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的结识靠偶遇，人与杂志的交往有因缘。笔者与《文学自由谈》结识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很长时间里，它在笔者心目中都是一个高端的去处，是国内有品位的文人聚集之所，常常能从中看到很多熟悉且尊敬的作家、批评家的影子，而且文章多有新见，文风活泼，不像纯研究刊物那么呆板。

14年前，笔者有幸于其上刊登了一篇小文，从此与该杂志结下了因缘，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走动开始增多，关注更加频繁。此后，也曾再次投稿，但因种种原因未得编辑青睐。直到2019年，笔者有一篇长稿辗转多个刊物，虽被几个编辑肯定有加，但最终都以杂志的定位与文章内容不符无法采用，后，有熟人建议投《文学自由谈》，言其多批评文字，与此文稿的倾向接近。正好以前与该杂志的前主编黄先生有过通讯，遂通过他转递到现主编，当时的起意是，熟人推荐至少可以免去中间环节，缩短审稿时间，万一被拒还可迅投他刊。

由于文稿较长，近两万字，恐怕编辑不耐烦，曾附摘要并提示，不必详阅，稍做浏览即可判断是否有发表的价值。但事后黄先生转达编辑回复，不便刊发。笔者只好最后投给《中华读书报》，然报纸整版不过六千余字，于是经过两个多月六易其稿，删到版面允许的程度，终于2019年11月27日见报，这就是《多点并证是路遥研究的正途》一文。

但删掉的内容其实才是笔者原文的核心部分，不能公开总觉不甘，这些内容涉及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航宇以及一批专家的颜面，有朋友认为发出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笔者也就暂时作罢，同时为了慎重起见，继续调查访问了与所涉事件相关的20多人，这时已到2020年底，正好看到《南方文坛》第一期目录有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路遥“兄弟失和”事件初探》的预告，由于此文中的主要论据为笔者提供，但程先生并不了解事件背后还有很多他尚未掌握的隐秘，却抢先发表，这就激发了笔者想尽快公开压了一年未刊文字的动机。笔者不愿广大读者被蒙骗或被愚弄，遂重新变换了文章的角度。

此时，笔者已经感觉到，新稿一定会吻合《文学自由谈》的选稿标准，因为此前唐小林一篇批评贾浅浅的文章已经上了热搜，拙稿虽不能与之并论，但杂志的脉搏，笔者由此已经揣摸到。仍然是为了减少按程序投稿的耽搁，笔者再次向黄先生打听现主编的邮箱，黄先生直接推给我他的微信，这就有了直接交流的机会。文稿发出去以后，主编说正忙，待有空了再联系。过了一个月未见消息，笔者以为没了戏，正准备着另投他刊，可此时突然收到主编来信，通知拙稿拟用的消息，只不过提出由于版面的限制，必须删去一半多的篇幅，内容也要做些调整。

文稿能得到编辑的认可，对作者来说，当然是很高兴的事。尽管笔者已经不需要增加发文的数量来完成单位的考核，但花了近两年的研究成果能与读者见面，尤其是可澄清路遥研究中某些失真信息，这未尝不是一件小小的学术功德。所以，笔者遵照编辑的意见，认真做了调整。主编最后敲定第三期发。此文即《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从题目来看，它显然应是《多点并证是路遥研究的正途》的前篇，但事实是，两者的发表顺序却掉了个。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杂志就要付印的前夕，主编来信说，经编辑部研究，本期要以笔者的大头照作为封面，并要附上200字左右的作者感言，笔者自是敬谢不敏，但同时觉得能推广拙文自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5月27日，此文正式发出，笔者也在自己的微信圈中进行了宣传和推广，一是为自己，另外也有为杂志扩展的意图。正是有了这个前提，笔者还想趁胜追击，7月初，我又向主编寄了一篇与前文相关的文章《路遥“兄弟失和”事件的真相还原》，如果说前文是反向否定一种错误的倾向，此文则想正面揭示事实的真相。但主编当时浏览后说，有关路遥的稿子已经很多，不便再发。同时，他还提到，《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一文发表后，已有不同的声音，准备下期发表。我遂提出能否先睹为快，按他们的节奏，再过十天左右，新刊就要付印，所以此时版面实际上已经定型。主编回说目前还不方便，等正式发布再给我传递。

所以，航宇与周文艳的文章，我应该是最早的一批读者。起初还有点担心，说不定他们有一些笔者尚未掌握的原始资料，那样，恐怕就要虚心领教了。但没想到，却是两篇不得要领，回避正题，偷换概念，外围找茬的劣质文章，笔者遂松口气，并调侃说：

“对手的手艺太差！简直不值一驳，我本希望看到逆转，却是如此。不知主编与编辑部有些想法还是？”

这里的最后一句，其实是表示笔者的诧异与猜想，这么低端的文章都能被采用，莫不是编辑部想以此制造话题，吸引读者的关注，是一种传播策略？但最后一句话中潜藏的意思，当时碍于情面并未说破。但笔者却按这种善意的猜测做了应有的反应，再写一篇驳文，进行必要的论辩，这就是《拙劣的找茬与徒劳的抵赖》。

主编痛快地接纳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只不过负责的提醒我“不要叫骂、斗狠，宣泄情绪”。笔者愉快地接受了建议，并承诺“会平静驳论并依据事实”。

在我看来，笔者通过两篇文章，遵循学理，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用严谨的逻辑已经彻底说清了这件事的原委，应该再不会有异议，除非他们拿出确凿的新证据，但根据第一轮的交手，对方显然没有。所以，此次论辩应该画上句号了。然而，过了两月，《文学自由谈》的第六期又发了周文艳一篇文章，再次避开论辩的正题，就笔者的所谓“文风”说事。如果笔者真有“行为不端”或有侮辱周文艳人格的话语，她来指责也无不可。但周文显然是因笔者言辞凌厉地戳到了她的痛处，从而感到很没面子，要来找补，却罔顾事实，逻辑混乱，文辞不通，把论文堕落为村妇骂街的脏言堆砌。

对此，笔者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不只不能放过周文艳，更无法理解《文学自由谈》的乖戾。于是，我首先与主编私下交流，委婉地陈述了笔者的意见。我估计杂志不可能再给我机会去批驳周文艳，但鉴于他们随意发表如此不够档次文章之行为，笔者仍然一厢情愿的以为，他们是否还想把这次论辩延续，在文坛上制造一个“持续关注”的看点？

因此就试探性地征询主编的意见，没想到他明确否定了继续“笔战”的计划，并建议笔者另辟战场，他们会作壁上观。笔者也明确答应，有闲了一定会撰文议论，同时礼貌性地提前告知：“若有得罪，请多包涵”。

约一月后，笔者正好有空，遂仔细阅读周文并写下一篇长稿《如此文章，为何一发再发？》因为此时，笔者明确意识到，这已不是正常的学术论争而变味成个人的挽回面子，但是用“公器”发泄私愤，这显然不是作者周文艳能够把持的事，无疑有杂志社的助推和支持。况且，笔者在《找茬》一文中就含蓄地指出，周文水平太差，不够发表水平。

待笔者的第二篇驳文发出后，心里就曾默语，若周文艳还有类似水平的文章再发，那就证明杂志确实存在一定的“猫腻”，此后绝不与《文学自由谈》再打交道。

果不其然，第六期就看到杂志的预告，笔者毫不犹豫，在杂志目录预告的公众号文下留言：“还没完没了呢？可惜不是一个重量级”。言辞之间不但流露出对周文艳的不屑，同时也捎带了对杂志的不满。

等周文在“中国知网”上传，笔者详览之后，就更加证实此前对杂志刊发周文动机的判断，这明显是故意让周文艳撒泼，即为其专门铺设台阶来抵消她的乌龙（周文艳把明显的内容读错，反倒来指责笔者）之耻以及笔者对其的辛辣嘲笑。

于是，笔者就决定，不管通过什么渠道，一定要把第三篇反击之文公开，至少要让周文艳本人以及杂志的编辑两方看到并明白，公器私用的行为绝对不应泛滥，不够发表水平的文章更不能招摇过市。

所以，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就首先向《文学自由谈》提出了七点质疑。毫无疑问，到此时，笔者对杂志仍存善意和尊敬，只是对他们这种严重失职的行为表示不解或一定程度的抗议，但还没到完全指责和否定的地步。因为，也许这背后有笔者所不了解的曲折，我必须给他们一个解释或回环的空间。

而且，是否公开此文，笔者确曾犹豫不已，生怕因此对杂志的声誉有不好的影响。所以，2022年1月4日，笔者在《今日头条》号排好版后，设定的是七日后再发的指令，笔者也想给自己留下改变主意的时间。没有料到的是，文章初审没有通过，平台告知，“此文有不适合发布的内容，未予通过”。笔者很不满意这个审核，遂申诉抗议。想着，平台再次反馈复核意见恐怕需要一两天，或者说这种申诉不会有什么效果，文章很可能发不出来了。所以，后两天，就再未去关心此事。

1月6日晚上，突然记起那个申诉，遂打开去看，没想到1月4日当天，平台就已经放行并提前发布，笔者只能感叹这是天意！

笔者曾打算，若此文实在不能公开，就等待《文学自由谈》公号推出后，在留言位置推出此文的观点摘要。既然现在已经公开，笔者就希望，杂志编辑看到此文后，能私下向笔者解释或道歉并终止传播周文的行为，如此，这件不愉快的事就可翻篇。毕竟笔者还残留着对主编的一份情谊，文章是文章，交往是交往，笔者不想为此与熟人撕破脸。

估计，编辑应该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有一个名为“正能量熊猫Wn”的读者留言，从口气判断，应该是编辑或与杂志人员有关。他的留言是：

“邰教授的话，多半我是赞同的。《文学自由谈》没多大的错，是红是白，让大家看一下，没什么不好。要相信读者的阅读能力。”

这个留言在1月10日后却被删掉了，这就更验证了笔者对留言者为编辑或相关者的推测，因为1月10日《文学自由谈》还是如期转发了周文艳的文章。可见编辑并未听劝。于是笔者迅即在主编转发此文的微信下留言：

“《文学自由谈》缺乏反省，就让白旗再飘一阵，正邪高下，读者自会判断。”

对此留言，主编没有表态。第二天就发生了笔者以及笔者的研究生与杂志的留言论辩，开始，还算正常，该公开的留言大部分都展示出来。

因为笔者几篇与周文艳论辩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中早已流传，笔者的弟子大都读过双方的文章，他们自己有判断力，确实有几人在等待机会表态或想帮老师助言。但毫无疑问，杂志公号下的第一则留言属于笔者，编辑尽可查时间即知。留言原文是：

“村妇骂街的文章还在招摇，真是咄咄怪事！请参看2022-1-4日“今日头条”邰科祥的反击《如此文章，为何一发再发？》”。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此留言还未显现，笔者担心编辑若不精选，就会让周文艳的观点成为片面之言从而混淆视听。就接着又发了第二条留言故意激将：“为了公正，请保留并公开上面的留言”。

很显然，这两条应该是此文留言版中最早的两条，且这一条是针对笔者本人发的第一条而言，与学生此后的留言无关。但是后来，编辑却有意把所有留言的顺序打乱，并把笔者的第二条置顶，还在下面胡乱猜测：

“邰教授发这条留言时，本推文尚未将任何留言“移入精选“（即“公开”“上墙”），邰教授所谓“上面的留言”是从何而来？莫非其时你的学生弟子已经留言了，没见上墙就有点着急或义愤填膺与小编隐匿私吞了它们？公开这种水平的留言，会丢谁的脸？”

笔者也不知道公布这些流言会丢谁的脸？但是有一个网名“虚无乡居士”读者留言，却指出杂志自打自脸的“愚蠢”！？

“单纯觉得，这个公众号引战带节奏真是有一手，我就不信评论区全是一边倒的，小编发了作者的文，公开的留言全是骂作者的，如果不是蠢，那就是坏了。”

这位读者的质疑非常到位，但他以为小编是故意选择批判性的留言却冤枉了小编，小编何尝不想选择支持肯定周文的留言，可惜没有或很少，不然，他怎么会自己让自己“蠢和坏”？

也许正因为否定周文以及质疑杂志的舆论越来越多，编辑脸上挂不住了，这才突然脑子一热，立场大变，不但亲自为周文艳站台，而且情绪失控。此前保有的中立或客观荡然无存，开始恶意或敌对的理解笔者研究生的批驳性留言，并猜测这是有意组织的集体围攻，更过分的是，竟然用下三滥的手段对笔者挖苦，谩骂，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什么笔者的公号“泰山极顶“读者稀少，是”岳父秃顶“，笔者企图借《文学自由谈》公号”蹭流量“，是”不知感激，忘恩负义“，是他们”遇人不淑“等等。

到此时，所有的客气、忍让已经失效，不过，笔者仍然保持着应有的克制。即使编辑把自己降格为普通读者就学生留言逐条反驳，笔者也视作“无妨”，这也算是一种论辩。但论辩不能脱离原本的学术话题，且不涉及无关的其他方面，更不能无端猜测并作卑劣的人身攻击。谁都有老人，尽管笔者的岳父已经去世多年，也不能随便任他去诅咒，这是最基本的人伦！

实际上笔者后来想通，越是黔驴技穷，口不择言越显得小编心虚、胆怯与可怜，因为他手里已经没有论战的武器。因此，尽管笔者不愿与之纠缠，但笔者的研究生实在看不下去，他们觉得编辑已经完全丧失杂志应有的立场，也突破了批评的底线，有同学不断发信给我要求去留言参战，笔者全都严厉阻挡并告诫他们冷静、忍让，但还是有学生禁不住“以暴制暴”，笔者也就没有办法，毕竟他们是独立的成年人，有自己的权力和立场。

为了学术上的求真，竟然发展到“挥拳相向”的地步，从而把一个作者与杂志的好因缘变成了恶因缘，把编辑与作者本来可以延续的交情从此割断，这根本不是笔者的悲哀，而是杂志的乖戾、低能和失德的结果。

一个杂志，开始让笔者上封面，扩大影响，却又连续发表缺乏事实，逻辑混乱、文辞不通，攻击笔者人身的文章，这究竟是力挺作者还是给作者泼粪？如此首鼠两端的昏庸或无耻，笔者如何能够与他们保持好的因缘，别说正常的感激，不鞭挞就算客气。因为小编竟然说杂志的立场就是没有标准，不判定是非。

“岂不知自由谈的立场就是让双方都说话，且并不代替读者判定是非，别一厢情愿的以为，发了你的稿就是同意你的观点。”

这个表态貌似中立，实则是把《文学自由谈》自贬为妓院，谁要来稿就可以“稿”，也把编辑视作木头，既不编也不审，拿着国家的工资却不承担应有的职责。

况且，这场论辩孰胜孰负，结果已经不言自明。经编辑过滤后保留的留言50余条，笔者学生的批评不过8条，其余除了模棱两可的观点，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批评和嘲笑，难道编辑不应该反思周文艳的文章该不该发？竟然还说出下面不过脑子的话：

“对自由谈，你说反思就得反思？这口气，某部大员乎？自由谈就算被停刊，也与你无关，不劳您来指导我们怎么办刊、不该发那篇稿子。您操心太多了，辛苦！”

不是笔者操心太多，而是杂志的基本规范，杂志的良好声誉要求编辑必须做出必要的筛选和判断。有发稿权不等于可以任性，自由谈更不是随便乱说。小编个人的尊严可以不要，但几代《文学自由谈》的同仁所建立起来的杂志信誉不能不要！批评的公理不能丢弃，对正义的信仰不能虚无，杂志自身的宣言更不能打脸！

如果这一切都可以放弃，还质疑、评点什么事件、现象？还表达什么民意？还告诉读者什么相对真实的文坛，还坚持什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的要求？

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杂志失品不值得尊重，因缘既然到头，就此一别两宽，再不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