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大寨（1976）

              文/张道子

1976年是血雨腥风的一年，全年就一个色彩：阴冷、惊恐！元月份周恩来去世，由于四人帮干扰，并未举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过年后回到煤矿我就被抽到学大寨工作队。因为，当时全国就两大任务：一是农业学大寨，二是工业学大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因为全世界发达国家都不与你来往，甚至搞封锁。艰苦奋斗是因为我们一穷二白，不艰苦奋斗就没有饭吃，现实情况是艰苦奋斗了也没有饭吃，明显的标志是限额供应，票证制。特别对于山西来说，当年省委提出：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我下乡的学大寨工作队是下李工作队，队长是县农工部长张颖。当时，下李公社的书记是贾北斗。我下乡的村子是长寿大队贺家沟生产队。下李村原来叫老庙湾，是隰县北城川的一个公社，长寿村在下李村的河对面，贺家沟村在长寿村背后的一条沟里，离长寿村五里路。贺家沟村是一个小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北京知青玉万富就插到那个村里，而且，成了家。我与乡干部段燕辉被派到这个村，工作过程中，由于看法不一致，他就跑到工作队长张颖那里告我的状。于是，张颖就在工作队大会上宣布我停职检查。我就在下李公社吃、住了几天，等领导谈话，看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结果，没有任何人给我谈过一次话，又把我打发到前峪大队牛黄岭村。前峪工作队的队长是卢晋生，陕西清涧人，算是与我老乡，不过他家来到隰县已经多年。他的父亲在隰县鼓楼北开个照像馆，他本人先在《隰县小报》报社，李英锋书记来隰县后把他提拔为县体委主任。人干瘦，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爱喝酒，经常与人一起喝酒，三十多年后，还到我的学校来看我，我们两人吃饭、喝酒，主要是他喝。喝醉了，我把他送回家。

牛黄岭村在前峪后边的山上，我到牛黄岭村本来是我一个人，可以好好干一番了，但经过贺家沟的挫折，我已经看到在张颖这样的糊涂官手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干也白干，所以，我也混日子。

我在牛黄岭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唐山大地震，传说天安门城楼震塌一角。所以，全国各地防地震，农村无所谓，农民的命不值钱，城里家家户户搭防震棚。我去临汾，地委家属院里防震棚把路都堵的过不去。加之，临汾位于地震带，历史上明、清、民国都曾发生过七级以上大地震，所以，防震成为整个社会的第一要务。我在牛黄岭住的办公室本来就是一孔土窑洞，而且，隰县的土质又不像陕北的土质坚硬，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于是，我平时没事就钻在打麦场里的麦秸垛里看书。特别是唐山大地震后，阴雨连绵，办公室不敢呆，怕地震，麦秸垛里又水湿不能呆，那真是度日如年。

第二件事是继周恩来、朱德之后，毛泽东也去世了。毛泽东的去世是倾国倾城悼念，公社及以上全部要设灵堂悼念。下李公社也设了灵堂，举行悼念活动。我因地里干活来的迟了，胸前没有戴白花不让进，直到领到白花带上才让进去。整个礼堂哭声一片。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悼念活动中，我参加了两次悼念活动，一次是在下李公社，一次是在临汾。临汾也一样，人们也是哭声一片，而且是真哭，并不是假哭。因为，据说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毛泽东式的伟人，人们不知道毛泽东去世后，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当我回到前峪大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就是，两家邻居，一家是富农子弟，他正担水上坡，邻居家女人说：听说毛主席没了。这个担水的富农子弟随口答话，说：八十多了，也该到死的时候了。结果，这个女人就把这话汇报给芦晋生，芦晋生又汇报给张颖，张颖就把这事汇报给公安局，公安局就以现行反革命罪，来到前峪村配合工作队召开批判大会，将其五花大绑，逮捕法办。而且，更让人齿冷的是批判与逮捕大会会场就设在这个富农子弟家的院里，专门让他的

妻儿子女看，播种仇恨。这就是我们的阶级斗争。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将这位富农子弟从看守所放出来。那天，召开逮捕法办大会时，我始终钻在办公室里，就没有到现场去。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种让人撕心裂肺的场面。我阶级斗争观念模糊，这是我一辈子入不了共产党组织的根本原因。现在，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愿前峪村人能忘记这回事。但愿那位富农子弟的子弟能原谅当时的当事人，阿弥陀佛！

还有一件大事是，长寿大队会计张大宽的老婆去世后，娶了一个临县的老婆，带了一个儿子，已经二十多岁，瘦瘦的，会木匠手艺，与长寿村里的一个姑娘搞恋爱，并给他家做了不少家具。这姑娘白白胖胖的，她的父亲瘦高个子，全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先前，姑娘还与这小伙子来往。后来，由于家人反对，这姑娘也拒绝与这小伙子来往。于是，这小伙子一气之下，借了一枝枪，在一个晚上，把这家六、七口人全部开枪打死。只有这姑娘的哥哥在外开车未归，还有一个小弟弟钻到灶火底下才得以幸免。之后，这小伙子自己跑到山里开枪自杀。这是当时轰动全县的杀人案。案发后，公安部门查找这支枪的来源，因为，中国人不像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公民有持枪权，用以自卫。假如当时这家也有枪，那么，他开枪，这家也可以开枪，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公安部门先查本公社武装部的枪支，本公社武装部的枪支悉数都在，隰县武装部的枪支也不缺。于是，查临近县武装部管的枪支。当查到交口县武装部管辖的枪支时，晋光电厂我的同学王东涛，原来叫王和平，他当时是厂机要秘书，枪支由他负责保管，正好有一支枪给朋友借出去打猎，把他吓了一身冷汗。后来查明是交口县武装部长把枪借出去弄下的事，吓得我这位同学再不敢往出借枪了。

1976年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我父亲出狱一年多后，发现了患有癌症。其实，世界上所有的癌症都是积气而致。我父亲五年的监狱生活，实际上是五年的冤屈生活。出狱了，紧崩的思绪终于放松了，但疾病也终于爆发了。我接到家里的来信，很快通知了二弟，就一起回了家。尽管明知不行了，我们还是决定把他带到临汾治疗，尽心。那时候，由于在我们村的土地上修水电站，所以，清涧到张家畔的公路修通了，但并没有班车。清涧全县只有生产资料公司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而且，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高必奇开车。高必奇清涧城里人，白面书生。但他开的车并不是班车，而是拉货车，隔三差五才过来一趟。怎么办？我们弟兄三人（四弟还小）决定，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以前公路不通时，病人出门治病往城里走靠“闪子”抬。“闪子” 是一块木板，绑上棍子组成的架子，四个人抬。因为，抬上走时一闪一闪的，所以叫“闪子”。现在，修好公路了，虽然还不是油漆马路，但平车还是可以走的。我们决定用平车把父亲拉到城里，然后，坐汽车到临汾。那时，只有生产队才有平车，个人是没有平车的。因为，平车是生产资料，属于资本的范畴，资本是不能私有的，谁家要有那是要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家都要变成无产者，因为，无产阶级一贫如洗，革命性最强，最先进。这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

起身的那一天，母亲很早就做好饭，让我们吃了，还带上干粮。所以，我们天还黑乎乎的，就动身。一辆平车，弟兄三人，一位身患绝症的父亲。一路走来，有说有笑，并不觉得累。路过玉家河公社，曾在我们村教过学的白务本老师在公社当副主任，听说了，跑出公社来看我父亲。我们在食堂给我父亲买了一碗粉条，我父亲吃了，我们继续赶路。上了土黄岭山，我父亲还给我们讲：周文王背姜子牙，背了八百八十步，周朝维持了八百八十年。以及“家贫显孝子，国乱显忠臣” 等典故。天快黑时，我们父子四人已经到了清涧城里。在城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与我二弟、我父亲三人坐车去了临汾，留下我三弟一个人把平车拉了回去。

我们把父亲送到临汾，住了院，治疗了两个月，医生让出院，我和二弟就与父亲从临汾坐车到石楼县，又从石楼城里坐车到义碟镇。从义碟镇雇平车把我父亲拉到官道山村。官道山村离辛关黄河渡口虽然只有五里路，但都是石崖，平车不能走。没有办法，我就与二弟轮流背父亲。赶到河边时，由于黄河水太大，封船。于是，我们就再一次麻烦刘宗池二爷家。二奶奶把父亲安顿到炕上，给我们做饭。我与二弟到黄河的前石崖上河口村的对面，隔黄河喊话。让我的表兄张禄胜寻搬船的，说他舅舅回来了。同时，让他到张家畔通知老三，到河边接人。后来，河口组织好水手，把船搬过来，才把我们父子接过去。同时，我三弟与张树前、张树森等人用“闪子” 把我父亲抬回张家畔。

父亲回到家里，第三天就去世了。去世时，我正把他抱在怀里喂糖水。父亲去世时，眼睛还睁着，这叫死不瞑目。子女没有成婚，冤案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怎么能合得上这双眼睛？

最后，还是我把父亲的眼睛揉合在一起。

埋葬完父亲回到隰县后，我们的国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四人帮” 被抓起来了。其实，王昆在北京街头扭秧歌时，“四人帮”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只不过老百姓不知道罢了。“四人帮”抓起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但要说老百姓对“四人帮” 有多恨，恐怕也谈不上。反倒是在有的问题上老百姓还挺感谢“四人帮” 。比如，在“四大” ，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上，老百姓就挺感谢“四人帮” 帮助毛泽东主席实行了这种制度。 因为，取消《宪法》中的“四大” 条款后的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宪法》没有了“四大”， 就没有了老百姓的发言权。在一个司法不独立，不能民主选举而又老百姓没有发言权的社会中，那还不是等于把官员老虎放出笼子吃老百姓？我们不幸被“四人帮” 言中，老百姓确实是“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 因为，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官员老虎们并不比旧社会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好多少，甚至等而下之。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剥削老百姓靠的是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资料，而官员老虎剥夺老百姓的财产靠的是老百姓给他们的权力。如果说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是一本万利，那么，官员老虎就是无本万利。官员利用行政审批权和强拆权刮尽百姓财产，你稍有反抗，维稳体制就以国家的名义抓你。呜呼！“四人帮” 怎样，官员老虎们又怎样？“乌鸦笑猪黑”，彼此，彼此！要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左派至今仍然怀念文化大革命。   

1977年我继续参加学大寨工作队，不过时间变了，地点变了。不在下李工作队了，而是，到了城关工作队，具体负责的村子是城关公社的北边离城很近的千家庄大队上友村生产队。与下李工作队时相比，我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在整个城关工作队期间，我意气风发，干劲十足，确实为上友村的学大寨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但这倒并不是因为“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的缘故，而是因为当时遇到了好的领导，好的伙伴与团队。城关公社的工作队队长是城关公社的书记赵满仓，他后来先后出任县委组织部长和副县长。要从赵满仓来看，我们共产党的体制也不全是逆淘汰，要不然，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和朱容基、温家宝这些人又是怎样上去的。当然，逆淘汰与顺淘汰不过是不成比例而已。赵满仓大高个子，脸庞白白净净，书生气十足。他从来不训人，一副慈善心肠。工作上完全放手让大家干。他兼千家庄大队工作队的队长，但从来不干扰下边同志的工作。主持工作的副队长是县公安局的科长张秀奇，从蒲县公安局调过来的。脸庞黑黑的，瘦高个儿。一般公安局的干部凶巴巴的，没人愿意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张秀奇主任挺随和，极容易与人相处。工作队员有李廷荣，公路站副站长，大高个儿，不多说话，但人挺忠厚。还有张高祥，农业局于部，瘦高个儿，南县人，挺有领导能力。在单位时嗑嗑绊绊，但在工作队时很合群。这说明环境对一个人的工作有决定性影响，碰到好的领导，你可以干一番事业，碰到差劲的领导，你会一事无成，还白白生多少闲气。张秀奇主任和张高祥住千家庄村，我与李廷荣住上友村。上友村也是大村，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

千家庄大队原来也是老大难队，属当时的三类队。上友村我们去的前几年，一个劳动日只分红三毛钱。家家缺粮，户户欠款。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一年，挣不够口粮钱。可是，土地肥沃，地处城川，交通便利，真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工作队在赵满仓书记的主持下从调整领导班子入手。大队支部书记由郑金玉担任，郑金玉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是老朋友，他原来当兵，退伍后任城关公社石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郑金玉年轻气盛，军人气质，性格泼辣，争强好胜，从不服输。头脑也清醒，口才也利洒，讲起话来不要任何底稿，一讲一、两个小时不打圪噔。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学来的。但平时嘻嘻哈哈，爱与人开玩笑，冬天常穿从部队带回来的黄棉袄。喜扶贫助弱，好抱打不平。大队主任王万才，上友村人，也是退伍军人，之前当过上友村生产队的队长，后来到了公路站道班，这次又把他调回来。王万才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不多说话，但说一句就要顶一句，兼任上友村生产队队长。大队副主任刘永生，千家庄人，大高个子，脸庞红润，群众中威信很高，兼任千家庄生产队队长。千冢庄生产队的副队长是王栓狗，个头瘦小，实干家。上友村生产队的副队长是丁玉祥，干瘦，个子不高，家里孩子挺多，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干什么都是以身作则。后来听说他其中的一个孩子长大，在太原经营餐饮业"百姓渔村"发大了，甚至带出去好多村民，跟上他也在太原买房置业，成了气候。一人富，带动了一村富，真是好样的。丁玉祥老两口现在常住海南。

我们工作队进村的时候，正是十冬腊月，马上就是年关。经过工作队与党支部、大队部共同开会研究，决定不再按当时学大寨期间的常规，即“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 。我们认为，寒冬腊月在地里刨冻土，那是磨洋工。所以，我们尊重老百姓的传统习惯，干脆腊月放一个月假，过了春节再说。况且，当时，千家庄的人心是散的，主要是士气低落，家家户户缺粮欠款。所以，我们决定乘腊月寒假期间排节目，闹红火，借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赵满仓书记同意大家的意见，于是，就这样定下来。闹红火，闹什么？千家庄传统的红火是踩高跷，我们就决定踩高跷，而且是干部带头，力争参加正月十五元宵节县城的会演。千家庄人会踩高跷，但都不想上，于是，书记郑金玉，工作队李廷荣还有我亲自上阵。我们一带头，局面就打开了。那几天家家户户叮叮咚咚做高跷拐子。千家庄的高跷与其它地方的高跷不一样，其它地方的高跷一般是一尺高，而千家庄的高跷是一米多高，而且能跳出许多花样，特别是能跳过凳子，甚至跳过桌子。一旦开始排练，千家庄人的积极性就起来了。男女老少，人人都想上，特别是年轻人好不容易有个露脸的机会，谁愿意错过。临过年的那几天，整个千家庄和上友村，到处都是踩高跷的人。那一年过春节我就没有回老家，就在上友村过的年。正月十五，千家庄花花绿绿上百人的高跷队，开进县城，在隰县大街上扭了几个来回，抖足了千家庄人的威风。从此，沉寂多年的千家庄的高跷，又名扬隰县。美中不足的是在县城表演时，李廷荣跳高难度的桌子时，不慎摔倒，脚部骨折，住了医院。不过，他老婆就是医院的医生，他家就住在医院，也方便。

过了年，天气转暖地不冻了，我们就开始平整土地。上友村平整了后条里与河对面的土地。后河里垒了拱水坝，部分土地能浇水。河对面是坡地，难度大，费了不少劲。

正在大伙热火朝天地平整土地时，领导班子开会中，贫协组长刘天光的父亲提出，我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他身穿一领老羊皮袄，口里经常叼个烟袋，满脸皱纹，一付饱经岁月折磨的样子。我问他：这革命怎么抓？他说：应当把富农富生爸揪到工地上批斗。我征求大家的意见，迫于形势谁也不敢说不同意。于是，决定了那一天在工地上批判富生爸。富生爸是一个矮个子老头，由于成分不好，所以，平时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每天出工劳动，并无劣迹，平白无故斗人家，有些说不过去。可是，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谁也不敢替他说话。于是，就准备在工地上批判他，写了些标语，安排了发言。一切准备妥当时，那天，上工前，王万生来说，富生爸跑了。我问：跑到那里了？他说：不知道。我说：会议按时开。就这样，开了个缺席批斗的会议。主要是贫协组长刘天光爸发了言。谈了他旧社会怎么受地主、富农剥削。一、两天后，富生爸回来了，到我这里报到，我让他好好出工上地劳动。我也再没有追究这事。这是我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又一次表现。要是换个阶级斗争观念强的工作队队员，给上面一汇报，给他立个罪名，说他逃避斗争，又得关他一年半载。

其实，贫协组长刘天光爸在我们一进村时，就给我们提过意见说，下乡干部在富农家吃派饭，而不在贫协组长家吃派饭。我问王万才与刘卫东这是怎么回事？刘卫东是原来的队长，由于性格急躁，工作方法简单，起了火训张骂李，社员有些意见。所以，将他调整下来。但我对他还是很信任，领导班子开会经常让他参加，有什么事情，也征求他的意见。刘卫东说：村里就这么几十户人家，下乡干部经常来，富农少管一顿，贫下中农就要多管一顿，这不是便宜了富农家吗？我觉得也在理。老百姓算的是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至于富农家会不会给下乡干部饭里下毒药，村干部才不考虑那事。至于贫协组长家不派饭，刘卫东说，主要是天光家娃多，孩子又太小，天光妈干活慢，做不出饭，有时间窑里也收拾不干净，所以，不给他家派饭。我听了这话，给王万才说：富农家饭还派，不能便宜了富农，天光家的饭也派，无非是小娃有时拉到炕上，叫狗来舔，然后，用布子擦干净。其实，这是农村通常的习惯，因为，那时，既没有纸尿裤，又没有卫生纸，即便是有也买不起，那有什么好嫌弃的。况且，谁家没有小孩，谁又不是从小孩长大的。如果嫌不干净就不到贫协组长家吃派饭，那确实是对贫下中农的感情问题。至此，我就在天光家开始吃派饭，至于我之后再有没有下乡干部去他家吃派饭，就不得而知了。我的这一举动嬴得了他家的信任，嬴得了他们家一大家子的信任。其实，刘卫东与天光爸也是一家子，都是陕北吴堡县人，是我的老乡。刘卫东不给天光家派饭，本来是照顾他，但他不领情，还说刘卫东忘本，看不起贫下中农。

天光爸在领导班子会议上还经常念叨的一回事是秦赶会烧石灰的事。秦赶会常年在隰县与交口县交界的杀人沟开石灰窑，这地方实际上就是志书上所说的那个千佛庵的所在地，上边是交口县的桥上村，下边是隰县水泥厂。名曰杀人沟，说明过去这里有土匪居住。秦赶会在这里开石灰窑，已经好多年。听刘卫东说，前些年也曾把他叫回来，在公社开过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会。不知道那个村里还有个叫抬头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主持批判大会的人说要：批的赶会不赶会，批的抬头不抬头。这事我虽然在会上答应叫他回来，但实际上没有行动。原因有二：一是，秦赶会的妈妈是陕西清涧人，我同县的老乡，特别是老人家不仅认老乡，而且，在我外出回来没有赶上饭时，经常在人家家里吃饭。为此，老人家不在世后，我在回隰县时，还专程去老人家坟上去过。二是，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中张汉仁把我家六头骡子逼得卖了，使我家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直到饿死小弟，逃荒永和。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深知不能轻易断人家的生活来源，因为，秦赶会家也是一大家子人，你不让他开石灰窑，他家怎么生活？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始终没有认真追究。有时，秦赶会回到村里，天光爸他也不好意思说，因为，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秦赶会的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就这样被我有意无意地包庇下来了。我没有给领导汇报，领导也没有过问，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过去了。因为，这不是下李公社，而是城关公社。

正在这时，县里通知我住清查“四人帮”学习班，彻底结束了我学大寨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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