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缘系凤凰山》这篇文章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原会长、从我咸宁市嘉鱼县走出去的知名文学艺术家——黄金辉先生所撰。黄金辉先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被录取的大学生，经历坎坷，阅历丰富，品学兼优，学有所成。文章主要记叙了他在武师咸宁分院学习期间的一些往事，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环境及人文风貌，值得一读。
缘系凤凰山
——武师咸宁分院毕业30年纪事
黄金辉
我们的母校地处咸宁市淦河西岸凤凰山。她曾数易其名，1977年恢复高考前，是咸宁地区师范学校高师班，1978年春季我们入学时叫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我们毕业后改为咸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后来与咸宁医学院合并，升格为咸宁学院，新近更名为湖北科技学院。她在整个中国大学排名榜上虽处于基层，却在恢复高考后的1977-1979“新三届”同学中，出了好些个头面人物，在同类高校中颇有影响。
就我所知，政界，有陈训秋（77中文，现任中央政法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正部级），赵斌（78中文，现任湖北省副省长），黄运全（77中文，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厅级就更多了；学界，有余虹（77中文，曾任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已逝），贺阳（77中文，现任人民大学教授、博导），肖文旺（77中文，现任海南大学教授、博导），阮忠（77中文，现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罗琦（77数学，现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导），桑建平（77物理，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导）等等；文艺界，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黄运全、徐鲁（79中文，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柯于明（77中文，咸宁市文联主席）、刘明恒（77中文，咸宁市咸安区政协副主席）、戴义德（77中文，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余虹和我7个，占全国会员总数近千分之一。其他艺术门类还大有人在。更多的还是师范学院培养的“主力军”——中学教师，其中“特级”不少，“高级”人人皆是。如果要编校史，在“新三届”中选“30年30人”，这个名单或许可供参考（医学部情况我不了解，可能学界著名人士更多）。
摄于武师咸宁分院凤凰山茶园
三 年 轶 事
1、毛主席，华主席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些人大多是“问题生”，或因家庭成分不好，或因年龄太大，或因志愿填报不当，或因有病在身，在第一轮录取时名落孙山，后来“扩招”，被“捡渣子”捡了进来，比正规生晚到校一个多月。1978年4月11号，我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黑灯芯绒罩衣，跨进阔别了11年的校门（我是嘉鱼二中1967届毕业生）。才安顿下来，学校午间广播响了，正在念一篇文稿，仔细一听，这不是我写给学校的信吗？
原来，我因家里负担太重，婚后有了3个孩子，70岁的老父亲还瘫痪在床。心想，我这样的家境是不能去读书的，要读就读最好的大学；自己当了8年中小学民办教师，就不愿再报师范学院，“服从分配与否”一栏，我干脆空白不填。我教过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张冬河，在3月初就上了这个学校，他的女朋友谢金莲早就推荐上了该校化学班。我们3人同住一村，忽有一日，谢金莲回老家对我说，学校专门让她来通知：我的档案已经到了那里，如果愿意去读，就写一份书面材料交她带回，否则就要退档；若学校发了通知书不去报名，来年就会取消我的报考资格。我想，天知道明年还让不让已婚的考大学，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读吧！于是写了那封信，大倒苦水，表述了一个“老三届”初中生被“文化大革命”耽误10年，渴望读书的急切心情。当然，隐去了本人的私念，不得不表示愿意读师范、乐意当教师。谁知它正合了校方做新生思想工作的要求，就被“广而播之”了。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只晓得“感谢华主席”。学校高师班此前已有75、76两届在校生，他们是被推荐上学的，家庭政治背景大都很硬，本人是中共党员的不在少数，对77级这些“胡子学生”、“捡渣子来的”、还牛气冲天的“师弟（年龄却普遍比他们大）”，着实有那么一点看不惯、气不忿。一次，在食堂排队打饭，为插队小事，两位男士起了冲突。一个说：你牛什么牛？老子是毛主席叫我们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另一个说，老子牛倒是不太牛，是华主席让我们凭本事考进来的。你要有本事，也考一个给我看看！
为此，校团委、学生会抓住苗头，做了好一阵思想工作，从此避谈这种容易影响“安定团结”的“敏感话题”。我当时是校团委宣传部长，在团委书记陈协旺（后来任过副校长）、专职副书记夏再兴（现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导）指导下，“现身说法”地跟“推荐、考试”两边的头面人物谈过心，经过众多学生干部劝说，总算平息了风波，但私下里却互不买账。
到76级毕业时，有些老师为了检验其真实水平，把当年的高考试卷让他们“专业对口”做了一次。别的专业我不晓得，中文的考分很多不及格。其中也有优秀者，我的同乡王桂华，就考了83分。此君后来发愤努力，在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散文集，让我写序，我曾写道：桂华当前水准，比起77、78级校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印书时还把这句给删了——这是后话。还有75级文科班的阮英梓，当年的学生会主席，现任省农垦局局长；与之同班的曹阳，是这个学校首先考取研究生的，后来任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导。
从左至右：黄金辉、肖文旺、魏自豫在教室停电后点煤油灯读书。
2、师生颠倒
大一时，我们上英语课，一位年轻女老师往讲台一站，班长余德正喊了一声“起立”，齐刷刷站起84个大哥大姐级的学生（77中文1、2班上大课），窘得那位蒋老师满脸通红，连忙还礼，说了一些谦虚话，并说余班长就是他的初中老师。别的班级同类师生颠倒的现象也时有耳闻。我和张冬河就是师生同学，还有夫妻同学（钱刚、王慧珍）。我们班应届高中生考来的李永琪只有16岁，比我的侄儿还小哩！两代人啊，现在是真正地平起平坐了！
钱刚在2班，2班全是扩招来的；他夫人王慧珍和我们几个被插进1班。两班教室只隔一条走廊。夏季某日下午，为了凉快，两口子恰巧搬了凳子在各自教室门口看书，我从走廊经过，见此情景，随口念了一段古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引得两班同学哄堂大笑。
77物理班也是“胡子学生”居多，一位年轻女老师给他们讲课，据说此人乃高干之女，推荐上的名校核物理专业。大概是这位没有小蒋老师那样谦虚，课也讲得不怎么的，“胡子学生”们于是集体发难，噼里啪啦提了一大堆专业问题，该老师回答不出，气得红颜珠泪，第一节课就半途而废落荒而逃。学校不得已走马换将，把她安排到实验室管仪器去了。
3、当不当陈世美
1979年初，思想解放了，外校传来许多在校大学生离婚的消息，还有“原配”找到学校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故事。未婚的解除婚约，更是司空见惯。我们同学中也有一些人“蠢蠢欲动”。到底当不当陈世美？成了“寝室文学”的热门话题。有的说，当陈世美又怎么了？为了前途，为了自由，个性解放，“不自由毋宁死”，连死都不怕，还怕离婚吗？有的说，我是想当陈世美呀，可家里孩子谁养活？
我属于后者，不说没那个贼胆，就连那个贼心也不敢有，甚至不敢起。我当初本不敢报考，家庭负担太重。自己如果去读书，连民办教师的“工分”都没了，全靠妻子谢玉兰出工养活一家老小，日子怎么过呀？眼见得一些小学水平的被推荐上了大学，眼见得我的一些学生又报名考大学，玉兰知道我郁闷得不行，又不便开口，就主动跟我说，只要你考得上，你就报名吧！我是那个大公社最后一个报名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没见，她跟我一样着急。姐妹们私下里跟她讲：考不上也好。真要考上了，说不定哪天他把你甩了，后悔还来不及哩！
好不容易拿到了通知书，还是个专科的，实非我愿。倒是玉兰比我还高兴，坚决让我去。临别的头一天晚上，送走话别的客人，她在床上抱着我痛痛快快大哭一场，说，你就放心去吧，家里老的、小的，我会招呼得好好的。我要把这个家，搞得比你在家还要好！有妻如此，怎忍抛离；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那年春季，《诗刊》发了我一首诗，寄来稿费，我来不及去邮局领，就把稿费单子夹进笔记本的塑料壳里，晚上为团委筹备会场时，随手放在桌上，不小心被一位别班女同学看到，她在那个本子里塞了一张字条，约我次日晚在校园后山某处相会。大概在她眼里，专科在校生能在《诗刊》发作品，一定了得！她是了解我的，但可能不知道本人已婚；我也知道她，至今也不便说出她的大名，不能伤了她的面子。我给她回了字条，老老实实告诉她，我已是3个孩子的爸爸，并且坚决不当陈世美。一如我在上大学之前，在县里文艺创作班好言谢绝一位美女示爱那样。现在回想起来，本人还算是“经得起考验”。
我们班有好几个类似的，班长余德正就是典型。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30出头还没成家，未婚妻也是农村的，在茶场做事，他还不无骄傲地把对象带到学校来，向我们一一介绍。她给我们泡茶，用的是亲手揉制的茶球，我是第一次喝到制成小球状的绿茶，感觉“味道好极了”。几年后老余在温泉高中当教导主任，我去咸宁地区开会返回的路上，看到他牵着孩子在路边散步，忙叫司机停车，我蹦下来近前去叫他。他老先生故作生气，说，是哪个开着个小车在这里招摇过市啊？我上前一拳打在他肩头上：是你兄弟黄某人！老余大笑，拉着我到他家喝酒，又一次见到“小嫂子”，看他们一家其乐融融，我就发了一番感慨：真要是两个知识分子组合家庭，也未见得有这么好。
还有两个不当陈世美的，而且正当未婚时。一个熊慧明，在毕业前夕与农村爱人结婚，我代表本班前往祝贺，给他们写了嵌名婚联。另一个就是柯于明，毕业后马上要和老家的对象结婚，见我给慧明的嵌名联写得还行，让我也写了一副带回去贴。
回头看，当了陈世美的，也未见得不好。婚姻嘛，萝卜白菜各喜各爱，自己认为合适的，就是一个“好”。
4、作文竞赛
我们77级中文1、2班，学生年纪普遍大，社会阅历丰富，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各班干部都是有社会工作经历的能人。初期没有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师就把他们学过的教材找来；没有复印件、打字机，就发动学生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册。我们当过中小学教师的，大多是刻钢板的好手，每刻一张蜡纸还发给几毛钱补贴，知识先睹为快，还乐得挣了几个生活费。
第一个学期只有不到3个月，我一次家都没回，因为有种新鲜感，几乎每节课都听，笔记做得规规矩矩，期末考试总分第一。到了第二学期，我见二班几个“老三届”高中的学兄很少听课，刘明恒尽管是班长，却缺课蛮多，总是我们班长老余喊“起立”，他到哪儿去了？因为在上学之前在报刊发表过文艺作品的，只有老刘、黄运全和我，我就比较留意他的行踪，心下也有与他摽着干的意思。黄运全绝对是个好学生，他几乎放弃了写作，一心一意读书；老刘则不同，他常常一个人到两栋“红楼”（办公楼和教学楼）之间的花园里，找个僻静角落，在那里埋头写作。
我没在班上兼职，缺点课不会引起注意，加之团委又有一间办公室，我何不关门写点东西呢？再说，师专不就是要培养中学教师吗？我早就教过初中语文，现代文学主要是讲鲁迅，现代汉语我也基本掌握了，更不用说哲学（“两唯”）、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这些课，只要看看教材（政治课倒是有教材），临考之前突击记忆基本概念，就能拿下七八十分。有的“工农兵学员”老师，讲课枯燥无味，自己未见得比他们差，我何必死守课堂呢？于是，从那以后，70%的课我都没听，或像老刘躲在花园角落写诗作文，或钻进团委办公室念英语、背古文，准备考古代文学的研究生。
即使是77级中文兄弟班，听课总挤在一起，似乎不分彼此，但各方面两班都摽着干。
上个月老刘在省级刊物发表一首诗，下个月我的作品就上了《诗刊》。1班的排球打赢了，2班在篮球场扳回来。
写作课上完后，搞过一次全校作文竞赛，我因父亲重病请假回家，没能参赛。2班的余虹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好像是理科班的，我班黄运全第三。我回校后，听1班的兄弟们对余虹说过“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类的话。余虹是年轻才子，书法绘画也都行，当然不服老黄咯！我自己挂念着老爹，心情不好，也无心去论什么高低。倒是一伙热心的兄弟们，把我在《湖北青年》发表的散文诗《月月红赞》，拿去与余虹的获奖散文《腊梅赋》比长较短。
我们班还有几个“文学青年”——柯于明、夏松榆、陈文坤（最近听说这位老弟英年早逝，默哀）、费新武、郭西伟等人，都在跃跃欲试，时不时向我“取经”。他们知道我这篇原是“小作文”（不必当堂交卷的自由命题作文，每月一篇），阅改的老师批有红字，肯定几句后，说它还不能算散文诗。兄弟们不服，说，老黄，把刊物拿去给那个老师看看，到底算不算散文诗？我笑道，为人要厚道。这位是“工农兵学员”，帮程老师（教写作课的程善邦老师，满口蒲圻方言，课却讲得好）改作文的，就不要为难他了。
后来，这篇作品得了省里的二等奖，兄弟们就更高兴了，又要我把奖状拿去给那老师看，我依然没动。他们笑我真是个老实人。
5、考研不考研
我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听课“吃不饱”，就一心准备考研。上大学之前，《唐诗三百首》我早就通背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回目我都记得，可以按回目大纲从头到尾讲出来，毛泽东和鲁迅的旧体诗词更是烂熟于心。《聊斋志异》之类文言小说，也通读过。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多到图书馆看经典著作，突击攻破英语关，自信考研有几分把握。
我到校第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那时考分是保密的，其他同学可能还不知道），超出一类（当年全国88所重点大学）起点线40多分。我填的三个志愿，依次为：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广因为要学生操作广播电视机械，要求文科考生数学必须及格，而我没上过高中，数学只得29分，语文可能在全省居高，92分，其他都在90分左右。但这都没用，北广不录，下面两个志愿等于白填。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了解的，当时根本不会填志愿，不懂得“阶梯式”填报，又不愿服从分配，不刷你刷谁？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是魏星桥校长指示招生老师拿回我的档案，派人征求我的意见，才招进来的。中文科书记陈协旺在第一学期末就跟我打过招呼，说学校打算推荐我到武汉师范学院跟班读本科，将来留下当教师，并且要我保密；他连自己的高中同学、我班学习委员叶立元都没推荐，独独推荐了我。我心存感激，盼着这个好消息能落到实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事没办成。我就铁下心来考研，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班同学打算考研的不在少数。我班至少有史建桥、贺阳、肖文旺、魏自豫、黄运全、李祯祥，2班余虹、阮忠、徐崇刚更是铁杆。大二下学期，我们77级有16个人报考研究生，并且拿到了准考证，就在咸宁地区行署所在地温泉考试。临考前一天，教务处范燮尧主任召集我们开会，说：刚接到省高教处电话通知，在校专科生不能考研。学校明天就要期中考试了，你们必须放弃考研，参加期中考试。大家都不做声。我心里很纳闷，省里这个电话怎么就来得这么巧？莫不是范主任怕我们不参加期中考试影响其他同学吧？但我毕竟是学生，又是校团委干部，不敢公开顶撞。可是，如果集体沉默，岂不是自甘放弃吧？我斗胆地站起来，说：范主任，我们的准考证都拿到手了，这也是省里发的，还盖了大印，怎么突然就不让考了？范主任大为恼火：黄金辉！我晓得你是考研的头儿。你明天要是敢去考研，不参加期中考试，后天我就开除你的学籍！
我哑巴了。心里憋着一团火，却不敢发泄。
不是范主任硬要跟我过不去，也不是我不尊重他。他教我们教育心理学，课讲得好，尤其一手粉笔字，写得那叫一个“飞”！我后来写硬笔书法，有些行书运笔方法，就是模仿他老先生的。我在团委办公室“关门读书”时，好几次都被他抓了“现行”。他说：你是学生干部，要带头听课。我说：您凭心而论，有些老师的课，我去听，不是浪费时间吗？列宁还说浪费时间等于自杀哩！他加重语气强调：听不进也得听！你给我去做做样子也行！你一个人不打紧，还把别人引到这里逃课，影响不好！
多年之后，范主任退休了，和陈书记一道来武汉见赵斌。赵已是副省长，设宴招待他俩，我们作陪。饭后闲聊，中文2班的老同学张昌武（他曾留校任教，后来在咸宁市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戏言，要开范主任的“斗争会”。大伙儿明贬实褒，把他“飘扬”一通。我又谈起那次考研，说，你老人家要是放过那一坝水，我们16个至少考取7、8个；那样一来，上《百家讲坛》讲“三国”的，就不晓得是不是易中天了——易中天就是那年考研的，他当时连大学都没上，和我们进校之前一样就是个中学教师，直接以“同等学力”考取武大古代文学专业。由此可见，所谓“省高教处电话通知”可信度存疑——今天回忆这些，并不是对范主任有什么想法，只是说明我当时考研心切，相当发愤努力。
我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又报考了上海师范大学马茂元教授的唐宋文学专业，并且寄去一篇论文《唐代音乐题材诗歌探讨》。真是天不助我啊！就在考试前夕，我的第三个女儿因病夭折，我不得不彻底放弃考研梦！事后我给马教授写信说明情况，想索回那篇论文原稿。他老先生不但把原稿寄还，还写信道：此文若能在音乐史料方面做些补充论证，就是一篇硕士论文雏形。可惜了！许多“知我者”为之扼腕叹息，自己也不得不认命哪！
6、留校不留校
毕业前夕，为留校不留校，我心里矛盾了好久。陈协旺书记第一个给我讲留校的事，并说，77中文的留3个，黄运全、余虹和我。条件是：马上送到名牌大学本科或研究生班进修，回来教书，至少5年不能考研或外调。这些我都好说，可就是当时农村已经土地承包到户，我家实在难以生存，我要求学校给我爱人安排个临时工做做，帮我解决孩子就近上小学的问题。但他答应不了。过了一段时间，陈书记又找我谈话，说，别人想留还留不了，你就不要三心二意了！还说，魏校长讲，77级学生是“文革”压抑了10年的人才，中文的自学能力更强，底子硬，要多留几个，这次确定留8个，你还是首当其冲，魏校长点名要留你。我依然提出安排家小的要求。陈说，实在不行，你跟魏校长当面去谈。
我真的硬着头皮找到魏校长，结果还是没谈成。
我上大学之前就是嘉鱼县文艺创作骨干，县文化馆副馆长谢忠告是我的辅导老师，在校学习期间，他还源源不断地给我寄稿纸，鼓励我多写东西。我实习到嘉鱼县高铁中学教高二语文，就跟他说起分配的事，想回县搞创作，让文化馆给我家属安排做临时工。他与馆长商量后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心里有底了，坚决不留校，为了家人能活命，自愿跌回基层“泥坑”里去。
学校原本打算留我教“唐宋文学”的，后来就留下史建桥了（他在几年后考取了北师大研究生，现在是商务印书馆的编审，在出版界颇有名气）。陈训秋分到地区团委，肖文旺分到湖北医学院咸宁分院团委，魏自豫分到地区机关，还有好几个同学从政了。
毕业宴会上，我颇有失落感，想到家庭拖累，恐怕这辈子难得从“泥坑”里爬出来。从不喝酒的，也经不起大家七劝八闹，喝了个大红脸。也许是借酒装疯吧，散席后，我在草坪上把手一挥，遍指众人，大大咧咧地喊叫：苟富贵，勿相忘！你们日后发达了，要是不认我这个老同学，老子倒骑毛驴冲你的衙门！
武师咸宁分院中文7701班干部合影，前排左一为黄金輝。
三十年缘分
7、陈训秋
陈训秋年纪比我小几岁，却是有5年工龄的公社干部，中共党员，他可以带薪读书的。一到校，他就是团委副书记。我是宣传部长，又和他是湖南老乡——他的祖籍在沅江，我则在长沙，都是父辈到蒲圻、嘉鱼来开荒种田的——我俩很要好，虽然不在一个班，却总在一起上课、做团的工作。毕业前夕，我和他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说，你这个人胸有城府，稳得住，不像我喜怒形于色，一根肠子通到底。你从政的前途应该非常广阔。
毕业后不几年，他就担任了团地委副部长、部长、副书记。我也干到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行政上比他低一级。有一次，我到地区开会，晚饭后约了陈训秋、黄运全（他已调到地委宣传部任科长）、肖文旺、魏自豫、方华光、费新武，还有７６级的王桂华（他也是湖南人，留校后与黄运全一样调进行署任专员秘书）等几个从政的同学，一起散步，走到地委、行署办公楼前，我用手一指那栋灰色楼房，大声说：伙计们，好好干，你们要占领这栋灰色大楼！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我的这帮同学们，还真是争气，日后果然如我所言，干到地市级以上去了！
陈训秋当年结婚不久，爱人怀孕待产，组织上要调他到团省委任农村青年部副部长。他有点犹豫，想走又不想走，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你是打算永远留在咸宁，还是图更大发展？依我看，现在胡耀邦当政，重视培养共青团干部。你要汲取我的教训，克服家庭的暂时困难，坚决到省里去！你在咸宁可能当到团委书记，然后下去做个县委书记，将来顶多也就是副书记、副专员之类。到省里就不同了，衙门大一级，发展机会起码大十倍。再说，你现在的困难，不像我当年那样不可克服——我那是谋生存，你这是图发展——你把岳母娘请来招呼老婆，不就行了吗？咸宁离武汉很近，你又有小车，来去应该很方便。过不了一两年，爱人就调武汉了。趁早去，莫迟疑！
陈训秋果然是好样的，到武汉几年，就升任团省委副书记、书记。咱们同学中，也可以说，咸宁师专历届毕业生中，破天荒有了第一个正厅职干部。
嘉鱼县团委，当时的书记是我们的校友、７９级中文毕业的程群林，在此之前则是我的同班同学秦垂世（已调任县纪委常委）。一次，陈训秋到嘉鱼县视察团的工作，晚餐由我和秦垂世作陪。饭后，程群林请训秋留下来多看看基层，我和垂世也极力挽留。训秋却说第二天还有个会要他出席，便与我们握手道别。一圈握过来，最后把手伸给我。我故作生气，袖手旁观，说：你要走就走，哪个跟你握手啊？
陈训秋上车，程群林礼送，绝尘而去。第二天，程群林见到我，笑道：黄部长，你好狠哪！昨天那个陪同来的团省委办公室主任，在车上跟陈书记说，那个胡子拉碴的是什么人物啊，连你的手都不握？陈书记哈哈大笑，说，他是我的老大哥，诗人，作家，是个洒脱之人，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个性格。
此后不久，王桂华也从行署秘书科长的岗位调到省团校任教务科长，解决了夫妻分居问题。桂华的妻子是武汉下放知青，与一个农村青年（当时他还没上大学）不离不弃，也算一段佳话。我知道，其中少不了训秋帮忙成全。
９０年代初，秦垂世调往地区电视台，另一个同班同学彭永庚（也是湖南人）调到省纪委去了。彭永庚跟陈训秋一样，是带薪读书的党员，读了一个学期，嘉鱼县要他回去搞宣传报道，他怕师范毕业将来要当教师，就急流勇退，回县工作了。等我们毕业回县，大部分并没有去教书，他又有点后悔。好在不久就有机会进了华师干训班，又带薪读了大专，并与后来任省纪委书记的丁凤英是同学，很得她的赏识。
眼看嘉鱼县几个从政的同学纷纷上调走人，我在宣传部副部长岗位干了8年了，仍然是死铁一坨、一坨死铁。这8年，我放弃了一次机会，失去了一次机会。
1986——1987年，我在省委党校中青年干训班学习时，地委宣传部周定铣部长到嘉鱼县视察工作，我回去汇报，与他同车到与蒲圻交界的陆溪口镇。他问起我对两县经济文化发展的看法。我说：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实现？就是在陆水河上架一座大桥，连通嘉鱼县城“三湖连江”水库旅游区和蒲圻赤壁旅游区，承接武汉客源，做二日游的生意。第一天游“三湖连江”水库、品尝“全鱼宴”，观赏“鱼文化”民俗表演；第二天直接去赤壁游玩。这样一来，武汉到赤壁的路程走的是直线，比从１０７国道绕过蒲圻城关要近得多。不过，蒲圻现在是赤壁旅游的既得利益者（赤壁原属嘉鱼，50年代初，因嘉鱼江堤防线太长，省政府就把长江北岸的龙口、燕子窝、新滩口一线划归洪湖，把南岸的黄盖湖、赤壁一线划归蒲圻），可能不愿跟嘉鱼合作修这座大桥。周部长，您是蒲圻的老领导，只有您出面做协调工作，才可能促成此事。周部长听了，大为赞赏，说：想不到，你一介书生，还有这样的见识！不久，听我的老部长李德勋说：金辉，周部长当着我的面跟县委书记讲了，你这个人才他要用，等你学习完了，就调你去组建地区文联。
我放弃机会，也就是这一年。我因发表了关于“长江文化”的论文，省委党校周大仁校长看后，就让我参加编写教材《湖北经济布局概论》，写“旅游经济布局”这一章。即将毕业了，他让我考虑留校当教师。我想，咸宁师专那样正规的学校我都不留，党校的课教起来枯燥无味，加上周部长有言在先，我就没有答应，让到手的机会溜走了。
紧接着又失去调到地区的机会——周部长出车祸，突然辞世，我遇到的“贵人”走了，再也没人谈起此事。
一直到1994年初，我放弃平调任广播电视局局长、教委主任的选择，仍旧兢兢业业做着副部长。说实话，我那几年在县里，确实有种孤独感，无人与谈，谁知我心？一次，我到咸宁报社谈新闻工作，遇见一位在嘉鱼任过常委的女同志，她是我一位初中学友的夫人，叫我到她办公室坐坐。她讲：像你这样的能人，在县里搞得越好，越没得搞头。为什么呀？我问她。她说了四个字：“别个怕你！”可谓一语中的！到底是从小小“铁姑娘”就当干部的，对官场“秘笈”心领神会。我何尝不知道“功高震主”的古今教训呢？只是还没有看破红尘，一味相信“组织”，从不敢自己去谋求什么、钻营什么，以为凭本事、凭工作实绩自然会得到上级赏识、提拔，还是知识分子那种清高禀性，书生意气，只怪自己骨头里多了根钢筋啊！
我已经42岁了，早已丧失年龄优势，再不挪挪窝，人家就不要我了！加上我的两个女儿都在武汉上大学，马上要毕业了，我如果还不去武汉，她们也可能被“打回原籍”，窝囊一辈子。这时，我下决心要走人了！
我到武汉见了陈训秋，他也表示同情。只是他当时任省体委主任，我对体育一窍不通，只能另谋他路。他帮我联系了省委宣传部，可是部长正出国访问，很长一段时间回不来。我等不得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他的引荐下，联系到省文联。省文联几位老领导，我在搞业余创作期间也认识，他们对我有所了解，看我这个人还用得着，加上训秋极力推荐，很快就确定要我了。嘉鱼县却不肯放，说是舍不得人才，并有意向安排我去县人大任个副职。我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提出四个字的请求——开闸放水！
到省文联工作后，我任组织联络处副处长、处长，家住两间破旧平房。有一年春节，陈训秋说要约了彭永庚、王桂华（已调任省政府法制办处长）一起来跟我这个老大哥拜年。当时他已是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没想到却带着夫人，和彭、王两对，六乘自行车一路从水果湖骑来，大出我意料之外。我们四对儿，操着“死不悔改”的湖南口音，痛痛快快地畅谈。训秋那天“老夫聊发少年狂”，提议八个人用四副扑克打“跑得快”，破房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我又想起毕业分手时那句“醉话”，说：训秋哇，你真是不忘旧交，同学情深哪！不至于让我倒骑毛驴冲衙门罗！
我还听说一段训秋“倒履相迎”的故事。他的二班同学虞大明，在阳新军垦农场中学任教，路过武汉，已是夜晚了，找到省委领导住宿区，要会会老同学。门卫查问，说他与领导没有预约，就挡住不放行。这位老兄毛火了，掏出身份证，递给门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虞大明，要会见陈训秋同志！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如果还不见我，我就永世不再见他！门卫之一果然送进去，不一会儿，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同志，亲自快步到大门口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虞大明。至于鞋子穿没穿倒，那得问当事人了！
8、黄运全
黄运全比我小两岁，入学时未婚，才华横溢，发表过文学作品，任班级团支部组织委员，德智体全面发展，尤其长跑耐力强，全校冠军。
共青团中央第一次开展评选“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咸宁地区8所大中专院校，只有一个上报名额，各校都在积极争取，暗中较劲。我校团委也发出号召，争做“新长征突击手”。我是没希望的，体育不行，又爱逃课，政治表现不太积极。加之父亲病重，请过几回假，不能专心学习。等我销假回校，陈协旺书记找到我，说：我们准备推黄运全。可是，你们班团支部写的这份材料还不行，拿到地区团委可能拼不赢人家。你想啊，8个学校的学生，都互不了解，那不就是拼材料吗？你得帮这个忙，写份过硬的材料。
我和运全朝夕相处，以我对他的熟悉、了解程度，已经不需补充采访了。但我还是跟他详谈了一次，主要是问他为什么放弃写作专心读书。他的想法是，自己的文化底子不如“老三届”硬，得迎头赶上，厚积薄发。我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很佩服他能权衡得失，心无旁骛，忍住“技痒”而专心致志于学业。我说：你能拿得起放得下，也是个能干大事的人。至于他的体育锻炼，坚持洗冷水澡，冒雪练长跑，我则联系到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冻饿其体肤”，联系到毛主席年轻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来描写。这样构思，写出来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三好学生标兵，而是胸怀大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时代青年。我熬了两个夜，抽了两包烟，写出4000多字近似于报告文学的材料。因为8所院校只有我们开设了中文专业呀，我们的材料不以文学性制胜，那不是放着长处不用吗？当然，首先是黄运全自己做得好，我只不过来了点锦上添花而已。当年，黄运全成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入了党，是同学中唯一在校入党的，那时真是难得啊！
多年之后，当时任咸宁地区团委副书记、主管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的胡嗣祥，到嘉鱼任副县长。黄运全已担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到嘉鱼检查工作，我们说起那段往事，老胡惊呼：原来那个材料是你写的呀！当时你们陈书记在会上一念，我心里就认定非黄运全莫属，其他院校的团委书记也不得不服哇！
运全到嘉鱼，总是我陪同。晚上的娱乐活动，不能总打扑克呀！我县的文化局长提议请他去文化馆跳舞。我说：得了吧，黄部长肯定和我一样，是个舞盲。运全笑而不答。随行的咸宁电视台副台长是个女同胞，她说：你这个黄部长，还不了解我们的黄部长哩，他的舞跳得才好！哦？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只好硬着头皮舍命陪君子了。这个向来性情沉稳的人，还真是“舞林高手”哩，连带我也被他扫了盲。
省里第一次实行领导干部考试竞岗，年龄45岁以下，任职3年以上的正处级干部，可以报考竞争副厅职务。我那年刚好45岁，却没有正处3年资历，无缘考场。黄运全却符合条件，报考省广电厅副厅长，笔试成绩公布，他排名第一，高过武大毕业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面试、考察，他还是名列第一，公示以后，走马上任了！当年凭本事考大学的77级同学，又一次凭本事考副厅了。我们在武汉的同学都为他高兴！
2007年，我因病提前5年退休；次年，去另一个校友、80级中文班罗金远办的杂志《情感读本》兼职。黄运全却调任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和文联在一个大院办公。本来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处的，可惜我的身体不争气呀！
运全又拿起他的诗笔，发表了好多新作。可见我当年说他拿得起放得下、能干大事，还真有点儿知人之明。
9、一首诗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也与黄运全有关。1983年年初，我执笔创作的戏剧《合家欢》在省里得奖，年底到咸宁地区汇报演出。记得那天是1984年元旦，下大雪，我这个编剧闲来无事，在招待所里写了一首诗《多侧面群像的自传》，题记：“历史对七七级进行审干调查，我们集体作答——”写它的起因是，县委有意提拔我任文化局副局长，让我填一份履历表。我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经历，从被“文化大革命”耽误十年的“老三届”，到恢复高考的胡子学生“七七级”，再到如今的“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简称为“三七四干部”——真是感慨良多。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人才史上空前绝后；这一代人也注定要承先启后，在历史上留下曲折而又坚定的足迹。如果我这个当事人不把它写出来，反让后人去追溯、琢磨、考证，那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后人。于是，我一口气写了4页，100多行。黄运全那时刚从咸宁师专调到地委宣传部不久，他到招待所来看我，我就把草稿给他看了，把我的内心想法和盘托出。他也深有同感，连声叫好。并且说：我们当时连教材都没有，刻钢板油印，这个特殊情境，你也可以写上去。于是我在写毕业情形时加了两句：“我们把油印的教科书扎成一捆，存放于昨天”，还和他一起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边念边改，忘了吃晚饭。直到服务员催叫，才从诗境中走出来。
后来，我把这首诗寄到《诗刊》，迟迟没有回音；又改投省市刊物，仍然如石沉大海。夏季，从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已在华师任教的余虹，放暑假到他岳父家来，他岳父恰巧是我的老领导，县委宣传部贺峰副部长。余虹问起我，贺部长立马打电话告知，说余虹要来看我。我俩各道契阔，说起当年作文竞赛的话题，我就拿出诗稿给他看。他兴奋地大叫：老黄，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你来完成了！这首诗绝对是上乘之作，你千万不要放弃，总有适合的刊物发表，好东西是不会埋没的！我被他的情绪鼓舞，后来投给了甘肃的《飞天》杂志，因为那时《飞天》是思想比较解放的，发过一些创新而有争议的作品。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从乡下回家，上小学的女儿就迎上来，告诉我：《飞天》来信了。我问：大信封还是小信封？因为那时我还真得靠稿费补贴家用，女儿都知道，大信封装的是退稿，小信封装的是用稿通知。孩子有点失望地说：大信封。我拆开一看——两本杂志——急忙翻看，发在诗歌头条！一家四口，别提多高兴了！
事过两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又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1984年中国诗选》，这首诗被万里挑一、原文照登在显目位置。当年入选的湖北诗人，只有5个，我的这首篇幅最长。
10、肖文旺
肖文旺决心考研，是被我鼓动的。他是年轻党员、我们一班团支部书记，不敢缺课的。一天傍晚，在淦河游泳的同学逐渐散去，我俩坐在岸边石头上闲聊。我说，那些无关紧要的课，能及格就行，你要选准主攻方向，把自己喜欢的专业课钻深吃透，再把英语擂上去，我看你能行！他喜欢哲学，但不是中文专业的主课。我说，也行，只要自己有兴趣，肯定钻得进。从那以后，我们俩，加上魏自豫，经常在教室熄灯以后点亮自备的煤油灯，看书到转钟。毕业前夕，我们还专门照了一张煤油灯下读书的纪念相，黑白的，用那时流行的彩色相角贴着四个角，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第一本相册里（毕业时团委赠送的，我哪买得起呀）。
肖文旺后来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古典哲学研究生，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我在嘉鱼任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到省委党校学习，1987年，以他的武大校友艾路明为题材的报告文学《理智的冒险》在《芳草》发表后，进而以长江文化为题，写了论文《长江流域文化特征及其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我把杂志送给艾路明和他各一份，并且给他看了论文，说武汉某杂志原先准备发表，后来看到高校闹“学潮”，又担心论文中的新观点刺激某些敏感神经，就被搁置了。肖文旺鼓励我说：这篇文章莫糟蹋了！首先提出“长江文化”这个概念，还分析得有理有据。说实话，我们读三年研究生也未必写得出。东方不亮西方亮，你要往大刊物寄，兴不巧还能轰动学术界。我被他提醒，修改精炼后在《社会科学》发表，后来被《新华文摘》节选，选入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重要论文目录”。“轰动”之说虽不敢当，却有一定影响。其中老同学鼓劲之言功不可没啊！
第二次是1989年“6·4”期间。我获准创作假，在武汉郊区姐姐家，静下心来写完一部中篇小说，交稿后去武大看他。一路上，我看到连公共汽车上都被红油漆刷了“治李（理）整邓（顿）”之类大标语，各高校学生在马路两边打着旗子示威，那阵势颇有点像“文革”“串联”。好在肖文旺没有上街，毕竟他是党员。我说：我是“文革”过来人，事后看来，只有“逍遥派”最好。你现在随大流上街不是，帮校方做工作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是找个理由请假离校，风潮过后再回来读书。这话是老同学的肺腑之言，肖可能听进去了，避开了不必要的麻烦。我记得，同样的话，也就在那一天，我还给在武大作家班读书的蒲圻籍“咸宁老乡”梁必文讲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比我小，我这个并不老的“老大哥”是真心为他们好。
肖文旺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武大任教，做过招收在职研究生的工作，让我报名。我一是对哲学专业不感兴趣，二是拿不出钱交高额学费，没有响应。后来，听说他到海南去了，一边教学一边做生意、炒股，发了大财，成为我们同学中第一个千万富翁。那年我给同学们寄贺年卡明信片，顺手给他写了一首五言诗，后来收进武大出版社出版的《金辉文选·诗词对联卷》：
十载音书断， 今闻在海南。
淦河同夜泳， 斗室对深谈。
造诣深如海， 真情积若山。
当年洒脱去， 何日凯歌还？
11、同窗缘
这一节的主人公，是78级中文班的周咬清，一个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主力军”中人，一位卓有成就的高中语文教师。我不得不用第二人称来写，因为我俩的缘分太巧了，我俩的命运太苦了，用这种倾诉式的语调写来，更能传情达意——
咬清，你我同窗的缘份可真不浅啊！两度同学，两代同学，我的两个女儿都是你的学生。
当我们还系着红领巾的时候，小学升初中考试同在一个学区的考场，又一同录取嘉鱼二中。你是一班的尖子，我在二班夺魁；我当了学生干部，你却因“家庭成份”的压力而屈才了。当“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你我都像折了翅膀的雏雁，冷却了自幼燃起的读书梦，跌落回故乡的田地里。“家庭成份”的紧箍咒是越来越紧了，你一直当农民，连个小队会计也当不上。我虽不是“四类分子”子弟，但“富裕中农”出身与“富农”也只隔那么一篾片，顶多也只能做个拿工分的乡村民办教师。推荐上大学？连做梦也别想了！即使这样，我比你的处境还是略好一点。
当年回乡的高才生，最受委屈的就数你了。生产队的农民把你传说成一个“神经病”，我知道，这是当时政治环境压抑的结果啊！你生性孤僻，言语不多，跟那些麻木愚昧、安于贫贱的同龄人怎么也合不上群。捡到一张旧报纸，你会在挑肩磨担劳累之余，一个人躲在偏僻角落里看上半天。别人嘻嘻哈哈，独你郁郁寡欢。将心比心，我理解，你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你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你是“龙游浅滩待时而飞”呀！眼见得“白卷先生”上大学，溜须拍马走顺风，你何尝不愤懑，何尝不怨尤？古人说，不平则鸣；你是满腹牢骚不敢发，满腔不平无处鸣啊！咬清，咬清，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此时此境，你即便浑身是嘴也“咬”不清啊！于是，你索性闭口不言，咬紧牙关，咬住内心深处腾腾燃着的怒火。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默默忍受十年之久，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生产队记工分的笔尖，如刀如刺，在工分簿子上划过三千六百次，也在你我的额头上过早地刻下三道深深的抬头纹。人说，“文化大革命”浪费了十年光阴；只要是城里人，哪怕是下乡知青，后来都得到了补偿，至少可以计算十年工龄，如今每月可以多领一份工资哩。可是你我呢？才真正被浪费了十年，我们的工龄是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开始计算的，连那些“娃娃职工”都比我们的“资格”老得多！
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毕竟赶上了恢复高考当“胡子大学生”的末班车。我是1 9 7 7 年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的。秋季开学时，当我在7 8 级中文班新生名单中看到“周咬清”三个字，就欣欣然乐起来──你我二度同窗的缘分开始了！
咬清，咬清，大学几年时光，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哟！和我一样，你也有老病的父亲、幼小的孩子，全靠贤惠的妻子养老哺幼。为了节省那少得可怜的助学金买几本必备的教科书，你竟然舍不得买一张一元钱的汽车票，赶六七十里山路步行回家。你吃的是全班最差的伙食，得的却是最高成绩。你是把每一个日子当成两天、三天在过呀！直到现在，每个大学老师忆起他们的学生，都会对1 9 7 7 、7 8 、7 9 这“新三届”大学生点头称赞，惜时如金这个成语，用在我们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一头扎进书林学海，你像饿汉扑向面包，像渴马奔向清泉，忘命地填充十年的知识空缺。记得在初中时代，你就对最会讲课的语文老师十分地羡慕，你曾对我发誓──“彼可取而代之”。正因为你的勤奋，你的天赋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毕业后就在嘉鱼县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师，与那位最好的老师并驾齐驱。
你的妻儿仍在农村，县一中不好安排，为了他们，你自愿下到农村中学去，让全家能分到一套容身的房子，几块活命的菜地。这，也是出于无奈啊！谁不想在县城的“最高学府”一显身手？你这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一种对家小的报答与补偿。临行前，我把在县城的中学、大学同学们邀拢来，尽我当时所能，办了一桌酒宴为你送行。从不饮酒的你和我，也跟大家干起杯来。你的心里很激动，却没有更多的言辞。我想，那不过是岁月磨钝，使你不善表露罢了。我分明记得，你举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以至于把本不太满的酒液抖落出来。那点点滴滴，是你难舍难分的泪珠吗，咬清？
后来，你到湖北教育学院进修，我在省委党校学习，人到中年了，又聚首武汉当学生，再度有了短暂的求学生涯。毕业后，你毅然放弃了农中副校长职务和宽敞的住房，又挈妇将雏重返县一中，住在“夹皮沟”的破旧小屋里，扛起了文科毕业班班主任的重担。这时，那位最好的语文老师退休了，你却意气风发，勤勤恳恳地起早贪黑，一心扑在教学上，成了嘉鱼一中语文教育的顶梁柱。我的大女儿就在你班上，还有好些老同学的子女是你的学生。你不负众望，严管细教，一举扭转了县一中文科高考不利的被动局面，升学率在全地区名列前茅。我的二女儿和你家大小子又是同班同学，还由你教语文课，他们都在你手下考进了大学。你我两家两代，真是同窗有缘啊！其中的甘甘苦苦、忧忧乐乐，足可为新中国农村教育曲折发展的历史轨迹作证。
武师咸宁分院团委和学生会干部合影。二排左二为黄金輝。
老师，老师！
12、魏校长
魏校长大名星桥，可能取自古诗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吧。他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在报刊上就发表过许多思想激进、文采斐然的诗歌、散文。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是省属重点中学咸宁高中的校长。后来，咸宁高中与蒲圻师范合并，成立咸宁地区师范学校，还是他当校长。我们进校后，学校升格为大专，他已是专职党委书记，另有任校长管教学。但我们仍旧称他为魏校长，习惯了。
魏校长的爱才、惜才、严格管教学生，那是在全省教育界出了名的。我们同学中，像戴义德等“老三届”高中生，原本就是他在咸宁高中时期的学生。听说，他每天清早进学生寝室督促大家起床做操，对懒床的学生硬掀被子，毫不留情。
我不像老戴他们那样是魏校长的“二度梅”弟子，所以不敢轻易拜访一校之长，有时在校园里见到，鞠个躬，问声好，仅此而已，心里还是感念他的好。通过陈协旺书记等人的转述，我知道是他指示招生老师拿回我的档案，“特招”了我这个不愿服从分配的学生；又是他曾经设想把我送去武汉师范学院读本科；还是他老人家，三番五次点名要我留校。
他为什么如此器重一个并非“嫡系”、又空缺了高中学历、还不懂得跟领导套近乎的学生？这就是一位资深教育家、一位老革命、一位爱惜人才的领导干部博大仁爱的襟怀。
我想，我之所以引起魏校长的关注，除了招生时的特殊记忆，再就是因为那次全省师专七七级“统考”的成绩。统考前的模拟考试题，是魏校长和教务处副主任王志文、教古代文学的曹善春老师一起出的，油印8大张，确实难度很大，把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这样的长文——本科教材中都只作为参考篇目——拿来考专科生，可能就是魏校长的主意。听说，这份考卷在考我们的同时，也考了几位给我们讲课的青年教师，结果，他们的平均成绩还不如学生的平均成绩，其中的最高分，还低于我们4个80分以上的学生（我是87分，还有余虹、戴义德、张昌武超过80分）。为此，魏校长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好好地激发了他们一回。到真正统考时，我又考了最高分：92分。虽然我校中文专业在全省师专中倒数第二，我的考分在全省还是靠前的。魏校长点名要我留校教唐宋文学，也就事出有因、顺理成章了。
我在跟陈书记谈过两次以后，他让我自己找魏校长去谈。我这是第一次单独拜见魏校长，说了一些感激话之后，还是提出安排家小的要求。魏校长说：你们的曹善春老师，家属还才安排到食堂做工，你们还得排队等着。我说：既然这样，我就只好辜负校长了，我回嘉鱼县去，文化馆答应安排家属。魏校长有点不高兴了，加重语气说：我们把你培养成才，现在翅膀硬了，就要飞了？我还不识相，咕哝了一句：您没有当过“半边户”，不晓得家在农村的苦楚；曹老师就赞成我回县里去。魏校长生气了：那你就走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味认死理，当面顶撞爱护我、关心我、着意培养我的老校长，实在不应当！在那种艰难时势中，如果不是这样开明豁达的教育家把我录取到学校，我的命运、我全家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写到这里，我流泪了！我哭我们的老校长，哭我们创业艰难的母校，哭我们逝去的青春岁月，哭我自己犟牛拉犁不转弯的性格！
回县以后，我们嘉鱼5个中文专业的同学，4个很快得到通知，秦垂世、阎立华到县委宣传部，熊慧明、黄南方到中学教书，独我一人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住着，等待消息。这是为什么？我也没有路子去打听，闷在鼓里不知内情。后来才明白，为我的工作安排，两位县领导起了争议：县委办公室主任方兆江要我去当秘书、写材料。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就给公社写过很多典型材料、总结报告。他是认识我的，知道我脑子灵光、笔头溜刷。县委宣传部长饶有庆却要我去搞创作。他自己也是业余作家，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他虽没有见过我，却早听文化馆的正副馆长介绍过。这两位都是县委常委，互不相让，组织人事部门汇报到县委书记许克胜那里，许书记只好把这事提到常委会上来议。他听了双方意见后，说：你们两个都是大知识分子，为这个小知识分子争得不可开交，我看，都有道理。归根结底，还要看黄金辉本人的志愿。饶部长连忙说：他填的志愿是到文化馆搞创作。那就到文化馆吧！许书记一锤定音。
这是1981年春节前的事。我的单位落实了，却是个最底层单位，比科级还低，股级！比秦、阎所在的县委宣传部、比县委办公室更是低两级。不过，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些概念，只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只想尽快安顿家小。我第一时间给魏校长、曹老师、陈书记和几位我所尊敬的老师，以及明白了去向的同学写信相告。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魏校长首先给我回信，并说，也许你选择回县搞创作是对的，还鼓励我写出好作品来——由此可见一位老教育家培桃育李的胸怀。
1983年初，我执笔创作的戏剧剧本《合家欢》在《湖北日报》发表，报社的文艺部老编辑李光辉告诉我：党报是很少发剧本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就是文艺版编辑，之前只发过两个剧本：50年代的《洪湖赤卫队》，70年代的《追报表》（一个反对虚报浮夸、提倡实事求是的农村题材小戏）。因为我们这个剧本以一个家庭的分而复合，反映出农村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小中见大，所以他要从《长江戏剧》杂志编辑手里争过来刊发。
我给魏校长写信汇报，魏校长很高兴，专门回信给我表示祝贺，想不到我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出了成果。还说，母校的学生中，金敬迈（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老咸高毕业生）和我，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合家欢》获得全省戏剧汇演一等奖，摄制成电视戏剧片，将要在湖北电视台播出，我打电话告诉魏校长播出时间。他说：到时候我要组织你的老师们，一起来看你写的戏。
魏校长离休以后，他的老咸高学生、时任湖北少儿出版社副社长，为他和夫人王禾秀老师编辑出版了一本诗歌合集。新书印出来，老两口亲临武汉，在东湖客舍会见在汉的作家学生，戴义德、王桂华、徐鲁（他早已从阳新中学调到省少儿出版社）和我，被他老人家点名召见，获赠一本大作。我和几位学友商定，各写一篇评论，分别在省、市报刊发表。我当时还自作主张地给几位分了个工，自己落下发《长江日报》的任务。事后，我把发表评论的那份《长江日报》寄给魏校长，他还亲笔回信表示感谢。
魏老驾鹤而去的消息，我是事后从他的挚友、省书法家协会陈老先生那里得知的，未能赶去吊唁，内心痛憾。我打电话问在汉几位校友，他们也不知情。我马上用钢笔给王老师写了一封信，觉得用电脑写打印的信不足以表达心意。我当时通过电话把信念给陈训秋、戴义德、王桂华等人听，征求他们的意见，署上他们的名字，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王老师。过后，王老师专门打电话给我表示感谢，并说，由张昌武他们几位在咸宁的同学编印了一本纪念册，把我们的信也收录其中，算是对老校长在天之灵的一点告慰吧！
13、曹老师
每当汽车驶过凤凰山麓，我总要开窗南望，望母校校园里团团簇簇桂花树，春也墨绿、冬也墨绿。忆念之情，也如桂叶般浓厚、深沉！
记得1979年秋季，面临全省师专七七级学生统考，教我们古代文学的曹善春老师，给我们搞了一场“模拟考试”。阅卷结果，大部分同学不及格，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曹老师把我带到他家“密商对策”——因为我居然考了87分。曹老师在前面走着，他那残疾之身一走一歪（听说是“文革”中被打伤的），歪过桂树丛，歪进那间旧式黑布瓦顶的小平房。曹师母捧来茶点，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和两个小孩的户口还在农村，吃的还是高价粮。我的心缩紧了……
曹老师喝过大杯热茶，解开了罩衣——天哪！他那腋下肋间，竟夹着一圈钢板。原来他是靠这个支撑着，一站几个钟头，让我们的古文知识从先秦延续到晚唐的！在这样的老师面前，我怎能不把同学们的困惑、自己的学习体会和盘倾吐呢？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觉晚霞映窗、归鸟噪闹于桂林碧叶之间。
桂花开时，统考日终于到了。打开考卷，我就急煞——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才160多字，却五转六折，佶屈聱牙，连标点带注释、翻译、分析就占80分。而本科教材中选韩文11篇，曹老师选讲过9篇，“模拟考试”中又考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恰恰只这篇没讲过——我偷眼瞄了瞄在过道里巡视的曹老师，他额上的皱纹因蹙紧的双眉而更密更深，背是驼弯得更厉害，两手交叉撑在肋间，许是要夹紧那圈钢板才不至于倒地吧……那一重一轻的脚步声，尽管低微、缓慢，却如石、如锤，敲击我负疚的心！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很可能作为考题呢？我辜负了老师的器重和信任啊！
我匆匆答完试卷，最先跑下教学楼，向曹老师家奔去。远远看见曹老师消瘦的背影，我轻轻放慢脚步。到了桂树丛边，只见曹老师双手撑住桂树开叉处，低头伏在臂上。
“哎……”我听见一声长叹。点点金黄的桂花，在叹息中悄然抖落，委地无声……那一刻，我痴痴地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望着那同样佝偻着枝干的老桂树！
老桂树啊，你在鄂南丘陵红壤里扎根，你在风刀霜剑中抗争，你的叶儿，绿得浓浓酽酽，为大千世界的图景敷陈底色，烘托出百花的美来，你忍受冬的寒冷，春的寂寞，夏的遗忘；捱到金风玉露才一遇花期，却又不像别的花儿那样高标于枝头显露招摇，你藏身绿叶丛中，金子样的点点小花悄悄绽开，你的浓郁芬芳是真正的入人心胸、沁人肺腑的呀！而今，你却默然凋零，我的桂花树，我的好老师啊！
离别母校多年，我们这些学生各自奔忙去了。只在那年教师节前夕，我才驱车进了一趟校园。曹老师的家属户口早已迁来，还搬进了新盖的“讲师楼”。谈起那次统考，不免感慨系之，都很怀念当年师生励精图治的“黄金时代”。只恨时间太短，我得赶去开会。曹老师送我下楼，腰还是弓，脚仍旧歪；楼下那团团簇簇的桂树，叶正绿，花正黄，香气正浓。桂树边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横幅在秋风中抖响。这响声唤起我许多记忆，许多浮想──桂树一年才一度花期，老师一年才一个节日。所有当过学生的，不该只到节日才想起老师来，就像不该只到花期才珍惜桂花树一样……
14、徐老师
徐志祥老师给我们讲文艺理论课，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其中举例讲到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好多没有读过，他就开出一长串的书目，要我们到图书馆去借阅。这门课对于我来说比较新鲜，他又讲得好，我是次次必听的，没有逃过课。
大二了，我因为准备考研，要写一篇唐宋文学论文（报考时必交）。写什么呢？唐宋文学浩如烟海，后人的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怎样才能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我煞费脑筋，冥思苦索，总算找到一条缝隙。唐诗中有不少描绘音乐的，尤其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李白的《听蜀僧睿弹琴》，更是脍炙人口。如果把诗歌、音乐两种姊妹艺术结合起来研究，可能会出一点新意吧！可是，我对音乐知之甚少，何况唐代音乐，更是“茫如坠烟云”。恰在此时，上海音乐学院一位名叫叶栋的讲师发表论文，自称破译了“敦煌古曲”，可是学术界对此却难以认同。我只好通过解读唐诗，通过艺术的“通感”来想象和重现那时的音乐歌舞场景，分析欣赏音乐的人们不同的心态、意象、情感。我到图书馆抄录了好几十首音乐题材唐诗（同时也抄录了很多写马的诗，准备日后加以研究），分门别类分析归纳，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写出10000余字的论文《唐代音乐题材诗歌探讨》。
我们班上有好些个准备考研的，都写出论文了，余德正和肖文旺一商议，就准备选几个同学在全班讲一讲，促进学术研究风气。我记得选了我，还有肖文旺、涂抗旱（他也在搞哲学）、张性雄（研究爱情婚姻之类）。谁先讲呢？这个很重要。学生做学术报告，还要请老师来听，第一个如果讲砸了，后面就不好继续下去了。其他3位研究的课题都不是中文专业的主课，班长老余为了稳妥起见，让我开头炮。
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但我给自己打气，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讲课的口才应该还行吧！为了出彩，把听众给震动一下，我把要举例的诗歌统统背下来，还像语文教学一样，设计了在黑板上的“板书计划”（那时没有多媒体教室，只能用粉笔写）。开讲那天，提前写出海报，欢迎兄弟班同学来听。事先请了徐老师、曹老师，还有中文科主任、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张芳彦老师。我似乎胸有成竹，下午2点开始，一直讲了两个钟头，效果不错。走廊上挤满了别班的同学，三位老师不时会心一笑，还带头鼓掌。
散场后，徐老师问我：你怎么就选了这样一个角度，我们都没想到呢？我说：我就是把你们不要的边角余料捡起来，凑合凑合吧！徐老师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家伙，行哪！我要给你发表。他那时兼着学校内刊《教学参考》的主编，这刊物已经出了两期，都是发的老师论文。如果能发我这篇，那是破例的。你想想，这对于一个大二学生来讲，是多大的鼓励呀！不料，《教学参考》因无刊号而停办，希望化为泡影。
这篇论文最后还是在《咸宁师专学报》发表了。那时，徐老师早已离开，学报也有了公开发行的刊号，当时的主编是教过我们元明清文学、与我同年的熊贤汉老师。（借此机会，向他深表感谢，此文现在还能在“知网”查到）
徐老师调离咸宁师专到武汉大学任教，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据他说，武大这边一切都联系好了，咸宁师专主管人事的领导就是不肯放人，几番交涉、争取，仍然不松口。徐老师对那位说：再不放行，你就准备当烈士，我就准备做凶手了！可见，这位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又可见，旧的人事制度多么贻害无穷！
徐老师到武大新闻学院从事影视艺术研究，可谓如鱼得水，春风得意。他在湖北影视艺术界颇有声望，电影制片厂、电视台，都有他的拥趸（如今名曰“粉丝”）。我到省文联做组织联络工作，有电影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与他的业务范围紧密相关，跟他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他把我带入影视艺术评论领域，凡湖北、武汉的影视作品看片、评论会，都有我们师生参与。好几部电影、电视剧在全国获奖，其评论推介文章，出自我们师生之手。我则通过组织行政运作，促成他出任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旁人戏称我们是“师生档”；徐老师则说是“亦师亦友”；我呢，就把毛泽东尊敬徐特立的话拿来套用：过去，你是我的老师；现在，你是我的老师；将来，你永远还是我的老师！
行文至此，仍觉意犹未尽，遂作七言律诗一首，有感于毕业三十年，母校日新月异，师生之情、学友之谊历久弥新——
卅载风云转瞬中，
当年惜别少相逢。
为民为国劳心力，
育女育儿伤貌容。
足下江河行大地，
胸中日月傲苍穹。
凤凰山麓飞雏凤，
四海和鸣韵律同。
注：本文系应武汉师范学院咸宁分院77中文1班同学、时任咸宁市文联主席柯于明约稿而作，发表于由他主编的《九头鸟》杂志，赠送于2011年在咸宁召开的毕业30年聚会的师生人手一册。
作者简介：
黄金辉，笔名金辉，1952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原会长。发表文学艺术及理论作品500万字，出版个人专著13种（含诗联集5种），获“中国电视奖”“冰心儿童图书大奖”“华夏诗词奖”等全国奖项9次，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等省级奖项十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