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一个现代建构，不是自古就有的。中国的文学，本来是一个“文”的传统，到了现代，从晚清到五四，完成了整个文学的现代转型，依照西方标准，我们进行了一次文学门类、文学秩序的现代转型。
小说和诗，充分地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散文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门类的散文，它的前方依然有着广阔的天地，因为它还有巨大的内在任务没有完成。
要我看，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只有一人，就是鲁迅。在鲁迅的手里，散文真正变成了一个强有力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比如他的杂文、他的《野草》。可惜，鲁迅之后几乎是后无来者。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我现在每逢写散文，要给自己立一个规矩，我会告诉自己，不要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一个古人了，尽量不要带古人腔，甚至不要带文人气。我发现我常常写的那些露出了古人腔和文人气的文章，通常能够得到最多的表扬。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病，就是在散文传统中深深积淀着的陈陈相因的文人气的东西，那些从古典散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腔调、笔法。这不是真的我，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我内心甚至也不是这样想的。但我在写文章时，苏东坡附了体，袁宏道附了体，张岱附了体，那么多古人都在我身上，我花团锦簇地写下来，自己觉得写得很爽，大家都夸，但我自己对这个要警惕。
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十月》上这两年写的《会饮记》。因为每当我提笔之前对自己有个建议，我要写现代的散文，要让散文表达现代的真实的复杂经验。希望这散文能成为我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有效的呈现。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更值得写。100年来，散文的现代性转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不习惯在散文中表达我们的复杂经验，袒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很容易就被沉重的“文”的传统裹挟而去，使文章变得优雅、平滑、顺溜、好看，但是，是假的。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能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要面对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在这个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澈，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但是就要做。
说到底，“文”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广大无边的“文”；另一个是这个小小的文学的散文，文学的散文实际上也是广大无边的“文”的一部分。所以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在我们的散文中充斥着套话、老调子，充斥着那些像滑行一样自我运转的东西。我们的文风，我们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章，可能同有此病。
散文的真理也就是那么几句。第一句，孔子说的“辞达”；第二句叫“惟陈言之务去”。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惟陈言之务去”，要害不在于是否是陈言，要害在于我们要做个“新锐作家”。
“新锐作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告诫自己，我们要表达的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没有感受到的，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给它词，给它形式，给它逻辑，最后把它形成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克服这个难度，你得到的一定是一篇值得写的文章。你不仅得到了一篇文章，你也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更有力、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或者认识了事物。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事物，它的真相其实都是隐藏在你那个说不出来、表达困难的地方，你把表达困难、说不出来的地方说出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道行、眼光和本事就都长了一层。
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但不这样庸常是很难的。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努力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里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的散文。
李敬泽，1964年1月生，祖籍山西芮城。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会饮记》《小春秋》等多部文集。
作品《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
现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