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

文|石一枫

作为写字儿的人，想必都很羡慕那种“天成”的作家，或者“天成”的写作状态。那往往是文学史上的神话——养在深闺或来自深山的单纯男女，从肉体到心灵都一尘不染，有感而发、提笔而就，一出手就是高峰。要不干脆就是孩子，比如7岁的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几成天籁。然而很遗憾，水能提纯、保纯，但人不能，正如大部分人的人格都是滚滚红尘造就的，大部分作家的文学修养也是通过对前人、同时代人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的。绝对的“未曾染尘埃”多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知。

那么，对于某些既有文学观念的认同、反对以及再思索，也是能够表明一个作家在某一时间段的文学态度的。作为一个也算接受过“科班”文学教育的人，我所接触过的文学观念估计算是比较多的——翻开文学史的课本，就有多少“主义”得记得背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深受此道的熏染，张嘴尽是夹生洋词儿。然而文学史上还有一个规律：刚冒出来时越是离奇、越是振聋发聩的文学主张，往往也越容易变成一阵风的事儿。尤其是写起来以后，才发现一个作家最需要面对的，其实还是那几个自古有之，如今仍在缠斗中的文学观念——也就是那些还在“真实地活着”的文学观念。

首先，我对“小说是一门技艺”这个观念一直持怀疑态度。写小说当然需要琢磨人物，要谋篇，要铸炼语言，也就是说，的确是需要技艺的，而且技艺越精妙越好。同行或者同好们在一起，谈论得最多的好像也是技艺。然而也许是谈得太多了，现代小说的技艺偏偏又越来越复杂，成了门单独的学问，渐渐地就有了点用手段代替目的的意思，好像小说的好坏仅仅决定于技艺，小说几乎可以等同于技艺似的。当然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想说的话不好说出来，不想说的别人又逼着说，那么好吧，索性只谈技艺，从此当一匠人也免了苦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如果把小说单纯地等同于一项技术活儿，那还真是有些辱没这个历时近千年才发展成熟的文学体裁。技艺仅仅是写出一篇优秀小说的基础条件，除了技艺之外，必要的因素还多着呢。其次，我也比较怀疑“作家只是为了自己写作”这个观念。要想让作家全为了别人而写恐怕不太现实，真能做到“我手写我心”的作家，往往也有着单纯而高洁的人格，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但是从小说的基本传播形式来说，它归根结底是一门“我写你看”的艺术，它的主要审美过程，也是让读者看到“别人”的故事。没有了看的，写的人又忙活什么劲呀？还不如述而不作呢。当然，也不能把追求销量的写作等同于为人民服务，读者和作者之间肯定还不是一买一卖这么简单，那其中有着微妙的关系，值得写作的人长期研究。

那么，有必要坚持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呢？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就是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大工业的运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怀疑必然带来割舍和收获，坚持则往往意味着更深的自我怀疑，乃至精神层面的磨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怀疑和坚持都并不容易，需要我们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验证自己的所思所想。

因为阅历与学识的限制，我很难从文学史的、理论的层面对现实主义写作说出什么来，那太深奥也太复杂了。但作为一个年轻作家，我还是愿意谈一谈“写现实”，尤其是“写当代中国的现实”这种创作倾向的价值。

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这些词儿比较老套，但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当然，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作品质量上，都与那些经典的、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差得很远，但比起单纯地追求形式，追求审美趣味的写作风格，我可能还算是比较有意识地贯彻“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些原则，也算是尽量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对于这种写作，我有几个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所谓“现实主义”假如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话，那么这种写作方式的核心动力，或者说生命力的源头所在，其实还在于“现实”本身的变化。所谓理论、风格、情调可能都是灰色的，都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但是现实的变化是文学写作能够而且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出现更好作品的根本原因。举两个例子，我特别喜欢两个作家，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王朔，这两个作家现在说起来都算京味作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又都是标准的“写现实”写得特别好的作家。他们各自有一部代表作品，一部是老舍从教书匠的身份转向职业作家之后，写的第一部小说《骆驼祥子》，大家都知道“傻骆驼”和“虎妞姐”这些经典形象。还有就是王朔的中篇小说《许爷》，小说里有一个典型的形象，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拨儿出租车司机。当时出租车司机还挺贵族的，许爷把他的朋友拉到一个法式餐厅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一群服务员围着伺候，这对于从“革命年代”过来的人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王朔用了一句话叫：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世道变了。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对现实的敏锐程度。作家反映现实，反思现实，甚至批判现实的立场都会发生变化，相对于其他文学流派所强调的思想上的变化，哲学上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或者单一的情感状态上的变化，现实主义相当于从社会历史变化和实际生活的变化直接入手，往往能为文学提供刚出锅的一手材料，这是它能够成为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的原因。顺便打个比方，如果再接着写和骆驼祥子、和许爷相似的人物，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形象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一个滴滴专车的司机了呢？这个司机是不是也有着他不同于前辈的，被他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特殊的甘苦呢？

第二个体会，和“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有关。我一直觉得，当我们认识现实的时候，应该还是存在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实然的世界”，就是世界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是“应然的世界”，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部容量足够大的作品，能够表现的矛盾冲突很多，如利益矛盾、情感矛盾、阶级矛盾，但更加内在、更加高远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是那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巨大张力所在。比如我们看《悲惨世界》，里面写了法国革命，写了贫困和压迫，写了种种社会不公，这都是实然世界，但在雨果的写作中，还蕴含着一个应然的世界，那里有高尚情怀，有人道主义的博爱，有革命者的一再熄灭又一再燃起的激情。在主人公冉阿让的身上，充满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构成的张力。用类似的角度来对比《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在文学源流上很贴近，但给人的感觉又非常不一样，或许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一部只有实然世界，一部还有应然世界。我觉得现实主义除了要看清实然的世界，更重要的也许是应该看清应然的世界。

第三个体会，哪怕是一门心思只写当下现实的作品，肯定也在不断地发展深化。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或者和20世纪中期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肯定是非常大。必须得说，在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在认识层面已经有了更多的角度和思考方法。比如说在19世纪认识世界的时候，一说起现实主义，基本上就那么几种思路，一个是狄更斯式的个人奋斗的角度，一个是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有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那就是真实记录再现的角度；而在20世纪之后，作家还可以用马尔克斯的角度，用卡夫卡的角度，用萨特、加缪、昆德拉的角度来认识现实。那些所谓反对现实主义的思想流派，其实也促进了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这些变化都构成了现实主义复杂丰富发展的动力。

说到底，可能还是得强调作家的客观性，以及某种层面上的批判意识，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真正有其内在价值的，直面社会历史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学精神。它存在的价值，未见得是为了宣扬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而是为了观察什么和思考什么。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时代，简单地讴歌和简单地反对同样是幼稚的甚至违心的，好作家不可能是那些动画片里的简单的人物性格，如小马虎、喜羊羊、骄傲的将军、没头脑和不高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上，老舍、赵树理、柳青都可以称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胡风和秦兆阳即使受到过不公的对待，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开拓也已经得到了肯定，哪怕是沈从文和张爱玲，他们也写出了独到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一些研究者出于学理或者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不是过分抬高这个就是过分贬低那个，而在文学本身的价值看来，这也许都过于狭隘了。文学研究为了方便可以分门别类，但作家本身没必要按照趣味、观念哪怕仅仅是年龄段去归堆儿站队，这对于正在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而言，也许是保持真诚的必要态度。

选自“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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