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坐过的闷罐车

                      文/孙虎林

    放寒假了，我和晓明兴冲冲坐上3路车，前往西安火车站。在售票口买好车票，排队进站。

    登上站台后，意外发现停在铁轨上的竟然是一列黑乎乎的闷罐车，也即货车，难怪票价便宜了一半。从西安到蔡家坡，绿皮火车票价好像是两块三毛钱。闷罐车对半，只要一块几毛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从岐山考入陕师大后，假期通常乘火车回家。国庆节从蔡家坡返校时，坐的还是绿皮火车。大多时候，都是一路站到西安。蔡家坡虽说是陇海线上的著名大站，上下乘客不少，但毕竟不是起点站。我们返回位于西安南郊的学校时，乘坐的列车几乎都是从乌鲁木齐、兰州一路东行的过往车。车厢里坐满长途旅客，哪有座位。只有从西安回蔡家坡时，才有可能侥幸坐着。西安毕竟是省会城市，上下旅客多。那年月，铁路运输不很发达。因此，临近年关时，绿皮客车被调集到了远程铁路线上，短途旅客只得乘坐闷罐车。

   提起闷罐车，还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1980年，“春运”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异地谋生。那些外来务工者平日忙于工作无法回家，遵从春节阖家团圆的传统，年前纷纷踏上回家的路程，由此展开了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的人口大转移。那年月旅客众多，车辆有限。为了应对春运期间暴涨的客流，增加运输动力，铁路部门临时将货车改为客车使用，这就是所谓的“棚代客”。车厢内不设座椅，环境恶劣，旅客席地而坐。车厢角落用竹席遮挡一下，放置便桶，供人小解，臭味久久不散。因此，老百姓将之形象地称为“闷罐车”。

    那时，十几个集装厢一样的车厢连在一起，黑沉沉，冷冰冰的，停靠在铁轨上。闷罐车不像客车，车厢座椅有编号，而是一个大开间，旅客可以随意上任何一个车厢。记忆中，这种闷罐车似乎没有列车员一路跟随。上下车时，由车站乘务员负责安全。推拉式的铁门特别重，力气薄的女乘务员拉门时有点吃力。到站后，列车员把门使劲拉开，大声招呼旅客上下。车开动后，门仅留一条窄缝，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闷罐车车厢很大，显得有些空旷，里面没有座椅，它本来就是货运车厢。空气沉闷，不新鲜，甚至还有残留的牲口味儿。铁皮墙上有铁钩，一看就是用来拴牛马等大牲畜的挂钩，也许还运送过军马。不管怎样简陋，它毕竟是火车，总能将归心似箭的旅人带回魂牵梦萦的家乡。闷罐车不太拥挤，旅客席地而坐，坐在自己的旅行包上。也有时常出门的人，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马扎坐在上面。在“咣当咣当”的车轮声中，身子一晃一晃，怡然自得。闷罐车时速不超过二十公里，坐久了，难免昏昏欲睡。但门缝里吹进的寒风，却每每令人浑身打冷战。

    从西安到蔡家坡，沿途大大小小十几个车站，每站必停。旅客上上下下，络绎不绝。车停靠杨陵、武功、绛帐等车站时，上下人较多。年集开了，铁路沿线的人们喜欢乘火车赶集。反正是闷罐车，车门敞开着，带多少东西都不妨。有的村民甚至背着背篓上车，沉甸甸的，装满了年货。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拎着两只老母鸡上了闷罐车。在车上，不知什么原因，母鸡受了惊，挓挲着翅膀拼命挣扎，似乎要逃跑。怎奈两只脚被紧紧绑着，只能原地扑腾。折腾几下后，几片鸡毛飞了起来。

    那年放寒假前，我在校图书馆借了一本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上车后，找了一处光线较好的地方，坐在旅行包上，打开小说看了起来。那次，车厢里只有四五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一对跟年集的父子，再有就是一位年轻女子。女子约摸三十左右，高个，白肤，不像是乡下女人。看气质有点像知识女性，衣品不凡。她挎着一个考究的女式皮包，穿一件米白色防寒大衣，面容矜持，静静地站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我偷眼打量了她一番，猛然发现，这小女子似曾相识，像极了电视上的女演员。对了，她太像电视剧《西游记》中的耗子精了。一样的白皙面孔，一样的鹰钩鼻子。恍惚之间，我置身于吴承恩笔下的神魔世界。冥想之间，车停了，女子下车，登上月台飘然离去。这儿是杨陵站，附近有著名的西北农学院。没准，这位神秘女子还是位大学老师呢。

    那年快放寒假时，中学同学少庆从太原返回，他就读于山西财经学院，特意来师大看我。晚上，我俩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匆匆忙忙赶往火车站。那天人很多，时间有点仓促。当我们通过检票口，气喘吁吁跑到站台时，开往蔡家坡的闷罐车已经启动，渐渐加速。容不得半秒迟疑，我俩箭一般飞奔上前，抓住车门把手一跃而上。月台上的女乘务员见此情形大喊大叫，说我们不要命了。闷罐车驶出西安站后，我的心兀自狂跳不已。

   八十年代末，我毕业后到宝鸡工作。宝鸡离蔡家坡不远，学校就在卧龙寺车站近旁。寒假回家，我依然坐的是闷罐车。后来没几年，闷罐车退出了春运舞台。再后来，高铁成了出门首选，旅行愈来愈方便。只是，时不时地，我仍会想起三十多年前坐闷罐车出行的情形。也许，是日益迅捷的生活节奏无意中触动了我怀旧的心绪。

2022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