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 中 姑 娘

                     文/冯积岐

    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单身在西安，妻子在凤山县的老家种几亩地，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和母亲，每隔两个礼拜，我就要乘火车回家一趟。那时候，火车上没有现在这么拥挤，无论坐哪一趟车，都能拣到一个座位。上了火车，我长长地呼吸几口，将在城市里积累的紧张苦闷慢慢地放逐。我的目光穿过车窗上的玻璃，将辽阔的天地纳入我的有限的视野：田野上的树木、电杆、庄稼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站在老师跟前吐舌头。我的心思随着上下跳跃的电线在起伏不定。在火车上坐五个小时，才能到凤山县火车站。这五个小时，有时候像寒冬时节露宿在街头的叫化子一样蜷缩在一起，有时候则像皮筋似的，拉得很长。我记得很清，那是1990年6月8号，我乘坐的是西安发往安康的那一趟快车。我给这一趟车上的列车长写过一篇吹捧文章，车上每个班组的列车员我都很熟悉。一上车，列车长就看见了我，她要叫我去卧铺车厢，我谢绝了她的好意。我在一个靠着窗户的座位上坐下来了。

    火车一出西安站，我从包里取出一本书，试图看下去，看了几页，心中就烦。我急于回家去收麦子，觉得火车像一个暴发户一样故意慢条斯理地摆谱儿，却找不出回敬他的话来。我把书本放在茶几上，闭起了双眼，无可奈何地枯坐着。我并没有睡意。也许，妻子这会儿正在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割麦子，我能睡得着吗？我闭上眼，是因为，不愿意目睹时间从我身边慢吞吞地走过去时那臃肿的模样。等我睁开眼睛时，我的书本在我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姑娘手中。我只一瞥，一句话也不想说。不知那姑娘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神，还是掉进书本里面去了，她连头也没有抬。

    距离凤山只有俩小站了，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下车了。我像终于熬出头的艺术家一样，长吁了一口，想出去到过道上走一走。我正欲站起来，听见车那头有人喊了一声：“查票了，把车票拿出来!”喊声刚落点，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姑娘将书本放在茶几上，慌里慌张地向车那头张望。她不知是故意说给我听的，还是说给自己听，她说她没有买车票。她随手抓起放在身旁的书包就要走。我说：“人家查票，你是躲不掉的。”那姑娘看了我一眼，正迟疑着，我将我的车票掏出来给她。她问我：“你没票咋办呢？”我说：“你不用管，拿着吧。”那姑娘半信半疑地接住了车票。列车长自然不会查我的车票，有我的票，那姑娘躲过了查票这一关（据我的经验，一路上只查了这么一次票）。她没有对我表示谢意，要还我车票，我说：“不用了。”她没有看我，一只手托着下巴，注视着窗外。

    火车快到风山车站了。  

    “你就是山子老师吧?”那姑娘突然问我。

    我说：“你咋知道的?”

    她轻声一笑，用眼睛指了指茶几上的那本书。书本上有我的藏书印章。

    我说：“我就是山子。”

    她说她读过我的小说和散文。

    “你是？”

    “古都大学的学生，回老家去。”

    “老家在啥地方?”

    “汉中。”    ．

    “我还以为你是西安人。” 

    “能给我留个通讯地址吗？”

    她从书包里取出了通讯录。

    “有这个必要吗？” 

    她脸有点红了，以为我会让她没面子。我看了看她，给她留下了通讯地址和单位里的电话。    

    将家里的麦子收割、碾打完毕，已是一个礼拜以后了，我回到单位，几天缓不过气来，不要说浑身的筋骨有多疼痛，就连手也胀得握不住笔了。我离开农村五六年了，不经常下地劳动，单薄的肩膀很难扛动体力活儿了，我只好躺在沙发上看稿子。那天中午，刚躺下，收发室的小刘喊我，叫我去接电话。到了收发室，我拿起听筒一听，声音很陌生。我问对方是谁。听筒里传来一声笑，“是你给我的车票，山子老师，你忘了?”原来是那个汉中姑娘，如果不是她提醒，我确实忘了。她说，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天以后就会收到的，要我留个心。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汉中姑娘的信是用稿纸写的，一个方格里填一个汉字，填一个标点，那规规矩矩的文字比我读到的一些稿件还要整洁，笔体也很秀丽的。信很短，内容很简单，说她叫文静，已经从古都大学毕业了，派遣证已拿到手，过几天，她就要回汉中报到了。她希望接到信后，一定要到她住的地方来一下，她有话给我说。我将她的信读了两遍。从文字上看，她是一个守秩序的姑娘，一个不出格的女孩儿。她的信写得客观冷静，几乎不带感情色彩，像深谙艺术三昧的小说家的作品。我和这位汉中姑娘素昧平生，年龄相差大概有十三四岁吧，我和她有什么好说的?在此之前，确切地说，是三年前吧，我曾和一个女孩儿相好过，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年多，我含在喉咙里的鲠骨用了两年时间才吞咽下去。我不愿意再找苦吃，我已体验过，和一个女孩儿交往，是很吃苦的事情，尤其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不应该放弃对生活应有的警惕性。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我很孤独、寂寞，于—闪之念中，我还是能够把自己管住的。如果我不去见她，用她的话说，她将到单位来找我。如果她到单位来，那就更麻烦了，单位里的同僚和上司对男女之事有十二分敏感的天资，本来只是—面之交，一经这些人制作，虚构，便会书写出一篇能获大奖的绯闻来。说实话，我年复一年地渴望有艳遇，但我绝不能用绯闻作代价。我正在办调动，一段绯闻不但会把我的调动泡了汤，而且这块石头会把我打伤的。在我周围，有那么几个人，虽然笑模笑样的，见了面也很绅土，他们嘴上说的绝不是心里想的。他们巴不得在石头上也能觅到一丝缝隙，把脚伸进去，—脚把我蹬倒。为了不叫她来单位，我左思右想，决定去见见这个汉中姑娘。

    那天下午下了班，我骑上自行车，到了南郊的九里庄。汉中姑娘没有在学校里的公寓住，她租住的是农民的房子。当时，我就想，她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还有钱租房住?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我而租下农民的这间房子的。她住进去才一个礼拜。

    我上了她住的二层楼。她不惊诧，也看不出有多高兴，平静的样子好像我是下班回到了家。我一到她那儿，她就开始做饭了。天气已经很热了，炉子放在房子外面。她早已把菜切好了，米饭也煮熟了，她很快地炒了两个菜，下楼去买了四瓶啤酒，提了上来。我所供职的那个杂志社没有职工灶，因此，我长年吃在街道上（我不会做饭）。每顿饭，都成了我的负担，尽管肚子很饿，一进那小餐馆或坐在小、摊子前，饭还没上来，就没食欲了。使饭菜可口，也是吃不出家的味道的。流浪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家不仅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家是一块特殊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长气氛和情调。可以说，那一顿饭，我在省城里第一次吃出了家的味道。吃饭间，我们几乎什么也没说，尽管汉中姑娘落落大方，我还是很拘谨的。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但绝不能用“代沟”或“文化差异”来概括，那些言词是白菜萝卜——大路货。我本来很自卑。对我的长相和才能都缺乏自信，因此，嘴笨了，汗多了，大概脸也红了。

    吃毕饭，汉中姑娘当着我的面换上了一件真丝背心，一件白色短裤。她将床上的凉席拉下来，铺在地板上，我们席地而坐。她把没有喝完的两瓶啤酒打开，给我和自己倒上了酒。我们边喝边谈，只谈读书。她虽然是学理工的，但读书很广泛，文学的，哲学的，绘画的，摄影的，不少门类的书籍她都涉猎过。她告诉我，凡是我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散文，她能找到的，她都找来读了。她拿出了我的一本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我一看，几乎每页都有批注，哪一处的“得、地、的”用错了，哪一段很精彩，她都标示出来了。原来，她是我的一位崇拜者。我沾沾自喜。谈话期间，我看了三次手表，她却装做没看见。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二分了，我说我该回去了。她低眉垂眼，没说叫我走，也没说不叫我走。我站起来，穿上了鞋。那凉席离门只有四五步，那四五步仿佛我的上司的目光那么短，我一抬脚就到了门跟前。我的手搭在门拉手上，还没等我拧开暗锁，她就从身后抱住了我。我回头一看，她泪流满面了。我傻乎乎地问她怎么了，她一句话也不说，几乎是将我拖着，拖到凉席上去的，等我再看她时，她已解下了胸罩，……在那一刻，我什么也不想了。人的一生，不就是盼望、渴求有这一刻吗?我感谢生活!我第一次觉得，天道是公平的。每天，我走在这个城市里的街道上，我都觉得，街道是别人的街道，城市是别人的城市，我是生活在别处。在城市人的眼里，我不过是农民一个；在同僚们的眼里，我是一个落魄的打工仔。我在这个城市倍受煎熬的时候，上苍大睁着眼睛，它之所以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我的自尊心的被伤害和人格的受凌辱，大概是为了有朝一日补偿我。上苍给我送来了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汉中姑娘。我感激她!用一颗心感激。

    在整个过程中，她不呻唤，也不喊叫，到了刻骨铭心处，她只是用牙咬，在我的胸脯上，胳膊上，肩膀上乱咬。她咬得很狠，可我一点儿也觉得疼。她的牙印儿像花一样开满了我的身体，像优美的诗作写在我的肌肤上，像阳光似的穿透了我的血肉、神经、骨骼。我几乎能听见，我的身体呼应着她的牙印儿，在赞叹，在歌唱，在呐喊。我们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多，折腾了一次，又折腾了一次，连续折腾了几次，方才搂抱在一块儿睡着了。尽管一夜未曾睡好，第二天，我精神饱满如籽。

    在以后的七天里，每天下午五点多，我就骑着自行车，到九里庄去了。我到文静那儿的时候，她已煮好了米饭，炒好了菜，在等着我。我怕房东干涉，午夜两点以后，才骑着自行车离开。

    热气开始消退，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如同四脚兽长长地趴下了，街道上的行人很少了，只有出租车在盲目地乱窜。凉风迎面吹来，我的头脑里清晰如画，我的心里舒坦得如同鸡毛扫。一出九里庄，我不由得潸然泪下，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街道、树木、花草、楼房、灯光变成了雨丝，浇灌着我那干渴的心田，我的一些念头在疯长：我要好好地活着；我要回报我的汉中姑娘；我要用我的工作证明我的存在；我要像牵着一头温驯的牛似的牵着这个城市走……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叫着文静，我叫出了声，我哭出了声。我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连一句也不问我，不问我多大年龄，不问我有没有妻子儿女，不问我是否有过情人，不问我是否爱她。她的默不做声，使我受不了。我真想给她说一说，我比她大十五岁（她的学生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68年3月，我翻开过），我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曾经和一个女孩儿有过一夜情。我能看得出，她不叫我说这些。我也没有勇气说出来，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

    最后一个晚上，我真不想到她那儿去了。我没有吃晚饭，独自一个到环城公园去溜达，我心里激荡得很厉害。我不仅希望她能问我什么，我更希望，她向我提出一些要求，哪怕是要求我给她买一条小手绢，一支口红也行；哪怕是叫我掏钱到街道上去买一次菜一次肉也行（她毕竟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大学生）。可是，她连任何要求也没提出过。而我交往过的那个女孩儿不是这样，一夜情之后，她就把我领进了唐城百货大厦，她试了一身西装，拿到收银台叫我去开钱。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钞票，还欠三块钱。虽然，我觉得她并不过分，但她的突然袭击，使我措手不及，十分尴尬，而且有一种花钱买快活的羞耻感。由于文静并不要求我什么，我反而将她想得有点龌龊，我甚至想，她是不是那种专玩男人的女孩儿?她的不动声色是不是包含着更恶毒的目的，更贪婪的欲望?她是不是为了她的肉体而将我引上了床?后来，我将我的假想又一一推翻了，我觉得，我那样想，就太缺少情意了，就太卑鄙了。我不能亵渎她，我就是感激都来不及呢，怎么能去脏她？我太小人了。出了环城公园，我骑上自行车，直奔九里庄而去。

    进了她的房间，我一看，她将饭菜摆在桌子上，筷子也摆好了，她没有吃，在等着我。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开口问我：

    “你咋来得这么晚?”

    我说：“我不想再来了。”

    “为什么?”

    我说：“我来的次数越多，欠你的就越多。”

    “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不向我提任何要求。”

    她一听，突然将我拉起来，推着我的后腰，叫我走。她尖着嗓门儿叫道：“你走得远远的，我不想看见你！”

    我真不知道，我的哪句话伤害了她，我说：“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她说，“你的内心原来这么昆浊!难道我是为了图你什么吗？”

    我已将我自己暴露无遗了，我无法回答她，她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丑陋。我只好去开门，准备走。当我将要走近房门时，像第一次一样，她扑上来，抱住了我，将我拥到了凉席上。她流着眼泪说，她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我能记住和她曾经相处过这么几天就行了。我说：“我至死不会忘记的。”她打开了啤酒，给我和自己都倒了一杯。她举着酒杯说：“你我之间，就是这杯酒，是很纯净的，不含任何杂质。”我一口抿干了那杯酒，似乎于—刹那间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和爱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的情感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她就回汉中去了，她被分配到汉中的一家企业。    

    在以后的那几个月里，她杳无音信。我陷入了对她的强烈的思念之中。我的身体上印满了她的牙印儿，她的牙印儿有一股味儿，那味儿具有质感，极其诱惑；她的牙印有根，那根就扎在我的心里。每天晚上临睡前，我抚摸着她的牙印儿，就像抚摸着她那具有弹性的皮肤，抚摸着她那亮泽的头发，抚摸着她那洁净的脸庞。我搂着她的牙印儿，就像搂着她本人一样入睡了。

我几次想去汉中找她。汉中离西安并不遥远，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个单位工作，她没有给我写信，也没有打电话。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我去哪儿找她呢?我想，我恐怕是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了。

 过了国庆节，我回老家去收秋种麦子，收种完毕，回到西安没几天，文静从汉中寄来了信。我撕开信，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她在信中说，这几个月的事情，三言两语说不清，她叫我接到信后到汉中去找她。

    10月16日，我到了汉中。

    到汉中后我才知道，她的母亲两个月前去世了。她的母亲在一家印刷厂当工人。父亲在她十岁的时候，有了外遇，和母亲离了婚。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没有再嫁，她依旧深深地爱着父亲，用文静的话说，她的母亲是人世上最会爱人、最能爱人的女人，也是爱得最顽固最痛苦的女人。母亲给她树立了一个爱的楷模，她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爱的滋养。是母亲把她供养到大学里去的，母亲的去世，使她很伤心。我在她的家里住了五天。我们夜夜做爱，按理说，这样做太不孝子。可是，文静有她的说法，她说，她的母亲如果活着，希望她的女儿活得快活一些，如果她老是在痛苦伤感之中，母亲的心里也不会安宁的。她学的是财会专业，在一家市属企业里当出纳员，在工厂里：她干得并不顺心。听她说，她的顶头上司妄图骚扰她，被她臭骂了一顿，那上司总是找她的麻烦。在那五天里，她没有上班去，陪我游了汉中。汉中是汉王刘邦屯兵蓄锐之地，也是三国时蜀国的重镇，有许多可看之处。每天晚上吃毕饭，我们就沿着汉江畔散步。仲秋的汉中依旧是翠色逼人，生机盎然。汉江两岸，灯火点点，忽隐急现，我们相互依偎着坐在沙滩上，谛听着秋虫在草丛中窃窃私语，所有的烦恼和痛苦都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只管享受自己。

回西安的时候，我想在凤县待一天，去见一见我采访过的一个林场的场长，就改坐了汽车。我以为她要去上班，没有来送我。上了车，我坐在临窗的座位上，恋恋不舍地向车窗外面张望。我一想起和她相处的快活，就觉得十分满足了。我的身体上又新添了些牙齿印儿，那些牙印儿如同汉中一样美丽在我的身体上，使我手一伸，就能触摸到爱的印章。

汽车开到了郊外，我看见，在前方，有一个人猫着腰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似乎要和汽车赛跑。她就是力气再大，也跑不过汽车的，这一段路有缓缓的坡度，蹬自行车肯定很吃力。汽车越开越快，她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我已经能够看见，她的头发在秋风中飘动着，上身的白毛衣如同月光一样，脖颈上的绿围巾更像一面旗帜，她就是文静!我看得很清了，我仿佛能听见，她在喘息，在呼喊，热血在血管中奔腾着。我将头伸出窗外，向她招手，朝她呐喊。她的一只手臂朝前一伸，似乎要把汽车抓住，把我抓住。我大声说：“文静，你回去吧!”汽车从她的身边一擦而过了，我的眼前是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样子，我的耳畔是她一声一声地呼喊：“山子!山子!”她还在拼命地蹬。那白毛衣，那绿围巾，在变小，变成了一首诗，一束亮光，一滴酒，融人了旷野，变成了力量、渴望、真情、灵魂、肉体等等诸多和爱相近、相关的词语，悬挂在空中，叫我去采摘。汽车已经穿过了汉中平原，爬上了秦岭南坡，她还在追。我恍惚看见，她一头栽倒在路旁的水沟中了。我双眼模糊了。我紧攥住拳头，只想在什么地方捶打。我走到车门口，摇晃着车门，司机以为我要下车，他粗声粗气地说：“车在半坡不能停。”我想，她是在车开之前，就上路的，她是为了陪我走一段难忘的历程，才骑上自行车和汽车赛跑的。她用她的力量、热情和汗水在爱的金石上篆刻，她将爱的图章清晰而有力地盖在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我在心里呼喊：文静!我的汉中姑娘!

    第二年春天，我和文静在西安火车站分了手。她在那家企业实在干不下去了，要到深圳去闯荡。我和她坐在车站广场等了三个小时的火车。我们都无话可说，在那样的情境中，再确切的语言也难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在深圳，她做一家公司的会计。每隔几天，她就要给我打一次电话。我拿起听筒，只听她叫我一声山子，就哭了。我开初还以为，她受了委屈，就急切地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我想，我是多么地迟钝，她那哭不是受了委屈的哭，受了委屈的哭不是那种哭法。她的哭只是一种表达，一种宣泄。她的哭声直接播撒在我的灵魂之中，仿佛春风细雨一般；她的哭声是一种化学物质，包括的成分大概有几十种，上百种，可那内核只是情感，只是爱。我每次拿起电话，就是为了听她哭一哭的。她从来没有在电话中说什么，似乎什么思念呀，爱情呀等等词语和哭比较起来，单薄如丝，缺少分量。一个女孩儿对一个中年男人的爱，其中的滋味有多浓，只有我自己能体验到。她把我只看作她的爱，就没有看作是谁的丈夫，谁的父亲，谁的儿子。

    在强烈的思念中，我恍恍惚惚地打发了一年的时光。她竟然有好长时间不打电话了，也没有写信来，我将电话打到她的公司，接电话的小姐告诉我，文静跳槽了。我问她到了哪个单位，小姐说不知道。我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当我再一次接到她的电话时，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她结婚了。我一听，心中仿佛被谁猛地刺了一下，我将听筒握在手中，不知说什么好。

    “你爱他吗?”

    “爱，很爱的。”

    她回答得很坦诚。她大概听见了我不答声了，在喊我：

    “山子，我爱你，永远爱你!”

    这是我听到她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第一句话。她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在我和她相处的很短暂的日子里，她没有说过“我爱你”。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像着文静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的情景，她也会像咬我一样，咬她的丈夫吗?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也会一个晚上折腾几次吗?她和她的丈夫之间，她和我之间，究竟对哪一个人的爱是真实的?我觉得，她只有一种选择。我无意亵渎美好的往事，亵渎她对我的感情，但我觉得，我们之间，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纯洁。我嫉妒了吗?我问自己。

    就在那一年，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她不—再给我打电话或写信了，我也是。

    后来，我的爱人和孩子都进城了。在搬往新家的时候，我无意中翻到了她送给我的一张惟一的照片，我看着照片上这个文静而漂亮的姑娘，为曾经拥有过她而欣慰，而兴奋，她充满着魅力，十分优秀。我将照片收藏好，生怕我的妻子发现了。

    七八年后，我再一次看到了文静的照片，她的照片刊登在《古都晚报》上。她被牵连到一起惊人的经济大案中去了。她的角色是一个大贪污犯、一个权力人物的情妇，她因包庇罪而被起诉了。我仔细辨认着她的照片，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可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文静，我已认出了她，她三十二岁，风韵犹存。白纸黑字就在眼前，那篇长篇报道详尽地报道了她犯罪的事实。依她的性格，她是不会委身于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头子的，她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怎么会被金钱权力所绊倒呢?她这几年的变化不会是那篇报道所写的那么简单的，其中肯定有难以启齿的原因。人生之路，就是一根绳子，稍不留心，就会被绊倒的文静不是便于外。

    几天来，我茶饭不思，一遍又一遍地回忆我和文静相处的日子。我们总共在一起只待了十二天，她曾经给我说过，我俩做爱的次数有几十次。我听罢有点吃惊，我说：“不可能吧。”她认真地说，她有记录。我相信了，那是真的。当我们用肉体对话的时候，我们变得很简单，很真诚。恰恰相反，当肉体不能坦白地、真诚地说话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变污浊了。我猜想，当文静很在乎她那肉身子的时候，她的身体首先变味了，身体变成了谋取什么的砝码，灵魂在天平上就变轻了。只有腰部以上的爱和腰部以下的爱相结合，才是真爱。

我还是不甘心，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问一问《古都晚报》特稿部，这个文静是不是我的汉中姑娘。我拿起电话，却没有拨，即使我证实了，又有什么用呢？我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了。文静是怎么下水的？是不是我那无形的手也推了她一把？内疚和自责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可是，我有必要检讨自己。

原载2003年《芒种》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