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绛先生在诗史上应有的地位
——写在先生百年诞辰之前
万龙生
一
时光荏苒，邹绛先生离开人世已经26年了。而今年3月20日已是他百年诞辰。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将为他举行追思活动。作为他生前曾经给予热情扶助，并且受益终生的后学，当然必须写下内心永远不会淡化的感念。在先生逝世之后，我曾写过《邹绛先生，放心吧！——一个后来者的悼念》，在他去世4周年之际，又写过《让你在天国微笑》一文；但是多年来，我对先生的怀念确实不曾随岁月的流逝而冲淡。这是因为，正如我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他是我“严格意义上的人格之师，艺术之师”。当年他对我在格律体新诗创作与研究上给予的支持、鼓励与帮助，对于我具有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我觉得，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对他生前对中国诗歌的杰出贡献给予以充分的评价，进一步确立其应有的地位。
二
对邹绛先生诗歌翻译的成就，相信会有不少精到的论述，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他在诗歌翻译中一直尽量实践其新诗格律建设中所探索到的规律，从而与那些把外国格律诗不负责任地译为自由诗的译者们大相径庭。
他曾参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创办，并且多年担任其所刊《中外诗歌研究》主编，所带研究生早已成材，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就不用我来罗唣了。我只是觉得，诗界对邹绛先生在格律体新诗（时称“现代格律诗”）发展历史上的地位还认识不足，有必要给予新的评价，使之达到应有的高度。
那就容我不揣冒昧，依据自己掌握的有关资料做一番梳理吧。
先看看《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吕进、梁笑梅主编，巴蜀书社2010年出版）第三部分《社团流派·重要现象·研究机构》的“重要现象”中的一个条目《现代格律诗的再起》，一开始就说：“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曾经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触犯政治禁区而流产。”接着谈了自1978年开始，卞之琳首先重提旧事，开现代格律诗再起之先河，使新诗格律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崭新局面。然后除胡乔木之外，还提出了8位创作取得显著成就的代表性诗人，其中就包括邹绛先生。
再看由吕进主编，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其卷一《重庆新诗的过程描述》第四章《新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二个高潮》第一节《兴旺的诗人队伍》中，把邹绛先生归入老诗人行列，说他在诗歌翻译与现代格律诗探索两方面都“取得了实绩，享有盛誉”。而在第五章《90年代的重庆新诗》的第一节《多元并进的诗歌创作》中谈到诗歌体裁的多样化时，称其为现代格律诗代表人物，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该书卷二《重庆诗人与诗评家》中还特设《邹绛 陆棨 万龙生与现代格律诗》专章，将邹绛单列一节（陆、万合为一节），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以“硕果累累”称许其创作，又肯定了他“从创作实践出发对现代格律诗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并且从体式建设、节奏建设以及继承、建设与创新几个方面对他在新诗格律理论的贡献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再以我掌握的几种新诗的重要选本中邹绛先生入选的情况来证明他创作方面的成就吧：
首先，中国新诗研究所编的三卷本《新中国50年诗选》第3卷《现代格律诗分篇》选入了他的《给阿尔贝蒂》；至于《中国·四川新时期诗选》选用邹绛先生的作品，当然就更不在话下。另外两种重要的中国14行诗选本中，许霆、鲁德俊主编、屠岸作序的《中国十四行体诗选》选入他3首作品，钱光培选编的《中国十四行诗选》则不但选入他5首作品，还附录了他谈十四行诗创作体会的短文《一点体会和一点希望》。他自己选编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也当仁不让，选入了5首作品。这些都足以说明邹绛先生在现代格律诗创作中的地位。
上文提到邹绛先生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我还想补充一下由此产生的影响。沈用大先生所著《共和国诗历（1949—2000）》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新诗史著作。其第四章《1990年代（1988-2000）》为“雅园诗派”设了一节，着重写屠岸、黄淮、万龙生，并指出我“在新诗格律化进程中”有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对已有的格律模式进行分类命名”。在此注明了出处，即收入拙著诗论集《诗路之思》的一篇论文。紧接着又说：“其实这里还应该提到已故诗人兼理论家邹绛先生，他于1985年出过一本《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重庆出版社），将中国现代格律诗进行了分类，不过未予命名。”此外，《汉语新诗格律学》是程文、程雪峰所著的一部新诗格律理论著作，在新诗格律建设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引用的许多诗例就特别说明是来自这一选本。
综上所述，《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中对邹绛先生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站到整个中国新诗格律建设的高度来予以评价，显然没有到位。
下面就此谈谈我的意见吧。
三
先回顾一下“现代格律诗再起”的历程，无疑卞之琳先生是“啼晓的公鸡”：1979年3月，他在《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寿辰》一文就强调要继承一多先生未竟的新诗格律建设事业，作为新的“开端”；这年7月，他又斗胆著文纪念徐志摩，指出他的诗在艺术上，可资借鉴，有利于新诗“攻错”。不仅如此，他还双管齐下，也是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现代格律诗集《雕虫纪历》，推波助澜。其次，必须提到吴奔星先生，1980年他就在权威的《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试论新月诗派》一文，认为新月社从综合性社团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大体经历了酝酿期,倡导期,发展期和分化衰落期四个阶段,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亦丰繁复杂,却显示了自己所独有的特性，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文学史上理应占居一定的地位。这不啻为“新月派”翻案，为“现代格律诗再起”造势，功不可没。
那么在创作上我们不能不首推胡乔木，从1982年2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六首》开始，连续发表优秀的现代格律诗，直至1988年结集微为《人比月光更美丽》，考虑到他的特殊地位，可谓开风气之先，更有示范之功。
接着，就现代格律诗发展的推动作用而言，就不能避开邹绛先生编选，重庆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一书了。此书编入了自1919年至1984年间的格律体新诗300余首佳品，作者百人以上，堪称一次现代格律诗成就大检阅。此书对健在的入选作者的鼓舞与对“再起”潮流的推动作用当然不容小觑。就说我自己吧，《神奇的金梭》入选的兴奋劲儿，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这对我数十年如一日对现代格律诗事业锲而不舍，确实是重要的动因。
再说此书的长篇代序。邹绛先生谦虚地名之曰《浅谈现代格律诗及其发展》的此文，乃是一篇详实的诗学论文，代表了当时格律体新诗的理论高度。此文引用了何其芳的对现代格律诗的要求：“是指按照现代现代汉语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的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关于“顿（如今称音步）的划分”，邹绛先生明确指出应以双音顿、三音顿为主，非必要不使用单音顿和四音顿。他还补充了 “每行顿数并不整齐，但每节互相对称” 的情况，并以朱湘《采莲曲》为例，指出“这首诗为现代格律诗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根据内容创造相应的形式的不可多得的范例。”这实际上是呼应闻一多“量体裁衣”说，如今我们所称的“整齐对称式”已经呼之欲出了。
吕进主编、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诗体论》一书第六章《格律体新诗》（“现代格律诗”名称已由“格律体新诗”取代，理由略）专章中对此文做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格律体新诗理论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更有创新意义的则是他的编选体例”，即《选集》对已有现代格律诗进行分类编排，从而开格律体新诗分类之先河，在其启示下后来形成了得到广泛认同的格律体新诗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三分法”，导致了闻一多“量体裁衣”理念的落实，显示了“无限可操作性”的优越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对于学习、推行格律体新诗大有裨益。
四
到上世纪末，由于种种原因，格律体新诗的发展陷入了低谷。但是新世纪以来，得网络之助，尤其是以吕进为代表的新诗“二次革命”口号的提出，使诗体建设成为其中应有之义，格律体新诗乃其得以恢复生机，取得长足的发展。目前，格律体新诗已经成为不容抹杀的存在，在中国诗坛，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与中华诗词“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在此过程中，邹绛先生作为前一时期“现代格律诗再起”的先驱与功臣，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我在他逝世后所写悼念文章中，作为一个后来者，曾以“邹绛先生，放心吧！”为题，向他在天之灵倾诉。
邹绛先生，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在天有知，现在更可以放心了！先生！当此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你，更加感念你的不朽功绩！你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格律诗再起的先驱和功臣，而且是20世纪中国诗坛少有的集诗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选家、导师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我们，格律体新诗的继承者更不能忘记你卓越的功勋，一定要学习你锲而不舍的精神，永远为新诗格律建设的事业奋斗不已！最后请让我献上这首诗，这只心花编织的花环，以表心迹吧：
敬呈天国的邹绛先生
——写于他百岁诞辰之前
先生，你在天庭好吧
一定在他座前
常常与他谈笑
那里，四季鲜花盛开
没有连天战火
不会愁眉紧锁
那里，没有铁链叮当
仙姝歌舞相伴
诗心永远不老
请不要牵挂故旧
总会在花间握手
2022·3·16凌晨，悠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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