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来首次揭秘梅山南止湘乡佛子岭之迷

                     文/刘家玮

     案《大明一统志》合辑诸志曰："宝庆（今邵阳）形胜，接九疑之形势，据三湘之上游。东距洞庭，西连五岭。旁通荆襄，外接交广。控制溪峒，弹压诸蛮，介长沙零陵之间，有唇齿辅车之势"。依史之见，宝庆府拥有天设地造的巨大地理战略优势，在历朝历代统一多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确也如此。

龙山药王殿：为清乾隆朝宝庆知府刁玉成主持修建

    处于宝庆北境的梅山之地，其军事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亦不例外。案《宋史梅山蛮传》等史志云："自唐末宋初以前，梅山为蛮獠所占据，号梅山蛮，位潭邵鼎辰之间，其地甚广，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而长期生活在此片领土上的梅山蛮，倚扼湖湘心脏的地理优势，雄心勃勃，四面出击，纵横驰寇潭邵辰鼎四州于股掌之间，真可谓叱咤风云，笑傲湘楚之江湖，影响深远。以至于早已逾千年，依然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令古今学者研究不止。梅山疆域之四至，也常常成为人们谈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原宝庆府龙山飞水洞瀑布

    目前，梅山四至中的益阳四里河（今桃江县马迹塘镇四里河村）、宁乡司徒岭（今安化县高明乡司徒铺村）、邵阳白沙砦（今隆回县司门前镇永新村及白沙冲）三至，在今某地某县某镇某村已经十分清楚明了。可唯独南止湘乡佛子岭今位于哪里？依然是梅山文化学术界的一块心病，仍未完全破解。故而许多梅山文化界的大佬，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学力精力考证出的成果，一曰在今涟源市伏口镇，一曰在今醴陵市佛子岭，一曰在今湘乡市壶天镇佛祖山。其实此三地为梅山南止佛子岭，皆没有多少可令人信服的理由和依据。

其一，涟源伏口镇，其东面的七星街镇，乃《武经总要》载："宋初控禦梅山蛮所置之宁乡县七星砦，宋熙宁六年废，由砦改镇，入安化县焉"。既然宋史载明了七星镇（今七星街镇）本为宁乡地，不属梅山也不属湘乡。那么位于七星街镇西北不远的伏口镇，为梅山南止湘乡佛子岭，就无一点可能性。

其二，醴陵佛子岭，其历史上从来不属湘乡县。就算它属湘乡地，也是位于湘乡以东靠近江西省的极边之境。如此状况，梅山怎能跳过中间相距几百里路的湘乡地，而去南抵醴陵佛子岭，显然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

其三，湘乡市壶天镇佛祖山，其原名曰番山，佛祖山得名的历史不久，相传始于明万历年间。如此，又何以可能是宋时之梅山抵明代之佛祖山？且明万历之壶天佛祖山不叫佛子岭，它是山名不是岭名，故也谈不上可称之为佛子岭。还有一点也极不现实，宋初时期位其西面的潭州宁乡县之七星砦，湘乡县之杨市镇，邵州之百里龙山之水竹砦之界冈砦地南北连成一片，梅山岂能一跃而过东抵二百里之遥的壶天镇之番山？此逻辑上不通，历史上也不符哈。

北宋《武经总要》载原宁乡县七星砦

     排除了上述三地，真正给我带来寻觅佛子岭的灵感，是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欧阳识先生之名句："资水西来兼邵水，龙山横鹜际梅山"。联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起到了指点迷津的效果。因他点明了龙山非梅山地，只是横鹜湘中，与梅山交界而已。根据这一条线索，我曾在数地府县志中，查遍了龙山附近的涟源、湘乡、邵东、新邵四县市之内的所有古今地名。由于未深入进去，明明看见了，却盲目的一掠而过，一无所获。虽暂时未识庐山真面目，但并不代表没有和考证方向错了。

北宋《武经总要》载邵州之水竹砦、界冈砦等十五砦

    前不久，在考证宋初邵阳白沙砦的过程中，对邵州十五砦的所处位置与背景，做了比较系统的了解。此于我考证湘乡佛子岭，奠定了前提条件，似隐隐约约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寻寻觅觅的佛子岭在何地呢？我想首先之要，应弄清宋初在梅山以南，龙山、湘乡以西，邵州之北之东北与梅山峒交界处置砦的地方，显得尤为关键。今考北宋《武经总要》，载："邵州治邵阳县，吴分零陵郡北部立邵陵兼郡以理之，湘南有梅山峒，连数州界，开宝中，江左用兵，乘间寇邵州之武冈，既太宗初年，钞盗不止，命将讨平，置十五砦守之。曰界冈砦，在州东北八十里；曰水竹砦，在州北一百一十五里"。此处虽载明了立砦的原因、时间、方位和距邵州之里程，但只能是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因宋初时可以肯定在邵阳县北境，但具体位于今何县何乡何地？仍不明确。依其方位里程，又查道光《宝庆府志》，载：在新化县时竹村，有小村落之水竹，有故宋水竹砦（今属新邵县坪上镇水竹村）也。

清道光《宝庆府志》载故宋水竹砦（砦通寨）

    又案《新化县志》载：历代用兵防守之地，唐以前无考，宋初梅山为患，置水竹砦於今阳峒村（实在时竹村之水竹）以禦之。又查《邵阳县志》，载：三溪五都有界冈砦（在界江坳，宋筑以御梅山蛮者，今属新邵县陈家坊镇稠树山村界江坳）"。此两志之载，明确了两砦的具体位置与所辖之各级行政单位名。充分可证当时置界冈砦、水竹砦的功能，主要是防御梅山蛮的侵袭骚扰。同时，也反映了两砦之地为梅山与邵州的边境，梅山东南之边界也止步于龙山以西，邵州之北之东北，湘乡杨市镇之南之西。由此可以坚定的判断佛子岭就这一块区域已无疑问。

清光绪《邵阳县志》载罗汉寺、宋界冈砦

     圈定了佛子岭所处的大概区域位置，然后是在此区域内搜遍了相关地名，于龙山脚下界江坳（界冈砦）西南方向，发现新邵县寸石镇石集村附近有相似之地名佛德岭，古属邵阳县西平二都大富坪，很遗憾史志中没载有佛德岭。但佛德岭处梅山之南，界于龙山与梅山之间，名称与佛子岭也极其相似。尤其佛子之"子"字，在湘中地区与崽意通，叫崽为德音或折音，比如我咯德，我的崽或子的意思，德几，意为小男孩。故佛德岭很可能是湘中土话叫佛子岭的音变误记，此些皆符合史志所记载的主要条件。只是其历史上不属湘乡，与原湘乡杨市镇交界处相距40公里以上，显然是湘乡佛子岭的可能性要低许多。可任何事无绝对，毕竟千年前的行政区域变化，我们今人很难考定，就一切皆有可能性，无非是概率低点罢了。

     忍痛排除此地后，只有从佛子岭其地名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再结合查考，顺藤摸瓜，方才有果而摘之。看佛子岭之地名，还是很容理解出它的得名之故，顾名思义，其定与佛教有关，其所处之地，必具有坡岭的地理特征。而"佛子"又为何义呢？查《汉语词典》等书，对此有多种解释。1，阿罗汉（简称罗汉）的通称别名也，2，菩薩的通名，3，引申指慈惠的人，4，受戒的佛門弟子，指能紹繼佛种的人。又何谓佛子岭？应该是指在某坡岭上建有信仰罗汉菩萨，或有佛教场所或相关名胜，或长住在此岭上的佛门弟子，故可谓之为佛子岭或罗汉岭也。正是遵循此一思路，一查果然有惊喜。考相关文献记载内容列下：

清康雍朝《钦定古今类书集成》载罗汉岭、罗汉寺。

    1.清康雍朝《钦定古今类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宝庆府山川考）载："罗汉岭，去郡东北九十里，上有罗汉寺故名。；大坡岭　在郡北百里（应为一百二十五里），明崇祯戊寅司理李梦日禦贼于此，乡人立祠祀之，百户马之骅战死其下"。

4.光绪《邵阳县乡土志》载："三溪五都，有罗汉寺（一名驻度庵，在大陂岭绘像祀李梦日）；有大柏岭（一名大陂头）"。

清道光《宝庆府志》载罗汉寺、大柏岭

    综上所载，大略可以看出明末推官李梦日、百户马骅，在原邵阳县三溪乡五都墨溪村大柏岭和罗汉寺剿匪时的地点，貌似都指向了同一地名与同一座寺庵。且别名颇多，曰大柏岭、又曰大坡岭、大陂头、大陂岭、罗汉岭；罗汉寺也有两名，又曰驻度庵。但关于罗汉岭得名之因的解释，暂只找到清《钦定古今类书集成》载明了罗汉岭，是因上有罗汉寺故名。相比大柏岭等其它别名之地距宝庆府的方位、距离稍有差异。此点小区别，如果没有古迹实物出现证明，我们暂只能将它们视为一地，勉强还是行得通。同时，结合佛子是阿罗汉别名通称的意思去理解，罗汉岭足可又称佛子岭，这于古今典籍与文字解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大柏岭（又名罗汉岭）又怎能称得上是湘乡县的佛子岭？大概是它位于"邵阳、安化、新化、湘乡四县交界之地"《邵阳县乡土志》载，距尖山岭与安化、湘乡两县的交界处仅几里路的原因所致。众所周知，边境之地的行政辖地变化往往复杂而频繁，今天归你，明天归我，故罗汉岭在宋开梅山时，被视为湘乡佛子岭，也就不足为奇，乃常理之中的事。此种地名现象的产生，主要原因应源于古今人喜欢用别名通用名称之的习俗。

清《邵阳县乡土志》载三溪乡位邵阳、湘乡、安化、新化四县交界图。

    正当我欣喜的认为原邵阳县三溪乡五都大柏岭，是为宋开梅山南止湘乡佛子岭的时候。一条信息的出现，又令我陷入了迷惑之中。原何？在百度搜索了解罗汉寺今是否还保存有时，发现它竟然仍屹立于原属同县同乡同都的孙家桥涟水、孙水之交汇处，距原湘乡县杨市镇边境同样很近，正位于龙山脚下和一条大横岭的东北末端，地理特征上，是妥妥的有坡有岭。那两者到底哪里是罗汉岭（佛子岭）？我想应该取决于哪里有罗汉寺的事实存在，而不是哪里的史料记载多。因史志记载有时也靠不住，不一定全对。如一旦某前人记录上出点差错，后世跟着满盘皆错的现象亦多矣。然作为同乡同都之地，正常情况下，是很难出现两个罗汉寺。就是有两个，史书中必会予以区分，否则乱套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大柏岭有四五个别名，驻度庵也有两个名，此现象就十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总感觉有记错混为一谈之嫌。其实仔细分析下，尽管史志的记载有点杂乱，但仍然还是能从中发现有所区分。例如三溪墨溪村大柏岭（今属涟源三甲乡田井村）在西，而三溪孙家桥村罗汉寺（今属涟源白马寺镇孙家村）在东，有上下东西之别，两地东西相距三十余里。前者距邵州北一百二十五里（其方位与距邵州之里程，以《武经总要》记水竹砦，在邵州北一百十五里加上水竹砦至大柏岭里程二十里的总里程为例）；后者距邵州东北九十里（其方位与距邵州里程，以《邵阳县乡士志》载东北古道经邵阳县郡治同城至孙家桥里程为例）。而三溪五都孙家桥罗汉寺、罗汉岭（今属涟源市白马寺镇孙家桥村），与清《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宝庆府山川考的记载距郡东北九十里完全相吻合。由此可见，两者区别大也，所指之地定会有所不同。此外，颇为惊讶的发现，孙家桥还是西汉昭陵县通往连道县水陆古道之中的重要节点，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催生出一个古老的寺庙与地名，亦在情理之中。

原邵阳县三溪五都孙家桥罗汉寺（今属涟源）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巍巍龙山之中的相关自然形胜景观，十分有来头，很有必要提及。案《邵阳县志》《邵阳县乡土志》记载："三溪乡龙山有观音山，有仙人石凡数处，坳北仙人石类佛髻，首腕背跃，坐石壁上，宛面壁然"。这或许也是孙家桥罗汉岭（佛子岭）的出处之来由，如此的话，与醴陵佛子岭得名之因，便有相通相似之处。而龙山脚下的孙家桥因此由在岭上建罗汉寺，故名罗汉岭（佛子岭），也就顺理成章的理所当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真正的梅山南止湘乡罗汉岭（佛子岭）、罗汉寺，是指原邵阳县孙家桥村罗汉岭（今属涟源市属白马寺镇孙家村）的概率，比原邵阳县墨溪村大柏岭（今属涟源市三甲乡田井村）为佛子岭，明显要高无数倍。且更趋于现实，更符合正常逻辑，更切合宋人欧阳识名句："龙山横骛际梅山"的真实描述。当然，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不管梅山南止佛子岭是指墨溪村大柏岭也好，还是寸石镇镇佛德岭也好，或是孙家村罗汉岭也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在原邵阳县龙山之西麓已无疑也。

新邵县境之龙山佛子石

    论述至此处，虽然已有足够的理由和史料依据，可以笃定原邵阳县三溪五都罗汉岭（佛子岭）、罗汉寺，即为梅山南抵的湘乡佛子岭。但与《宋史梅山蛮传》载梅山南止湘乡佛子岭，还是有点小差入，主要还没找到证明罗汉岭在宋代或宋前为湘乡地的依据。依边境之地古今归哪辖，往往没有稳定性的规律，说明仍有考证的余地和不到位的地方。因此，十分有必要查考一下原邵阳县三溪乡五都、六都以及新化县时竹村水竹小村落的历史沿革，小差入问题或许就此解开了。

龙山岳平云顶，古为宝庆（邵阳）十二景之一

    又考《汉书.地理志》云："长沙国有连道县。”汉桑钦《⽔经》云：“涟水⽔出连道县西。”北魏郦道元《⽔经注》云：“涟⽔绕连道故城东下，在湘乡县西百六⼗⾥。”康熙《湘乡县志》、道光《宝庆府志.疆里图》图示："从孙水发源的界江坳起始，往东北至孙家桥、三溪六都古属连道县，西汉置（湘乡县志则载连道县始置于秦），属长沙国"。《读史方舆纪要》有曰：“连道城，县西百六十里，汉，县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或曰故城，亦谓之龙城，三国吴属衡阳郡，南朝刘宋时期，省入湘乡县。唐高祖武德年间，湘乡县徙治龙城，复寻还治"。

     据史料而言，连道县是湘乡的母体县之一，而原连道县地的孙水流经的孙家桥一带，从唐代已为湘乡地，比相距三四十里开外以西的墨溪村大柏岭为湘乡地的机率则大多了。而且，是名正言顺十分正宗的古湘乡县地。那么它是甚时候析入邵阳县的，我想应该是在宋太宗命将派兵攻打梅山蛮之时。因邵州占据三湘之上游，有居高临下便于快速出兵征讨梅山蛮地的战略优势，宋朝廷在收复失地顺时势而纳之管理，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如此，邵州方才有前提条件置水竹砦、界冈砦守之，以御梅山蛮。或许正是这个因素，在不久之后开梅山纳土归流之时，朝廷官员仍然视邵阳县三溪乡孙家桥村（今属涟源市白马寺镇孙家桥村）的罗汉岭（佛子岭）为湘乡地。最后，综合众多的史料分析，有理有据可证今涟源市白马寺镇孙家桥村的罗汉岭（罗汉寺），即为北宋时期所记载的梅山南止之湘乡佛子岭也。

原宝庆府邵阳县境仙人石

   本文参考引用文献资料：明《大明一统志》元至正《宋史梅山蛮传》清《钦定四库全书》收录~北宋《武经总要》前集、《古诗文网》欧阳识、道光《宝庆府志》同治《新化县志》光绪《邵阳县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汉语词典》清康雍朝《钦定古今类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宝庆府山川考一），光绪《邵阳县乡土志》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汉桑钦《⽔经》北魏郦道元《⽔经注》康熙《湘乡县志》疆域、道光《宝庆府志.疆里图》《读史方舆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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