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窑恋歌(1978年)
张道子
〔中国山西省临汾市041000〕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大解放
1978年的体制,还完全是计划经济下的旧体制。所以,要从隰县红星煤矿,亦即碾子沟煤矿调往临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像现在这样容易,说走就走,只要接受单位同意,原单位的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人也可以炒原单位老板的鱿鱼。那时,首先要办《商调表》,这商调表上有调出单位盖章的地方,有调入单位盖章的地方,还有调出单位主管部门盖章的地方,有调入单位主管部门盖章的地方。同时,还有调出地劳动局盖章的地方,还有调入地劳动局盖章的地方。一张《商调表》,要盖许多公章。那时候,那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反正是大锅饭,铁饭碗。工资级别是全国一拉平,我是井下二级工,48.5元钱,走到那里都是这么多钱。盈利单位不会多发,给国家财政上缴部分叫“贡献”。同时,亏损单位也不会少发,亏损部分由财政拨款补足,这叫“政策性亏损”。所以,争劳力就成为各单位的第一要务,反正工资由财政出,不要白不要,“人多好干活”是当时各单位领导最主要的管理意识。所以,要调出一个单位很难,一般要对调,就是你要走,同时得有一个人调进来才允许你走。因为有县委书记高步斗的帮助,所以,我的调出是“单调”,这并不是歌唱家、陕北清涧老乡王小妮说她的姐姐王二妮唱的“单调”的那个“单调”, 而是不用寻人“对调” 的那个单调。要不是高步斗书记的帮忙,真要我自己寻找对调的主,恐怕驴年马月也找不到。因为,一般人都是愿意下临汾的人多,而愿意上山的人绝无仅有。况且是煤矿井下工,更没有人愿意与你对调。国家正式工人谁愿意从临汾跑到隰县碾子沟去下煤窑?
隰县的调动事情由高步斗书记帮忙,当然好办了,可是,临汾的事情得由我自己办,我跑到临汾找调入单位。当时,临汾各单位管事的人,我认识的没有几家。首先找到地区文工团的团长关树桂,他原是永和县的宣传部长,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洪洞人,文化革命后调到地区文工团任团长。我去找到他,说明情况后,他要求不高,他说:你只要会说普通话就来。而我最不会的就是说普通话,一辈子就会说一口标准的陕北清涧土话,一直到老改不过来。于是,我又坐公交车去位于魏村乡的地区小型钢铁联合厂找郭文华书记,听说他刚从隰县调到小钢联,任办公室主任。他也知道我不能再呆在隰县了,当即找到劳资科长赵百贵,赵科长在商调表上盖了章,我立即去地区重工局人事科。当时,人事科的科长是张玉虎,一个胖胖的女的。她说:放下,要上局务会议研究。我问:多长时间开局务会?她说:一般是半个月,特殊情况就不知道了。我想:即便是开会,也不一定研究人事调动问题。看来是等不上了,于是,我又返回碾子沟煤矿,一边下井劳动,一边等地区重工局的研究结果。
1978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年,我的思想也从沉睡中醒来。从我自己与家庭的遭遇中,反思制度的缺陷。竭尽全力想弄清楚这种制度缺陷的指导思想的根源。我重新学习毛选五卷,看不出问题,有的文章,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提出的思想并没有错,而且,可以作为我国长期的指导思想。于是,我决定重新钻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当时,研究的劲头差不多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走路、吃饭都看书。下井劳动时胳膊肘里也夹一本《资本论》。在钻研中,逐渐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马克思在书中论证资本剥削率的时候,没有计算由资本带来的价值与剩余价值,而是把由资本带来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全部计算到了劳动价值的名下。这对于资本业主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诚然,劳动也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部说成是由劳动创造的,排斥了资本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有失公允的。“真理多迈半步就成了谬误”。
当然,《资本论》的主体还是正确的,但肯定是有误的,是需要修正的。于是,我就对批判了几十年的修正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认为铁托、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思想是正确的,需要重新评价。
就在这时,另一件让我几乎疯狂起来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早上七点多,我换了一身脏乎乎的下坑衣服,拿着碗筷,走向餐厅掏出饭票准备打饭时,猛然发现给我打饭的那个姑娘非常漂亮,漂亮的让人震撼,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发现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一见面,就让我再不能从记忆中把她抹去。而且,似乎觉得她也在看我。下井后,我向人们打听,才知道她叫任莲兰,是刚从她父亲的炼焦排调过来的,她父亲是炼焦排的排长。任福海曾与我一起住过八个月“揭、批、清” 学习班,我是对象,他是动力,是专门看管我的。既害怕我逃跑,也害怕我自杀。其实,他深知我既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所以,在学习班上从来不发言,只是每天抱着我的一个小收音机钻在被子里听晋剧,听音乐。而且,回到煤矿,王朝善还让他继续看管我。我就奇怪,任福海怎么能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儿。后来,我才知道碾子沟煤矿当时有三大美女。一个是任莲兰,一个是王荣耀的女儿叫王兰芝,王荣耀是搬运排的排长,煤矿上山青圪坨村人。还有一个是煤矿调度室主任李发荣的女儿李兰芝。后来,我去问永和坡头老乡、煤矿技术员任志远,任志远俩口说:她们曾给任莲兰介绍过你,说你是永和县造反派的头头,她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她也在注意我的原因。正好这时,我拆洗铺盖,她父亲说:你要不会做,让莲兰给你做。“瞌睡给了枕头枕”,我找到她,说:我拆洗铺盖,你父亲说让你帮我缝一下,她痛快地答应了。后来,她去大宁县她大姐家,我乘机给了她十元钱,20斤粮票,她竟然接下了。她从大宁县回来后,给我说:她大姐让她去,是给她介绍对象,她没有同意 。
我心想:幸亏给了她十元钱,20斤粮票,否则,她已经成了人家的媳妇。后来,交往多了,我就问她,为什么能愿意我?她说:三条理由:
第一, 你经常夹一本《资本论》,说明你不是一般的识字人。特别是缝铺盖的那一天,你说:以后就没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了,也没有正式工与临时工之分了。我觉得跟上你,我能解放。这充分说明了,农民与临时工要求解放“二等公民”地位的强烈心愿。
第二, 任志远俩口经常吹你,说你是永和县造反派的头头,怎么怎么有才干,有本事,让我跟你。
第三, 我的父亲回来经常说到你在学习班怎么怎么硬,顽固不化,这倒激起了我对你的好奇。
听她这么说,我在她心目中的“英雄” 形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才想起,每当下了班,我在宿舍里给大家唱歌时,总有两个姑娘坐在对面的坡上,其实,是在倾听我唱歌。她领的那一位,是煤矿技工冯有旺的妻子去世后,再娶的妻子带的两个女儿中的大女儿金英。后来,《送别》就成为我俩的恋爱歌曲。
《送别》的歌词是: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奴有乡情心里亮,
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
心里激动知心话。
出生入死在一起,
同甘共苦渡年华。
半间屋前川水流,
咱们的友谊才开头。
那有利刀能劈水,
那有利剑能断流。
送君送到江水边,
知心的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逆行船,
风里雨里永向前!
然而,当我们俩的事真正公开化后,复杂的事情就来了。首先是,我的朋友中有人反对。我的陕北吴堡老乡周志禄给我说:“别要那女子,她尿床”。
我反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不看她家院子里经常晒的铺盖?”。这倒把我问住了。她家住在矿区对面的山沟里,那是通往交口县城的路,我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立即去问她,她说:别听周志禄胡说,谁家不晒铺盖?说的也在理,我理所当然地信了她,而不信周志禄,这就叫人在事中迷。
最要命的是她家里人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硬正:
1 年龄悬殊过大。关于年龄,是我的弱项,她家里人问,我就说29岁,始终说不出口30岁,更不敢说31岁了。虽然,我从小就立志不到30岁不结婚,因为,30岁之前结婚太误事。但真到了这个年龄,也是一个让人十分尴尬的事。特别是,她虚岁才19岁,周岁18岁,这就更难让人启齿了。当然,她知道真实年龄,所以,往往一出她家的门,她就调侃我:你就常29着。我的实际年龄比她大13岁,家里接受不了,也不无道理。因为,我不是大人物,要是大人物,如孙中山比宋庆龄大30岁,杨振宁82岁娶的媳妇28岁,这都传为美谈。而一个31岁的井下拉煤工人想娶个18岁的大姑娘,家里不反对,那才叫不正常。
2 陕北人,穷地方,而且,谁也没有去过那里,到底有多远,谁也不知道。竟管她的父亲上几辈也是陕北米脂刮石板人,但从来没有去过,离这里到底有多远,谁也不清楚。要是张树斌把他家的女子带回老家,就再也见不上了。
3 一眼就能看见,张树斌穷的什么也没有,结婚以后怎么生活?
于是,他的父亲就加紧给她找对象。因为,古人有言:“女大不中留”。正好,他的父亲买了临村一个小伙子的两头牛,给不了人家牛钱,人家逼的紧,他知道这个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就把他的女儿介绍给这个临村卖牛的,说好不再给牛钱。见面时间是星期六放假时的下午,地点是她回家的路上。事前,任莲兰并不知道这一过程。星期六下午,她回家,离家不远的山下,这个卖牛的后生挡住了她。说:“你父亲用两头牛钱把你许给了我,跟我回家吧!”。她急中生智说:我不是她女儿,她女儿在后边,一会儿就过来。于是,这个卖牛的后生就傻傻地在路上继续等他的任莲兰。
作者简介:张。道。子,男,1947年生,原籍陕西清涧县人,现为山西临汾市退休人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出版有«绝对相对力学»、«绝对相对哲学»、«绝对相对经济学»、«常道»、«互补论»等多部专著。这些书已被国家图书馆与三十个省級图书馆和近百所大学图书馆收藏。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格物》杂志、《中国改革报》、《中国人才报》、《人才研究》、《经济问题》、《道学研究》、《当代作家》、《文学月报》、《青年作家》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报告,2018年出席了世界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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