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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五与我同乡,年长我十几岁。小时候我会叫他老五哥,生气时也会喊他刘老五。我们家都住在中山河下游,河南岸堆堤下的——陆塘村。
那里以盐碱地著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兔子不拉屎,鸟儿飞尽光,是一个穷得叮咚响的地方。
说起刘老五,他人长得还算周正,一米七几的汉子,身板也硬朗,不过眼晴小了点,常年患眼疾,眼边红红的,眼角湿湿的,因此手里常捏着一片旧布,是用来揩眼的。不知哪位多事者给他起个浑名子叫——“金眼刘”。金眼刘他平时话语不多,爱串门子,闲时串到哪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因而人们又送他一个绰号——“赖板凳”。

刘老五祖籍是哪里的,尚无考证。有人说他是安徽亳州人,有人说他是山东聊城人,还有人说他是明朝宰相刘伯温的后人浙江青田人,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的的确确是真实的,他们家是在民国末年逃荒来到我们此地的。刘老五无兄弟姐妹,父母在六十年代相继过世,独自一人过日子。后来庄上的人对他的册籍更无法考证了。
刘老五其实也有名子,他叫——刘长寿。据说他父母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他是五福临门中的最后一个,前四个因饥荒与疾病都夭折了,等到他降临时,他爸妈为了保住他,花了一斗米,请来阴阳先生给他起了“刘长寿”这个响亮而又吉庆的名子。可是人们乃习惯叫他——刘老五。那个“刘长寿”的名子很少有人叫起,时间长了,他的大名渐渐地被人们忘却了。
刘老五也上过学堂读过书,大约读到:“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的学年级,后因父母去世就辍学了。用他自已的话说他也是个“读书人”。
刘老五为人勤快,从不把力气当好的。邻里哪家有活干,都会去找他帮工,他从不说一个“不”字,总是乐欢欢地去了,更无须给他报酬。有的人家过意不去也会给他留饭,他也不推辞,吃完了还会说一句:“谢谢,我全家都饱了”。憨憨一笑走了,就这样诚实。他三天不给人帮工就觉得身子骨痒痒的。刘老五除了给人帮工,也没什么别的技艺。最大的奢好就是听别人唱书讲故事。正因如此,他与我结下了忘年交。
我们家乡比较落后,文化生活等于零。农闲时或雨雪天,人们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村会计夏三叹唱书。夏三叹黄皮脸,尖下巴,嘴角两旁长几根鼠须,左上唇有一颗豆粒大的黑痣,头戴瓜皮帽,面前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只盘子和一只筷子,手拿唱本,照着唱本调起嗓子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每唱几句就停下来,咂口茶,再敲几下碗,接着再讲几段书。说到精彩处,大家也吆喝几声“好”!拍几下掌。所唱书的内容无非是《薛仁贵征东》、《郭子仪探地穴》、《十把串金扇》那几本奇书。因为常听,刘老五也能说上几段,哼出几嗓子。可惜的是那些书,在文革时期被当着“四旧”收缴烧光了。到如今也沒有人再把那些奇书恢复出来。这种唱书说故事的文化娱乐形式在我们家乡已断了线,绝了种。

刘老五没有唱书和讲故事听,他憋得慌,觉得世界末日来临了。越是闲时他越无奈,经常东逛西窜。一日他串门来到我家,见到我家书案上的《三国演义》,就缠着我,非要我讲给他听,不讲他就不让,耍起无赖来,我拗不过他,只得说几段应付了事。那知这一讲刘老五却上了瘾,竟然成了我家每日晚必到的座上客。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他若不来我倒觉得闷得慌,久而久之,我俩就成了朋友……
后来我们家进城了,走的那天,刘老五也来向我告别过,但他沒说话,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只是一双眼比起昨天来更红了些,别的没什么异样,从此我与刘老五天各一方断了联系。
到了改革开放时,刘老五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他仍然是村里最纯、年龄最大的童男。
听说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他家分得几亩承包地,又从邻居手里转包了部分田。种上棉花、大豆、油菜
等。因人勤快,每年收成都比较好。几年下来,他可能确实发了一点小财。这时村里村外的媒婆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又落到了他身上,又替他保起媒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