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又一村（中）
李金山
审讯进行到第35次，我仍没有交待出他们所谓“满意”的材料。一个审讯官说：“你的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现在给你两条路，看你走哪一条。坦白，可以从轻处理；抗拒，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材料，判你无期徒刑，叫你永无出头之日。”我无言以对，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只好任他们发落了。他向后一仰身子，拉开抽屉，两手拿出了两个鼓鼓的牛皮纸袋，对我说：“李金山，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还敢抵赖吗?你的犯罪材料全部装在里边，57年‘反右’时，你就有反党言论，漏划了右派分子，己经便宜了你，现在又有新的犯罪，该是老账新账一齐算的时侯了。”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的两个档案袋，封面上用毛笔写的名字，这个在平时自己永远见不到的东西，今天在这里幸会。但我并不惊奇，很平淡地说：“这是我的档案袋，你也把它调来了。每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有，如果没有档案，我岂不成了‘黑人’?至于57年该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你可能记错了当时的政策，那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都是干部，我当时是车间的生产工人，想当右派分子也没有资格。档案内容我当然没有看过，如果有反党的政治材料，我由3515工厂调往3514工厂时，是经过军需生产部调去的，各级组织部门为什么都没有审查出来？调一个这样的人，去接收军需工厂，并委以重任，这说明他们都是失职。”审讯官看这一招仍没有奏效，只好又把两只档案袋放进抽屉里。
入狱一个多月，我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规律。每天吃罢饭，已经判了刑的去印刷厂劳动；没有结案的，等着提审，就天南海北的神侃，我没什么可侃，就教他们唱戏，这叫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至于案情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只有听之任之，提审时，厚着脸皮由他们咒骂，回牢房后，依然唱我的戏。在那里就别想听好听话。有一次和一个犯人交谈时，他说：“别的犯人都结案了，只有你仍在拖着，你和他们怎么拖得起呢？”我想这话有道理，那些个审讯官们按时拿着工资，有饭吃有官做，再没收点犯人的钱财，捞个外快，高兴时提个犯人开开心，不高兴时发顿脾气，作福作威，而我这样不杀不放的是熬不起的，得想办法来逗逗他们再跳一跳。
每隔一两天提去审讯一番，挨顿训斥，已成了家常便饭，隔几天不审讯，我倒感到有些寂寞。已经四天没有审讯了，我便要来纸笔，说是写交待材料，他们自然支持。我想到一个人，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由3515工厂调往3514工厂时，是经过军需生产部调去的，各级组织部门为什么都没有审查出来？调一个这样的人，去接收军需工厂，并委以重任，这说明他们都是失职。”审讯官看这一招仍没有奏效，只好又把两只档案袋放进抽屉里。入狱一个多月，我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规律。每天吃罢饭，已经判了刑的去印刷厂劳动；没有结案的，等着提审，就天南海北的神侃，我没什么可侃，就教他们唱戏，这叫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至于案情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只有听之任之，提审时，厚着脸皮由他们咒骂，回牢房后，依然唱我的戏。在那里就别想听好听话。有一次和一个犯人交谈时，他说：“别的犯人都结案了，只有你仍在拖着，你和他们怎么拖得起呢？”我想这话有道理，那些个审讯官们按时拿着工资，有饭吃有官做，再没收点犯人的钱财，捞个外快，高兴时提个犯人开开心，不高兴时发顿脾气，作福作威，而我这样不杀不放的是熬不起的，得想办法来逗逗他们再跳一跳。每隔一两天提去审讯一番，挨顿训斥，已成了家常便饭，隔几天不审讯，我倒感到有些寂寞。已经四天没有审讯了，我便要来纸笔，说是写交待材料，他们自然支持。我想到一个人，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由3515工厂调往3514工厂时，是经过军需生产部调去的，各级组织部门为什么都没有审查出来？调一个这样的人，去接收军需工厂，并委以重任，这说明他们都是失职。”审讯官看这一招仍没有奏效，只好又把两只档案袋放进抽屉里。入狱一个多月，我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规律。每天吃罢饭，已经判了刑的去印刷厂劳动；没有结案的，等着提审，就天南海北的神侃，我没什么可侃，就教他们唱戏，这叫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至于案情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只有听之任之，提审时，厚着脸皮由他们咒骂，回牢房后，依然唱我的戏。在那里就别想听好听话。有一次和一个犯人交谈时，他说：“别的犯人都结案了，只有你仍在拖着，你和他们怎么拖得起呢？”我想这话有道理，那些个审讯官们按时拿着工资，有饭吃有官做，再没收点犯人的钱财，捞个外快，高兴时提个犯人开开心，不高兴时发顿脾气，作福作威，而我这样不杀不放的是熬不起的，得想办法来逗逗他们再跳一跳。每隔一两天提去审讯一番，挨顿训斥，已成了家常便饭，隔几天不审讯，我倒感到有些寂寞。已经四天没有审讯了，我便要来纸笔，说是写交待材料，他们自然支持。我想到一个人，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明知道他们不会转给他，但我也要写，顶多再挨一顿训斥。这人是谁?是我上中学时的教导主任——李学岑，教我们政治经济学，他教课时爱说“结果”怎么样，学生们叫他李结果，现任漯河市管文教的副市长，他兼任漯河文联主席，我是市文联委员，经常在一起开文联会，关系比较熟，我俩总以师生相称。我写信的目的，不是求他救我出狱，而是向他表白我的无罪，让审讯官再跳一跳。信的大意是先说我们过去是师生关系，后来又是主席和委员关系，说到我遭横祸的不白之冤，现押在漯河监狱，最后我说平时当人们发生矛盾甚至打斗的时候，总爱说“到公安局评评理”，现在我到了监狱，才知道公安局也是个不讲理的地方，他们蛮横无理，滥抓无辜，根本不让我说真话，请你接信后到监狱里来见我一面。最后落款是不会给你丢脸的学生李金山。后来漯河市召开文联会，我曾与李副市长谈这封信时，他说确实没有收到过这封信。
第二天，不出所料，刚一上班就被提审，不外乎又是一大堆的贬意词，我只有脸皮一抹，默不作声。但我心里暗暗自喜，我象一个耍猴的，锣鼓敲一敲，猴子跳一跳。等他发完脾气情绪平静下来后，我也很平静地说：“你们总说我不老实交代，我确实不知道你们要我交代什么，就算我是抗拒态度，任你们怎样加重处理，我都接受，但请你把我的犯罪事实讲清楚，不要再兜圈子了。”审讯官思索了一会说：“你看过‘老兵新传’这部电影吗？”我说：“看过，是河南作家李准写的，写的是开发北大荒的故事。”他说：“里边有这样的情节，找开拖拉机的，找到一个开汽车的，台词说‘会推磨就会推碾，都是肚里冒烟的家伙’。你会写文章就会写反动标语，写了反动标话，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用不着你抠心搅脑的再想。你写了反动标语后，心里很害怕，整日惶惶不可终日，总想逃避这个犯罪环境。正好军需生产部往3514工厂调人，被你钻了这个空子，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其中的奥妙：你前边被调的两个人都是党员，都受了党内处分、行政撤职，都不愿去；你倒好，既不讲条件，又不讲价钱，各方面的条件对比，你是不会去的，那里是山区，物资条件远不如漯河，家有父母，这里又有妻儿，生活相当困难，背井离乡诸多不便。但是，因你在这里犯了罪，也只有走服从调动这条路，既受到表扬，又可一走了之，真是名利双收。你太聪明了，但是你也太愚蠢了，没有想到河南省是共产党的天下，河北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非你跑到台湾去。”他说的头头是道，深入浅出，既有推理逻辑，又有事实根据，好象胜利在望的常胜将军，下边该是我低头认罪的交代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是怀疑我写了反动标语，把我赤诚地听从调动，硬说成是逃避罪恶，同时我也领会到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些词的真正用途。沉默一会儿，我说：“你的推理，很符合逻辑，我很钦佩，按照你的推理方法，会写文章的人，就会写反动标语；那会杀鸡的人，必然也会杀人。应该把杀过鸡的人，全部当成杀人犯抓起来。”他猛地回过神来，气得七窍冒烟，站起来一拍桌子喝道：“狡猾!你太狡猾了，今天是你审我?还是我审你呀?!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认输的。来人，把他带回牢里去。”
回到牢房，我倒觉得坦然，总算知道了来龙去脉。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破布，拿起笔写道：“六三二六晴霹雳/绳捆索绑进监狱/满腹冤枉无处诉/想盼党和毛主席”（我是1963年2月6日被捕的）。外一首：“革命工作十余春/余对工作无愧心/铁窗难隔对党念/千锤百炼见真金”（金者金山也）。写好后，塞在棉裤的破缝里。
我在监狱里，真是度日如年，远在河北省3514工厂里的老伴和孩子们，也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那天中午去会见3515厂的客人走后，再没有任何消息，找工厂、找同事，谁也说不清楚，知情的也不肯告诉。数天以后长子去厂里洗澡，同龄的孩子才告诉他“你爸爸是坏蛋，戴着手铐被公安局抓走了。”刚开始老伴还不相信，就给孩子解释说：“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不是坏人，我问过陈厂长和石润卿主任，他们亲口告诉我，你爸爸有紧急任务出差去了。”纸是包不住火的，我被捕抓走的消息，很快在厂里传开了，这个家马上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在那个年代里，以线为界，站在线这边，便是革命同志，跨过这条线，便是阶级敌人，也不管你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或被强迫推过去的，谁人敢去冒险甄别；除非是很少的知心贴己，或是生身父母、同胞姐妹、至亲内眷，才肯责无旁贷地去给以帮助。
我被抓走一个多月后，虽然没有接到任何人的通知，从各方面的迹象证明已成了事实，家属出门受到歧视，孩子上学，受到欺负，在幼小的心灵上受到至残的创伤，学也没法上了，一家人只好躲在家里抱头痛哭。少了一个人，塌了整个天。由于我的被捕，工厂停发了工资，老伴又没有职业和收入，断了经济来源，已经走到了断炊的绝境。
三月下旬的一天，狂风冷雨，大雪纷飞，一齐向大地袭来，车间石主任去家给老伴说：“李金山是被漯河市公安局逮捕了，现在关在漯河市监狱里，那里来通知，叫你办理粮户转迁关系，全家迁回漯河，马上就走。”老伴听后真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厥，问道：“漯河那么大地方，去哪里呢?他已经不是3515工厂的人了。”石说，这里给你写封信，你先到3515工厂，然后看他们怎样处理。可能要转回农村老家去。接着石主任深表同情地安慰道：“听说老李的家里，还有父母、兄嫂，过去和家里关系很好，你带着三个孩子回去慢慢过吧，他们也会照料你们的，等几年孩子长大了，慢慢就会好些哩。”听到这种口气，妻子完全绝望了，精神几乎崩溃，好象是我完全没有指望，甚至己经不在人世了。
妻儿一路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到漯河车站下车时，仍是雨雪交加，街上雨雪没足，行人稀疏，妻子怀抱着女儿，一家四口，一步一跌地走到3515工厂门口。那里岗哨森严，值班的金树叶、任德荣不让进厂门，收走了信说：“李金山犯法，不是厂里的人了，你们不能进厂，纪科长说粮户介绍信两天后再来拿。”就这样，风雨中的一家人被拒之于工厂的大门之外。
这时他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已是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经过再三请求，报保卫科批准，由金树叶监视，才允许到原来的邻居马秀枝家吃了一顿热饭。
出了工厂大门，走投无路，回农村老家吧，尚有二十余里，两天后还要来拿粮户关系，还想到监狱去看个究竟，正在一筹莫展没有去处时，想起了我的老同学——张绍周。
张绍周系漯河市粮食局干部，1947年我俩在郾城师范同学，解放后，我俩又在漯河会计班同学，两家经常来往，关系很好，他57年因说错一句话，够不上右派，只划了个“白旗”，在局内部管制，那时我不断去看他和他的家属，常常给给他买送些生活必需品。他爱人刘文秀还告诫我要少与他接触，以免我受牵连，但我没听，还依然去看他。他们当时在东大街，租了一间民房，一家四口居住，生活也相当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伴领着三个孩子前去投奔。冒着雨雪经过半天询问，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天黑时，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张绍周夫妇听到全家的不幸遭遇后，很热情地安排了吃住，两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小房里，总算有了暂时栖息的地方。三年后，我们两人的冤案都得到了平反，见面时，我开玩笑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去监狱里给反革命犯人去送衣物和馍。”他说：“你的胆子也不小，敢去给被管制的‘白旗’分子送鞋穿，就不怕受牵连吗?”这是后话。
两天后，妻子去3515工厂拿了粮户关系，令人失望的是原来的粮户关系上写道：“李金山己被捕入狱，其余人员转回原籍”，并盖着派出所的公章。在张绍周家吃住几天后，虽然他们热情招待，苦苦挽留，但也不是久留之地。雨刚停，她便带着三个孩子，向相距漯河二十余里的老家走去。
雨，时下时停，上无雨伞，下无胶鞋，走在泥深水大的乡间土路上，母子四人艰难地走着，走着。走到三角坑的时候，累了便在三角坑边休息，妻子想到这场天灾人祸及前景的重重困难，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心想：还不如跳到水坑里了却一生呢？！她再一看三个可怜无辜的孩子，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想到：我如果跳了下去，孩子怎么办，怎么向丈夫交待?路，还得走下去，天，总会放晴的。
回到老家后，慈善的父母、情同手足的兄嫂及知亲内眷冒险接纳了身无分文的反革命家属，把长子送到哥哥的学校里读书，次子送到他妗子家寄养，老伴和女儿跟着我父母生活。真是应了他们的预言，虽然我没有家破人亡，但也落了个妻离子散。
三月底的天气逐渐变暖，大麦即将打苞出穗，好心的生产队长来家，告诉老伴说：“听说你们的粮户关系己经转回，再过两个月就要麦收，你把粮食关系给我，帮你入上。你也去队里参加劳动，挣点工分，麦口里好分点口粮，要不然今后怎么生活呢？”痴心的老伴说：“劳动干活可以，粮食关系我不能入，要等他回来再说，自己的丈夫我是知道的，他不会做出犯法的事，我一定要等他回来。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回来。”
1963年4月6日，已是第36次审讯，仍要我交待犯罪材料，我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就开庭宣判吧!权在你们手里。”这时两个审讯官交换了一下眼色，一个说：“今天叫你回3515工厂去，对你继续审查，你得写几条保证，我说你写。1、回工厂后监督使用，好好工作，听从分配；2、每周向厂保卫科写一份交待村料；3、对外发信或外来信，要经保卫科长审查；4、出入工厂大门，要经过保卫科长批准；5、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案情，如有违犯，随时收监。”当天便由漯河监狱回到了3515工厂。
作者李金山，系西平县人，漯河3515工厂退休干部。曾经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河南日报》、《诗刊》《漯河日报》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上百篇（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