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建小家

（1981--1982年）

张。道，子

〔中国山西省临汾市041000〕

这是我当时在平阳钢铁厂住的小窑洞，妻子在门前洗衣服二弟摄从1979年到1981年，我家在魏村春花妈家住了整整两年，后来，厂区前沟里郭兴元的窑洞不住了，由汽车队副队长左百胜给我协调好让给我住。我家离开魏村时，已经与春花妈处下了深厚的感情，春花妈还很不高兴我们离开，以为什么地方把我家惹下了。我的妻子反复给她解释。后来，她老俩口也搬到了临汾城里，在腊花家住。我们过年过节还经常去看她们老俩口。

平阳钢铁厂前沟里的小窑洞前还有一小块地，我利用下班时间，打土坯垒了一道院墙，形成一个小院。打土坯是个很复杂的事情，先借来一付打土坯用的模具，实际上只是一个木制框子。

再将土填在框子里，然后用石锤子捣。捣实后，框子是活络的，有开关，把框子卸下来，再捣下一块。过去，平原上的土坯房子都是这样一块又一块地捣出来的。在小院里，我的妻子和我种了一片地。有豆角、西红柿、茄子和玉米，还养了几十只优种来杭母鸡。

有一次，去临汾城里买来杭小鸡，午休时间，路过铁路分局门口，还在水池里手抓了一条金鱼。赶快找了个瓶子，灌上水，把鱼放进去，提回来，买了个鱼缸，养了好多年。妻子为了养好鸡，经常看科学书籍。养鸡最怕鸡瘟，俗称传鸡，鸡瘟一来，几天时间，一条沟的鸡全部死光。

妻子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经验，就是听说传鸡的风声后，就给鸡喂伴了酒的小米，鸡吃了后就睡的昏迷不醒，一直睡两天两夜，然后醒来精神饱满，鸡瘟也过去了。那时，下班以后我就钻在地里干活，不知道那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头。从此，生活得到大大的改善。还经常给城里的树恩弟家送菜，送鸡蛋。

我上了班，妻子有时要出去干活，就把女儿文芳栓在树上，让她自己玩。有一年秋天，还在院里种了一茬麦子，秋天长得特别旺盛，门对面的工会孙主席说：麦子秋天旺了不好。果然，第二年春天返青后，苗稀稀拉拉，没有长成个样子。从此，我再不种麦子了。可见，干什么都得有经验，没有经验是干不好的。我们过去批判经验主义，其实，经验主义并不全错。

我家对门是工会主席孙肇海家，他家是襄汾陶瓷人。原是西郭煤矿的团委书记，并厂后任工会主席。我家西边是李建国家，建国姐姐是财务科出纳。再西边是张明珠家和永莲家及郭万全家。对门孙书记家西面是李克明家和景月玲家及魏村队的村民宝莲家。

我家东边是贾文通家，后来，贾文通调到了城里的造漆厂，我掏五十元钱，把他的小窑洞买下。将两个小院合成一个大院。再东边是办公室的胡传辉家。对门孙书记家东边是行政科长连振帮家。这期间，我结识了山西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冯子标教授。

冯子标教授的爱人朱金香教授是山西师大数学系主任，他家住在西城墙上的一孔小窑洞里。山西师大是临汾当时唯一的一所大学，那时候，还没有高楼，教师们没有住处就自己想办法在学校边上的城墙上挖小窑洞住。一次，在冯子标教授家里我碰到了当时的安泽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杨家洪，并一起研究了一些农村经济的问题。

杨家洪后调大宁县委书记，再后来调任地区土地局局长，最后，在山西农科院院长位置上退休。冯子标教授还以山西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名义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研讨会。

当时，中央的提法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本来，这是一个过渡提法，没有想到这一提法会演变成价格双轨制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由此，便产生了自上而下公开的官倒问题。从计划内倒到计划外就可以赚取巨额差价。所以，那时候，倒卖计划批文就成为官员亲属迅速致富的捷径。

但作为主流理论界只有对中央政策解释的权利，而没有反对或另提一套的自由。但我并非主流理论界，而是民间理论研究者，为此，我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观点。

当时，冯子标主任通知我参加会议，但他审查了我的文章后，还是没有安排我发言，也没有安排马列教研室原主任李博艺教授发言。可见他的慎重态度，他也是害怕惹出事来。他还是经济学界号称最为思想解放的理论家之一，也不能不顾及现实处境。就在这次研讨会上，他带的研究生，现在的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发了言，会后，我俩还进行了私下交流。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李博艺教授，遂成为忘年交。他原来是军人，文化革命中在上海高校支左，与一位上海的女大学生相恋，由于这位姑娘家成分不好，终于未能成婚。之后，她们多年没有联系，直到双方的老伴都已去世，才偶然得到对方的音讯。

于是，破镜重圆，这位女的不远万里，从上海来到山西临汾的师范大学，与李博艺共渡晚年。我既见过他原来的妻子，也见过他的上海妻子。这位上海大姐能歌善舞，侍候李教授也极贴体。我总以为他们能相伴到老，没想到由于双方儿女的干涉，他俩最终不得不撒泪而别。从此，李博艺教授愉愉寡欢，没有多长时间就撒手人间了。

就在这一年，冯子标教授还主持搞过一次大型系列报告会。报告会邀请的专家、学者都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大部分是中央党校和国务院研究室请来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之中有张曙光、王贵秀、李秀林、张恩慈等人。其中，李秀林是襄汾县人，张恩慈原是中央党校教授、康生的秘书。

康生倒台后，发配到山西省委党校。这些专家、学者的讲课都很精彩，思想也很解放，许多言论都比中央的调子要超前。这说明，冯子标教授还是有胆有识的。

这次庞大的邀请演讲活动，奠定了他后来去山西财大当副校长、校长的基础。1982年，我的一篇《生铁的地方价格是一个不允忽视的问题》一文，发表在《冶金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是我的处女作。当时，冶金部还没有撤销，生铁价格还执行全国统一价格。

这样，由于生产条件不同，所以，成本就相差很远。以我所在的小钢联而言，由于成本远比临钢、太钢等大钢铁企业的产品成本高，所以，产品一直亏损。炼钢分厂从我到小钢联就已经停产，炼铁分厂也一直限产。我在办公室就负责每天给重工局和经委上报生产日报表。报表上的许多内容都是相矛盾的。

比如，产量与销售利润之间，按照正常规律，应当是产量越高，可实现利润也就应当越高。然而，现实情况是，产量越高，企业亏损额越多。在吃大锅饭，企业不计盈亏的年代，反正由国家财政大包大揽。要是谁敢提出盈亏问题，就会被扣上利润挂帅的大帽子。

其实，也没有人关心盈亏的事，因为，盈了全部上交财政，亏了由财政全额补齐，盈了要咋，亏了要咋。但从1979年开始，形势已经有所变化，盈亏与企业的奖金挂起钩来。

这样，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经过三反五次的研究，最终还是由郭勇锐副专员拍板，才决定限产，两座三十立方的炼铁炉只开一座。如要全面停产，他也作不了主。

于是，小钢联经历了计划经济下最困难的时期。其实，小钢联这种半死不活的状况，只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整个国营经济的现状。就在这种状况下，中央英明地撤销了冶金部，冶金行业最大的婆婆不复存在。同时，撤销了粮食部，三十年过不了关的粮油，很快就过了关。冶金行业早在1958年“大跃进”中就喊出：“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但二十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实现。冶金部一撤销，短短几年，钢产量就突破二千万吨大关。

这其中，实行地方价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打破厂里这种面临停产倒闭，死气沉沉的局面，我受当时争议很大的一部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的影响，写了一首长诗《假如我是厂长》。《假如我是真的》的电影，写的是一个女骗子冒充中央首长的女儿到处行骗，竟有多地官员认为是真，上当受骗，最后落网。后来，被列为禁片，认为是“给执政党抹黑”。以后的实践证明，不仅官员的亲属大肆行贿受贿，连官员自己也行贿受贿，包括买官卖官。

如果那时候不禁映这类影片，也许现在的官场风气还能好一些。我的长诗《假如我是厂长》，是从正面写的。我写假如我是厂长，我将根据市场需求，实行价格浮动，力争扭亏为盈；假如我是厂长，我将充分实行企业自主权，摆脱体制束缚，大量裁减冗员；假如我是厂长，我将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选举分厂领导，假如我是厂长，我将实行劳资共股制，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资本分到资本股红，劳动分到劳动股红。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与自由资本联合体的统一，等等。我并把这首诗写到厂区墙报栏的黑板上。写出去后，除过个别领导表示过不满外，由于我初来乍到，除过办公室的人知道我的名字外，绝大多数人以为是办公室抄的报纸上的一首诗，所以，也就没有人把这当真。为了适应国家政策性变化，上级对厂里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厂长张自高调回太钢，任太钢轧钢分厂厂长，他本来就是太钢的中层干部，是下派来小钢联任厂长的。他走后，由原厂调度室主任李廷瑞任厂长。书记任连元调到地区整党办，由副书记魏胜训接任书记。厂里的形势有所起色，两座三十立方炼铁高炉又全部开动起来。我在《冶金报》上的文章发表以后，厂里除过教育科科长邰青山赏识，给我年终发了一个“自学成才”的笔记本外，厂里没有任何人对这类理论文章感兴趣。

于是，我带上报纸去与地区经委办公室的邵玉义交流。因为，我曾在《山西技术经济研究》杂志上看到过他的文章，以文会友。一见面，他说：“久闻大名”，我觉得他这是句客套话。因为，此前我们根本没有见过面，且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这说明，他在办公室位置上已经学会了应酬的本领。

不过，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给我提了一个意见：题目有点长，一般文章的题目不超过二十个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章对题目的字数还有要求。之后，我与他还有甄作武三人就成为密友。后来，他出任蒲县的副县长，在一次去太原争取一个项目时因出车祸而截肢。出院后调任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后出任地区残联书记。

再后来任市史志办主任。他这人事业性特强，任残联书记时办过《残疾人才报》，还邀我写过文章。我写的文章题目是《残疾人成才的三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时间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心理优势；第三个优势是选项优势。这三大优势，决定了残疾人更容易成为人才。邵玉义在史志办主任位置上不仅坚持创办了《平阳方志》杂志，而且，更为有意义的是主持编写了大型史志《临汾市志》。这是临汾近代的第一部志书。

因为，此前只有《平阳府志》，而没有晋南史志，更没有临汾市志。这部志书可以说填补了临汾志书的空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个编辑班子中有我的许多朋友，如吴政、张庆尧、刘秋祥、李佰玉等人，其中，吴政还是我的同学。

1981年与1982年，我还干了一件事，就是考取了两次电大，报考了一次研究生。两次电大考取的都是经济学专业，但因为没有脱产学，所以，都半途而废了。考研究生是考的于光远的研究生，全国只招五名，因外语不及格而淘汰。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临汾日报社的张银巧。因为，她家是离魏村不远的羊舍人，所以认识。后来，她成为我们地区体改委流通科副科长、汾西县人武志平的妻子。

作者简介：张。道。子，出版有?绝对相对力学?、?绝对相对哲学?、?绝对相对经济学?、?常道?、?互补论?等多部专著。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当代作家》、《文学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数十篇作品。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报告，2018年出席了世界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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