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的中篇小说《龙头香》在《长城》2019年第4期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2019年第9期转载和《作家文摘》2019年10月连载，获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好评如潮，尤其在小说故事非虚构发生地湖南崀山（即新宁县）引起轰动，一时成为新宁人（崀山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为湖南文学界瞩目的一个文学事件。2021年12月，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新宁籍著名作家王子君，就《龙头香》相关创作问题对杨晓升作了一次细致深入的采访。
《生态文化》杂志2022年第1期发表了这篇采访，本期公众号选登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杨晓升：崀山印象和《龙头香》创作
采访：王子君
采访对象介绍
杨晓升：男，广东省揭阳市人，原《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各类作品数百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曾获2004年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失独，中国家庭之痛》获首届浩然文学奖。近年所著中篇小说《红包》《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疤》《病房》《宝贝女儿》《龙头香》《海棠花开》《阴差阳错》等被多家报刊转载或入选多部年度优秀作品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散文随笔集《人生的级别》。中篇小说《龙头香》获第二届“禧福祥杯《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
对话访谈实录
王子君：
你是如何知道崀山龙头香的？你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是否知道崀山？是否到过崀山？到过几次？
杨晓升：
2017年12月9至10日，经《湘江文艺》年轻编辑冯祉艾引荐，我和评论家李建军等人应邀到湖南邵东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有幸第一次到了著名的崀山，而且见识了崀山八角寨上的龙头香。去之前我并不知道崀山，之后至今也未再去过呢。
王子君：
除了龙头香外，你对崀山人文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又是什么？如果有机会，你还愿意去崀山吗？
杨晓升：
崀山独特奇崛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确实令人震撼，因为时间很短，没有与新宁当地的作者尤其是百姓有更多的接触，甚为遗憾。但从感观上看，新宁自然资源丰富，民风淳朴，空气清新，植被覆盖率高，美食也不错，是旅游的好去处。如果有机会，当然希望再去，而且希望能有机会多住几天，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当地丰厚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历史。
王子君：
你到崀山参加活动，当时对新宁文学有什么感受？和崀山哪些作家打过直接交道？读过他们的作品吗？
杨晓升：
我那次是应邀参加邵东作协的文学活动，期间又随邵东作协到了新宁，参加邵东与新宁两县的文学联谊。记得联谊活动在新宁县玉龙山庄举行，当晚喝到了当地香醇的拦门酒，品尝了美味的长桌宴，欣赏了醉人的劝酒歌，围着熊熊篝火与大家一起跳欢快的竹竿舞，此次联谊活动别具一格，气氛热烈，欢乐无比。两地作协30多名会员，彼此间交流创作心得，畅叙相聚的喜悦。但由于人多，时间又仓促，我只是与时任新宁县作协主席车晓浩等人有过简单的交流，所以对新宁文学及其创作队伍并未真正了解，更没有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不过，当天的联谊活动，我已经感受到新宁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的巨大热情。以后希望有机会读到新宁作者的优秀作品。
王子君：
《龙头香》通过社科院研究员王兴奉父母之命、回湖南老家的崀山烧“龙头香”之行的经过，让烧香拜佛这一寄托着善男信女们期冀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最后却演绎成了一出乐极生悲的闹剧。你自己是否信佛？你自己烧过香吗？在实际生活中你对烧香拜佛的行为怎么看？
杨晓升：
我登上崀山的时候，时值初冬，寒气渐浓。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烧香拜佛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凝神静观之余，我不由也产生联想。自我记事之时起，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我到达过的全国各地寺庙，所到之处都不难见到形形色色的香客。这些香客，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凡举香叩拜者，都满脸虔诚，不少人还不吝向功德箱投放香火钱。据我所知，这些年最热衷于求神拜佛者，除了那些将要怀孕生子、面临考试升学、或自身或亲人身患重病的普通百姓，最热衷的要算那些拥有一官半职的官员或已经发迹暴富的老板，出于避难消灾、保官保财的心理，逢年过节或外出遇有寺庙，他们无不一马当先，烧香叩拜。我所认识的人，就有不少是这种虔诚的香客。而我本人，因为是无神论者，且只是草芥一枚、良民一个，内心坦荡，便往往只是一个若无其事的看客。看着他们毕恭毕敬的表情，我常想：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虔诚、毕恭毕敬，真的是神明显威、还是他们有什么秘密或难言之隐让自己内心惴惴不安？
这让我也不由联想起清代诗人叶存仁的诗句：“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慨，也是诗人自己真实的人生写照，更是对世人的劝善规过。叶存仁内心之所以如此坦荡，是由于他自己为官三十余载，甘于淡泊，毫不苟取。他诗中的“头顶三尺有神明”，意指神明在供桌上面三尺的地方看着你，且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任何人不要以为没有人在旁边就可以做坏事。
苍天在上。天地之间，浩浩汤汤。窃以为，世间万物，最宝贵的莫过于人的良知。良知是做人的底线，也是最高的神明。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任何人与其虔诚地祭拜神明，弗如自身遵纪守法、清正坦荡，而遵纪守法、清正坦荡的根本是恪守心中的良知。也就是说，世间最高的神明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的良知。若一个人丧尽天良，做尽坏事，抑或贪婪腐化甚至违法乱纪，纵然你百般虔诚、千般跪拜，神明恐也无法保佑你，也不会为你消灾避难。只是此种道理，不知众多香客和各位看官以为然否？
王子君：
你选择以崀山最传神的“龙头香”为小说题目，是基于对崀山的熟悉，还是被崀山的自然或人文风景震撼到了？如果是，为什么没有以散文、诗歌的形式来赞美崀山？
杨晓升：
应该说，是崀山龙头香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引发了我的联想，触发了我小说的创作灵感，所以写了中篇小说《龙头香》。要说写散文，崀山可写的角度应该更多。刚才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还翻看了当时在崀山拍的照片。除龙头香，八角寨的丹霞地貌和奇险地势，清代道光年间农民起义领袖雷再浩率兵镇守八角寨的历史风烟，还有那里的大雄宝殿、鲸鱼闹海般的丹霞峰丛峰林，峻美的山峦和秀丽的风光，都值得写成散文，只是由于当时公务繁忙，回来后未能及时写成散文。但自去崀山迄今毕竟已经过去四五年时间，我对新宁和崀山的观感已经不那么新鲜了，如果还想写，最好能再去一次。下次如果有机会旧地重游，我一定争取写出一两篇散文。至于诗歌，抱歉我从来不写诗歌，所以也不会写关于崀山的诗歌。
王子君：
《龙头香》开头即点出“湖南崀山”，完全是一个实名地点，而且从“我”抵达崀山开始，以崀山为背景的酒场、生意场、官场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态描写，几乎都是负面的，容易让人误读这写的就是崀山的社会现状，那么你创作时是否考虑过对崀山的形象会产生负面影响问题？创作当初有过这样的顾虑吗？你完全可以虚构一个地名，为什么要以地方实名创作这部小说？你的创作真实初衷是什么？小说中的人物有现实中崀山的原型吗？崀山给你的总体印象究竟如何？
杨晓升：
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文体。但我写小说有一个特点，为了增强小说的艺术效果，往往是虚虚实实，虚实结合。惯用的手法是地点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则纯属虚构。上述我已经说过，我到新宁和崀山的时间仓促，前后不到两天，而且主要是到崀山景区观光，同当地的人根本缺少真正的深入接触，更谈不上了解，所以《龙头香》中的故事和人物不可能是真实的。落笔之前其实我也不是没有顾虑，负面的人物和故事会不会对当地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我真正落笔时，刻意回避了新宁县的名字，直接用了崀山。而崀山是个宽泛的地理概念，崀山横跨新宁县和资源县，它的东面是衡山，南部是桂林，西部是武陵源，北面则与岳麓山、韶山交相呼应。在这样一个大而真实的地理概念中构思小说展开故事，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都不好对号入座，也不应该对号入座。再说了，崀山八角寨烧龙头香的地理特点确实太独特太惊险了，而且历史悠久远近闻名，我个人觉得只有用真实的地名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这部小说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所以，真诚并恳切地希望新宁县和资源县的读者朋友能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更不要对号入座。其实，我对新宁和崀山的真实印象是美好的，与小说所反映和揭示的内容根本就是两回事。
王子君：
《龙头香》是有意为之也好，是无心插柳也好，抛却小说人物的正反形象，以崀山自然和人文为背景的《龙头香》，实质上对崀山产生的影响不小，起到了推介崀山的作用，为此新宁人民感谢你。你是否打算以崀山为背景再创作一部作品？如果再写崀山，你将如何构架？
杨晓升：
能起到推介崀山的实际效果，我很高兴。这应该就是这部小说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的体现吧。我要谢谢崀山带给我灵感，谢谢新宁人民理解我的创作真实意图。至于以崀山为背景再创作一部作品，这个目前还没有考虑过，尤其是以崀山为背景继续创作小说，除非以后还有机会再到新宁和崀山采风，并且还能获得新的创作灵感。相比而言，以崀山为题材写散文的机会和可能性更大些。
王子君：
《龙头香》无疑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以崀山为背景，那么你在塑造小说主人公的时候，主人公人格的形成与崀山的地域文化是否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哪些方面体现？从批判现实的角度，你觉得这部小说最具价值或者说最有意义的地方是什么？
杨晓升：
写小说时我并未刻意考虑过作品的归类。如果有，应该是小说中的主角、副部级的崀山籍父亲及其祖父辈对烧拜龙头香的痴迷与虔诚。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其他特点，则放在全国都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比如小说中父亲对家族香火的传承与倚重，以及对家庭财富和自身命运的保佑与祈求，还有母亲的官太太形象以及一向巴结父亲、选举时非法行贿拉票的当地老板陈总。至于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我自己不便评价，这里还是借用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在回顾过去五年的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时，在《心底时代风云，笔下万象人间》（发表于《文艺报》2021年10月20日）一文中对拙作的评论加以概括吧：“这不是一部反腐小说，而是一部反映欲壑难填的世道人心的小说。他是通过最细微的生活现象，以一个最不引人瞩目的生活细节切入，将欲壑难填的世风和盘托出。小说写出了当下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信仰的危机、文化信念的危机以及实用主义价值观、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危机。杨晓升充满了忧患和焦虑，通过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将当下世风中的问题暴露无遗。因此，这是一部极具文学性、敢于挥起批判之剑的小说，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无边欲望进行深入揭示的小说。”
王子君：
从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青年》杂志，您就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长期以来你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与关注，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作品曾获得“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60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更有作品甚至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已经有如此成就，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高频率的报告文学创作？
杨晓升：
我是职业编辑，业余写作。因为后来到《北京文学》任职，编务和公务过于繁忙，实在没时间再为写作报告文学外出采访东奔西跑，而报告文学的创作，要求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这些是我未能继续创作报告文学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写作报告文学之前，其实已经创作并且已经发表过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相对于报告文学写作，写小说时间上更加灵活自由，更适合我任职时的工作特点和业余许可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向来对小说创作怀有深厚兴趣，所以自2004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写作过报告文学，只是在业余时间零零星星写了点散文和评论文章。直到2010年起，我才断断续续坚持每年写了些中短篇小说。
王子君：
纵观这些年你的小说创作，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能够自觉地紧紧贴近社会现实。你的作品通常能够从普遍存在却让人无能为力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恰当地寻求到切中时弊的入口，充分显示出你作为一个成熟作家所应该具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这应该和你报告文学的创作思想的养成有关。虽说艺术是相通的，但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毕竟大为不同，你是如何做到在二者之间创作艺术手法上的完美切换的？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是否受到报告文学取材思维的影响？
杨晓升：
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小说，都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捕捉、反映、追问与揭示，而且题材、素材和灵感亦都源于生活。两者的区别在于小说是虚构，而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而生活中的大量题材和素材，有的适合写作报告文学，有的则适合于写小说，这两种体裁我都创作过，各自的特点和艺术手法我也都运用过。要说两种体裁的创作谁影响谁，我觉得报告文学的写作由于接触了大量的真人真事，为小说创作扩大了视野、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细节；反过来，小说创作则可能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艺术视角、注入更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比方语言、细节、场景、氛围、人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等等。所以对我来说，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两者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一种关系。
王子君：
你的小说创作很多是在你担任《北京文学》社长和执行主编期间创作的，办刊无疑要占用你大量时间精力，而小说创作需要潜心专注的时间，你是如何平衡办刊和创作二者的时间精力？
杨晓升：
我任职期间，确实很忙，我主编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月分别要出版一期，这两本杂志每期容量都在21万字左右，与《人民文学》容量相同。我平均每月的审稿量都在80万至100万字之间，何况还有大量的日常事务、接踵而来的各种会议，对外联络和接待作者读者来访，等等，可以说平时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被工作占用了，自己创作的时间确实少得可怜。写作只是偶尔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但更多的时候是集中在国庆或春节的长假突击写一些，所以我写得不多，每年至多是写一两个中篇小说，外加零星的一点散文和评论文章。
王子君：
不管是当初做记者，写报告文学，还是办《北京文学》，进行小说创作，你自始至终在关注社会问题。你报道过、写过的那些社会问题，你觉得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了吗？还是越发严重了？有没有计划在退休后跟踪你原来报道过的那些问题？比如中国拜金潮，中国教育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形成后续效应？
杨晓升：
文人的力量是卑微弱小的，我也一样。文人不能自视太高，更不要以为能凭自己的一支笔撬动地球，推动社会的发展，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但同时，我以为真正的文人必须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必须代表社会的良知进行写作，必须通过自己的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是弱小的，但只要是发自肺腑并且确实一定程度表达着民众和社会的呼声，就不应当缺失，更不应该放弃。至于你这种声音到底能得到多大程度回应，甚至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由此推进了社会秩序的改善与进步，并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即便如此，我觉得作为文人，至少要尽责尽力，做到问心无愧。值得欣慰的是，我抨击过的拜金潮，迄今虽未完全彻底扭转，社会生活中金钱至上的人也还不少，但三十多年之后的今日中国，追求高雅、高尚、高品位的生活，崇尚为社会、为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奉献的人也已经大有人在；中国以应试教育为痼疾所造成的唯分数论、教育资源严重失衡和教育不公，近年来也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调整和改善；独生子女问题造成的中国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和全社会养老问题的巨大创痛，如今已经得到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生育政策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调整，虽然这种调整来得太晚、代价巨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值得肯定。至于你说的我以后是否会对上述问题进行追踪采访并创作，目前我还没考虑过，这需要看未来的时间和契机。
王子君：
作为一个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你认为小说创作最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在当今社会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比如说在信仰普遍缺失的情况下，文学作品如何引导社会回归有道德重信仰，有正确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系？
杨晓升：
你过奖了，一直以来我只是一位业余作者，至今也未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但我会一如既往地向自己的更高标准努力。小说创作应该注重什么？我认为写作者不应该只满足于简单描摹生活、复制生活，而是要洞察并深入生活的内里，最大限度地揭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致力于对生活变幻莫测和深不可测的未知领域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写出能够为读者提供新的阅读享受、阅读体验和阅读思考的优秀作品。说到作家的责任，不同的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那也是作家的自由，不能强求划一。但我以为，既然作家曾有“社会良心代言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称，那就得一定程度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不断传递真善美，抨击假丑恶，要能在自己的作品中适时回应甚至回答时代和读者的关心与关切，要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中华民族的铸魂奉献自身的光和热。
王子君：
你对崀山文学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创作者有什么建议吗？他们如何才能更快地冲出崀山，走向全省乃至全国文坛？崀山画家目前为止已在中国美术界形成“崀山画家现象”，你认为文学上的“崀山现象”有可能形成吗？如何才能形成？如果只提一个创作方面的建议的话，你最想和崀山文学界说的是什么？
杨晓升：
前面说了，我对崀山文学及创作队伍还不大了解，但既然崀山已经有“崀山画家现象”，一是说明崀山有丰富的绘画艺术创作资源，二是有绘画艺术人才。而艺术是相通的，既然崀山的画家能够走向全省乃至全国，说明崀山具备良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土壤。但文学创作，关键在于人才。崀山能否出现优秀的文学创作人才，取决于写作者自身对文学的热爱、悟性与投入。不过，文学创作是漫长的事业，也是寂寞的事业，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投机取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句话：崀山的作者要立足于崀山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以独特的眼光、满腔的热情和宗教般的虔诚，脚踏实地潜心创作。只有写出属于崀山独特的风情和文化特色，并且富于新鲜感和感染力的作品，崀山的文学才可能脱颖而出，走向全省乃至全国。
王子君：
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是国家5A级景区，但知名度仍有待提升。以你丰厚的人生阅历，以你对崀山的印象，你认为在当今文旅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崀山应该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做好、做强、做大旅游文化事业？
杨晓升：
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历史文化，崀山都有着丰厚的资源。要提升崀山的知名度，关键在于宣传与推广，而以文学艺术作品的方式对崀山进行全方位推广至关重要。这首先需要新宁当地政府尤其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要加大文化创作资金的投入；其次是要发现和集结全国各地优秀的文学艺术创作人才，最大限度地加大对崀山文化和地方特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组织、策划、引导、开掘与创作（包括文学、影视、戏剧、音乐、歌曲等作品的全方位组织与创作）。要相信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哪怕只是一首诗歌或歌曲，一篇散文，一部小说、电影或电视剧，只要能够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没准就能让崀山的名字家喻户晓，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从而吸引海内外更多的游客来崀山观光旅游。就当前政府高度重视文旅融合的形势下，相信新宁县委县政府领导具有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魄力、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做好、做强、做大崀山旅游文化事业。
（文章来源：《生态文化》杂志。 原标题：杨晓升：崀山印象和《龙头香》创作 ） （图片来源网络）
王子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现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学总监。著有长篇小说《白太阳》、散文集《无花》、纪实文学《黄克诚在中央纪委》等各类文学作品16部。数十篇作品入选多种文集及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语文考试试卷等。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旅游文学奖、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奖等奖项。电影《母亲花》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