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恒昌评传》
第六章 守望黄河：潮头荡波光
李恒昌
桑恒昌因病在济南治疗期间，虽然身在济南，身在病床，但心在军营，心在边关。部队生活让他魂牵梦绕，多少个日夜，他盼望早日康复，能重新到回部队，去坚守捍卫祖国蓝天安全的职责和重任。
每当病情有所好转，他就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返回西藏，尽管医生不同意，尽管家人不同意，尽管朋友多次劝阻，尽管部队领导反复告诉他，安心养病，不要急于回来，恢复健康保重身体最重要，但是，他依然坚持要回到部队去，回到雷达兵的神圣岗位上去。
然而，他的身体，真的已经不适合再上高原。有一次，他重返西藏的途中，刚刚抵达海拔只有两千公尺的西宁，病情就加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没办法，他只能重新回到济南治疗。归来的路上，他的心有万般的不甘，也有万般的不安。
没过多久，病情有了好转，他再次要求重返西藏。可是，这一次他依然没能如愿。当他非常艰难地到达西宁时，病情再次加重，只能再次被迫回到济南。
他的这些经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两次带病进藏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如果不是后来部队领导要求桑恒昌转业，他的忠骨很可能会埋在雪域高原，再也不能回来。
1972年，部队领导考虑到桑恒昌的身体原因，决定让他转业。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愿离开部队，离开西藏，离开雷达阵地，离开亲爱的战友。11年军旅生活，寄托了他太多的感情，包含着他太多的投入。他恋恋不舍，依依不舍，告别部队的前几天，他彻夜难眠。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不知流下多少泪水。
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之后，他最初被分配到济南瓷用花纸厂工作，具体岗位在政工科担任宣传干事。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厂，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岗位，但他很珍惜这个小厂，也很热爱这个工作。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只要身体健康，能工作着就是愉快的，就是幸福的，也是美丽的。那时候，他的病情已经彻底好转，他一方面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地工作，另一方面展开奋飞的翅膀创作诗歌，既充满劳绩，又充满诗意地工作着、生活着、写作着。
由于他的作品不断问世，他在诗坛有了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更由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1972年，他调到山东文艺（后改为山东文学）杂志社担任诗歌编辑。这应该是他人生之路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他第一次真正将自己的文学爱好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在了一起。
在山东文学杂志社担任诗歌编辑期间，他一方面积极写作，一篇篇美丽的诗歌，插上奋飞的翅膀，从他笔下出发，飞向蔚蓝的天空；另一方面，他甘为他人做嫁衣，认真编发上佳诗歌作品，积极扶持文学青年，为繁荣山东诗坛创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拂祖国大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迎来了改革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文学的春天。身在泉城济南，矗立黄河岸边，改革的春潮和无尽的诗情在桑恒昌的心头激荡，他的创作也进入一个喷发期。他敢立时代的潮头，唱出心中最壮美的歌。他的诗思，像充满活力的趵突泉三股水一样汩汩流淌，一股献给他最挚爱的亲人，一股献给最亲爱的祖国，一股献给最深爱的大地。从80年代始到90年代初，他先后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华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诗集8部。她们分别是《出岫集》《光，是五颜六色的》《低垂的太阳》《桑恒昌抒情诗选》《桑恒昌怀亲诗》《桑恒昌抒情诗增订本》《灵魂的酒与辉煌的泪》《爱之痛》，成为活跃在当代诗坛的一代名家。
回顾桑恒昌的创作之路，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萌生喜爱，种下梦想。主要是中学时期。以敢于报考北大中文系为标志。第二阶段：勤写苦练，初绽芳华。主要是入伍和军校时期，以《幸福时刻》获奖为标志。第三阶段：初入法门，大有长进。主要是西藏服役时期。以创作军旅诗为标志。第四阶段：诗思泉涌，步入高峰。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怀亲诗”引起关注为标志。第五阶段：走向成熟，形成风格。主要是《黄河诗报》时期，以形成“黄河诗派”为标志。第六阶段：自由洒脱，走向大海。主要是退休之后，以自由潇洒的人生为标志。
20世纪90年代，桑恒昌的诗歌创作进入高峰期。主要标志是三部“怀亲诗”的出版。1990年9月，《桑恒昌怀亲诗》（袖珍本）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99年3月，《桑恒昌怀亲诗集》第二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7月，《桑恒昌怀亲诗集》第三部以大32开版本，再次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三部诗集的出版，像耀眼的星星，升起在中国当代诗坛的蔚蓝色天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桑恒昌怀亲诗的出现，不仅引起了诗坛的高度关注，而且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的诗，以不同形式走进学校，走进工厂，走进军营，甚至走到国外，走进了中小学和大学的课本。他那“以骨为笔，以血为墨，以痛为美”的诗歌不知感动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多少读者。德国洪堡大学留学生毛旭太，在莱茵河上读到桑恒昌的怀亲诗，非常感动。回到学校后，他立刻给桑恒昌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没有如此赞美过任何的诗人，我只会给人家挑毛病……唯独你令我折服……”
桑恒昌最有名的诗章是“怀亲诗”，与之齐名的是“悼亡诗”。他饱蘸深情和泪水，写下了大量悼亡诗人和朋友的诗歌。这些诗作，既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对生与死的敏感和思考，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山东汉子大情大义的特有秉性和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当好友生病时，他不顾自己身体不好，坚持前去看望，带去心灵的慰藉；当朋友离去时，他忍住悲痛，忙前忙后，帮助家人料理后事；当一切归于沉寂，他又将自己的伤感和思念化作烛光和诗意，让朋友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桑恒昌沉浸怀亲诗和悼亡诗创作的时候，当代诗坛的现代诗正走入某种困境，很多诗人背离了现代诗的本质，像“呓语症”患者一样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作着只有自己才懂的“诗”或者说“僵尸”，有些居然成为“风尚”或“主流”。但桑恒昌不为所动，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坚持，守望着自己的守望，堪称诗坛的一股清流，也堪称诗坛的中流砥柱。
桑恒昌对中国诗坛的贡献，除了他身体力行，以身示范，谱写出大量优秀诗篇之外，最大的贡献是与著名诗人孔林一道，创办了《黄河诗报》，并多年担任该报的社长兼主编，编发了大量诗歌佳作，培养了诸多诗歌新人。
他在担任《山东文学》诗歌编辑的期间，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是《诗经》的故乡；山东是一个文学大省，是李清照、辛弃疾的家乡，诗人众多，佳作不断，但诗歌阵地和平台建设却相对滞后，《山东文学》虽然也刊登一些诗歌作品，但毕竟版面有限，每期用稿有限，这极大地制约着诗歌的兴盛和发展。在新时期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之际，能不能创办一份专门发表诗歌的报纸，开辟一个崭新的诗歌园地，以此缓解这一长期制约诗歌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推动诗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呢？他向自己发问，也是向时代发问。
1985年，桑恒昌向著名诗人孔林提出了这个长期萦绕他心头的想法，没想到两人英雄所见略同。围绕这个话题他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很快形成共识。他们决心要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把这个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为山东诗坛，进而为全国诗坛开辟一片更加广阔的诗意星空。
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是善于想象的诗人，是“能想事”的人，而且还是“能干事，干成事”的人。他们说干就干，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向省文联领导汇报，寻求组织的支持；他们向省出版管理部门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批准；他们向广大同仁通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
办报纸的想法确定了，究竟该给报纸取个什么名字呢？这事让他们费了不少心思。最初有好几个参考名字，最终他们选择了以母亲河来命名，定名为“黄河诗报”。这个名字起得真好，既体现了山东地处黄河的区位特征，又展现了如黄河一般大气磅礴的气势，还展现了他们矢志发展诗歌大业的雄心壮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黄河诗报》终于在1985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7月1日，于黄河岸边正式诞生。这是山东诗坛乃至中国诗坛的一件大事，饱含着桑恒昌和孔林的心血和汗水，也寄托着无数诗人的希望和期待。
《黄河诗报》最初是报纸的形式，为半月刊，对开4版；后来，为适应作者和读者的需要，改为刊物形式，双月出刊；最初由山东省文联负责管理，后来移交山东省作家协会管理。自从创刊那一天起，桑恒昌他们就坚持面向当代、面向青年、面向新诗，团结各地诗人和诗评家，以反映时代风貌，表达人民心声为己任，以清新壮美的黄河为风骨，开创了享誉诗坛的“黄河诗派”，由此深受读者和诗人的喜爱。
《黄河诗报》是一份报纸，一个媒体，但桑恒昌更致力把他办成一个平台，一个家园，一个“诗人之家”。谁都知道，诗歌是精神产品，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当时报社的经费非常拮据。即便如此，他也和同事一起，努力把这个“诗人之家”办得风风火火，风生水起。他们以《黄河诗报》为阵地和依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他们经常组织各类诗歌座谈会、理论研讨会、诗歌创作学习班、新年笔会和春秋采风等活动。当代诗坛的各路大家和诸侯，包括著名诗人贺敬之、柯岩、李瑛、高平、王燕生、雷霆等纷至沓来，扩大了齐鲁诗坛影响。一时，“黄河诗派”成为当代诗坛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一种特有的诗歌现象。
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一向坚持高雅、清新、纯正品格的《黄河诗报》受到严重冲击。当金钱像思想一样在社会上闪耀光芒的时候，当低俗、庸俗和媚俗大行其道，文化快餐、地摊文学、垃圾文学充斥文坛的时候，谁还愿意订阅这本纯文学刊物呢？
2000年，也就是《黄河诗报》创刊15年之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也受体制改革的冲击，桑恒昌亲自开辟的文学阵地《黄河诗报》面临严重危机，订户锐减，“财政断奶”，可谓“四面楚歌”，举步维艰。
面对此种危局，怎么办？是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品质，向低俗杂志学习？还是坚持精神的守望，坚持自己的品格，努力寻找一条崭新的出路？站立黄河岸边，他仰天追问。雁背上的太阳，给予他坚定的信念。
然而，正当他带领同事们寻觅探索一条新的生路时，上级领导却突然找他谈话，并下发红头文件，责令其停刊。这让他万般不解，又万般无奈。
这是他亲手创办的诗刊，犹如他亲生的孩子，眼看着就要被活活掐死。他的眼睛在流泪，他的心底在泣血，他的梦想在跌落。他是那样心有不甘，而又无能为力。
《黄河诗报》的停刊，在齐鲁诗坛，甚至在整个中国诗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场堪称八级的大地震。
更令桑恒昌痛心的是，一些不知真情的人们，将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他。据《桑恒昌 一个诗作的人》介绍，各种传说，各种责难，纷纷冲向了当时原本最痛心、最伤心、最委屈的桑恒昌：
“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地把诗报‘枪杀’了？你太令我失望了……”被称为“黄河之子”的诗人塞风第一个站出来红着脸责问他，呵斥他。一些讽言冷语，也在暗处聒噪，什么“桑恒昌把诗报给出卖了……”更有个别人造他的谣说：“不知他从中捞取到多少好处！”
面对这些责难和不解，桑恒昌并没有反驳，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听着，忍着。他冤。他痛。他无奈。于是，他以一位老军人、老共产党员的胸怀，选择了沉默。不争辩，不抱怨，不解释，不推诿，一任众口责难。”
是啊，试想一下，当自己的亲生孩子因故死掉时，如果有人追问自己的责任，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做出一些无谓的辩解呢？
后来，《黄河诗报》的命运发生诸多流变，从停刊到复刊，再到易手。一切恍若隔世，一切都变得不敢让人相认。桑恒昌对其始终处之坦然，不再过问。这一切，只因为，他的心里有一个永远难以消除的痛；这一切，还因为，在这之外，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要以自己的笔作刀枪，写出最壮美的诗，向低俗宣战！
有人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在这场巨大的波折之中，桑恒昌坚持了自己的既有立场，坚持了自己精神的领地，也展现了作为一代诗人的精神风骨。
他创办的《黄河诗报》中途夭折了。但整个过程呈现一种悲壮之美，像一颗奋不顾身坠向大地的流星。虽然生命短暂，但留下了她美丽的星辉和难忘的轨迹。
《黄河诗报》的停刊，是桑恒昌人生路上的一个分号，但绝不是句号。
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他来到了新的岗位，来到税务部门工作。经过黄河岸边与天地星空的交谈之后，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更广阔的诗意天空。
多年之后，桑恒昌曾如斯形容这诗性的天空：
天为什么又叫空
可是天把自己空出来
期待
更多更大的翅膀
（李恒昌《大地上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2020年8月，团结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李恒昌，男，汉族，铁道战备舟桥处党委书记，济南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先后出版文学作品10部。散文随笔集《爱之苍茫》获第八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文学评论《王小波小说误读》获第八届中国铁路文学奖。近年创作完成并陆续出版“当代作家创作评传系列”之《莫言创作评传》《王蒙创作评传》《铁凝创作评传》《张炜创作评传》《赵德发创作评传》等九部，主持创作大型组诗《在广袤的大地上：中国高铁组诗》《泉城九歌：济南之诗》、报告文学《1976：铁血舟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