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触的本土作家和阅读的本土作品中，范和平同志和他的长篇小说《金钱恩仇录》对我影响最深。
已到老年的范和平同志，不仅可说一辈子在平鲁的上层领域工作，更可言一辈子在平鲁这块文化厚土上摸爬滚打，他的形象似乎与政府官员的形象特色小同大异。做过县广播站记者，任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县计划生育局局长。不断改变的是他的职位，一成不变的是他启智化愚的执着追求。为民而写、为民而歌。通讯报道、微型小说、诗歌、剧本，无一不是从群众中走来，又走到群众中去。演的是群众，写的是道理，教的是农民，从外观上看，他朴实得确实有点“土”。但正是这样的一位老同志，心里却是无比的时尚与高贵，他在追求着人的素质内涵，接地气的精神时尚与文化新潮，即文学济民。并且，他又有着一种十分争强不甘后人的励志浩气，“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而这种精神和他的职业正适应了他的文学创作。很难说清他有多少文学、文艺作品见于报刊，但他把走基层、访贫寒的调研集锦凝聚成长篇力作《宝钱恩仇录》正是这种坚韧精神的结晶。
范和平是凭着他的这部《宝钱恩仇录》长篇大作登上文坛的，犹如一匹“黑马”。因为在这之前，得不到他任何的正规书籍，于是《宝钱恩仇录》就有来得确实突兀之感。然而，人们在看了他的《宝钱恩仇录》之后，才知道他稳重操政之余，气喘吁吁地走家串户，孜孜不倦地挑灯夜读，原来是在孕育与锻造敲开文坛大门的金钥匙。
《宝钱恩仇录》是一部反映平鲁本土农村生活，描绘平鲁本土风情，挖掘平鲁本土文化，具有本土风格、本土精神、本土情怀、本土人文观照的文学大作。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在小说中大胆地使用真实的历史背景典故和地域名称。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却能说明作者不一般的胆识，憎爱分明的立场和敏锐的政治思维。因为，读者中有人是善于对号入座的，有人是善于演绎引深的，这就容易引起一些麻烦。所以，笔者们一般都不敢这样写，而范和平却敢如此去做，说明他的文学自信和担当精神正如他的品行修养一样。使用真实背景的好处是能增加小说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因此他大胆地做了这样的选择。
再次读完这部长篇小说感受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感受是作品的厚重性。
文学可以轻松，但文学不可以主打轻松。文学有娱乐的功能，但文学的主要功能不是娱乐。文学是人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情感史和文明史，她承载得更多的是严肃庄重的情结。轻松不得，娱乐不得。
文学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物质的文学既有体量，又有份量。体量份量的叠加就是文学的厚重性。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厚重性？我认为这是评判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志。靳春同志的《水灯》之所以同样受到平鲁文人的推崇，也和范和平的《宝钱恩仇录》一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具有令人叹服的厚重性。他们写出了晋北高原厚土的魂灵。
文学不像散文诗词。有它一定的厚重性，大都体现在小说上，小说又偏重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又偏重于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又偏重于反映历史内容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因为，反映历史内容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是写土地的。土地广漠而厚重，它承载着地面上“以人为主”的一切，轻浮的文学反映不出当地的广漠与厚重。只有写当地的历史，写当地的文化，写当地的沧桑，写当地的痛苦与欢乐，诠释当地的符号，破解当地的密码，探索当地的神秘，挖掘当地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一方土地的厚重，也才能写出厚重的文学作品。
范和平正是以这部以农村历史内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宝钱恩仇录》，书写了平鲁这一带土地的神奇，生活在平鲁这块土地上乏文化的代代淳朴良民，展现出那山田结合部的一方神奇土地的风俗画卷，顺着那枚串着新中国发展风云，展现了因文化滞后的特殊地域里的人生百态。因此《宝钱恩仇录》自然也就有了一种厚重。
放眼当今平鲁文坛，新世纪新时代的平鲁文化，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些新的质素。那些守着本土化的焦虑与自我认同，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动力契机。新世纪新时代平鲁人的见地应该在发生变化，文学创作不再单纯依赖本土资源，不是“二人台”就不是戏，而是要对传统的平鲁文化深层次提升，从本土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多文学创作的新生点，以高境界瞻视“老形式”展示文学创作的动向与特质，并逐步形成新鲜的创作风气，这种本土化趋势与新世纪文学背景下的平鲁文化，能为平鲁当今的文学创作开启一扇窗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离开故乡平鲁已经数年，在新的文化形势下不能为家乡效力深感愧疚，但深信以范和平、靳春为代表的一批平鲁本土作家，田富春、陈宝军、宋清芳、徐桂芳等... ...，一定能够以开阔的视野，高度的自觉，探索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