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街办塘角头村，传承着与众不同的龙灯队伍中的玩花灯技艺，那就是“塘角头活马子”。在春节等节庆舞龙民俗文化活动中，别具一格，堪称荆楚文化艺术宝库中的奇葩之一。

一、关于“塘角头活马子”的历史渊源的探讨

荆楚文化，是当代湖北地方文化的历史源头，其浪漫奇异的民风，是荆楚文化的主要标识之一，它体现在民俗文化活动中的多样化传承和变异。鄂州塘角头村的“活马子”花灯，不仅展现了荆楚文化传统的特色，而且又以其独特的民俗艺术形式，反映了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的人文习俗情景。“活马子”花灯，风格迥异，自成系列。“活马子”花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生发展阶段。

（一）什么是“塘角头活马子”？

1、“活马子”名称由来

“塘角头活马子”，是鄂州塘角头村人打造的一种花灯品牌。“塘角头”是地名，“活马子”是这种花灯的民间俗称。“活马子”，顾名思义：就是能“动”的花灯。

首先，我们从什么是“马子”说起。鄂州方言中，“马子”指传统纸扎工艺产品。“马子”即“纸马”名称的衍变，是鄂州人的俗称，也是本地口语中的习惯简称。“纸马（子）”的名称，源于祭祀用的“纸马”。

纸马，俗称“甲马”。旧时祭祀所用，以五色纸或黄纸制成，上印神像。清王棠《知新录》卷八：“唐玄宗渎于鬼神，王玙以楮为币，今俗用纸马以祀鬼神”。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虞兆湰《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采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甲马，亦即迷信者礼拜神佛时所用的纸马。旧时有专售此类冥器的商店称纸马铺（见《辞海》、《辞源》释义），一切纸扎产品皆由纸扎铺民间艺人，或其他艺人制售。

   后来，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纸扎工艺的制作范围不断扩大，品类更新，不再局限于祭祀类产品，而将喜庆类产品，如龙灯，及一般花灯等也包容进来。然而旧时老百姓仍习惯地称纸扎物品为“纸马”或“马子”。故而约定俗成，相沿成习。

其二，“活马子”的“活”，即能动。我们试举类似的花灯为例。譬如“走马灯”，它是一种供观赏的花灯。它既是灯，又能动。中置一轮，上贴纸剪人马像等，轮下燃烛（今多用电灯），热气上腾，引起空气对流，使轮转动，纸像随而旋转。鄂州塘角头“活马子”花灯中，如象“八仙过海”类型灯，其中旋转部分，即“八仙”旋转像轴轮，便极具“走马灯”形式。其区别是“八仙”像轮置于“活马子”亭台楼阁之中，另用手动或电动机构予以传动旋转。历史上关于各色花灯，顾禄《吴趋风土录》有较详记载：“腊后春前，吴趋坊申衙里皋桥中市一带货郎，出售各色花灯……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品目殊难枚举”（见《辞海》“走马灯”）。

    因此，我们可以说，鄂州塘角头的“活马子”，亦是一种供观赏的活动型花灯。而“活马子”的名称是花灯制作完成后，由塘角头村人自已取的俗名。

2、“活马子”花灯简介

塘角头的活马子，其外观状如小型立柜式“亭台楼阁”，近似于一种游艺玩具。原外围尺寸是66厘米×66厘米，深170厘米；现在外围尺寸66厘米×80厘米，深200厘米。 这种内部用檀木、枣木等硬杂木做成长轴、短轴，并与大小木制主动轮，被动轮相接，用竹篾作骨架，用稻草作人身，外糊五色彩纸布，粘贴彩纸剪绘图案，花样剪纸等，四角飞檐斗拱的造型，是直接仿制于祭祀用的冥器，即纸马。如鄂州地区等，祭祀习俗中，在为故去的老人用纸篾扎制的灵屋中，便有此类造型。在这点上，即纸篾扎制的外部形式上二者完全是相通的，纸马，必须要焚化。每年“送灯”时。与龙灯中的龙头，龙尾一起烧掉，来年再重新扎制。因此，这也是旧时“活马子”花灯没有保留下来的原故之一。

    过去，“活马子”花灯内部装有纸人纸马等造型装置，均能旋转跳跃，按规定的程序表演出各种动作。有的由一人摇动内部主轴，有的据说为线绳拉扯，相当于木偶戏或皮影戏，用人工操作一些特定的情节场景，达到娱乐和观赏的目的。如“闹天宫”、“武松打虎”等故事情景，便是通过这些传动机关来完成的。过去是手动操作，纸人、纸马现在改为木人、木马，12V直流电机，用蓄电池提供电源，通过大小皮带轮和连杆来传动操作。

塘角头活马子，不仅在于它能活动，而更在于它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它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习俗为素材的表演内容，用活动形式，再现了农耕时代的民俗文化中的典型场面。如反映农村妇女的纺线、舂臼、筛米、赶碾、炒籽、推磨等农业生产活动；还有反映农村男劳力打榨、打铁、车水等生产劳动，都生动地一一再现。因而，它们具有民俗文化“活化石”的意义。另外还有反映当代历史的节目，在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曾设计制作了“锄头挖汉奸”的造型场景。抗日战争期间，江南新四军和武工队等在军事斗争中，为节省子弹打鬼子，曾用这种方式处置汉奸。这个节目内容，真实地记录和表现了这个历史事实，对青少年起到了牢记历史、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塘角头活马子花灯，它主要以伴随龙灯队伍的活动，而一起出行来展现自己的风貌。它们一共有十个，九样为农活，其余一个因时而定内容。有时是“武松打虎”，有时是“大闹天宫”。1946年，曾改为“锄头挖汉奸”。2006年春节玩灯时，考虑到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或经商，就改变为“八仙过海”，意誉为“各显神通”。这些尾随龙灯的花灯队伍，人们又称之为“散灯”。它们与武术表演一起，成为参加春节等节庆活动的龙灯队伍中的一部分，从而受到群众的喜爱和社会的关注。

（二）“活马子”产生的历史渊源浅议

1、历史的回顾

（1）所在区域及其地理环境

鄂州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一山突兀，北临长江与黄冈赤壁隔江相望，南与晋葛洪炼丹圣地葛山遥相呼应；东濒洋澜湖与万顷碧波相连；西枕百里樊川如玉带萦回，这就是湖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西山。鄂州市鄂城区西山街道办事处，因西山而得名。西山历史悠久，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山街道办事处位于三国吴王古都——鄂州市中心城区，版图面积31.39平方公里，辖8个自然村、7个社区，总人口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万人。西山街办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物流畅通。北有黄金水道长江，南接武（汉）黄（石）高速公路，316、106国道穿境而过，市级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辖区内鄂州火车站、汽车中心客运站迎来八方客商，地理位置和投资条件极为优越。西山街办西部的塘角头村，因村中间的一口水塘而得名，环境清幽，民风淳朴。现有居民228户，共680人。

（2）“活马子”产生的三个历史阶段

鄂州“塘角头活马子”花灯的出现，大约经历了一个酝酿，实践到成熟的三个发展阶段。

准备阶段：旧时舞得起龙灯的村子，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人多，塆头大，心齐；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塘角头萧家塆，是同姓同宗的大塆头，人口繁衍较多，然经济条件差。在历史上，因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曾玩过几年龙灯，与其他塆子一齐玩过“百节灯”。这是一种花灯，与龙灯有区别。后冇（鄂州方言mǎo卯，“没有”）玩。塆中总有人口头上造舆论要玩灯，结果玩不起，不能兑现。旧社会，一个大姓家族的大塆头，因穷玩不起灯，是会被人看不起的。这种习俗，极大地刺激了萧家塆人的好胜心理。邻塆有人用激将法打赌说：“你们萧家塆总是说玩灯！玩灯！总冇看你们玩。你们要能玩灯，我们就供饭！”这更进一步激起了萧家塆人敢想敢干的不服输的竞争心。于是在泽林一姓邓的人协助下扎起了花灯。据塆中老人回忆，传说清同治八年做祠堂后，开始了玩花灯。这时有人提议，要做些好玩的东西出来玩。这样大家都动起了脑筋。实践摸索中，有人说，不能光玩一条独（龙）灯，要想心思搞点新名堂来。能工巧匠们大显身手，有的琢磨龙灯的玩法，有的侧重散灯的精致。后来终于找到了一种新花灯的制法。推陈出新，塘角头玩龙灯玩出了新意，他们利用祭祀祖先用的“纸马（子）”的形式，在里面安装上能动的木人，木牲畜，做出了一些微缩的农村常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经过传动装置，一个别人没有的活动花灯终于出现了。后来它们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活马子”花灯。外地人则将塘角头村的地名加进去，便成了“塘角头活马子”。

“活马子”花灯问世后，经过不断改进完善，使其按设计的内容活动，再现了劳动生产的场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观赏效果。“活马子”的名声不胫而走，让人拍案叫绝，使塘角头声名远播。

（3）“活马子”产生的历史年代略考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塘角头村最早玩“活马子”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2006年4月，鄂州日报社的几位记者，曾将村里的六十岁以上的十几位老人聚集在一起调查，也无法说清具体时间。仅传同治八年，萧家祠堂建后，开始玩“活马子”花灯。根据这种说法，经查《萧氏宗谱》记载，历史上萧氏宗祠明确有记录的有两处祠堂。一为泽林镇银山村萧家大塆（又名“萧汉清”），建祠时间为清康熙五十五年丙申（1716年）动工，五十六年丁酉完工。二是塘角头村十组萧家塆，于清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重立祖祠。谱中没有清同治八年乙巳（1869年）建祠的记载，如为重建，时间也不是最早的。据此分析，如为建祠后玩龙灯和“活马子”，上限最少可溯至康熙年间，最迟也不低于同治年间。即在290年或130余年的期间中可能性较大，取其中间值，约为140余年。这也仅作参考年代而已。

玩龙灯，要有一定的氛围，不仅要人寿年丰，更要有一个全村人齐心协力的理由。龙灯并不是年年都玩。因此，有的人一生也见不了几回“活马子”。村里在世的老人能回忆得起来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日本人投降后的1946年（丙戌），一次是“四人帮”垮台后的1979（己未）年，每次都是一玩三年。1989（己巳）年本地文化部门曾组织玩了一次“活马子”，但仅是重新制作了“活马子”，并没有大规模地、按规矩一玩三年。

2、历史文化的影响

塘角头的活马子，继承和发扬了历史文化的传统。虽主要是荆楚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潮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它是鄂州民俗文化形成的因子之一。

（1）历史移民潮的影响

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是中国大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部地带，在历史上是移民与土著杂处地区之一。从秦汉至宋元，主要是黄河以北的北人南迁，到明代初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长江流域，人口的输出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的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徽州而外的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构成了东南向西、向北的扇形迁移。历史上还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故秦汉以来，楚地人民的生活习俗的嬗变与民族大融合的移民潮有关、与生产的变化发展有关（《中国移民史》第4卷524页。转引自《楚俗研究》第三集138页）。移民初期，“里自成风，家自为俗”，各以其俗为俗（《明一统志》“武昌五方杂寓，家自为俗”，另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160卷郧阳府，风俗考。转引自《东南文化》1993年第六期81页），因此，历史上，鄂州地区与湖北其他地区一样，其民俗文化深受北自中原文化、西自巴蜀文化，南自苗夷文化，东自吴越文化的影响。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下，移民土著之间相互影响，浸染，土著接受了部分移民风习，移民带来的故地生活风习也在时间之流的冲刷下发生淡化，迁变，“聚处日久，俗亦渐同”（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竹山县。同上转引自《东南文化》）。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形成了调和各地习俗的民俗文化形态，它兼容并蓄，“杂有吴越川广之风焉”（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夏口。同上转引自《东南文化》），体现在人们最易感知的生活习俗上，呈现出南北混融，东西互摄的文化特征（《东南文化》1993年第六期81页）。如纸马的祭祀习俗，也随移民而带到各地。有资料显示，在长江以南，东到江苏无锡，西到云南，南到广东高州等广大地域，都有纸马等制作流传。2006年5月25日《江南晚报》报道：“纸马发源于唐代之初，在无锡兴盛于清朝康乾时代，当时为皇宫贡品，其内容主要为民间用于敬献门神、财神和道教所信奉的各路神仙。但解放后，这一工艺几近失传”。

（2）民间木雕工艺的影响

“活马子”中的木人、器具的雕刻制作，自古以来不绝于荆楚各地。古俑以楚国为代表，多木制，木臂可以自由活动，俑外著衣，宛若真人再现。西汉早期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如汉景帝阳陵陶俑，一部分陶俑双肩处安装木臂，可自由活动，只是由于埋葬地下时间太长，衣服腐烂，现皆成为“祼体陶俑”（《雕塑造型与装饰鉴赏》第30页）。俑，古时陪葬用的偶人。古代实行人殉，后以俑代之。《礼记·檀弓下》：“谓为俑者不仁”。郑玄注：“俑，偶人也”。制俑的材料有木、石、铜、陶等。我国东周墓中出现较多，汉代至唐代盛行。宋代以后，因纸冥器流行，木俑或陶俑在一般墓中逐渐减少。俑有男女奴仆，仪仗队或厌胜物等类，并附有甲马、牛车、家畜等。古人视死如生，是中国丧葬的基本原则。如春秋战国大墓有车马坑，供死后出行；有殉葬坑，供身后有美人相伴；墓室里的器皿也一如生前。秦始皇更是登峰造极，埋下一支庞大的御林军。一般人家做不到这么豪华，但也会有些陶制随葬品。再到后来，纸张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更便宜地享受了死后的豪华生活，哪怕生前一贫如洗。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纸人纸马也越来越少。（颜长江《雨林祭祀  纸人涅槃——游荡在山水间的古人部落文明》）隋唐五代以降，随葬之俑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在数量上，是大幅度减少；表现在质量上，是塑造技法粗糙草率，距唐俑之美甚远。从唐宋实力相比较，宋代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失却了唐人恢宏气魄与博大襟怀。以社会风气而言，宋人多以纸扎制明器，于葬时火烧，以代替俑。（《雕塑造型与装饰鉴赏》第79页）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古之明器……今多以纸为之，谓之冥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社会风气的改变，使民间工艺的功能也发生渐变。如用于祭祀用的纸马子及木俑器皿雕刻制作工艺，也转为其它的方面去。传统的功用改变，但其社会习俗中的影响却很难移易。活马子花灯的产生，发展，应是历史文化影响的结果。塘角头的活马子，是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变异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既有其历史源头上的荆楚文化因子，也有与时俱进的吸收，融合的演变过程。

塘角头村人的先民们，应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将祭祀传统中的工艺制作，转换成为喜庆活动的花灯，并将生活、生产中的劳动场景作为题材，艺术性地再现在人们的眼前，堪称为当代鄂州人的楷模。所以，“塘角头活马子”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传承谱系

传承谱系说明：

1、塘角头村的“活马子”花灯，因其年代久远，史无记载，故仅能从曾参与制作活动的人物按制作年代的先后顺序而概略排列传承谱系。

2、传承谱系有一说为从大冶市保安、还地桥(清光绪《武昌县志》载为：“浣滌桥”)等地传入。在未有新的历史资料补正的现在，此传承谱系仅作参考和研究的线索资料。待有更充分的资料，则以新的资料为据。

3、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史料不足，然而历史上曾参与制作和传承“活马子”的历史先贤，其创作“活马子”的业绩功不可没。他们是历史的里程碑，是鄂州人民的骄傲，是值得后人研究和纪念的。名次排列仅是研究发展脉络的需要，而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划分。

传  承  谱  系  表

二、试析“活马子”的基本特征和价值

（一）基本特征

鄂州民俗塘角头“活马子”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活马子”的特征，在其生活、生产、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的风格方面，均有十分鲜明的多方面表现。这里所说的基本特征，指的是“活马子”花灯自身，在创作与流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笔者以自己肤浅的认识，初步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六性：群众性、娱乐性、艺术性、变异性、传承性和科学性。这些特征既是我们识别塘角头活马子的外部标志，同时它们对构成活马子内容和形式上的诸特征又有着深刻的影响。

1、群众性

塘角头活马子的群众性，又可称之为集体性，表现为劳动群众集体参与，集体创作，在塘角头地域集体流传，为塘角头村民集体所有。群众性主要体现在群众集体活动中，一是集体参与创作。群众创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或由某些个人先提出某个设想出来，作为坯子，再由许多人进行建议，并直接进行修改加工，使之成为完整的艺术品；或参照外面或前人留下的某些传统作品予以改造制作，使之更趋完美。

  塘角头村十组村民萧新林，他根据小时曾见过前人所作“活马子”的外部形象，活动内容，再参照老年人的集体回忆，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木工、电工和机械修理工作的经验，在集体的参与下，终于复原了部分“活马子”花灯。这些都是群众参与创作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二是集体参与活动和由集体所共有。

塘角头的活马子，是伴随龙灯队伍的“散灯”，谈到“活马子”花灯，就不能不提到龙灯。玩龙灯，是一个群众集体参与的娱乐活动。按鄂州地方玩龙灯习俗，玩灯三年后，必须息灯三年，然后再玩，周而复始。玩灯年份，每年从农历腊月开始祭祀龙神菩萨，接龙神还要请来道士开光，一直到农历正月十五元霄节过后“送灯”。送灯，也称“化灯”。即将纸扎的龙头、龙尾焚化，来年再扎制新龙头、龙尾。龙身是布制作的“龙衣”和每节用竹篾扎的骨架，这些则保留好，以备再用。“活马子”花灯是伴随龙灯的散灯，每年玩灯结束，则与龙灯同时焚化。所以，活马子花灯一共10个，而又是随龙灯一起出游，必须由集体共同参与活动，这也是其群众性的特征之一。

2、娱乐性

活马子花灯，不仅是观赏的花灯，更象是一个小小舞台，每个活马子花灯里面，就是一个演出的小品节目。这个节目是群众最熟悉的生活、生产场景，它将日常活动再微缩给观众欣赏，不仅好看、好玩，更使人从中受到教育，如“锄头挖汉奸”、“武松打虎”等。所以这些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活马子”造型，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娱乐兴趣。故“活马子”一出，便引发群众的关注和喜爱。

 “活马子”花灯中的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按实物大小尺寸的比例进行缩微的。譬如水车，又称龙骨水车，亦称“翻车”。提水工具的一种。东汉灵帝时毕岚所创造，流传至今，基本结构并无变化。系利用齿轮原理，用人力、畜力或风力带动循环的木链即龙骨。由装在木链上的刮板（又称“车叶子”）将水刮入车槽，水沿车槽提升到高处而流入田间（《辞海》释“龙骨水车”）。这件作品，不仅有娱乐观赏性，更具有艺术收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随着时代进步，电动水泵的出现，水车将逐渐淘汰而消失，它的制作可为后人保留历史状貌，具有文物价值。其余还有类似的石磨、石碾、石碓等生产工具。最有民俗风情趣味的是，在纺线一组作品中，电机一动，阁中的女子便一手纺线，一手摇动着摇篮，正应了方言中的那句“一末带十杂，纺线带摇伢”、“推磨带打杂”或“烧饭带引伢”等俗谚。“活马子”将人们心目中的“田螺姑娘”的形象具体化了。艺术地、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样样农活都会做的勤劳、娴淑的劳动女性。带给人们的是赏心悦目的民俗风情画卷一样的场景，别有风味地丰富了节日的娱乐项目和内容。

3、艺术性

活马子作为花灯，首先，它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品，兼有教育、娱乐、民俗与审美作用，以其能给人们以充分的美的享受，引人入胜，成为教育、娱乐的珍品。伴随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培养着他们对大自然对社会人生进步的审美观念与健康的艺术情趣。其次，活马子花灯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着民俗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术家，对民俗研究提供资料，对民俗艺术创作活动以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活马子花灯具有舞台活剧的艺术形式，在艺术性方面，具备着各种借鉴的好处。小小“舞台”，却是个能包容社会百态的大天地。尤其是艺术地再现社会风情，寓教于乐。如“锄头挖汉奸”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具有历史真实性，又具有浓厚的喜剧性艺术形式，因而能用简单的场景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造成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又用生动的场景，艺术地再现了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了的民俗生产、生活中的典型活动。反映出了时代变革，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有些习俗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在一起，如“纺线带摇伢”是民俗研究的宝贵资料。因此，活马子花灯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4、变异性

变异性，在“活马子”这一特定的艺术形式中，指如同其它姊妹艺术形式一样，也不是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不断变革的新的思想、生活内容，有力地推动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只是这种变革较为缓慢而已。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也会因与之关联的社会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被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所取代。因为艺术形式和内容总是随客观实际发展而发展，决不可能永远不变。这大约也是一切文化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活马子”的出现，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如纸扎工艺、木雕工艺、机械传动等。先是手动、线拉，后发展成电动控制，这足以说明变异是客观存在的。又如纸马本是祭祀用冥器，却改变用途，成为新型活动花灯的艺术形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变异吧。为了吸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一方面通过实践，大胆摸索，用功琢磨，对传统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进行分析，继承却不照搬，而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有所加工，有所发展，以形成“塘角头活马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5、传承性

传承性，或称“传统性”，应是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活马子”和其它工艺品一样，其内容和形式一方面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发展，同时又总有一些比较稳定的因素世代传承下来。“万变不离其宗”，有所变，有所不变，从而在发展中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特征，成为有别于一般花灯的特殊品种。那些相对稳定因素的传承，我们便叫做“传承性”。“活马子”的传承性，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均有表现，然而这两方面的传承情况有所不同。在内容上，许多传统题材、主题、形象，在塘角头活马子中往往屡代不绝，一脉相承。如歌颂英雄人物的传统题材“武松打虎”、“大闹天宫”；反映传统的吉祥神仙人物，如“八仙过海”；反映生产、生活上的劳动能手，能工巧匠等，如“打铁”、“打榨”、“赶碾”、“舂臼”、“纺线带摇伢”等。类似于的民间习俗文化中，都是流传不衰的主题和形象，由此可见“活马子”的内容也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但内容是随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最活跃的因素，变革较快，更具灵活性；而其艺术形式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变革较慢。新内容出现后，不能立刻获得完善的新形式，要在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的过程中，逐步创造出新形式来，从而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善结合。因此“活马子”在内容上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反映较快，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锄头挖汉奸”的情景制作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很可能将“大闹天宫”或“武松打虎”类的机械传动稍加改装，设计新的活动程序，便迅速地变换了题材形象。塘角头活马子的传承性，主要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如木偶人、木偶牲畜、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以及纸扎的亭台楼阁，传动装置中最有实效的机械构造设计制作工艺等，都相对地富于传承性，并成为较长久的保留格式。

6、科学性

塘角头活马子，它的艺术形式和题材、主要内容，具有一定的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价值，给这些学科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研究资料。在时代前进的变革中，许多农耕时代常见的习俗和生产劳动的过程，而实际生活中早已消逝，或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活马子”花灯中则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地保留和再现了这些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资料。如“赶碾”、“打榨”、“车水”和“纺线”等生产场景，原始农具的实物模型，劳动生产的复原过程，“纺线带摇伢”的生活习俗。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和武工队在长江流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内，有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在反奸除霸斗争中，处置汉奸的有关史实，他们选用了“锄头挖汉奸”这个典型史料，制作一组花灯内容，这些对研究鄂州革命斗争史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制作花灯的过程中，先是由于手动机构，发展成电机传动。在传动装置上可谓花了不少心思，一个简单的活动程序的完成，其间便有许多的科学知识包含在里面。如何将电机的转速降下来，主动轮、被动轮和从动轮的直径，转速比，都有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塘角头活马子”的当代传承人萧新林，在其三十余年的木工，机械修理等实践摸索中，掌握了皮带轮直径大小的计算土办法。他虽无理论知识，却有实践经验。他先算好被动轮直径，再乘以100，再除以电机转速：转/分，即等於主动轮直径。例12V4级直流电机，1450转/分，被动轮直径80mm，求主动轮直径。公式：80×100÷1450转/分≈5.5（mm）即等於主动轮直径。误差不大。塘角头活马子具有求新求变的极大空间，他们可以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充分利用声、光、电原理，设计和制作出更具特色的“活马子”花灯来。这也充分说明“塘角头活马子”极具可塑性的科技优势，这也算“科学性”之一吧。

（二）“活马子”的价值

塘角头活马子，综上所述，可见具有多种实际功能，已成为鄂州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将伴随着鄂州人民的生活长流不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了促进共同研究好“活马子”这一民俗文化，笔者认为塘角头活马子，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值得研究，但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即：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民俗信息价值、旅游价值和商机品牌价值。

1、文化价值

鄂州古称鄂国，曾为楚君熊渠中子红封地，后一度历数百年为楚都，故鄂州多荆楚遗风。楚人立国很早，为南方大国，存世达800多年，在“春秋战国”这个我国历史最重要的变革时期，逐步形成自己的精神传统。虽经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但在其（鄂州等）故楚地域内仍传承着难以移易的民间文化传统。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节日集中了民俗文化的多种特性。楚地春节娱乐习俗，传承着楚国历史文化信息，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展现了一卷绚丽多彩的民间风俗画，是研究楚文化艺术必不可少的资料。鄂州塘角头活马子是身居楚地的民俗文化之一，同其他现代的民间文化一样，都有其历史渊源，它们是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延伸，是楚俗文化之遗存，顺藤摸瓜，可以探究到鄂州古代社会的某些方面的原貌，它们独特的风俗，对后世的文化影响巨大，绵长。它们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这是“活马子”的文化价值。

2、历史价值

塘角头活马子，从它开始出现的初期，便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它具有农耕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印记。它使我们知道农业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生产、生活习俗的历史现状的某个侧面。旧时代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科学不可能充分利用民俗文化素材。今天有了充分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材料的便利，它在史学史、民族史、地方史以及经济发展史等方面，都将给历史学家以莫大的启发。塘角头活马子所展示的农业劳动生产工具、活动场景，为我们保存了那段少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它的历史文化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3、艺术价值

塘角头活马子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它每组造型中的农业生产工具按实物比例微缩，不仅是活动道具，也是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从民间工艺，或是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值得收藏的艺术作品。塘角头村的人们，以自己的艺术天才和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活马子”民俗文化财富，是值得我们珍藏并传之后世的。

4、民俗信息价值

鄂州“塘角头活马子”，是楚俗遗存的一种传承和变异。它对有关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工具与生产过程，作了生动形象的介绍。它所具有的民俗文化信息，是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综合信息。所以，楚地民俗文化不可能纯之又纯地从古楚俗中单脉传承下来，而是不可避免地从各种相邻的区域文化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成份。（《楚俗研究》第三集25页）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鄂州楚地民俗信息的重要资料，具有重大价值。

5、旅游价值

鄂州塘角头“活马子”花灯，以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底蕴，将挤身于旅游热线这个潜在的发展趋势之中，因而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旅游价值。当前旅游热点遍布于世界各地，在中国大中小城市和地区，也有很多新的旅游景点被开发出来。创建民俗文化旅游景点，在中国和国外皆有成功的经验可予资鉴。

6、商机品牌价值

鄂州民俗花灯——“塘角头活马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开拓发展的商机。其品牌将成为无形资产，是软黄金产业，其价值将随产业发展而升值，这是可以预见的。作为鄂州人，特别是西山街办塘角头村人，必须将其作为人文景观，历史文化或民俗博物馆等产业来全方位设计远景规划，做大做强。商机必须抓住，品牌必须创建和注册保护。否则，到手的鱼，也可能成为别人桌上的佳肴。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三、对“活马子”文化遗产的谫议

2006年6月10日，是首届“中国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42号）：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提出的口号是：“热爱、珍视、保存、维护和抢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湖北省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文物资源十分丰富，有文物大省之誉。（《湖北省文物概况》）鄂州市历史悠久，5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著名的江南古镇、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古铜镜之乡、文物资源十分丰富。（《鄂州市文物概况》）鄂州市西山街办塘角头村的“活马子”花灯，是鄂东南，乃至湖北省，甚至全国很多地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是稀有的民俗文化的“活化石”之一。塘角头活马子，因其构思精巧，工艺巧夺天工，以致于在鄂州方言中，人们形容一个物件十分娇贵，就会说：“碰都碰不得，难道是‘塘角头（的）活马子’吗？”对有的器皿容易损坏，或不结实，经不起摔打的东西，则说：“这真是‘塘角头的活马子’！”因而在旧时，这样的话语，“人云亦云”，不胫而走。“塘角头（的）活马子”竟成了老鄂城人的一句“口头禅”。相互说笑戏谑中，又含有一些贬意，这实在是一种误传和曲解。当然，这绝不是“活马子”的错。同时，这又证明“塘角头（的）活马子”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自其问世后，已在几代鄂州人的心目中，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塘角头活马子”已成为鄂州地方民俗文化的品牌之一。面对鄂州前辈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将如何发掘和保护，研究和开发？笔者不佞浅陋，提出下列建议，以就教于同仁和就正于方家。

（一）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

1、经济扶持；2、舆论宣传；3、复制保护；4、人才培植。

(二)与时俱进的研究和开发

1、开展“活马子”民俗文化的研究。

2、“活马子”艺术形式和思想（主题、题材）内容的开拓创新。

3、商业生产和旅游开发。

本文作者萧开发，男，1946年3月生。原鄂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市群众文化学会理事，市吴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1985年5月加入鄂州市研究会（“鄂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前称），为会员。2001年12月加入鄂州市群众文化学会，任理事。2002年增补为市民协副秘书长。2003年6月，出席市文联第三届文代会后，为市民协理事，7月增补为副秘书长。后又参加市吴都文化研究所，任副所长，及省民协会员。2002年11月以来，一直参与市政协文史委、市文联、市档案馆（史志文化研究中心）、市诗词学会、市楹联学会有关文章撰写、主编、点校、编辑和校对工作。2006年以来，参与鄂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保工作。

      主要文史、文学艺术成果：

      主编市文联编纂的《鄂州市旅游文化丛书·葛山》；与原文联主席合作编撰《鄂州市旅游文化丛书·龙蟠矶》一书，任副主编。与陈奇峰合作撰写《鄂州传统祭祀习俗》，载市政协文史委《鄂州文史资料》。2004年，参与点校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版《武昌县志》重刊工作。为市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专辑撰写《凤凰台塔拆毁经过》《漫话鄂州出土的墓志、地券》。为《鄂州日报》发表有《鄂州民俗话中秋》，在其《鄂州的塆子》栏目中发表有：《黄良子》《孟家畈》《牛头山》及《鄂州古井》（此文曾转发于台湾省鄂城旅台同乡会会刊中）等。为市群众艺术馆曾撰写《鄂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综述》《鄂州民谣选》等。还撰写有《清乾隆武昌城砖的发现略考》《中国民俗节庆知多少》《鄂州花灯奇葩“塘角头活马子”——试析鄂州民俗“活马子”及其特色》。近年来曾参与编撰写《中国剪纸集成·鄂州卷》《鄂州市剪纸史话》《梁子岛民间祭祀习俗考察》，以及参与《湖北文化史丛书·鄂州文化简史》的编撰工作，任责任编辑之一。

2009年12月，曾参与中国·鄂州首届佛教净土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慧远与鄂州地方史料探源》；2010年6月，曾参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人民政府台办、宜昌市政府、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省屈原学会承办，宜昌市政府台办、秭归县政府协办的“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活动，发表论文《端午习俗在鄂州的演变》 。2019年12月14日，参与鄂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湖北省吴楚文化研究会主办，鄂州市博物馆承办的鄂州市首届鄂楚文化研讨会，发表7万余字的论文《鄂文化吴楚文化对鄂州民俗文化流布的影响及研究》。近期还参与《鄂文化研究》的编辑，康熙版、乾隆版《武昌县志》影印本的校补等工作。手头还搜集整理有30余万字的《鄂州民俗文化集粹》等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