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乡
陈志刚
题记：在人的一生中，故乡就像自己的母亲，你可以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但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来处。
2000年底，莱州乡镇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将西由镇并于三山岛街道，至此，这个千年古镇就走入了历史。
在我的记忆中，西由镇很大，是一块古老而多情的土地，它有一条十里长街，横跨东西，像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了八个自然村。我的家乡街西头村就在这条大街的最西头，如果把西由街，比作是一条龙，街西头村就是龙的尾部。
我是1959年生人，到1997年7月去县城之前，一直生活工作在西由这块土地上，是这方水土养育了我，父老乡亲培育了我，我对这里的父老乡亲、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每条大街、胡同和小巷，都曾留下过我的身影，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忘怀。
一 、古朴的村落与淳朴的民风
街西头村有500多户人家，1400多人口，向东与天王庙村为邻，向西是大片的农田，有王河从旁边经过，向南是后邓村，向北便与三山岛隔空相望。
这里属于胶东掖北平原，地势平坦，一马平川，风光秀丽，景色如画。冬天银装素裹，瑞雪兆丰。春天麦苗青青，碧波荡漾。夏天青纱帐起，稻黍成浪。当然，乡亲们最喜欢的还是秋天，这时候的天变得特别蓝，王河的水清澈见底，与蓝天相映生辉，令人陶醉。王河是一条风景秀丽的、生态优美的大河。如果说，长江黄河是祖国的母亲河，那么王河即是家乡的母亲河。河两边，玉米、大豆，还有少许的高粱成熟了，漫山遍野五谷飘香，田间地头、村里村外，到处都是劳动的人群。那种紧张而忙碌的丰收景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村的地势，略呈南高北低，村子的南面有一处高岗，站在上面向四周观看，视野非常开阔，可以将四周很远的地方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
在村庄东北角的沼泽地里，有三堆巨大的火红色石头，露出地面二米多高，乡亲们都亲切的称它为“红石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或许从盘古开天地时就在了。多少年，多少代，任凭日晒霜打，风吹雨淋，一直岿然不动的立在那里。它曾是我们几代人的记忆，心中的念想，想到“红石头”，就会想到街西头，想到街西头，就会想到 “红石头”。
村子的北边有一处坚硬的黄土墙，自西向东，拔地而起，村里人都叫它“围子”。据说最初，是因为这里处于防倭的前沿，为了防备倭寇而修建的。1861年庚子之乱时，为了防止捻军入侵，村民们又重新进行了加固和扩建，而今几百年过去了，轮廓依然清晰。
村里的房屋，除了有一小部分瓦房外，其余的都是茅草房，新少旧多，比较简陋。所有的陈旧茅草房，都用泥土打成的土墙垒成。胡同深处有些人家，茅草房低矮又破旧，用篱笆墙围成一个小院子。这却成了我和发小们放学后，捉迷藏，用弹弓、火柴枪、木头枪打“巷战”的好地方。站在高坡向下望去，高低不等、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错落有致。
我们家的房屋，就在村子中街的东头，有四间正房，三间西厢屋，带有一个挺大的院子。正房的房顶，是用蒲子和海带草覆盖，再扣上大灰瓦，屋檐部分用的则是小灰瓦，形成一种屋脊，飞檐翘壁。厢房是用苫草覆盖，门楼留在西厢房的南间，形成一个过道，街门口朝西。
房屋虽然一般，但临街门楼却古朴、自然、厚重，用青石块、褐灰色的砖砌成，虽没有大户人家的五脊六兽，却有双脊比翼，两扇黑色的柞木街门，还有两个铜门摇子，金灿灿的，闪闪发亮。这种结构布局，倒正好应了一句话，有粉擦在脸上，这也彰显了乡下“工匠”的聪明才智。
自古以来，老家的乡亲，勤劳善良，人性纯真，骨子里头，有一种西由人特有的精、气、神，村里的民风特别淳朴，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处的十分融洽，亲情、友情、乡土情交织在一起。
村里的陈旧胡同和小巷，纵横交错，高低不同，坑洼不平。雨雪天，路面泥泞，人们走在上面，一双鞋沾满了稀泥，两边的墙根小护坡很滑，经常把人滑到在地，弄得全身是泥，叫人哭笑不得。
因为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人家都把一些烧草、杂物、垫猪圈的泥土等，堆放在门旁，使得胡同巷子，越加显得狭小，但从来没有人，因为别人多占了地方，而发生过纠纷，街坊邻居从来都是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所以，对那种杂乱，人们虽然觉得不舒服，但心里却还有一丝甜蜜。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正是一种淡淡的乡愁。
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广袤的掖北平原就冷得越加厉害，“三九”和“四九”冻破堆臼，没有如今的“暖冬”天气，若在室外，把人的手指冻的像“猫咬”，耳朵像“刀割”。屋檐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棱子，像刀子一样闪着冷森森的光。屋里的水缸也结了冰，做饭的时候，需要破冰取水，或者干脆拿一块冰放到锅里，可即使这样，也没有减少乡亲们，迎接过年的喜庆劲。
各行各业的匠人们、艺人们，个个都很卖力，为了让节日丰富多彩，不分昼夜地忙碌着，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过了腊八就算进了年关，到了腊月二十三，就正式迈入年的门槛，家家都要进行大扫除，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清扫家具，粉刷墙壁，最后还要在木框的窗棂上，糊上新的毛头纸，为的就是祛除上一年的晦气。
过年还有许多讲究，二十八发面蒸馒头，二十九煮年货，三十白天贴春联、年画，晚上守岁、放鞭炮。
最喜庆、最热闹的，当然还是大年初一，天刚放亮，我家的饺子还煮在锅里，本家族的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新衣裳，在父辈的带领下，就给我姥姥拜年。这时候，一向和蔼慈祥的姥姥，更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赶忙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一般是一角、两角、五角。这时我们也上街给本家族长辈拜年。整个村庄，拜年的人群，络绎不绝，仿佛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人们的脸上挂着笑容，亲情浓的让人的心里像是灌了蜜，平日里相互之间有点小矛盾的，此刻也会烟消云散。
二 、建国前后的父老乡亲
家乡西由镇，是老解放区，从这块红色文化传承的土地上，走出了张加洛、任焕彩等高级将领。在上个世纪的一九四六年冬天，村庄上的父老乡亲们，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了土地改革，简称“土改”。村庄上的雇农、贫农，除分到了土地，还分到了地主家的浮财。同时，绝大多数的人家，也都分到了数量不等的土地。姥姥家的成分是下中农，分到了土地。姥爷年少就闯关东，姥姥就成了田地的主人，锄地、间苗、拔麦子，赶着毛驴驮庄稼，样样都干过。天晒地剥，寒暑往来，姥姥真是吃苦啦。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是翻身解放后的父老乡亲，对共产党的真诚表白。“解放区的天是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真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党的恩情说不完”，成了家乡上空的主旋律。
为了使土地证发放工作快捷高效，西由镇的各个村子，都成立了专门的书写班子。老家的村庄，由村里的文书负责，他又从村子里挑选了十多人，个个都是写字的高手。当年的情景，同村的邓汝万先生，曾做过详尽的描述：
一九五一年正月十六，在西庙道北扎着台子，台子是用木板铺地，戏台子门口朝南。
这天下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村民自带小凳，都坐在戏台子道南大园子里（三亩多地大）,戏台子上摆放着多张条桌，村领导个个正襟危坐，西由镇的于镇长出席了这次隆重的大会。于镇长讲完话，便在台下鸣放鞭炮，有几个青年民兵，两个人一组抬着几篓旧地契约（为了写土地证，事前已将各家各户的旧房产、地契收到了村里）到西门外烧了。
烧完了旧地契，晚上接着唱了大戏。街西头村素来在西由有京剧之乡美誉，坊间戏说：“街西头村出来个三岁孩子，打个喷涕也带着京剧味！”街西头是1947年初在西由镇成立业余京剧俱乐部最早的一个村，一直活跃在掖北解放区，1948年还奉调到掖城，慰问打粉子山战役的许世友部队，当时掖县还没有成立京剧团。
为了迎接庆祝颁发土地证，这次在西庙天井唱的三天三夜大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街西头村京剧业余俱乐部在掖北本来就有名气，1951年春节恰逢有许多城市名漂回乡省亲。村里的王德深，马派老生，在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京剧名漂，马连良在哈尔滨上演群英会饰诸葛亮，他饰鲁肃。小北嶺原高峰梅派青衣、仓上李派老旦梅俭扬，也是大城市里著名的名漂，另外还有掖县许多名漂也都慕名而来，参加了演出。怎么说吧，道北是戏台子，道南三亩多的庙天井，前三排给军烈属，其余大院人山人海。看戏的人南至诸冯、后吕、西由街八个村，北至单山、三山岛村。他们有亲的投亲，没亲的带着小板凳和中午晚上两顿饭，看完戏有许多出过门的人议论说：他们在大城市也没看过这么好的京剧，这一辈子足矣。
时隔不久，党中央号召广大的农村、农民，组织起来，大办互助组、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这场运动，席卷全国，轰轰烈烈。
转眼之间，到了激情燃烧的一九五八年，在西由镇成立了掖县先锋人民公社，管辖二十八个自然村，四万多人，是那个年代胶东地区最早、经济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不久，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又成立了掖县西由人民公社。
一九六二年，为贯彻落实“人民公社条例”，即《60条》，街西头村对原来的编制重新调整，成立了十三个生产队。那时大舅刘桂令，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小伙子，庄稼活的好手，被推荐担任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
我还在老家的时候，他曾对大伙说过好几个想不到，有两个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想不到是，能在队长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队长虽是个“芝麻小官”，但每年都要社员投票产生，选票就是一杆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传奇。二是没有想到，农村的发展变化会是这样的突飞猛进，这么快就实现了机械化，而且正在向电气化迈进。
当我离开老家，到县城上班的时候，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村庄上、甚至乡镇上走出的第一个留美博士生，竟是大舅家的孩子，真是给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增了光，添了彩。
三 、姥姥在我童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
姥姥生于清朝末年，经历过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是一位中等身材、慈祥和蔼的胶东“小脚女人”，骨子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华美德。村里人这样评价她，说别看老婆子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但却集勤劳善良聪明于一身。
我和妹妹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父母都是小学的公办老师，因为工作繁忙，便把我和妹妹交给了姥姥抚养，把我们的户口，也落到了街西头村。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长大后，我曾为这事想过好长时间。我想，那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想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了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毕业生的境遇，能有那么大的差别。
姥姥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的姥爷去世的早，照顾我们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尤其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吃喝拉撒睡，便全部压在了姥姥的肩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歉收，粮食比金子都贵。老乡们连坡里的野菜，也挖得精光。姥姥把生产队分给她的一丁点粮食，全部留给了我和妹妹，使我们在身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了基本的营养，她自己则吃地瓜干、吃糠、吃野菜，而且还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时间一长，得了“浮肿病”，又引发了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姥爷闯关东时，结识了一位在沈阳开诊所的俄罗斯医生，捎来了救急的药针，才从死神手里把生命夺了回来。
姥姥和村里人的关系相处的特别好，从来没和人吵过嘴，这得益于姥姥的无私。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每年深秋的时候，枝头上挂满了红彤彤的金丝小枣，又甜又香，非常诱人，打下来后，姥姥总会让我给左邻右舍送去一瓢，家里有小孩的还会多给点。姥姥说，这枣子咱们一家人吃，只是甜在嘴里，而街坊邻居们一起吃，则是甜在心里。
姥姥还是一个热心人，有一副古道热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热衷于公益事业。
我年幼的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很多家长白天去地里干活，都把孩子锁在家里，把街门的钥匙放在门旁的砖缝里，让大的带小的。姥姥便义务在自家的院子里，办起了一个业余“幼儿园”，把和我发小的七八个孩子，招呼过来一起看着。姥姥没有多少知识，不会像现在的幼儿教师那样，教孩子一些学前知识，但她也有自己的教育方法。春天，她教孩子们捣五彩玻璃球；夏天，教孩子们用蜘蛛网粘蜻蜓，用马尾扣扣知了；冬天，教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在误人子弟，但凡事不能脱离现实，在当时，这可是帮了许多大人的忙，又给孩子们创造了一个欢快的“乐园”。
其实，姥姥也不全是“误人子弟”，有时候，她也会给孩子们传授一些知识，比如猎人和黑熊决斗，兔子和乌龟赛跑等等。我清楚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正是村里开始做饭的时候，姥姥给我们出了一个谜语：屋前人家有颗蒿，长起来有天高，好汉拔不倒，刮风折弯了腰。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谜语，是姥姥自己编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姥姥的聪明能干，也体现在坚韧不拔的精神方面。
每年秋粮入库后，生产队的打谷场上，都会留下一些谷皮、黍糠。姥姥跟队里的保管员讨价还价后，把它们全部买了下来，然后用帆布袋子，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它们背回家，兑上适量的玉米，再一袋又一袋，背到大队的磨房，去粉碎成糠，这是喂鸡最好的饲料。
姥姥的这些饲料，每斤成本价，是一分五厘钱，拿到集上，能卖三分钱一斤，利润翻一翻。姥姥每年能卖2000斤左右，抛去成本，净收入有30元。为了挣这30元，姥姥付出了一个小脚女人难以承受的艰辛，可她什么也不说。30元，在当时的乡下，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能买5瓶茅台酒，能买300斤大螃蟹，而在姥姥手里，是一家人一年的零花钱。
姥姥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育我，要热爱劳动，说人只有热爱劳动，才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而且她还以身作则，家里的院子，总是被她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的利利索索，80多岁了，还到生产队的场院上要活干，就连生产队长都十分为难，而心里更是对她的敬佩。
姥姥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一年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三岁。我和妹妹在工作上能够小有成就，两个弟弟能够岀国创业，除了党的培养和父老乡亲的关怀，还有姥姥很大的一份功劳。
四 、生产队里挣工分
从1958年起，到1984年撤销生产队止，有一个词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喜欢，那就是工分。每个工分里面，都包含着老乡们的真情和血汗。工分制，是那段时间农村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分配方式。
挣工分，是老乡们解决温饱问题，奔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靠天，没白没黑拼命干，庄稼地里流血汗，这是当年乡亲生活的真实写照。每个社员，都手持一本劳动手册，记录着他们每月所挣的工分，一本小册子，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全部希望。
在我的记忆中，这种分配方式基本是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社员，根据身体、年龄、性别等情况，可以被评定为十成劳力、九成劳力、八成劳力等。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十成劳力，上工一天，并不等于就能轻松的拿到十分，晚上还要到队部记工并进行评议，根据其一天的表现，再确定能拿多少分。在农忙的季节，还实行小段“包工”制，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们挣工分的过程，也就是努力奋斗的过程，工分是检验他们的金标准，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它印记着一个时代的烙印。
人们常说的“大锅饭”，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勺子量。虽然全国农村一样的体制，但是由于地域文化不同，各有千秋。西由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小队。一个村子，为一个大队，再根据其大小分成几个小队。一个小队，一般有四五十户人家，一百五六十口人，单独核算，自负盈亏。有的小队的工分值比较高，有的小队的工分值就比较低。
我们小队刚成立的时候，每个工分的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六分钱，一个十成劳力表现好了，干一天活儿能拿到五六毛钱，买一盒大前门香烟还略有剩余，后来队长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整治好的沙滩上种上花生，在培土加固的沟崖上，种一些豆科类植物，使每个工分的分值达到了八九分钱。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科学种田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连年增产，工分的分值也达到了一角二三分钱。
我上初中的那一年，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王队长，由于农艺精通，管理得当，加之社员们出力肯干，效益大增，当年的工分价值达到了两角多钱。年底开资的时候，即按照工分来分配各家各户的收入，有一户姓邓的人家，家里劳力多，干农活又卖力，挣的工分自然也多，一下子领到了一千六百元人民币，成为了轰动全村的一件大新闻。
像我们村这样的情况，当然是好的，可有些地方就不是这样了，个别地方农业生态环境较差，党的基层组织比较涣散，社员觉悟低，生产也没有积极性，工分价值就一直在几分钱徘徊。乡亲们笑话他们说“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庄稼没收成，挨饿又受穷”。为了改变这个现状，西由公社党委每到年终，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扎实有效，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先后听过五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报告，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按工分制分配的制度下，当时我们村里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开资户”，家人都兴高采烈；二是“两不找户”，家人都心情平淡；三是“欠款户”，家人心里就不是滋味。所谓欠款户，顾名思义，即按市价折款，所挣的工分，抵不了从队里领到的口粮钱、柴草钱、蔬菜钱。这种情况，大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对于这类人，队里的处理还是挺温情，口粮、柴草、蔬菜照样分，至于欠的款，让他们先挂着帐，先欠着队里的，这也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的体现，帮助这些欠款户度过了生活的难关，保障了基本的正常生活。
我们家属于欠款户，父母很自觉，每年队里的账目一公布，他们立马就会把所欠的款全还上。
因此，挣工分就与我有了不解之缘。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每年到了夏收和秋收的季节，姥姥都会领着我到场院里，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别看年纪小，我已经能干很多活儿，比如压场院，就是用碌碡把一块场地压平整，好用来存放收下来的小麦。在一般情况下，这活儿都是用毛驴干，蒙上它的眼睛，让它拉着碌碡满场转圈，但它不太注意卫生，有时随地“大小便”，队长便把这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和妇女。我拉着碌碡，转上两三个钟头，队长便会给我记上两个工分。
再比如，往每家每户送麦根子，这是队里分给大家的烧草，大人们都在地里忙，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便把这个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大孩子。
还有一个活儿，非我莫属，就是从脱粒机底下扒拉麦糠。这活儿不累，但是特别脏、特别呛，扒拉一次，浑身上下全是灰，像个“泥人”，大人们不愿干，我身体小，干这活儿正合适，多次受到保管员的表扬。
这样整个麦收阶段，我差不多每天都能挣到六个工分。
等到了秋收的时候，妹妹也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会在姥姥的带领下，到场院上去剥玉米。
玉米堆高的像座小山，我们围着那小山坐着，用手把玉米皮剥开，一分为二，一半撕掉，一半留下，十穗用玉米皮捆扎成一把，十把为一提溜，用草绳绑扎结实，然后系到场院的石桩上。
每次我们都是去的最早，回来的最晚，每晚能剥三十多提溜，挣十个多工分。宁静的夜晚，明月高照，秋虫唧唧，我和妹妹跟着姥姥，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那种感觉，直到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是百感交集。
等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整劳力了。麦收时，生产队的一个成年男劳力，用镰刀割完一亩多的小麦，再捆好，可以挣十五个工分，是平常日的三倍。听社员们说，用镰刀割，还算轻快，如果用手拔，即将小麦从田里连根拔出，每个社员手上，都磨出了血泡。
记得在三河崖地块，我和社员们刚吃过午饭，就上工了。太阳当头，骄阳似火。老乡们说，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在割到离地头还有约一百多米的时候，我大汗淋漓，热的实在受不了啦，头也有些发晕，这时田埂内的一块小土颗粒，突然间，把右手紧握的镰刀向上垫了一下，刀头直接割到了左手的食指，直进骨头，鲜血直流。我顾不得疼痛，赶紧从沟崖边上，拔了一颗七刺菜，用手掐碎后，缚在手指上，消毒止血，咬着牙，继续干了起来。
割到地头，又用挂在腰上的“草腰子”，把割倒在田埂内的麦子，老乡也叫“系子”，捆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单体，即“麦个子”，装上生产队仅有的一辆大车，这个大车现在已经换成马拉的橡胶轮啦，老乡们叫“胶轮”车。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是用套着老黄牛的“铁滑”车拉庄稼，两个木制的大圆轮，用铁皮包扎，车盘的长度和宽度，也比现在的小。我们这些小学生，跟着老师在地里拾麦穗，当收工的时候一到，大家都奋力争抢着，往这个铁滑大车上爬，坐在装满麦个子的大车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比现在坐在“和谐号”动车上觉得还舒适。
装满大车，我们这些青年男劳力，又用自己的小车，把这些剩余的麦个子，一趟又一趟，推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每当傍晚，把最后一车麦个子，推进打谷场时，人和小车，便一起冲进麦个子的大垛里，不一会，就睡着了，全然不知。
“三秋”生产，更是一场硬仗，为了确保小麦的播种进度和面积，生产队长把平常按日工挣工分，改为小段包工挣工分，并按时抽查，奖罚分明。这个时候，就连老婆在乡下务农，男人在城里上班的大伯、大叔，也都利用休班时间，到生产队干一些包工活，一是缓解了劳力紧张的局面，二是也为家里多挣了工分，年终也可多开点资。他们个个都干劲十足，完全没有城里人的模样。
在养鱼池那个地块刨玉米时，老乡们叫杀玉米，是“三秋”大会战的第一场硬仗。
我头一个上阵，从玉米地的东边，刨起了六行，老乡们也叫六角。这时，妹妹放秋假，也来帮我打个下手，负责掰玉米，再把掰下的玉米棒子，用筐装到生产队的大车上，那时，妹妹才十四周岁。不一会儿功夫，露水和汗水，就把衣服溻透了，胶鞋里也全装满了泥土，就像战士在战场上冲锋一样，杀红了眼睛，右手紧握的小镢，在胸前的右下侧，抛上抛下，把一颗又一颗的玉米秸，连根刨出，并把玉米秸根上的泥土，用小镢头拍打干净，然后侧弯着身体，左手敏捷的把玉米秸在田埂内摆放成整齐的一行，此时，手上磨出了血泡，骨头散了架子，累弯了腰，但一想到，把这一小段包工完成，能挣三十个工分，心里就有了成就感，说不出的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那么小的年纪，吃的饭食又不是太好，天天超负荷而又高强度的劳动，是怎样支撑下来的。正是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把我和社员们的意志，磨练得更加坚强。
我和社员们、家人们，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生产队里，也挣到了很多工分，我们家从“欠款户”变成了“开支户”，年底能领到人民币一百多元，姥姥非常高兴，她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仍然康健，她要看着她的外孙，去挣更多的工分，在年终开资的时候，领到更多的人民币。
1984年撤销生产队，作为农村分配制度象征的工分，也随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五 、组织农业大会战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两面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一面是学大庆，一面是学大寨。
在西由公社，在我的老家街西头村，大寨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炕上花被窝，屯里粮冒尖”是人们最朴素的想法，上至公社领导，下至每一个社员，大家的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向大寨人学习，奋斗几年，彻底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实现种地机械化，生活现代化。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学大寨，组织生产大会战，乡亲们干了许许多多的事，但简单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步。
第一步，是以村为单位，各自为战。
首先，沿海的十三个村庄开展沙滩造林，让荒滩变绿洲。同时，由东北村、西北村率先治涝洼，为全公社治理涝洼地积累经验，树立样板。再是，各村因地制宜，主要是整治盐碱地和“三跑地”。整治盐碱地的办法，是向地里掺沙子。而所谓“三跑地”，就是跑水、跑肥、跑土，主要是一些丘陵和不平整的地，整治的办法就是要把地整平，有些地方还要向里面加一些好土。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建成了一片又一片，横平竖直、成排成行的优质“条田”。最后再把田野的道路，重新规划整修，便于机械化作业。
在这个过程中，公社的干部们进村入户，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公社的秦书记，自带干粮，在工地上和社员们一起推小车。
公社的张书记，光着脊梁，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如雨。
莱州湾的南岸，有一片黑松林，既能防风，又能固沙，是莱州湾畔的绿色屏障，天然氧吧，人称“万亩”防风林，是国家级的沿海防风林带，就是那时候，在公社曲书记的领导下，沿海十三个村的干部群众，奋战十几年，经历千辛万苦，栽植完成的，是那一代人创造的历史伟业。
第二步，全公社乃至全县统一行动。主要是：筑土山防海潮大坝，根治西北洼，修建王河大堤，整治尹家丘陵，修建尹迟水库等等，属于大兵团作战。老家的西由人民公社，尤以整治西北洼规模最为宏大，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最多。
那是1976年的秋天，秋收结束之后，公社党委刘书记一声令下，战斗正式打响了，第一阶段主要是整治单山洼。
公社党委的指挥部，设在治洼工地的中心位置，有一位姓王的副书记兼指挥部主任，公社的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劳动。然后，每个大队为一个民兵连，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队，每个小队为一个民兵排，全公社二十九个民兵连，三四百个民兵排，一万多名男女青壮年，肩扛加长的筒锨，推着小车，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老乡们称“万人大会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工地上，人欢马叫，龙腾虎跃。某某民兵连，某某民兵排的红旗迎风飘扬。大喇叭的广播声，各种机械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场面之壮观，令人震撼。
我们村的第一生产队，在施队长带领下，参战的五十多名社员，齐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雪花飞舞、寒风刺骨的涝洼地里，穿着秋衣，干得热火朝天，创造了治洼工地最快的施工记录，被工地指挥部评为“特别能战斗的民兵排”。
我也亲身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我正上高二，老师要求我们一边到工地参加劳动，一边进行采访报道，借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表彰大会结束的当天，我就赶到他们挖沟掘渠的工地，现场体验一个星期，写了一篇反映硬骨头民兵排的通讯报道，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扬。
父亲这时候也已经离开了三山岛学校，到公社代理文教助理，在工地上负责各种机械的调度安排，整天过沟爬崖，弄得全身是泥。
我们虽然同在一个工地，却没有见过几次面，因为当时的劳动强度很大，时间也很紧张。
第二年的秋收后，我和社员们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劳动，主要是整治吴家洼。由于连续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达到了人们体能承受的极限，老乡们的身体都很疲劳，不少人扭伤了腰，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大家的情绪依然非常高涨。我们队有一位姓王的青年团员，在痛的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才到医疗站去拿点药，然后再迅速的归队。
“大会战”的工地上，一些带有鼓劲色彩的口号醒目。像“学大寨，赶大寨。人心齐，泰山移。要想穷变富，集体是靠山，大干是正路。会战工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十九，节后初三就动手”等等。而老乡们私下里说得更接地气：“今年兆头好，甩开膀子干。人不负春光，地不误农时。人勤地长宝，人懒地长草。人皮不糊弄地皮，地皮不糊弄肚皮。干部们抓纲抓线，社员们大镢铁锨”。
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西北洼终于改造成功，由原来的沼泽地、水淹地，整成了人车通行，沟渠纵横贯通，整齐划一的优质台田，变成了一马平川的“米粮川”，为以后实现机械化，确保粮食的稳产和增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老家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让我最难忘的一项工程是修建尹迟水库。西由公社，虽土地肥沃，但地势高低不平，旱涝不均，南部平原，北部涝洼，东部丘陵，西部沙滩。
尹家和迟家，坐落在东部丘陵上。两个村庄加起来，水浇地也没有多少亩，风调雨顺时，庄稼收成还好，遇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为彻底解决这一现状，公社党委决定修建尹迟水库。水库的选址是两个村庄土地的中心位置，平吴路的西侧，在平地上，挖出一个大水库，让王河的水淌进去，灌溉两个村的农田。
那是1977年的十月，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成群结队的大雁，搏击长空。参战的二十九个大队青年突击队，七八百人席地而坐，一名姓张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做动员报告，其中最感人的是他介绍去北京天安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经过，这让参战的人们情绪空前高涨。
可那个时候，别说大型挖掘机，就连小型的也没有。修建这么大的一个水库，全凭青年突击队员，一锨又一锨的去挖，然后把挖出的土，再一小车又一小车的推到离水库三四千米远的荒地上。
挖到水库的最底部，四周形成了大约七十度的斜坡，这时需要一个人身体前倾，推着小车，前面一个人马步前蹬，拉着小车，一步又一步艰难的爬坡前行，稍不用力就会摔到库底，车毁人伤。特别是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两条腿发软，有时眼前冒金星。当时工地领队的规定：每个小组，一个上午必须推完二十个小车，工地上的“协管”才给每个小组发票，再拿着领到的小票，去大食堂吃饭。为了拿到小票，队员们都拼上命的去干，简直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在我回乡务农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亲口品尝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粒粒皆辛苦”的乡下大餐，两耳灌满了空灵婉转的雄鸡啼叫和虫鸟们不分昼夜的欢乐歌唱，从心灵的深处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明跳动的脉搏。父老乡亲用他们的血汗，浸润着田地里的禾苗，换来了五谷丰登，他们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可爱的人。
在长达二十六年的人民公社时期，西由的父老乡亲们，在党的基层组织坚强领导下，大干苦干加巧干，齐心协力，科学种田，粮食连年增产，跨过“黄河”又过“长江”，获得了骄人的成绩。西由公社的光明大队，率先夺得小麦亩产过千斤的烟台地区最高记录。后邓大队的农科队，玉米亩产首次突破千斤，创全国夏玉米单产最高记录。掖县先锋人民公社，被评为全国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并荣获由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颁发的奖状。
六 、后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家乡人民又一次走在了全国潮流的前边，涌现出了农民育种专家李登海、建材机械厂党支部书记刘晓明、西由春风实业总行党支部书记孙象栋等一大批科技和实业界的领军人物。
工业、农业、商业、文化体育等事业突飞猛进，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西由镇被授予“全国文化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并在全国创建电气化县市的验收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西由公社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由大街的土道，全部进行了硬化和亮化，街两旁店铺林立，每到华灯初上，灯火璀璨，霓虹闪烁，俨然像一个繁华的城市商业街。
我们街西头村，重建了我国著名美术家、“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血衣”等撼世巨作的作者王式廓的故居，大街小巷完成了硬化，并安装上了路灯。原来家家户户堆在门旁的柴草、杂物，早已不见了踪影。沿街的墙面，全部粉刷了涂料，并且画上了流光溢彩的油画，喷涂上了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整个村子干干净净，焕然一新，许多乡亲还开上了骄车并在城里买了楼房，有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村民的生活今非昔比，可谓沧桑巨变。
每当我回到老家，站在西由的那条大街上，都会心潮澎湃，驻足良久。我觉得这条大街，真的就像是一条从远古而来的巨龙，不仅形似，更是神似，它穿越历史，意气风发，正在昂首飞向未来。
岁月不居，未来可期，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见证吧。
陈志刚：1959年生人，籍贯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街道街西头村，国网烟台莱州供电公司退休职工，被山东省电力工业局、烟台电业局、莱州电业公司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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