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脚母亲

                 文/王景周

    母亲出生于1917年，她人小、脚小，是村里有名的三寸金莲。尽管母亲身单力薄，还不识字，但她以非凡的毅力，硬是扛着一个家，走过战乱、走过灾难，走过无数道岁月的坎坷。给儿孙留下一串令人垂泪的故事。

     1938年春天，18岁的父亲毅然奔赴延安去参加革命。家里撇下了大爷、大奶，爷爷和我母亲。父亲走后3个月，我才降生。这时，三位老人都已年迈不能干重活，母亲成了里外一把手，一家五口人的吃饭穿衣，田里十几亩的薄地全靠她一人迈着三寸小脚去操劳打理。

     严冬将近，父亲寄回家书一封，说：“儿在山陕西延安府悦来饭馆，帮人做布匹生意，不能近前行孝，盼寄棉衣一套，以御严寒。”母亲赶紧寄去她早已备好的棉衣棉裤。不料，3个月后，包裹原封退回。对此，村里人议论纷纷，都说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要知道，大爷大奶膝下无子，父亲从小被他们视如己出，所以，听到乡邻们的闲言碎语，大爷简直火冒三丈。对我爷爷而言，自己十八亩地一棵独苗，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距延安府千里之遥，其内心的煎熬更是无法想象。

     21岁的母亲不忍心撇下三位老人不管，决心守寡不嫁，独自一人也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次年春天，我大爷因为气急过度，痰厥而亡。临终时还拉着我的手说：“周妞，你可没福啦呀……"大爷去世不久，我爷爷因不堪煎熬随大爷而去。年轻的“寡母”再次迈着三寸金莲，一人为爷爷操办丧事。本家一个大爷拉着我的小手为爷爷摔了“老盆”，满大街的乡亲们都饱含眼泪叹息道：“这家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靠这么一个小脚妇女，今后他们的日子可咋过呀！”

     两个爷爷去世后，家里就剩大奶奶、母亲和我，无奈只好顾个帮工。母亲迈着小脚，到田地里干着和顾工一样的重活，她忙完地里忙家里，白天种田、做饭、喂猪、养鸡，晚上还要纺花织布直到深夜。

     1942年，大旱和蝗灾接踵而至。母亲和大奶吃糠咽菜，将节省下的一点粮食供我吃。母亲还乐善好施，不管自已如何困难，一旦发现谁家有了过不去的坎，就赶紧迈着小脚给人家送去点吃的。借给邻居的粮食，人家即使还她也不要。

     忽有一日，鸡呜犬吠，抢声不断，日本鬼子突然进村。大奶闻讯，赶紧让母亲和三姨乔装逃跑，她老人家誓死畄守。于是她们满脸抹上锅煤灰，母亲抱着我一气跑到后地林爷家里，藏到他家地窖里，总算躲过一劫。后来，我常想，当时我已经是六岁大的孩子了，差不多有30斤重，母亲脚那么小，力气也不大，可是她抱着我逃生时一点也不别人慢，这其中该包含着母亲对我多大的疼爱！

     解放后，母亲成了"地主婆”。一些人强迫她迈着三寸小脚去给集体挑大粪，时不时还遭人推搡，因为推搡被摔倒的时候时有发生；有时那些人还强迫她给集体拉犁拉耙，母亲的脚那么小，走路都走不稳，怎么能像牲口一样去拉犁拉耙呢？尽管如此，母亲从未向命运屈服，天天用站立不稳的小脚硬是忍受着所有的冷眼和不公，好像她早已横下一条心：不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也要把这个家扛到底。

       当然，此时的母亲也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农闲时，她为人家纺花织布，在家养猪、养鸡。一旦攒够十个个鸡蛋，就赶紧迈着小脚去赶集，用卖鸡蛋换来的几个钱来供我上学。我在20里外的庙东陈完小上学时，她总是迈着小脚送我。路上，因为脚小走路困难，走走歇歇，那时的土路坑坑洼洼，我的小脚母亲执意送我去上学，完全是望子成龙心切，完全是把我当成她生命的曙光。有一次，她到学校见别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制服大衣，就赶紧回家为我做了一件同样款式的粗布大衣。我知道，她是生怕自己儿子有自卑感。每念及此，我都感激不已，禁不住泪流满面。

      1952年夏，时任西北军区和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科长的父亲奉调南京军事学院任职。这一消息传到家乡时，大奶和母亲激动得热泪盈眶。随后，阔别家乡15年的父亲衣锦还乡，真是老天有眼，喜从天降！他们相拥良久，泣不成声。父亲没有忘本，当即决定让全家随他去南京一起生活。可是，"金家银家不如自己穷家”的观念牢牢束缚着70多岁的大奶，她不但自己死活不去，还坚持不让我去南京。从此父亲只好每月寄钱供我求学和贴补家用。为侍奉年迈的大奶，父母只好协议"离婚"，母亲甘愿继续过当她的“活寡”，继续迈着站立不稳的小脚在乡下的老家天天种地、做饭、喂猪，喂鸡、操持家务，伺候大奶。

      1960年2月，43岁的母亲迈着小脚独自为大奶送终。大奶念及母亲对家里的奉献，临终时含着眼泪对我说：“周妮，可别把你妈忘了。”母亲也常说：“养儿育女防备老。”可由于种种原因，我对母亲的孝敬不及母亲大恩大德的万一。待母亲去世后，这让我后悔莫及。

我于1959年考入河大数学系。“三年自然灾害”让母亲饿得皮包骨。为了度荒，她曾步履艰难地和姥爷去信阳讨买吃的。结果钱化光了，什么也没有买到，饿着而回。无耐之下，她只好迈着小脚和姥爷一起去大学找我。我也只能用节省的饭票给他们买几个黑窝头。母亲舍不得吃，将窝头全部送给姥爷，姥爷高兴得过年似的，一口气竟然吃了6个。事后，我常想，母亲在那种饥饿难耐的情况下，竟然舍不得吃一个窝头，她心里只有别人，总是没有自己。

     我是高一时结的婚。婚后，因为媳妇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当时并不知道）她们婆媳不和，后来只好让她们分住分灶。我原以为这样就能相安无事，其实不然。有一天我在河大（大约是1962年）忽然收到母亲的急信，说有大事相商，要我速回。到家后，母亲悲切地说，她要随亲友去南乡逃生。我不明真相哭着挽留母亲，母亲说：“周妮！你要是不让我走，再回来你就见不到你妈了”。无奈，我只好违心遵命。接着，母亲把七岁的妹妹送到姥姥家，次日，母亲把自己仅有的锅碗瓢勺、破旧衣物放入两个篮子，我挑着担子送母亲到东地，再由本家叔送她到谷庄娘家。第三日，母亲就带着小妹妹，迈着一双小脚远走他乡去逃生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离开家时，还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回望她熟悉的家园、那一刻，我百感交际，痛不欲生！

数年后，乡亲们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她们婆媳分锅分住时，媳妇让母亲和幼小的妹妹住在楼上（我爷爷留下的三间祖屋），她住楼下，就这样她们还是经常闹气。媳妇有粮也不让母亲吃。一次，媳妇说母亲偷了她的东西，她把母亲和妹妹锁楼上半天；还有一次媳妇用水把母亲的被子泼湿，当晚母女俩只好互相抱着坐了一夜；更有甚者，一天晚上母亲刚刚睡下，媳妇上楼卡住母亲的脖子，欲置她于死地，正因为如此，母亲才决定离家出走。但这些原委，母亲从未对我说过。她怕我们夫妻因此生气，所以，宁肯自己出去讨饭，也不想连累别人。

      后来，父亲知情后，在信中严厉地批评我：那时你母亲出走，你妹才几岁？出去有法生活吗？这令我心如刀割，无地自容，一直深感罪孽沉重。即是如此，晚年的时候，母亲还心无芥蒂地帮我媳妇抚养三孩半年有余，并为三孩亲手缝制一身粗布棉衣。后来又帮我大孩抚育襁褓中的女婴数月之久，天天擦屎刮尿，从不吝惜力气。特别在我去新疆支教的十多年里，70多岁的母亲，还常常迈着小脚徒步二十多里回老家帮我大孩干农活，做饭扫地、缝补浆洗、拾枣择花生，无所不干。晚上和二妞住在野地窝棚里，看枣场、看庄家，不辞辛苦。

母亲对于有怨于她的人从不计较，对于有恩于她的人总是心怀感激。有时候，不定哪个乡邻会帮她一把，或者哪个街坊会给她一点恩惠，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地说："我遇到的都是好人，人家咋恁好哩！"

     母亲一生勤俭，惜物如金。她从不让我和妹妹给她买衣服，常说：我的衣服还穿不完哩。平生吃喝穿戴，几乎全靠自已双手辛勤劳作。从头到脚都是自已亲手缝制。一件毛衣她能穿二十多年，一件皮背心穿了一辈子，一张狗皮褥子也是铺了一辈子。母亲向来都是粗茶淡饭，从不讲究且极度节省。碗里的饭吃完后总是掰一小块馍再把饭碗擦得一干二净吃了，吃瓜时把皮啃得露着天。有一次我去妹妹家侍奉母亲月余，我变着花样给她做些家常便饭，还买些寻常小吃，母亲居然高兴地说：“这辈子啥都吃过，也不亏了！”

     母亲对自己很仔细，对别人却很大方。晚年，她把自己辛辛苦苦织的粗布单子送给我们还嫌不够，还非要再买一条新毛毯送给我们，说是我们结婚时她啥东西也没送我们一直亏欠着。事实上，57年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东西可送。后来，母亲还把她结婚时的金银手饰和祖传的银元都送给了儿媳，感动得我老伴直掉眼泪。

母亲一生没得过一次大病，没住过一次医院，这是她修来的福。母亲的养生妙诀是常吃黑白丑。她说：常吃黑白丑，啥病都没有。晚年的母亲还长出了一颗新牙。遗憾的是母亲暮年时患了白内障青光眼，最初没有在意，等到我们想给她治疗时为时晚矣，终至双目失明，后悔莫及。然而老母亲却十分乐观地说：某某人眼瞎几十年，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母亲这么乐观豁达，也许是想让我们惭愧的心情好受一些。

     母亲临终的那天，早上喝了一碗汤，后来解了一次大便，尔后安详驾鹤西去，享年93岁。悲伤之余，我暗暗地想，驾鹤后的母亲也许再也不会忍受三寸小脚的束缚，再也不会饱受行路的艰辛，啊，母亲，衷心地祝福您的在天之灵是一个善良自在的神仙。

     母亲离世后留给我亲情上的空白，常常让我静静地回忆起她无数个生活片段和情节，每一个片段和情节都像一棵蓬勃大树上纷披的枝条，上面既挂满了母爱的浆果，也缀满了她人格的坚果。每一粒浆果都是透明纯洁的，每一颗坚果上也都刻满了她三寸小脚留下的道道履痕，一如我仰视她背影时满脸纵横的老泪。

作者简介：

王景周，男，1938年生，河南新郑孟庄镇寺西王村人。河大本科学士，首批中学高级教师（教授），教研组长，终身班主任，学科带头人，《中学生学习报》编辑，著有《王氏家谱》、《沸泉泽千秋》等。省美协会员。数学论文见诸多报刊。爱好广泛：诗文、美术、歌舞等，酷爱文学。诗文在若干报刊曾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