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网络流行语里，出现了一些多含贬义的代名词，比如“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亦庄亦谐甚是微妙。今天我突发奇想，决意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正式命名——“援二代”，这是一个经过我反复斟酌的专用词，具有厚重和豪迈的使命感。
上世纪50年代，数以万计响应国家号召的外省学子和工程技术骨干，为援建十大厂矿而云集洛阳。他们有的刚跨出学校大门，有的携带幼儿稚女，在这片热土上安营扎寨勤奋耕播，直至暮年终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下一代继承了父辈的遗愿，用青春和智慧滋养着第二故乡的国色。我，就是援建者们第二代人中的一员，简称“援二代”。
1954年8月，28岁的母亲带着8岁多的我和奶奶还有刚满1岁的弟弟，从武汉内燃机厂调来洛阳参加滚珠轴承厂的建设，因为是单独启程没有跟批，厂人事组临时派了一个人到火车站接我们。接站的同志叫杨凤喜，见我们一行老少都有，就在车站雇了一辆架子车，拉着我们4个人来到安顿的住地——洛阳老城人和巷。听别人说，来得早的人都住进了旅馆，晚来的零星职工就安置在居民家里。厂里给了我们4口人两张床，但是因为只有一床薄薄的被子，随着天气渐渐转凉，晚上大家也只能挤在一张床上。
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还有一位在厂保卫组工作的郭森林同志，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后来郭森林的岳母来看望他们想多住两天，他知道我们有一张床空着，就让老太太住进了我们的房里。想不到这位老太太把我家4口人盖一床被子的情况告诉了郭森林，郭森林又向工会组织反映了我家的困难。没过多久，工会就补助了我母亲50元钱和4丈布票，母亲用这些钱和布票不但做了一床新被子，还给自己和我各做了一件御寒的棉袄。
从武汉来洛阳的途中，刚满1岁的弟弟因受了风寒，一到洛阳就发高烧并转为肺炎。母亲急忙抱着他到当时的东关医院去抢救，可当时治疗肺炎的链霉素还属贵重药，很多医生都没用过，几天后弟弟还是夭折了——这是母亲这辈子在洛阳遭受的最重大损失。孩子没了，奶奶也没事可做了，和我们住在一起又不能互相照应，加上听不懂本地的方言，最后又返回了江西老家。
冬天来了，厂区的地基勘探工作全面铺开，母亲被调去做探孔记录工作，每天都要冒着风雪跟随流动的探墓工地，仔细记录当天地下的土质情况。这时候，我们和部分职工都搬到了符家屯居住。忙碌中，1955年除夕很快就到了，这也是我们在洛阳度过的第一个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当时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厂里放假3天，离家近的职工都走了，只剩下母亲和我，还有一帮广东的年轻人留在符家屯。大年三十中午，管总务的周华（退休时任洛阳轴承厂工会宣教部长）说，这个年咱们虽然不能回家过，可是也不能随便对付，我提议大家到一起聚餐！于是，每个职工按8元钱一份集中到一起办年货，我算半份交了4元。没多久，蔬菜、荤菜便备得足足的，厨房里顿时七手八脚地忙起来了。留下过年的南方人占绝大多数，一致要吃米饭而不吃饺子，女同志们纷纷下伙房帮厨。菜做好了，没有东西盛，我们就用脸盆装，没有饭桌，就在地上摆了一排。准备就绪后，一声令下，大家便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大圈，热火朝天地吃了起来。这时天空开始下雪了，雪粒噼里啪啦打在脸盆和手里的碗沿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不一会儿，柔和的雪花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鞭炮声中，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度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春节……
抚今追昔，如今回忆起这梦幻般的一幕，不仅绝无半点悲苦之怨，反有几分豪壮和诗情画意。谁都知道有句最朴素的俗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些和母亲一同会餐的前辈，就是快乐而浪漫地在喜庆之日，为洛阳栽下了他们献给未来的第一棵树苗。数十年来，千万棵树苗长成了浓荫密匝的参天大树，我们的父辈早已和洛阳情同手足，而我们这一代人更是和洛阳水乳交融，援二代就是大家共同的爱称。
援二代们的数量，远不止十万、二十万，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成了洛阳媳妇，有的做了洛阳女婿，而美好姻缘又繁衍出更多援三代、援四代。在他们当中，有不少青出于蓝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是从事平凡工作的普通人，每天兢兢业业来去匆忙，为天香国色锦上添花。
3年前，母亲以94岁高龄在洛阳谢世，和2016年病故的父亲合葬于邙山公墓，把全部身心和仅有的骨灰永远留在了洛阳。而我家的第四代，也以当年支援洛阳建设的前辈为榜样，大学毕业之后选择了前往省外工作，给富有献身色彩的“援”字注入了更加丰沛的含义。
我是援二代，是一个被历史打上特殊印记的符号，是一座连接着天涯和乡愁的桥梁，是一块设立在人生中途的站牌，是一根传递友爱和幸福的接力棒……
2022年3月4日写于西晒阁
——本文载2022年4月8日《洛阳日报》(有删节)
作者冷慰怀，1945年出生于江西宜春，定居洛阳68年，与文字结缘40年，1995年加入中国作协，说心里话，写真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