。人学八周了，她只进过两次城;每逢周六，同室的同学就把一个空荡荡的宿舍留给了她，她躺在床上一本接一本的读书，从《北回归线》到《罗马史》，凡拿到手的她都读。活动量的减少节省了一份廉价的菜或一碗扯面。当她合上书本之时，遐想便由床空人去作为起点，床上的人便在她的心中活动了，活动得心中如荒草地一般。

她想方设法节省着手中的每一分钱，她最明白，父母亲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她说过，入学以后不要父母亲再接济，可是,父母亲还是定期给她寄来生活费用。每当她接到汇款单去学校里的储蓄所取款时，未免心虛气短惶恐不安。她凭什么去挣钱养活自己呢?多半个学期过去了，她只在省报的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她寄出去的诗作全都泥牛入海了。

即使这样，惠还是讨厌被人怜悯。王丽娟虽然在心里可怜惠却不敢明目张胆地怜悯她。王丽娟一看惠脱下衬衣光着身子穿棉衣就将自己的一身线衣抱出来叫惠穿。惠没说什么，她穿上棉衣,打开窗户，抓起王丽娟的线衣从三楼上抛下去了。惠厉声问王丽娟:你以为我可怜是不是?你还是去可怜自己吧。惠很含蓄地讽刺王丽娟，王丽娟只是苦笑。王丽娟从此明白了,这个读了许多书的农村姑娘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怜那么傻。

惠破例穿了王丽娟的一件大衣 是在冷风扑面的周六之夜。那几日，惠正为身无分文而苦恼。王丽娟大概看穿了惠的为难。周六之夜，王丽娟约惠去跳舞;惠很少涉足舞场，那天晚上，惠只所以应邀，一是不能再给王丽娟没面子，二是为了解除自己心中的烦闷和苦楚。冷风像一只狗蹲在门外随时准备咬人,惠就穿上了王丽娟的一件大衣。出租车是王丽娟招呼来的，一上车，惠小声问王丽娟去哪里?王丽娟说去跳舞呀。到了东郊,惠才明白，她们来到了开发区。一进歌舞厅，王丽娟便被簇拥了，惠也未被冷落,这显然是王丽娟精心安排的。在慌乱而柔软的音乐中惠有点笨拙，特别是那虚情假意的灯光使惠觉得很压抑的,两个回合，惠释然了许多也熟练了许多。惠是一个无论干什么事都很投人的女孩儿;她完全投入到跳舞之中，舞伴的一只手从跳舞中抽出来放肆地伸向了跳舞之外，在惠身体上的某个部位去试探，试探的进展使沉人其中的惠猛然惊醒。原来，她在舞曲中存在着，她在这个城市里存在着。她是她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了。她很机智地拦住那只手的去路，落落大方地还原了跳舞本身。舞伴淡淡地说:小姐真老练。惠的五十元小费就是从这个舞伴那里得到的。惠无需记住舞伴的模样，舞伴属于什么阶层惠也无心去留意,惠的感觉中只残留着那张毛茸茸的脸。残留着由那张脸衍生的不舒服。夜半之时,惠带着一丝倦意走出了舞厅。王丽娟将惠送上了出租车。惠从半闭着的车门中探出半个身子问王丽娟:你不回去，睡哪儿?王丽娟咯咯一笑:快回去吧，我不会睡在大街的,傻大姐。

躺在冰冷的床上的惠的睡意全消，思绪无比清晰。她恍然明白,王丽娟是靠自己的本身在这个城市里读书做人的。她将手搭在了自己的胸脯，手中的冰冷通过细柔的肌肤传导了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她的手臂从胸脯上向下滑去,一路上送给思维的除了冰冷还是冰冷。她对母亲说她冷，她冷;母亲抱来一床被子压在她身上，她还在抖。母亲伤心地说，惠,你病了，你是在发冷。母亲紧紧地抱住了她。她不再抖动，她觉得有一种依靠感。她蜷起来，将双手压在了大腿跟，手掌的外侧紧贴在身体最敏感的部位。身体上那最少部分的温暖使她躁动，一种渴望感随之而来了,她急切地渴望王丽娟所得到的温暖。她发现，她紧扼着渴望的咽喉，一旦松开手，那渴望就会腾空而飞。她是在为难自己压抑自己。她并不厌恶王丽娟，就是厌恶，也是一种渴望的虚伪的变种。在寒冷的深夜，惠想得浑身出汗，她裹着被子坐在了床上，窗外，城市的灯光仿佛浸在了混浊的河水中。城市里的夜晚不比农村:城市里的夜晚仿佛半睁半闭的眼睛，很不踏实:黑夜犹如一块幕布将许多东西遮掩着。声音、光线和人的意念在黑布下随时蠢蠢欲动。农村里的夜晚是老老实实的，是未经修饰的文字,夜晚会将人带进缥缈而旷远的境界，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静虚。黎明时，惠才在那张孤零零的床上入睡了。惠一觉睡醒，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只见王丽娟坐在她对面的那张床上。惠在被窝里问王丽娟几点了。王丽娟说下午一点多了，王丽娟含着笑:你真能睡呀。惠问王丽娟是不是刚回来。王丽娟说就是，王丽娟问惠昨晚怎么样。惠说不怎么样。王丽娟说，你多虚伪，拿了人家的钱，还说不怎么样。惠怕就怕把“钱"说出来，王丽娟偏偏说出来了。王丽娟说得更露骨:他们花钱买快乐;我们挣了钱，图了快活，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王丽娟一看,睡在被窝里的惠沉默得如一块石头就重复着她那句话: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一个农村姑娘。这次，惠听出了王丽娟话中的意味:农村姑娘值几个钱?农村姑娘算不了什么的。王丽娟的话触到了惠的痛处，她在回忆昨晚上的钱是怎么得来的，那张恶心的扁脸浮上了记忆的水面。王丽娟说道:不要以为咱得来的钱不干净。他们的钱是从别人身上掏来的，就像校方掏了我们的腰包一样，我们再从他们身上掏，从这个城市掏,这样做合情合理。王丽娟从衣服口袋里摸出来一张百元券，她晃了晃说，这是歌舞厅的丁老板付给你的;我们不会白跳舞的。惠穿好了衣服，她看也没看那张钞票。王丽娟说：怎么，不要?傻大姐，总有一天,你会张口要的。好了,我去请你吃一顿川菜,何必亏待自己呢?不要以为你是在读大学，别人哄咱们，咱们不能自己哄自己。这就不是读书。读了也是白读。

惠坚持不去。

王丽娟连拉带拽地将惠推进了一家川菜馆。

惠偶然翻开一本《小说大观》杂志才知道她尊敬的那位作家在这个城市里的文联供职。几年前，惠读高中的时候就读过作家的好多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当时，惠曾产生过给作家写一封信的念头，可她不知道作家就在这个城市里。这一次，惠又读到了作家的小说，小说是写一个农民父亲和母亲的;作家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真诚的情感使惠产生了短暂的共鸣，惠在读作家的小说的时候大概将小说中的农民父母亲和自己的父母亲联系在一起，情感中荡起了波澜，她流泪了，她重新产生了结识作家的强烈愿望。合上杂志不久，惠的想法就变了。不过，她还是想结识作家的，她的愿望和读高中时的愿望大相径庭，她不是为了当面去感激和恭维作家。惠另有企图。

作过诗的惠给作家写了一封诗情荡漾的信投石问路。信发出去之后惠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惠虽然从作家的作品中读出了作家情感的丰富，作家能否给她回信她还把握不住。作家已是小有名气了;在惠的想象中，给作家写信的人甚至想委身于作家的女孩儿不止一个两个。三个星期揪心地过去了，惠失望了。惠对自己的举动很悔恨，作家对她的轻贱使她受不了，她又写了一封信极尽言词讽刺挖苦作家。她险些儿将信投出去又没来得及投。这时候，作家来信了。作家短短的三五句话使她又惊又喜，她觉得，已从字里行间寻觅捕捉到了作家的情感走向和可以供她利用的信息，接着，给作家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她的一篇小说，小说的情节和她正在操纵的生活大致相同。也许，她是按照她的小说情节的设置开始了和作家的交往。几天以后，她去了市文联。她在那间简陋的卧室兼工作间里见到了作家。作家只身一人在省城,这是惠未曾想到的。作家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标准的一介书生。作家一点儿也不洒脱，言语笨拙而吝啬，他们交谈得很涩滞，缺少侃侃而谈的气氛。她不时地将目光投向作家身后那张窄巴巴的木床:床单并不很干净，半个床叫书籍占领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又有几个人来找作家。作家临去办公室之前她说她有些冷。她身上的衣服确实很单薄,天气确实是变化了,她确实显出一副发冷的样子来。作家就说，你上床去拉开被子暖和暖和吧，我有几个要紧的客人去招呼一下就来了。这正是她设计的情节之一。于是,她上了床;上床之前，她主动关上了窗户掩上了门。躺在作家的被窝里，惠的想像犹如田地里的禾苗一样疯长:走进门来的是一个漂亮多姿的姑娘，姑娘是作家抱到床上去的。作家撩起了姑娘的裙子，就在即将人戏的那一刻,作家断然推开了姑娘,说他有事得出去一下。在这期间，作家进来了两次，匆匆而人，匆匆而入，惠想从作家的表情中看出一点什么来,可是，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她只看到了作家的身影，作家似乎忘记了他的床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漂亮多姿的姑娘和作家就在这张床上作爱,姑娘拿牙浅浅地咬住了作家的肩,一只手抓住了床单。惠松开了抓住床单的手,床单被她揉绉了，她从床上爬起来。已临近吃晚饭了，流逝的时间将她饱满的想象挤成了粉末。作家回来了,作家打开了窗户，作家问她还冷不冷？她说她不冷了。作家带她到街道上去吃了一顿简单的饭。这和她的小说中虚构的情节有了出入。她的生活中就不需要这样的情节。她原以为,生活不会走出她的预谋的，和作家第一次相见的情节使她有点沮丧。她和作家没有说多少话,临分手时,作家给了她一线希望:星期天约她去冷湖公园里玩。

作家提前几分钟到了公园门口。作家对时间的遵守充分说明了作家的一丝不苟。公园里的作家和房子里的作家判若两人，作家很健谈。谈话从惠的小说入手。小说写一个进城求学的农村女孩儿和一个作家的交往。作家对她将做爱的过程写得如此淋漓尽致表示惊讶。作家不能接受的是场面:女孩儿和作家在学生公寓里做爱而同宿舍的姑娘却无动于衷安然入睡。作家说，这样写，是国人难以接受的。而惠以为这一节正是最缺少虚构的最真实的。惠告诉作家，这事就发生在她们的学生中间，惠在写小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将一些有钱的人和一些有利使女学生可图的人换成了作家。作家由此而谈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作家的身世是由生活二字引出来的，作家说，他也是来自农村，进城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惠似乎不相信作家当过十年农民。惠说，你看你的那双手，就不是农民的手。作家不觉伸出他的手，惠似乎是自觉地抓住了作家的手叫作家自己看;这一细节是惠苦苦地想出来的。她在作家看自己的手的那一刻，惠井没有放弃抓住，她决然地将那一双手捡起来捂在自己的脸上了。接下来的搂抱接吻是情节中的必然。她在作家的怀里呢呢喃喃地重复着男人和女人们搂抱时或做爱时那句通用的话:那句火爆而热烈的话仿佛冷水泼在了作家兴奋的情感上，他轻轻地推开了她。作家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的人。

到了下一个星期天,作家如约来到了她的宿舍。她身上的衣服很少,只够作为表演的道具使用。她将女孩儿的气息张扬得满房间里都是。谈话的中止是她借故肚子疼。她躺在了床上。她吩咐作家坐床沿给她揉肚子，她为能指挥动作家而沾沾自喜。原来作家也是容易被女孩儿摆布的。作家的一只手在她的肚皮上有分寸的运动着。她拉住作家的手臂咯咯地笑了:我的肚子一点儿也不疼。作家也笑了:我就知道你不是肚子疼。你真精明!她将作家的手臂一拉，作家顺势和她并排躺在床上。又是搂抱又是接吻,在她的半推半就中，裤子还是褪到了脚踝。当作家快要进入她的身体的那一刻,她一把将作家推到了床里头，她迅速掩上了裸露在作家眼目之下的身体。她抿了抿纷乱的头发,看着沮丧的作家说，我不能给你，我是农村人，我回到农村还要嫁人。她问作家:你就不怕我嫁不出去?她说农村人可讲究那个的。作家接着她说，你不是说爱我吗?她笑了:你不爱我呀。作家说，谁说不爱你?她推开了作家，说道:这就要看你以后的表现了;表现好，我就给你。作家弄不明白，她所言及的表现是什么。作家怏怏不乐地要离去，她及时地扑到作家跟前双手揽住他的脖颈问他:你真没有耐心了?陪我到街道上去走走吧。作家自觉地走进了她的情节圈套,走进了一家商场。她挑了一双质地较好的皮鞋,说:怎么？没带钱？作家恍然大悟，他迟疑了一刻，看看她那双逗人的大眼睛才给她付了款。她领着作家上了五楼去选择裙子。作家还未等她选好，就说:改天进城来买吧，还是市内的面料好。她能领悟到作家话中的意思，他大概没带多少钱，她还是让作家下了台阶。站在商场门外,她给作家来了一个飞吻，结束了星期天的约会。

她牢牢地将作家的胃口吊住使作家欲得不能得，不得又欲得。

她断然地掐断吊住作家的那根线是她已经看穿:作家不愿意再游戏了。

她最后一次和作家分手也是在一个星期天。提前几天她就和作家在电话中约好了,作家答应带她去最繁华的长春路给他买裙子。星期天早晨她就去找作家，作家借口有紧要事情要办而将去长春路买裙子的事推掉了。她暗示作家:这是你表现的一个机会，这次如果表现好， 从长春路回来以后其它的事就顺理成章了。作家的冷淡如石头一般。她几乎将她的暗示挑明了，作家表示出了不可收拾的讨厌，她有一种被人打败了的感觉。可她总不能像王丽娟一样死缠住男人不放，她还想从心理上将她和王丽娟区别开来。差不多是作家将她从门里推出来的，她比上一次失败得更惨。

回到学校她无比伤心;她对作家十分愤恨，她趴在床上当即给作家写了一封信，她写道:我原以为你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原来，你是那么的虚伪和丑恶!你的花花公子形象在我面前暴露无遗。你以为我是一个农村女孩儿就可以轻易玩弄?我要揭穿你的嘴脸,让女孩儿们都明白，借辅导女孩儿的作品而辅导女孩儿的身体罪恶地占有她才是你的目的。你还想成为一个大作家?休想!可怜的作家……

她将信投进邮筒以后,对那封信产生的效果设想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作家面对那封信十分暴怒,立刻会写信骂她;一种可能是作家读了信以后又会来找她，作出理想的表现。几个月过去了,那封信却泥牛入海了。

后来,她在整理习作时才发现，她写给作家的那封信就是她的小说中那个女孩儿写给一位作家的信，几乎只字未变。底稿在她那里，而誊清的稿子还压在作家手里。她后悔极了，她是不该将习作拿给作家看的，大概在作家的眼里，她的人生作品极其拙劣。

从作家那里回来的当天晚上，她敲响了副教授的门。

惠躺在副教授那张松软得近乎阳痿的床上。她想，在这张床上曾经躺过副教授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有一个或几个和她命运相仿的女孩儿。惠曾经在心里暗暗地计较过。现在的惠已经不计较了,对这张床她已经和副教授的身体一样的熟悉;她的紧张、羞涩、不安和身体上的痛楚已被熟悉所吞没。熟悉就像一把刀子，在无情地吹去陌生的同时让麻木悄然地生长了。现在的惠完全被麻木的快感所俘虏。她的双手紧紧地捂住副教授的臀部，她明显地感觉到副教授那个东西如同紧绷的弓正在她的身体里松驰，她呻吟着本能地喊叫，她的所有意念都死了，活着的只有情欲;副教授在张扬的情欲面前开始溃退，支撑着他的身体的两条手臂颤抖着,从他的脊背流下来的汗水全都集中在她的手上了,尽管她哭似的喊叫着，副教授的无能是喊不动的，她感到他无可奈何地要从她那里逃脱的时候就死死地捂住他的臀部。逃脱是副教授的大势所趋，她抬起头来一看副教授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欲念如潮水般退去了。一丝不挂的副教授推给了她一副男人的丑陋。从稀少的头发干瘪的胸脯和少肉的臀部上她看到了副教授的缺少生机，就像这个缺少生机的城市一样，她对副教授开始厌恶，厌恶他的身体,厌恶他的精神。他的欲念的强烈和实际上的无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一个很不健全的他。你怎么能乞求般地要求他呢?你必须明白，副教授就如同这个城市,外表冠冕堂皇，骨子里是衰弱的。你是为了报复作家吗?你是为了证实自己吗?无论怎么说，你和副教授的性关系中有一笔不太干净的交易:副教授答应你，三年以后叫你不再回农村去，你供职的地方将是一家报社。你也相信语言是靠不住的，可允诺除非用语言作依据已别无选择了。我们生活在众多的欺骗之中，欺骗和真实混同以后,欺骗就有了更可靠的真实性，我们一旦走出欺骗，反而觉得真实也是虚假的。你乐意接受欺骗就像乐意接受副教授的身体一样。你既然接受了他，你就不能不无数次地说我爱你。这句谎言已经成了他们做爱前必不可少的装饰品,这也是他们为了各自给各自的虚伪和欺骗寻找一个搁置的地方。她的一只手搭在他的疲惫不堪上，看着他不可掩饰的丑态。

副教授昏昏欲睡了。躺在这具陌生的肉体旁边，惠开始想自己。她的父亲和母亲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们的女儿在省城里这样地活着。其实，他们应该想到才是。城市在无声地、无情地压迫着人。现在,她才明白，王丽娟所说的那句话的全部含意: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一个农村姑娘。农村姑娘对这个城市来说确实算不了什么的，苛刻地说,在城市的眼里她一文不值; 她从农村带来的农业文化包括贞操观道德观价值观在这个城市简直是不堪一击。她很快地认同了王丽娟，在精神上和王丽娟合并了同类项。

她并不抱怨她投错了胎，她并不抱怨她的父亲和母亲，睡在副教授的身底下去想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一方面可以分散自已精神和肉体上的投入，一方面可以产生一种被强奸了的滋味，这是副教授不可能想到的。

父亲和母亲也是属于那种被贻误了的一代人。当他们需要读书的时候学校因为他们是狗崽子而关紧了门。他们默默地劳作默默地承受，经常拖着一身泥水从不牢骚,他们盼望儿女们能将他们想读而没有读下去的书读完,他们对儿女们的容忍迁就全部源于这一愿望的实现。她的哥哥本来是有希望读成书的,哥哥的天资得到了他的老师的肯定;读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哥哥的学习成绩急转直下。在农村里呆久了的哥哥一点儿也经受不住小县城里泡沫似的骚动和热闹。他把学习的时间用来闲逛,身旁少不了可爱的女孩儿作伴;哥哥依他英俊的长相赢来了女孩蜂蜜般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哥哥要去学校了,他张口向母亲要钱，哥哥说出来的钱数目使母亲觉得可怕,母亲惊愕地问哥哥: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哥哥说你别管。母亲用近似哀求的口气说娃呀，妈没有那么多钱,卖了粮食的钱还要给村上交提留款呢。哥哥威逼母亲:你给不给?母亲坚持说她没有钱，哥哥不再使用语言和母亲较量了,他走进灶房操起了一把菜刀,举起刀就要砍自己的手，哥哥淡淡地说:你不给钱我就将手斫下了。眼看着就要刀落手飞，母亲吓得脸色苍白，她夺下了哥哥手中的菜刀，将压在炕席底下预备交提留款的钱交在了哥哥的手中。她目睹了这一幕,这场景,只有某些诱惑读者的小报上才有，在生活中，在他们的家里,演出这样骇怕人的一幕,她一时间被震住了,连一句责备哥哥的话也没说。第二天，出外做工的父亲回来之后悄然无声地将两袋子小麦装进了架子车,村干部催着要提留款,父亲除过出卖用汗水换来的粮食之外只能给人打短工。当父亲拉着架子车在毒辣的日头下,行走在县城街道上时候，哥哥大概和他的女同学正在餐馆里吃喝着。

暑假里，哥哥将他的女同学领进了家门，在破旧的厦房里,一对少男少女从天黑睡到天明，又搭进去了一个白天;女孩子妇人般的呻吟和吃吃的笑声烟雾似的塞满了家园。父亲和母亲的无动于衷使她十分诧异，他们对哥哥的溺爱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父亲和母亲连同哥哥一起将哥哥推向了深渊。当他为了三二块钱而将菜刀举向路人的那一瞬间，一把镣铐早在等着他。

哥哥被捕以后，父亲和母亲寄予了她过多的希望。他们不曾想到，她却躺在她的老师的身下，手臂蛇一样地缠着他。她流泪了。副教授以为她的身体和他产生了共鸣，以为她的眼泪是快活的的副产品，副教授趴在她的身上用舌头在她的眼睑下舔动着。

惠郊游回来之后突然产生了要回故乡去的强烈愿望。郊区的农民已经下镰收割了。她从顶着烈日挥动镰刀的农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她已经有两个夏收和秋收没有回去了，自己家里的8亩责任田不知父亲和母亲是怎么收获的。她虽然和王丽娟一样有了一身城市的包装，她的情感和农民并未割离。

她向校方请了假,踏上了归乡的班车。

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在城市里积蓄的紧张和疲劳雨雾般开始慢慢地消散。惠独自一人行走在通往松陵村的乡村土路上，天晴得很好，西斜的太阳光从道路旁边杨树的枝叶间点点滴滴地筛下来扑进了她的眼帘。目光里仿佛揉进去了清水一般的惬意。空气湿润而纯清。惠长长地呼吸着,在吐出城市里的混浊的同时将田野的单纯贪婪地吸进了腹腔。即将开镰收割的麦田一望无垠，田野上安详而静谧。在夏收秋播的紧张时刻，母亲可以在日头下连续干三大晌而只啃些干馒头喝几口凉开水。她独自吞食着日子的艰难对付着生活的窘迫。母亲也有委屈的时候，她从不向谁诉说她的委屈,而是将委屈嚼碎硬咽下去，有时独自坐下来默默地流几滴眼泪。母亲的自尊和忍耐曾经感染了她，她一想起母亲就难受，就觉得欠下了母亲一笔没有偿还的债务。农村女孩儿最朴实的想法在这一刻完全控制了她。

她叫了一声妈。

母亲回过头来朝她笑了笑:是惠?母亲手中的活路并未停,镰刃上暗红色的铁锈从磨刀石上正向下流淌。她要替母亲磨刃子，母亲说，你看你那手，弄不好就会割破的。她拉了一张凳子坐在了母亲跟前。母亲略去了虚伪的客套问她饿不饿?她说不饿。她问父亲哪儿去了?母亲平静地说,赶集去了。她以为父亲进城置买夏收的农具去了。当母亲告诉她父亲进城去卖耕牛时，她似乎触摸到了家庭日子艰难的程度,不然,已临近收割,父亲是不会卖掉耕牛的。母亲叹息了一声:我和你爸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我们也舍不得卖牛;卖了牛,犁地就要花钱的。不卖牛,你哥就得吃大苦。惠一听,有点紧张:我哥咋啦?母亲说,你哥来信要1000元。他要钱干什么用?母亲说，你不知道，我们每年要给你哥花几千元，和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花销差不多。母亲的嘴角动了动，闪上来的苦笑向面部扩张，她内心的黯谈和外部世界的压力很难平衡，母亲大概觉得用坐监和读大学相比太滑稽了。母亲说，去年你哥来信要钱，我们卖了一只羊一头猪才凑够了数字。你爸给人家打短工能挣几个钱?家里的余粮卖完了，刚能接济上吃新麦,我们只能卖牛了。惠大感不解:我哥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母亲说,我和你爸也是这么想的，我们都不知道，西街的兴旺进去过几年，他说起了他的坐监，我们才明白了,你哥要钱是为了送人。给人送了钱，你哥才能干一些能拿得动的活路，兴旺说，在那个砖厂里是够要命的，出砖时，将衣服在水里泡得能拧出水来，穿上湿衣服进去，一架子车砖头还没装满，衣服就能点得着火了。那个热呀，你哥能受得了吗?惠一听，有点生气了:他坐监就得吃苦，你们能承受了,就卖吧，将这几间破房子也卖了去。母亲说，我们怕这十五年你哥撑不下来。做父母的就是为了儿女们活着。惠觉得她没有责备父母亲的权利,想想自己，给父母亲带来了什么呢?

父亲回来了,父亲失去了他的耕牛将一根毫无意义的鞭子提回了家。

父亲说，他卖了牛随即就将一千元寄出去了。 父亲很坦然,听他的口气仿佛是园满地完成了一次任务。惠从父亲多皱的脸上看不出生活的重负。当哥哥宣判以后，村里的闲言碎语雪片似的向父亲扑来了，父亲的毫不在乎使莫衷一是的议论失去了任何意义。只有母亲明白，父亲将冰冷的内心封闭着。作为狗崽子的父亲，他的人格不止一次地被凌辱过。父亲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扭结在一起并非性格所致，父亲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回答了他的十七岁，十七岁的少年也曾经梦想成为作家或画家，这是惠从父亲留下来的书籍和些诗文书画习作中读到的。现实犹如一张醒目的警戒牌以“不允许”三个字回答了他。和父亲一样聪慧的姑姑挺身而出用她自己的美丽给父亲换了一个媳妇，母亲以换亲的方式走进了这个家。父亲匆匆忙忙地结了婚,二十岁刚过就做了人之父。父亲对儿女们的疼爱也许是为了弥补他童年和少年缺少温馨的不足，而命运偏偏在捉弄他。捉弄他的不仅有哥哥，也许还有她自己，惠在想。

惠给予母亲和父亲情感其实是为了根治自己的内疚。惠对母亲说，今年的麦子咱叫麦客割吧。母亲笑了:割一亩麦二十多块，八亩麦要花多少钱，咱哪里有白花的钱?惠说,花多花少不要你们管，我给麦客开。母亲说，你在读书,我们不管你就万幸了， 你哪里来钱开?惠说，这就不用你们管了。母亲说,不要说花多少钱，收麦天，我和你爸闲着,就会闲出来病的。惠这才意识到,父亲和母亲毕竟是农民，他们的想法和城里人相去甚远，他们对活着的要求就是劳作。

躺在两年多没有睡的土炕上惠难以人睡。窗外,虫子的叫声幽幽怨怨的;月光像一面镜子照亮了她心灵深处的暗角。母亲婉转地追问她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言外之音十分明确:你是靠什么养活自己的?不义之财不能取，人要活得有志气有尊严，母亲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界定女儿的行为。她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她承认她的钱是从那个城市里掏出来的,她承认她的钱是从城市里的男人们的身上掏出来,但她不承认她的钱来之不义。她只承认，那些从女孩儿身上获取快乐的男人们的钱才来之不义。当某公司的经理将一条金项链挂在她的脖颈上的时候，她不经意地问他值多少钱?经理说，戴这玩意儿的不花钱，花钱的不戴它。她巧妙地利用自己吊住了经理却使经理无法得手;经理在她面前夸口,他睡过的女孩儿有数十个，什么行当的都有，就缺大学生。他以为她是正宗的大学生就抓住她不放。他的欲念越强烈，她反而使他难得手，她的钱就是这么得来的,她能对母亲说吗?不，她只能欺骗去。惠横下了心，要和父母亲一起收完麦子以后再回城里。

惠一觉睡醒已是七点半了。如果在城里，这时候，她刚起来，急忙洗刷一遍，咬着一块烧饼，走进教室里去也不晚。农村里的七点半，庄稼人的镰刀已把平静的早晨刈乱了，收割的紧张汗水般地流淌。

惠换下了连衣裙，穿上了在农村时穿过的一身旧的衣服，上了地。父亲和母亲弯下腰身和茂密的麦子较量，汗水和麦杆上的污垢将父母亲的脸上弄得很花。母亲侧目看,说惠你慢些割，小心割破了手。父亲只是朝她笑了笑。细嫩的手抓着生硬的麦秸,不一会儿，双手就痛得厉害。她一看，右手上已打了两个水泡，镰刀把儿难以驯顺似的老想从她的手里跳出去，她越想攥紧越攥不紧，她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了右手上，随着一阵痉挛，镰刀不再听使唤，一镰下去几乎割在左手上。她想丢下镰刀却丢不下,她赶紧用左手扳右手，十只指头如硬柴棒一般，她从右手中取出来镰刀，指头在伸缩着活动着；她抬头一看，父亲和母亲已将她拉下好远了，她又弯下了身子，注意力从收割中分散出去逶迤:这只手曾经在稿纸上留下了不少诗篇;这只手曾经牵着道貌岸然和西装革履以及大腹便便的城市人滴溜溜地转;这只手曾经在城市的肌肤上游移浮动，这只手一搭上农村竟会如此生硬笨拙!她想，她大概和这小麦这乡村无缘了。进城的前夕，你说过，你是属于城市的，你向往着的是城市。现在，这双手就悬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那天的早饭，惠吃得很少。

晌午的日头很毒，未收割的小麦在太阳地里毕毕作响，蒸腾的暑气搭在天和地之间闪烁不定。惠一抬头便眼花缭乱了，头脑里嗡嗡地响。两条胳膊的痛疼和腰部的酸胀已代替了手的难熬。她越喝水口越干，喉咙眼里直冒因。父亲和母亲从容不迫，挥动的镰刀很有节奏。他们似乎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舞蹈。父母亲的舞蹈和城里人操作的舞蹈有着质的不同:城市人妄图用舞蹈调节或取乐，他们把延年益寿停留在单调的舞蹈动作上，农村人舞蹈着劳动的硕果，他们用舞蹈消耗着自己的体力和生命，生命在舞蹈中熄灭。这时候，城市人坐在有空调控制的室内或电风扇下或许还在抱怨老天的不公平，而农村人在烈日下还盼望太阳一天比一天大，一年的劳动就在这烈日中等待着农村人去抢夺。农村人对太阳的欢呼和城市人对太阳的诅咒共同勾织着这个都想得到的世界。当然，让城市人去关注收获的成败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目光盯着职位的升迁、奖金的多少、住房改善，以及股票菜价和吃水买面。小麦与他们无关。只有农村人为小麦而悬着一颗心，也献出了一颗心。惠挥着疲倦的镰刀对她向往的城市有了种恶狠狠的想法。

硬是坚持到了响午收工，惠的两腿走动得很艰难，她一句话也不想说， 也说不出口。她一双干涩的眼睛远望着省城那个方向，呕吐似的将吸进口腔里的尘埃向出吐唾着。

已经是半夜了，惠的头脑里还在嗡嗡的响，被劳动兴奋了的神经如滚烫的开水很难平静下来。身底下的炕席潮而沾湿。她想起了副教授柔软的床和宾馆里的席梦思。她的想法变得实际而龌龊:假如她仍旧在城市，这一刻，也许她和那些男人们玩够了捉迷藏进入了实质性的项目，欢乐的席梦思和她一起跃动着人生美好的极致。如果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交欢也算是一种劳动，只有这种劳动才会给她带来短暂的陶醉。她渴望的是那样的劳动而不是收割。她想她要和农村割舍，和小麦割舍。

慧在思考中迷迷糊糊地刚入睡，忽然听见母亲在喊叫父亲，随之便是隐约而来的雷声。有力的雨点打在梧桐树的叶片上，静夜里，响声无比夸张。下雷雨了，街道上呼喊声脚步的走动声和架子车拖拉机的滚动声织成了一张声音的大网。惠爬起来，跟随着父母亲走进了麦地。

紧张的拉运使庄稼人疯狂了。他们用力气和汗水和即将到来的雷雨对抗。雷雨过后持续的连阴雨用发了芽的小麦教训过庄稼人，稍微的疏忽或松懈都会使成熟了的粮食毁于一旦。

雷雨带来的紧张不安催促着惠，她似乎再也不知道肉体的痛楚，她机械地投入了和父母亲一起拉运小麦的劳动。

雷声越来越小，风越来越大，雨点越来越密。架子车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挪动着，拉几步，父亲爬下去抠一抠轮胎上的黄泥。在电闪雷鸣中，惠看见，父母亲和泥塑了一般。

黎明时分，风停了,雨住了,天上的云团四散而去，和雷雨搏斗了一个夜晚的庄稼人拖着疲倦回到了家。他们承受着劳动的折磨。

当惠昏睡在清晨之中的时候，田地里又开始了一天的喧闹，庄稼人的镰刀又挥向了发潮的小麦。惠睁开眼看了几眼堆在凳子上那一身泥水浆了的衣服,又昏然而睡。

携带着夏收的强烈刺激，回到了学校。她睡了一天之后才爬起来了，她端着镜子一照，眼皮肿泡泡的，只五天时间,脸膛被太阳炙烤得红而发黑，疲惫不堪从额头一直蔓延到嘴唇以下,还没有消散的意思。她放下镜子呆呆地坐在桌前。王丽娟以为她病了，要陪她去看医生。她说她没有病。你在想什么?想男人了?王丽娟问她。她干笑了一声:想什么男人?我在想，在这个世上，农民是不是人?有朝一日，我成了当代的武则天，首先叫农村人和城市里的人来一个大换班。王丽娟哈哈大笑:你以为农民是人?农民到什么时候都是农民。你不信?叫你母亲到城里来住几天试试？她就承受不了,她要回去喂她的猪放她的羊种她的地。她说，也许是这样，我爸和我妈有钱也舍不得花，她说大把大把地花钱是造罪。王丽娟说，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农民有钱也是穷人，城里人没钱也是富人。不要想那么多了，傻大姐。王丽娟提醒惠:要不了几天，校方就把咱赶出校门了。何从何去，得想想了。 王丽娟提醒的是她最不愿意想又不得不想的最实际的问题。她一点儿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城市再回到农村去了。她一嗅见“农民”两个字，心就向一块儿缩 ,她倒不只是畏怯劳动，不只是厌恶农村。

出路在哪儿呢?

当晚，惠就去找副教授。

她进去的时候副教授正在一心一意地收拾房子。她的到来，仿佛和副教授无关。只几天功夫，副教授就对她如此冷谟?她拧过身就要向外走，副教授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你说呢?副教授一看她眉字间拧着愠怒就将面部的表情进行了及时地转换。他将她抱住，拥进了客厅。惠以为她是无意间发现副教授在异邦的妻子的电报的。其实不然，这是副教授策划的结果;他故意将电报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惠说，难怪你收拾房间?副教授说，不收拾房子,她一进门就要抱怨。惠很刻薄地说,是呀，该打扫了，把我的气息，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女人的味儿彻底地清除出去,让你妻子回来能看到一个正人君子的丈夫。副教授说， 她是她，你是你;她回来和你没有什么相干的，我一如既往地爱你。惠说，说得多好听呀!不相干?那就好，我要给她说，在这三年里，在那张床上陪着你睡觉的就是我。我什么也不怕，我是农民。副教授又抱住了她。副教授说，又耍小孩子脾气了。她说，你把我怎么办?副教授说，叫你去报社上班，她说，那好么，我明天就去上班。副教授说不行,还有许多手续要办的。她说，我去办吧。副教授说,我明天再去看看，报社的副总编是我大学时的校友。她说，我明天和你一块儿去怎么样?副教授想了想说也行。副教授将她扳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摆出了一副迎接的姿势。在沙发上交欢，她还是第一次。

从副教授那里出来，她对自己又恨又生气，她觉得，她真是一副贱骨头一副农民相，耐不住副教授三句话就投降了。她需要有饭吃，更需要男人对她的满足。

惠是和副授一块儿到那家报社里去的。没错，报社是要招聘编辑记者的。副总编简略地问了问有关新闻知识和写作知识之类的话,他告诉了惠报考的日期。副总编说,你拿上本市的户口本去报社的三楼报名，那儿有人接待你的。惠问副总编是不是一定要属于本市户口的才有资格报名?副总编说一定。副总编问惠:你不是本市人?惠的脸刷地红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农民。惠坐不住了，她道了声谢就走。副教授撵出来，他在楼梯上拦住了惠,副教授说，我的校友事先没有告诉我,非要本市户口的才能报名。你不要急，咱再想想办法吧。惠尖声说,算了吧，我就知道你在哄我。骗子!

你究竟怎么办?王丽娟似乎比惠更着急。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回农村去了。惠忧心忡忡。

跟我去吧，在那儿，一个月最少也下不了三千块。

我不去。

王丽娟名份上是在歌舞厅陪舞，实际上，她岂止是陪舞。惠看得很清,在这座城市里一些女孩儿靠出卖自己的心智和体力活着，一些女孩儿靠出卖自己的青春和美丽活着;这不过是生活方式的不同罢了，她觉得，哪一种生存的生活方式都是合理的；她觉得，王丽娟并不比谁活得无颜，和那些整日饱食想方设法从老百姓手中索取的人相比，出没于歌舞厅的王丽娟她们应该比那些在尊敬的位置并不干令人尊敬的事情的人更令人尊敬的。她之所以不愿意跟王丽娟去，是因为她觉得她将来还是要干一番事情的，尽管她现在的生存方式和王丽娟大致相同。她能写诗她能做文章，说不定等待她的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去公开当三陪，她还抹不掉那层她已经被人刮了好多次，刮得薄如纸的自尊。

离开那所大学以后，惠就住在王丽娟那里:王丽娟在东郊租了一间房子。有时候，王丽娟三天五天也不回来，一旦回来，就死睡一整天。

惠对王丽娟说，她想花钱买城市户口。

王丽娟对城市户口已不看重，她说，只要能吃喝玩乐，要城市户口干什么用？城里没有钱的人还不如农民。王丽娟劝惠不要为一个户口而费周折了，她说，你还是和我一块儿去挣钱吧,有了钱,什么都有了。惠不那么想，她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将自己从名份上变成一个城市人,在身份上和城市里的人等同。

惠张口向王丽娟借钱。

王丽娟笑了:还说什么借?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要多少，你说。

惠说，先给我三千吧。

王丽娟毫不犹豫地给了惠一张存款单。

怀惴着从王丽娟那里借来的三千块钱,惠奔走在买户口的城市街道上。太阳奋不顾身地燃烧着，暴热如暴雨一般一泻而下。县城街道两旁的中国槐在烈日的烧烤下气喘吁吁。惠的两腿间和腋下被汗水汗得十分难受，全身的毛孔仿佛在窒息中困难地呼吸着。

惠走进了取名周朝宾馆的餐厅。由于一个曲里拐弯的舅舅的介绍，她认识了县人事局的程局长，程局长的弟弟在一个山区县城里的公安局任职，专管户籍;卖户口的事在平原上的县城里已查得很紧，只有贫困的山区县城里的干部才敢以卖户口而增加收入，不过也是偷偷地进行。惠将要拿着程局长的书信去山区县去找公安局里的程副局长。她在这里摆了桌酒席招待舅舅和程局长。

惠绰绰有余地做出了大城市里的女孩儿的派头。在小县城自如惯了的程局长竟然在这个被城市包装的农村女孩儿面前显得有点拘谨和笨拙了。惠操一口几近标准的普通话,举止大方，言谈中有点玩世不恭。程局长那种板着面孔拿架作势的样子在酒席间反而如木雕一般。惠极力制造气氛，话题由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扯到了电视歌舞和文艺作品，惠似乎对什么都知道。惠给程局长点了一根烟,她自己也抽了一根,打火机咔嚓一响，程局长目光还在发直，惠很地道地吐出了一个虚幻的烟圈。程局长嘘了一口,问惠见过没有见过省城里的那个著名作家。惠说，我们是好多年的朋友了，你找他有什么事。程局长就说起了他的小说,说起了小说中的性描写。程局长津津乐道将床上之事说得很粗。惠对程局长明显含有引诱的话没有表示反感，她将那个作家在书中的性描写逐段逐段地复述着，不断渗进去自己的看法，俨然一个性专家似的讲述，完全吸引了程局长。角色似乎是串换了，程局长似乎不是被请来吃饭的而是他请惠讲“性”的。程局长招手去取打火机，眼睛依然安在惠那边,汤碗自然被他的胳膊弄翻了，热汤洒在了惠的裙子上。程局长急忙抓起裙子的一角抖动，他只一抖，就把裙子撩得老高，一只手拿起餐巾纸去裙子上揩擦,眼睛早钻到裙子下面去了。惠看得很清，她在心里笑了，她说，程局长你忙吧，我擦。惠趁势把裙子再撩了撩,一双白皙的大腿全喂了程局长的眼睛。落坐以后，惠后向程局长跟前挪了挪，她的腿紧紧地贴住了程局长的瘦腿,惠能感觉到程局长腿的不安分，她只是给程局长敬酒，一副全然不觉的样子。惠的那个曲里拐弯的舅舅不停地干咳着。程局长的脸红了，鼻子四周特别红，他说，惠你去千山县找我弟弟，他如果给我打岔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收拾他。程局长将一张名片给了惠。 惠接过名片塞进了小挎包:她本来已给程局长准备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的是几张百元钞票，她一看程局长的嘴脸就明白他现在不需要钱，她的几个媚眼满可以打发了他，于是，她将信封向挎包里面塞了塞。

惠在千山县去果然没费多少周折就买到了户口。程局长的弟弟答应惠，如果要将户口转到省城里去,他们那里毫无问题。三千元花得净光，惠回到了省城里。惠总算买到了一个城镇户口。

要将小县城里的户口转到省城里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事惠整日在省城里奔走。省城里究竟得花多少钱，她-时还摸不清，这钱拿到哪里去花，她更找不到门路。

惠终于找到了一个派出所里的户籍干警，是王丽娟的哥儿们给惠牵的线。干警倒愿意帮助惠，就是没有胆量。干警毕竟是干警，他给惠出了一个主意:曲线救自己。干警告诉惠,要来一个“空中飞人”。惠不懂“空中飞人”是什么技法。干警就说，只要那个企业或单位对你假接收，你不领他们的工资，只暂时占一个位子,将关系从千山县飞过来，我们就会在派出所里给你报上户口。等你把这些关系都办妥以后，就可以将自己的档案提在手里了，那时候再重新落实一个单位。“空中飞人”的技法倒不错,惠奔忙了好几天还是找不到飞过来落脚的地方。

王丽娟也替惠着急，她说她认识一个副处长,不知道帮忙不帮忙?惠问王丽娟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王丽娟说就是。惠问他们睡觉了没有。王丽娟说没有，王丽娟说他们跳了几曲舞，他就递了她一张名片。惠说,现在是病急乱投药,我去找他试试，看怎么样。

惠拿着处长的名片先给处长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去处长家里找处长，她照例买了高档烟酒和咖啡。惠先从她和王丽娟的关系说起.然后说到了她的户口之事。出乎惠的意料之外,处长满口允诺了，处长还答应要给惠落实工作。

惠回来给王丽娟一说，王丽娟不相信。王丽娟说，如今人和人打交道谁不是为图点什么?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王丽娟对官场里的人尤其不相信，她说，官场里的人还没有舞场上的哥儿们讲信誉，他们哄人是有一套儿办法的。惠说，这个副处长还有点长者风度，他说他读过我的散文,说我是个人才。王丽娟哈哈大笑:你是个人才?人才顶什么用?你是个农村姑娘，傻大姐，除非你和他睡觉，那些人的德行，我比你清楚。惠说，只要能睡出个省城里的户口来,我就和他睡。

惠一连找了几次副处长，每次去的时候都带着礼物。副处长每次都是说他正在联系。又拖了两个星期，惠找到了副处长,副处长面有难色，他告诉惠，要将小县城的户口转到省城里来至少也得花二万。二万元对惠来说，可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她哪里有二万元买户口呢?副处长说,当然，我可以叫你少花些钱的，你今晚上到皇都宾馆702室去找一个人，他可以帮助你解决的。惠说，他是一个什么人?副处长说，是一个开金矿的百万富翁，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惠说，是不是叫我陪她睡觉?副处长说，你们可以交个朋友嘛，他是出财仗义的企业家。惠冷笑一声:谢谢处长的好意。你将我推给他还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钱财?他缺女孩儿，你缺钱，你倒很会做生意呀。副处长极其尴尬。惠愤慨地说，你以为我是一个农民就一钱不值?算了吧。惠愤然离开了副处长的家。

惠回去后就破口大骂,骂那个副处长，骂当官的，骂这个城市。她走投无路了，她伤心地给王丽娟说，她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流浪，要不然， 就得回到农村里去。王丽娟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王丽娟告诉惠，她们的经理想在社会上捞一点名声弄一个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当一当，他想请人写一篇吹捧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经理在晚报社请了一名记者,请记者吃了饭，给记者送了礼，记者只写了三百多字的文章,经理一看不行,叫我给她写，他以为我是读了大学中文系的，我写不出来，你去给写一篇文章，他不会少给你钱的，有了钱，户口也就好买了。惠说她不去。惠说，你要叫我把鬼说成人，还要见报，这还不如去当三陪。助纣为虐的事我不干。王丽娟说，你还清高个啥?这世道上早已是人鬼难辨了,谁是佛，谁是神，你能说得清?就是你说的那句话:他们从别人身上掏，我们从他们身上掏，谁也没有错。惠被王丽娟说动了。

惠采访那个经理,文章写好后很快见报,经理对惠的文章很满意，他付了惠二千元的劳务费。没多少天，报社的稿费寄来了,惠一看汇款单，上面写着二千四百元，五千多字的文章就能得那么多稿费?她以为报社里弄错了，就找到了报社里去。报社里的出纳员告诉她没有错。稿费是按赞助款的多少付的,经理赞助了报社八千元,按30%的比例抽成,惠就应当得二千四百元。原来是这样!这二千多元的得来顿时使惠茅塞顿开。

恰巧，有一家叫做《企业家报》的报社招聘编辑记者，当天，惠就去应聘。报社的办公室主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将一张报纸拿出来叫主任看，她给主任说，报纸上的那篇报告文学就是她写的。主任只在报纸上扫了两眼就说，我们这里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他问惠愿意不愿意在广告部工作?惠说,广告部是不是专门拉广告的?主任说不是,主任说，你能拉来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你就自己写，你不写也可以。按报社的规定:凡是在报社工作的人员，拉来的广告一律按30%提成，自己写文章，另付稿酬。惠说，我试试看。惠告诉主任，她没有本市户口。主任说，我们这里只认身份证,不看户口本。

惠就在《企业家报》上班了。

惠是报社派到市属的一家制鞋厂去采访的。厂长是市上有名气的企业家，市人大代表。像许多企业家一样，厂长整天在忙忙碌碌之中，惠在厂长办公室里见到了厂长，年过五十的厂长依然神采奕奕，他的精力充沛摆在脸上，从他身体的毛孔中仿佛向外抑不住地流溢。惠坐了十多分钟，厂长一连接了六个电话，惠觉得，就是接电话这一个细节写进文章中也是很感人的。厂长将手边头的事情处理完毕才和惠交谈，厂长一再表示不要写他，可以写一写一班人和工人们，厂长谦让得太过分了，未免就渗出一些虚伪做作的汁液。惠说，写他是报社派给她的任务，惠叫厂长谈一谈他的人生史和创业史。厂长十分健谈,一个个汉字，经过厂长那张嘴巴的排列组合即刻有了形象感和画面感，惠仿佛一张眼就能看到一个改革者艰难奋斗的形象。厂长谈的最多是廉政，他没有接受过一次贿赂，没有白吃过一次公家的饭，厂长的廉洁似乎有如一渠清水,水太清了太清了,清得连渠底上的苔藓之类的物质也显示了出来。惠对他们廉洁反而有点惊讶，很不感兴趣。

中午饭是在厂长家里吃的。家常便饭正是惠所喜欢的，也省去了一些应酬的麻烦。后来,惠才明白，厂长只所以将她领到家中去吃饭是为了展示一个厂长的廉洁,普通的家庭摆设正好是厂长廉洁的说明书。

惠在制鞋厂里呆了三天，她组织了厂领导一班人座谈会,中层干部会和工人代表座谈会。全厂上下，对厂长的人格品性和改革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语调是一致的，使用的言词几乎雷同。发言犹如小学生背课文一样不失流畅,但呆板和机械显而易见。惠采访过好几个企业家，流进耳朵中的言词大致都定在一个调子上，起初，惠还觉得,这些交谈有表演的意味，自己在扮演着一个导演的角色。司空见惯以后,惠才觉得本该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反而就不正常了，

惠就住在制鞋厂内的一幢楼上，楼房的第三层从中间分开,楼的北边有几间房子招待外地来的采购员之类的人,楼的南边是一个房间。一连几个晚上，车间里的工人十点钟以后才下班,惠以为是倒班的工人上夜班,可是，十点以后,车间里就雅雀无声，惠觉得蹊跷就到车间里去走动。她一进去，几十个女工头也没有抬，各自干各自的活儿。惠有些尴尬，就问一个女工:你们是干的计件吧。女工说是。几点下班?女工说，没有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下班。女工话不停,手里的活路也不停。女工们问惠是不是来订鞋的?女工以为惠是采购员。惠说她不是来订购鞋的。女工说，那我们就敢说话了。为什么?女工说,厂长常常深更半夜在二楼招待女采购，不是我给他泼脏水,有人看见的。惠已明白了“招待”的所指，旁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说出来量他也不敢将我们咋样的,他和外县一个卖鞋的个体户女孩儿睡觉，差点儿叫人打断腿，谁还不知道?惠说,有这样的事吗?女工说，你去大水县问好了，她睡的女孩儿在大水县城里是有名的。上了年纪的女工说,他那怕睡一百个女孩儿也不妨碍工人的穿衣吃饭,只要把厂里能搞好，只要咱有工资有奖金，管他的,他有干劲,就天天晚上去睡女孩儿，如今把厂办成这个样子了,每月只拿70%的工资，还按时发不到手。你不要看他装得很穷酸，他怕露馅儿，那年搞基建，他一个人就捞了近百万，还说不受贿,工人心里都清楚着哩，有人早就给他把账记在本子上了,等着那一天和他清算。女工问惠是干什么的?惠说她是来采访厂长的。女工说，你千万不要再写他了,他比资本家的心还黑，我们一天干十个小时十一个小时还完不成定额,本来干到六点就下班了，现在九点多了,还没干完。女工停下了手中的活路,惠一看，女工的眼睛在发潮，眼眶里看着愤怒和委屈。女工说，他请电台报社的记者来吹他，你再把他吹一吹，我们工人就没法活了。厂里的大小干部全是他安排的亲戚朋友或者情人。我们连班组长都不敢得罪的，不然，就不给你派活，一放长假就是半年，我们工人要活命呀!那女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流泪了。缝纫机的响声连成了一片。惠恍然觉得,那锋利的针尖就向她的心上扎。她也忘记了她给那几个女工说了些什么话，那言语肯定有欺骗,不然，她怎么从车间里走出去呢?

回到报社，惠将采访到的材料和信息，包括和女工在车间里的谈话如实向副总编作了汇报。她问副总编,这篇稿子还写不写?副总编说写，一定要写。副总编说，我们怎么能够被几个工人的牢骚所迷惑?现在的企业家难就难在这里，总是有人向他们发难，越是这样,越要把文章写好，支持改革,支持改革人物。副总编暗示惠:这篇稿子如果写得厂长满意，报社里是不会亏待她的。惠为难了好一阵子，自己说服了自己，她写厂长是为了从厂长那里将钱掏出来，掏给报社，再从报社掏给她，她的目的很明确。惠的心里很清楚，所谓的企业家就是那种能将大家的钱掏出来装进自己腰包里的人。区别在于:一些人的做法很愚蠢,一些人的做法很聪明。

惠将文章写好以后拿去叫厂长过目。厂长喜滋滋地读完文章，当着面褒奖她。惠想,你是聪明得过了头,就是我说你是世界级的企业家,又能怎么样呢?厂长看罢文章在封面盖了公章。惠临走时，厂长送了惠一个小盒子,厂长说是一件小礼物，惠以为是长统袜或化妆品，盒子上并没有商标。惠心中有点不高兴，觉得厂长太吝啬，也不给她送几双好皮鞋。回去以后，惠打开盒子一看,盒子里装着一个小信封，她捏了捏信封就明白了。原来,天底下给人送礼的方式都大同小异，她也曾经用这种方式给别人送了礼，不过,厂长的作法更体面更虚伪罢了。

惠真是没有想到,她会在一个农民企业家那里受到羞辱。

惠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凤县的时候已近傍晚。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去南庄乡南庄村找那个村支书;村支书是省上有名气的农民企业家。到了村支书的家里，村支书的女人将她领进了客厅。她问女人:村支书哪里去了?女人说他在睡觉。她说，你能不能叫他一下，我是从省城里来的。女人说,不行。女人只是说，女人说得很坚决，女人叫她在客厅里等待;女人还说，就是乡长来了也得等。她只好等待。半个小时过去了,又过去了半个小时。堂皇的客厅里没有生炉子,寒气眼睛似的瞪着她，她坐不住了,寒冷越来越尖锐，她开始在客厅里走动;她从一面大镜子里看到了她的孤寂;她几次想离去，走出客厅,站在房檐台上想了想，又回到客厅里去和孤单的冷清为伴。等到了农村里吃早饭的时候村支书的女人才从外边回来了。女人说,村支书病了,今日不见客。她又重复了一遍，说她是省城里的记者。女人说，就是乡长来了也得回去的，他病了。惠想了想,堆积了一个早晨的气愤云团似的开始消散，村支书病了,我怎么好打扰呢?村支书的女人也没留她吃早饭，她只好到镇上的食堂里去就餐。

惠第二次到村委会里去找村支书，她走进村委会，只见一个很胖的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在说话。她的到来仿佛一枝落了地的柴草，没人理她。她问一个拨算盘的女人，村支书在不在。女人说不在。她说，她是省城里的记者。女人眼也没抬，说到他家里去找。她又找到了村支书的家里。村支书的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街道上沉静得如紧闭着的嘴巴，她去哪里找村支书呢?她又到了村委会。村委会只剩下了拨算盘的女人。她对那女人说，村支书没有在家里你能不能给找一找?女人说，你坐在这里等，他会回来的。又得等待。 可是，不等待又有什么办法呢?她的人生就是在等待中过了一天又一天。

先前和年轻人说话的胖中年人进来了。拨算盘的女人说，方支书，有人找你。她看了一眼那个胖子，很气恼。她刚进村委会时,她不是明明在村委会吗?为什么要耍弄她呢?村支书冷冷地说，找我有什么事。她说，采访你给你写一篇报告文学。村支书说,不写。她说，这不是你能说了就算的，是县乡镇企业局的马局长叫我来找你的。村支书说,马县长来也不行，马局长算什么。她说,这是上边布置的任务。任务?村支书冷笑一声:催粮要款是任务，刮宫引产是任务,报刊收订是任务,连打老鼠灭苍蝇都是我们的任务?什么事情都给农民压，你知道农民能受了,还是受不了?夏季收了四成麦子,秋季等于没有收，公购粮一斤也不能少,这是大任务;还有小任务,前几天,画报社来拍照片,说是任务,拍了一张照片，要三千块钱。你的任务是不是来要钱的?村支书说得慷慨激昂。她说,稿子写好当然要钱,不是给我要，是给报社里要。村支书给拨算盘的女人说，给她五佰块钱，打发她走，文章坚决不写。女人拉开抽屉，取了伍佰元，叫她点数目。惠委屈极了，她很愤怒地说，方支书,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是个村支书。你口口声声为了农民，你看看,你们村哪个农民像你一样,住的是高楼大厦，出人入坐的是小车,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惠抓起钱,愤然一摔,走出了村委会。

回到县城，她找到乡镇企业局的马局长指住鼻子臭骂了一顿，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干到现在，她还没有受到如此奚落。

惠睁开眼一看她一丝不挂,半躺在她身旁的院长也是一丝不挂。房间里弥漫着两个肉体的气味。院长点了一根烟，她一把将他手中的烟打落了，我怎么到这儿来的?院长笑眯眯地说，你装什么你?你不是说，要和我去睡觉吗?院长给惠点了一根姻,惠慢悠悠地吐着烟圈。

她是拿着稿子来见院长的。和院长的结识，纯属偶然。她去门诊上看病那天，恰逢院长值班。院长得知她是记者就和她多说了几句话，并邀请她到那里去玩。第一次去，他们并没有玩出什么来。她说她要给院长写一篇报告文学，院长欣然允诺。

这是在飞机上，惠侧目一看，长江如放久了的苹果，变味了。院长就坐在她的身旁。院长将买来的金项链给她戴上问她怎么样?她说好。院长开始向她跟前蹭。她咯咯地笑。院长的手来了她不叫院长的手快乐。她说，这是在上海，等回去以后吧。她问院长，你不是说来开会的吗?怎么没有参加会议呢?院长说，你不叫我参加呀!院长的气息有些猥亵，院长说，你喝，喝几口啤酒是醉不了的。她确实只喝了几杯。她想睡。她说，我要睡觉，我瞌睡得要命。她说，流氓,你是不是给我的啤酒里放了什么药?院长说，就算我是流氓，只有我才爱你，才能帮你，不就是一个户口?小事一桩。明天，咱就去山区县给你转户口。从下个月起，你就是院办的副主任。惠说，做你包揽的情妇?院长嘻嘻一笑:你真聪明。她又被院长揽在了身子底下。

惠将王丽娟送到了火车站候车室。当惠有了城市户口的时候,王丽娟却要离开省城去深圳。她没有撺掇惠，她对惠说，你的天地没在深圳，你的天地也没在那个医院，院长迟早会蹬掉你的。你不仅有漂亮,还有手中那支笔，我的资本就是自己，等我把我自己耗尽了,我也就完蛋了。在深圳，我很快会耗尽自己的，那个地方可能最适合我。王丽娟说得并不伤感。

惠一想起王丽娟说过的话心情就有些沉重。如果说以前她没有摆脱阴影的能力是很实际的事情，如果现在她一旦跌入了深渊,她的头顶就不再会有蓝天了。惠和王丽娟依偎在一块儿，谁也不说什么。

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车站广场淹没在褐色的浓重阴霾之中。垂吊在空中的气球似乎不敢再动弹。惠听到了一种声音,这声音压倒了汽笛压倒了火车的鸣叫，它像水泡一样泛着白沫，这声音似乎是来自她的童年，清新而单纯。突然间声音变调了。王丽娟搂住了惠在尖利的警车的叫声中,王丽娟的身体如树叶一般在抖动。惠问王丽娟怎么了?王丽娟只是说她冷。

            原载1997年5期《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