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琦与讽喻诗
王跃农
三十多年前的1989年,我已与陶琦君相识。
当时,我们就读于张掖师专中文系,他在一班,我在二班,乃同级同学。那时我俩并没有过多过密的往来,仅仅是知道彼此而已。师专毕业后,我们都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他在张掖七中,我在张掖六中。期间我们仍然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我与他真正意义上的交往应该始于神交——一篇名为《长沙映雪更妖娆》的文章。
记得那是一篇赏析文章,发表于中学语文教育核心期刊《语文教学通讯》。文章对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毛泽东主席两首“沁园春”词《长沙》和《雪》进行了比较赏析。文章立意新颖,见解独到,结构严谨,论说有据,一发表就获得了广泛好评。我也非常欣赏那篇文章,前前后后读过多遍。当时,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远胜过陶琦先生本人。
在从教12年后,他改从文博工作——扎根于甘州区博物馆至今。从此,他深深地爱上了文博,也迷上了诗词。在文博和诗词这两个领域都表现不俗,各有建树,特别是在诗词曲赋联方面成果丰盈,著述等身,口碑甚佳。
写到此,有必要对陶琦其人及他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作以简要梳理:
陶琦,字东篱,号南山,别署甘泉居士。甘肃张掖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甘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甘州诗词》主编,甘州区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在《中华诗词》《中华辞赋》《诗词家》《甘肃楹联》《甘肃日报》《文物鉴定与鉴赏》等200余种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诗词、对联、辞赋、散文、文史随笔、学术论文等作品多篇,并有部分获奖、勒石、刻挂、编入志书文献。出版诗集《东篱诗草》《南山吟稿》《西窗韵语》《北塞欢歌》四部,编著《诗赋甘州》《张掖对联》《甘州放歌》《大佛寺诗联选》《王登瑞诗存》《甘州古诗选注》(与人合著)等作品多部,参编《甘州区文化志》《张掖民政史话》等作品多部。
陶君在研经习文、著书立说、吟诗作赋的同时,还担起了普及诗词知识、培养诗词新人、弘扬诗词文化的重任。2012年,在王洪德先生的率领下,他与李纲、席中星、武强华等先生一道创建了甘州区诗词学会,创办了《甘州诗词》刊物。王洪德先生被推选为首任会长,陶君与其他几位诗友当选副会长。承蒙广大诗友错爱,我也有幸忝副会长之列。其间,或兼任《甘州诗词》执行主编,或兼任责任编辑,与陶君及诸诗友共同行走在痛并快乐的诗词之路。
特别是甘州区诗词学会首任会长王洪德先生卸任后,陶琦先生勇敢接棒,担任第二任会长。此前,虽然有王洪德先生为学会和会刊《甘州诗词》打下的坚实基础,但学会在前进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一路走来,艰难又曲折,充实而辛酸,痛苦也快乐。但不论困难有多大,工作多繁忙,陶君始终不离不弃,勇往直前。在王洪德先生、陶琦先生和各位诗友的共同努力下,甘州区诗词队伍不断壮大,诗词质量稳步提升,诗词效应日益显现,诗词影响持续扩大,在宣介张掖和甘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提高甘州乃至张掖的美誉度、知晓面和影响力作出了积极的持续的特殊的贡献。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特别是甘州区诗词学会成立十年来,陶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之所以还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做出如此耀眼的贡献,主要源于他安于寂寞,甘于奉献,勤于读书,善于思考,敏于创新,长于探究,精于发现,敢于针砭。
陶君为人质朴、耿直、健谈、乐观、热情、大方、博学、上进、务实,骨子里透过文人特有的清高、自信,还有一点小小的自负。
陶君因有眼疾,读书、写作多有不便。尽管如此,但他依旧嗜书如命,耕读不辍,吟咏不止,每有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总要形诸于诗词曲赋联文,而且常常是推敲再推敲,涵咏复涵咏,以之示友,好诗共赏,佳联同品,乐此不疲。我曾多次劝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多思多悟,少读少写,抓紧治疗,注重休息,注重保养,注重锻炼,坚持做到劳逸结合。他虽口中称是,却依旧勤奋不减,耕读不休,每有得意之作,常与文朋诗友分享。我深知,那种创作的快乐、充实和满足,非个中人是难以理解的。
因我与陶君同是甘州区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共同担任甘州区诗词学会领导职务、共同参与《甘州诗词》编辑发行工作,因此见面的次数多,交流的机会多。我无数次与陶君就某种诗潮、某种诗体、某位诗人、某首诗作、某联某赋、某句某字进行深入的探讨交流,疑义相析,共同进步,在交流甚至争辩中常常碰撞出创作的激情与思想的火花。因为我步入诗坛的时间远晚于陶君,有时也将创作中遇到的诸如“仄韵”“孤平”“合掌”“折腰体”“三平头”等等的问题和困惑就教于他,他总是热情耐心细致地解答辨析,直到我满意为止。
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时事新闻、趣事传说、文坛掌故,等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但谈论最多的还是诗词。
陶君曾数次嘱我为其写篇文章,本来想为陶君的第三部诗集《西窗韵语》写篇读后感,但读完这本诗集后,我断然放弃了这一打算,主要原因是无话可写了。因为王洪德、张克复、王元第、黄岳年、张恒善诸先生在诗集的“前言后语”中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不同视域进行了解读和阐述,已经写的很全面、很深刻、很到位了,特别是王洪德先生《书斋一样铸辉煌》一文,对陶琦先生的人品诗风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和亲切期许,而且对陶君的成功之道进行了深入探究、全面总结和精辟分析。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了对陶君的关爱之意、鼓舞之情,让我再写,实在写不出新意了。为此,我头痛了好长时间,写,只能重复别人;不写,又辜负了诗友陶君美意。左右为难徘徊了几年之久,几次动笔,几次都不了了之。在我长达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尴尬困惑的情况,但即使再难,答应了别人的事,总是要兑现的。承而不诺非君子之风。一直推拖到迟至壬寅岁首,才狠下决心,忙中偷闲,旧文重提,决定完成这篇背负了很久很久的“文债”。
写到此,仍觉得意犹未尽,接下来赏析几首陶君的讽喻诗,以飨读者,期文友们窥斑知豹。
讽喻诗是盛开在中华诗苑里长盛不衰的奇葩。自诗经以来,这朵奇葩一直鲜活光艳到了当代,展现了独特魅力,发挥了独特作用,相信还会一直鲜活光艳下去,与诗同寿。
讽喻诗,既要讽得巧妙,又要喻得在理,方能直达心灵,使人受到启发和教益,引起人们的反思和重视,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棍棒大刀,一顿猛打猛砍,犹如骂街一样,显然收不到讽喻诗“讽”和“喻”的效果,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徒增笑料罢了。
陶君在深情歌咏真善美的同时,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无情鞭笞假恶丑,写下了许多令人回味、让人反思、使人省悟、催人奋进的讽喻诗。正如王洪德先生在《书斋一样铸辉煌——读陶君诗集〈西窗韵语〉有感》一文中写的那样:“写讽喻诗,需要政治勇气,更需要艺术功力。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当今社会,能够针砭时弊,实属难能可贵,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陶君不畏权贵、正直豁达、桀骜不驯的文人情怀。” 信哉斯言!陶君的确如此。在当今诗坛,一味唱高调、说瞎话、喊口号的所谓的诗人不少,善于思考、敢于直言、精于美刺的优秀诗人不多。陶君却不亦步亦趋、不半遮半掩、不人云亦云,他凭着一颗正直的心、一双聪慧的眼、一副无畏的胆、一腔爱民的热血、一身忧国的正气,仗义执言,无情揭露,深情批判,巧妙讽刺,善意规劝。
如:“堂兄眉锁到吾家,口尚未张泪已哗。昨夜村民齐失地,明朝何处种桑麻?”(《堂兄夜话》)这首诗借与堂兄“夜话”,直面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突出矛盾,体现了诗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体现了诗人身在局外、心忧天下的为民情怀和博大胸襟,启迪人们不能不正视和妥处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的矛盾和问题。用“眉锁”“泪已哗”“齐失地”层层铺垫,环环相扣,用问句作结,加重了程度,突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用“失地”阐明原因,用“夜”渲染谈话氛围、照应诗题,构思巧妙,耐人寻味。好在国家早已把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提到了国策的高度加以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们不能不惊叹诗人发现问题的前瞻性和敏锐性。
再如:“书包鼓鼓复难加,压得小肩阵阵麻。眼近背驼谁罪过?可怜花季学生娃。”(《可怜小学生》)诗人聚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老大难问题,用诗的眼光、诗的思维、诗的语言思考和批判这一社会问题。前两句写现象,转句发问,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导致的后果,以问句的形式加重语气,启人思考,结句表达对可怜学生娃的深切同情和无限关爱,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无奈。所幸这一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打出了组合拳,重拳整治,力推“双减”,效果初现,但愿能尽快疗治顽瘴固疾,真正解放教师、解放学生、解放家长,使教育回归正道,回归本源。
又如:“足踏胶鞋满脸沙,挥刀茧手建繁华。可怜四季辛劳里,垒起高楼不是家。”(《农民建筑工》)诗人对农民工群体寄予了深切同情和关照。诗人一贯眼睛向下,脚踏实地,关注社会底层,关注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领袖关于繁荣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陶君正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了不少精品力作,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的道路上成就自身人生价值。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评析了。再列数例,供方家品赏。
“为使孩儿梦想真,砸锅卖铁赌青春。完成学业无班上,愁死白头父母亲。”(《上大学》)
“做罢CT做B超,爬高跑下累三遭。药囊半粒还没见,一月工钱半报销。”(《就医》)
“老少全家共弄禾,付出劳动何其多。稻谷归仓一算账,难及唱妇半支歌。”(《哀农》)
“尖嘴利牙咬库门,偷粮盗谷闹千村。殃民祸国行无忌,多少贪官是子孙。”(《咏鼠》)
翻开陶君的任何一部诗集,都不乏这样的讽喻诗。
陶君是一位有良心、存正气、多才华、会讽喻、敢直言的优秀诗人。他的讽喻诗巧妙切入,由点及面,直陈时弊,辛辣有力,入木三分,读之畅达,思之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