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上）
李金山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我和老伴的“金婚”纪念日。均已成家的四个子女一定要全家欢聚一堂，加以祝贺。理由是爸妈风雨同舟走过了半个世纪，赶上了国家繁荣昌盛，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年境。我说：“你们只知道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还不甚知他败走麦城吧!”他们说：“那就从败走麦城说起，苦尽甜来嘛！”
1949年，那时正是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在农村老家，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老伴结合，入洞房后才相互认识。解放后，我由漯河市考入中南军区207工厂(现为3515工厂)，地处河南省漯河市，当了一名军需工人，为解放军做皮鞋。1956年将老伴迁入工厂，组建了一个小家庭。我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工作上从事皮鞋生产，从工人到工程师；业余时间从喜爱文艺，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小说、通讯、剧本等文艺作品，并经常参加市、地、省的文艺活动，倒也相安无事。
1962年，国家战事局势紧张，军需产品任务繁重，总后军需生产部决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井陉县接收一个地方工厂生产军用皮鞋，编号为3514工厂，并从各军需工厂抽调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3515工厂首批接受抽调一名技术员和一名车间主任的命令，以便组织开工生产。车间主任确定后，在选调技术员时，连找了两名都不愿去，他们都是湖北人，理由是只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宁愿受处分，也不愿去那山沟里。组织部找我谈话时，预料我也是不会去的，我是当地人，已是五口之家，老伴没有职业，老家又有年迈的双亲，肯定不会服从调动的。但是我想，当时我是教育科干事，又写些文章，都是教育人的，遇到实际事情是不应该退却的；谁都不愿去艰苦的地方，那艰苦的地方叫谁去呢?再说，当时我刚满30岁，也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闯一闯，这也是对一个干部的考验。因此，我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条件，讲任何价钱，就服从了组织上的调动，因此，还受到两厂和军需生产部的表扬，就这样我带着五口之家，靠月工资53元钱，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地由河南省去到河北省。
到3514工厂以后，明显感觉到生活确实比河南艰苦。每人每月2斤白面，其余是红薯面和经过华北制药厂抽了淀粉的玉米面，粮不够吃，星期天翻几座山去农村买些粉渣或挖些野菜充饥。工作上全厂就我一个技术员，生产、质量、材料由我全面负责，虽然很累，由于重任在肩，与那里的工人相处很好，厂领导非常器重，工作还很顺利，当年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正当我在3514工厂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于1963年2月6日上午快下班时，陈乙厂长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你今天中午吃过午饭，到我家去一趟，漯河3515工厂里来人了，想见见你。”原来厂里的人来了，我当然要去见，亲不亲故乡人么!下班后我匆忙地吃了午饭，给老伴交待一声便去了招待所。陈厂长家住二楼，招待所在一楼，他在一楼楼梯口等我，指着一个房间说：“你去吧，他们就在那里。”
推门进去，房间里共有五个人，两个是3514厂的保卫干事——谷连更和刘同和，一个是3515厂的袁依山，他原来是3515厂的门卫，我还教过他的文化课，另两个我不认识。我与老袁刚说几句话，那两个陌生人便如临大敌，稀哩哗啦地掏出两支枪，一支对着我的前额，一支对着我的后背，问：“你叫李金山？”我答道：“是，我叫李金山。”“你被逮捕了。”说着，一付冰冷的手铐铐住了我的双手，并拿出已经开好的逮捕证，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说：“签个字吧!”
这真象晴天霹雳，把我震得几乎要昏倒，我略微镇静了一下情绪后，问道：“我犯了什么法?为什么逮捕我？”那个陌生人呵斥道：“你放老实点，你犯的什么法，你自己知道，快签字吧!”3514厂的刘同和也翻脸帮腔说：“到现在还不老实，快签字，少废话。”在两支枪的威逼下，我只好用带着铐子的双手，违心地签上了我的大名。
室内的空气，象凝固了一样，全屋的人，谁都不再说话，静悄悄的，只听见墙上的挂钟在哒、哒地响着。约有半个钟头，上班的人三五成群地从室外走过，我是那样的熟悉，我本来也是其中的一员呐！看看我被铐着的双手，是现实?是梦幻?是......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闪着。上班的电笛响过，路上没有了行人，他们说：“走吧!”我被挟在中间，就象水浒传里那些带着枷锁充军发配的犯人一样，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厂门，边走边回头看看心爱的工厂，温暖的家庭，所不同的是没有挥泪惜别的亲人、送行的悲壮场面。
出了工厂大门，是一座很高很长的石桥，刚走上桥头，突然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挎住了我的左右双臂，前边一个人领路，后边跟着两个人。这时，我顿时紧张起来，想到：这是刑场?这是我的归宿?记得在漯河枪毙人时，都是在牛行街南桥头，但觉得我死得实在冤枉，记得很多小说电影里的烈士就义前，都要英勇地振臂高呼，喊出他们的信念和心声，我也要在临刑前喊出李金山是无罪的，李金山死的冤枉，共产党万岁……我的双臂尽力挣脱，他们就尽力把我挎得更紧。走到桥那头，我等待着两个动向，一个是后边要响起拉枪栓的响声，一个是前边领路人的躲开，可是前边的人一直没有躲开，后边的人又跟上来了，挎我双臂的人，也松开了双手，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走了一会，工厂送货的汽车从后边开来，他们又把我挎起来，汽车过后又放开了手，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怕我跳桥?怕我撞车?心想，你们怕我死了，不好回去交差，才这样小心过度。错了，我还要活下去，我要工作，我还要养家糊口，上有白发双亲，中有兄长姐姐，下有妻子儿女，我是不会去死的。
带着手铐被押送的犯人，一路上遭到旅客行人的鄙视，难免被人指指戳戳，议论纷纷。想着去年来河北时的途中，怀揣着总后勤部的调令兴致勃勃，扬眉吐气，今年回河南时，戴着手铐披锁带枷，真叫人垂头丧气，心灰意冷。为什么，我哪里错了？在石家庄车站去厕所时，我悄悄问老袁，“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老袁说：“我也不知道，你的案情可能不轻，我们从漯河市公安局、许昌公安处、河南省公安厅到河北省公安厅、石家庄公安处、井陉公安局，光办手续就跑了六天。”
押进漯河市监狱，我完全成了一名犯人，原来热爱工厂、生产、工人、家庭的一个人，转眼间变成了小偷、流氓、诈骗等犯人的同伙，也有和我相似的政治思想犯。当晚虽然没有打八十煞威棒，倒叫犯人头头痛骂、教训了一番，因为对政治犯，还毕竟要讲政策，没有受皮肉之苦。当时外边的生活尚且困难，监狱的生活可想而知。在监狱里两耳每天充满着训斥、谩骂，还要应付每隔一两天的审讯，十几个人躺在铺着麦草的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大尿桶，每天只许10分钟的去厕所“放茅”，其它时间，大小便全解在尿桶里。
审讯的中心议题，是要我交待写过什么材料，我无从写起，一次叫我写一份自传，交上去的第三天，在审讯时受到大肆怒斥“我们要你交待犯罪事实，谁要你的评功摆好材料?”什么狡猾抵赖、顽固不化等等所有的贬意词，全部加在我的头上。有一个叫朱奇的法官说：“我们一抓到你，就知道你是一个极不老实的家伙，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我们都不是白吃国家饭的人，你要没有问题，这张逮捕证是随便开的吗？”我说：“逮捕证，就象印好的空白介绍信，填上谁的名字，就可以逮捕谁；你交给我，我也会填写。”这几句话，惹恼了朱法官，他气得双脚直跳，吼道：“看来对你不动刑，你是不会交待的。最轻，我可以让人给你戴上背铐，叫你白天不能坐，晚上不能睡；要知道你的身份是罪犯，你象一个赌徒，今天你完全输光了。”两年以后，漯河市在人民剧院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公开处理贪污腐败知法犯法大会，我亲眼看到朱奇法官因贪污受贿，站在台上，戴上手铐。当时我想挤到台前问他：“今天你怎么也输光了。”由于人多，只走了一半，没挤到台前。这是后话。
从审讯中，好象因写文章才遭此厄运。问：“你写过反党文章吗?”答：“写过文章，但那不是反党的。”问：“文章都发表在哪里?哼!就凭你的出身，你的一贯表现，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是不会写出香花文章的，只会写出攻击共产党的毒草文章。”我说：“在我们内部军需工人报上发表过几十篇，在《河南日报》上、《奔流》杂志上发过小说，在1958年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过小说，建国十年短篇小说选上……”审讯官眼睛一亮，好象发现了重大线索，说：“你发表了那么多的毒草文章，毒害了多少读者，看来我们抓你还是对的，不然你还会继续放毒。我们先定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同时，我们正在群众中收集你写的文章，肃清你的流毒，再定你的罪。”我很鄙视地说：“你们要搜集全，是比较困难的；我倒保存了一本完整的剪贴集，在河北3514工厂我的家里，我写一封信，就可以寄来，我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时审讯官忽然泄了气地说：“不要寄了，即便是毒草，也是经过编辑部审查过才发表的，由各报刊编辑负主要责任。”这次审讯没有一点进展，他们也没有任何收获。
住进漯河监狱一个多月，由于营养不良，加上精神受到摧残，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天头上就象有条带子，箍着半个头，疼痛难忍，发作时，我双手抱头在铺上打滚，脚腿浮肿得象发面馍，起明发亮，三十来岁的人，走路都很吃力，还要接受无休无止的审讯。一次一个审讯官说：“经过一个来月的审讯，你竟没有交待出任何有用的问题，看来，你是准备顽固到底的，我们不能再对你宽容等待了，你不交待，我们也可以对你判刑。我们可以把你的家属从河北赶回老家农村去，不给口粮，孩子不能上学，定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自己坑害了你的妻儿。”我无可奈何地说：“究竟是谁在迫害她们，只有天知道。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能救她们呢?如果党的政策允许，权在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吧!我和家属都是无辜的。”我想起，在文艺作品里、电影里有很多敌人对革命者的家属残酷迫害的场面和镜头，难道人民的公安对人民也会下此毒手吗?
三月下旬的几天，刮着大风、雨雪交加，院子里雪水横流，这天上午，犯人队长从外边过来，打开牢门说：“李金山，外边有人给你送的东西。”我接过东西一看，便惊呆了，这几件衣服，都是我在家时穿的衣服，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就觉察到我的妻儿已经被他们赶回来了，他们真是说到做到，没有放过这孤儿寡母；接过衣物，便想到这样的恶劣天气，她们是怎样千里迢迢回来的呢?自入监狱以来，我没有掉过一滴泪，今天见物如见人，我抱着衣物大哭一场。
泪未擦干，牢门打开了，说是看守所李全德所长找我谈话，这次真的没去审讯室，直接去了所长办公室。出我意料的是，他对我很客气，让座、倒水、递烟，象对客人一样和蔼可亲，这是入狱以来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我真是受宠若惊。李所长说：“我很同情你的遭遇，本来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要你说清楚，就可以马上回去，可是你总是抱着葫芦不开瓢，我想帮助你也无能为力。我是郊区金盆赵村人，你庄李长兴是我姐夫，跟你家住得很近，李西恩是我舅家，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谁能跟谁过不去呢?因为你不坦白，不得已才把你的家属‘送’了回来。你这样长期关押下去，她们回老家怎么生活，我真替她们发愁。你好好想想，不为你自己，也该体谅体谅她们的难处。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纸笔，你又会写字，只简单地写一下，明天就放你回去。”我也很客气地说：“谢谢你李所长的一片‘好心’，但我不知道你们要我写些什么，写我杀人，没有被害者；放火，没有现场；破坏，没有实物；强奸，没有对象；反党，没有言论和行动，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犯罪事实吗？”说到这里，我俩无话可说了，只好各自摊摊手，作出爱莫能助和无可奈何的表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诱供，和吹胡子瞪眼如出一辙。
（未完，待续）
作者李金山，系西平县人，漯河3515工厂退休干部。曾经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诗刊》《漯河日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上百篇（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