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上午十点多，收到王举的短信问候，接着是一句“您通话方便吗？我有点事想给您说一下”的要求。“方便方便，你说吧。”我感觉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不敢怠慢，赶紧回话。

      我们通了10分钟的话，除了问候祝福之外，正题是他想请我给他哥写一篇碑文，今年3月是他哥的三周年祭日。我的心里猛地一震！这么快，已经走了三年了？

      王举的哥是我的好朋友，被新华社记者称之为“大山深处史铁生”的农民作家王雪怡。王雪怡在病榻和轮椅上艰难地度过了四十年，2019年3月走完他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之路，转瞬已经三年。

      我的心里顿生悲伤，对王雪怡浓浓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王举说：“我不会写碑文，也不知道碑文咋写，就拜托您写一下。”我虽然也不怎么会写碑文，但对于王举的请求我没法拒绝，因为我欠他哥王雪怡一份让我至今懊悔不已又无法偿还的文债和兄弟情债。我只能答应，而且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王举的微信让我回到三年前。大约是王雪怡去世前的几个月，雪怡给我发来微信：“大哥，阳光出版社说免费出版我的小说集，让我把书稿整理一下，我也没发表多少，也没报多大希望。”

      我和王雪怡早都以兄弟相称，我叫他兄弟，他呼我大哥，我们之间早已超越了文学朋友的界线，而成为具有兄弟情分、心心相印的真弟兄。                  “不管真假，有人关注并主动提出免费出版总是好事。你按要求抓紧整理，或者让兄弟或其他文学朋友帮助整理出来再说。”我回复。

      “不到二十万字，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求老哥一件事，如果阳光出版社真免费出版，麻烦老哥写一篇序。”

      “兄弟出书我也很高兴，但我人微言轻，对兄弟和兄弟作品起不到大的宣传作用。让郭文斌主席写序影响大效果好。”我说。

      “我一个残疾人，没出过门，作品也不多，我和文斌主席又不熟，咋能请人家作序。”

      尽管雪怡说话谦和，说的却也是事实。但我还是鼓励他并想帮助他试试，回话说：“没事兄弟，你先整理出来，把目录和重要篇章让你弟弟复印一份寄我，或者就把电子版发我，我给郭主席说，如果不是特别忙，我想他也乐意为你的书作序。”

      雪怡半天没有回话。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收到几句带有伤感的文字：“我今年身体越来越不好，感觉快走到生命的尽头。没事老哥，书出不出都不知道，如果你有时间你就写一篇，没时间了就算了。我的这几篇东西，就是出版，有序没序意义都一样。”

      我觉得我没有痛快答应，伤了他的心，让他有些茶凉的感觉。我赶快进行安慰：“兄弟你别伤感，可能是累了，你先休息吧。作品整理出来把电子版发我或者复印部分寄我，我请郭主席写序。”

      我下来给郭主席发了请他为王雪怡的小说集写序的微信，郭主席可能太忙没有看微信，差不多两天没有回复。我正怀疑郭主席是否换了微信，却收到了他的回复：“尤老师好！忙于他事，迟复为歉。给雪怡小说集作序您最合适，您熟悉雪怡。”

    我赶快回复：“郭主席好！不必客气。我虽然和雪怡较为熟悉，但我这二十年不怎么写东西，一是写不好，二是没人知道我，写出来对雪怡和他的作品也没多大帮助。雪怡这一生太不容易，您写，对雪怡会是很大的鼓励，对雪怡的作品也会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

      “我事多，怕误事，那就书稿整理出来再说。我觉得还是您写最为合适。”

      我见郭主席口气有点松动，就赶快道谢：“谢谢郭主席！雪怡把书稿整理好，我让他尽快发过来。有劳郭主席！”

      我把请郭主席作序的对话发给雪怡，雪怡只回复“谢谢老哥，我的事让老哥操心了。”11个字，以后就再没有发来微信。或许是他在整理书稿，我也怕影响他整理书稿，就再没有微信聊天。谁知道，这次微信对话，竟成了最后的文字交流。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的一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祝雪怡一路走好！”的字样和双手合十的表情。我的心里猛地一震：“难道王雪怡去世了？”我赶紧发微信在朋友跟前落实。朋友回复说：“是真的，王雪怡昨天走了。”

      我怔怔地坐着，眼前一片模糊，心里生出一种惋惜、一种懊悔的痛楚。我怎么这么粗心，我和他三四个月没有互发微信了，他可能已经是让病魔折磨得没了给我（不仅仅我）微信的念头和力气，我怎么就没有发个微信问问他的情况？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湿了眼眶。

      西吉文友在朋友圈发“愿雪怡一路走好”的送别祝愿和双手合十的表情，我也悲戚痛心地用“一路走好”和双手合十表情遥遥相送。

      雪怡的微信头像到今天依然列在我的好友通讯录中，而雪怡与我天上人间、阴阳两界已经三年。

      和王雪怡认识大概是1988年的春夏之交。  

      1987年我们成立西吉“葫芦河文学社”之前，西吉（包括走出西吉的西吉籍）进行文学创作的，除了已经有了名气的散文作家于秀兰，诗人屈文焜、罗存仁和小说作者马存贤之外，周彦虎、杨德清、吴志明、古原、火会亮、单永珍、李克中等也断续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而在这些文学作者中，听说有一位很特殊的作者，他的名字叫王雪怡，在刊物上刚刚发表了小说。

     1987年9月，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在西吉回中任教的语文老师李耀宗，在西吉广播电视局任局长的罗存仁，在西吉中学任教的语文老师周彦虎，在西吉回中任教的语文老师杨德清，在西吉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美术老师李友中以及在西吉文工团做编剧、拉二胡的冯亚兴七人，在教师进修学校我的宿舍里发起成立了西吉县“葫芦河文学社”。文学社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已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作品作者的带头引领作用，我和李耀宗商量，抽时间尽快去走访联络县内作者。而决定走访的第一位作者就是王雪怡。我们打听到这位作者的家在县城西北的新营乡庙儿岔南庄，1988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周天上午，我们俩骑车去看望王雪怡。去新营的路是铺沙公路，虽然也多颠簸，但毕竟是大道，走得还算顺利。骑行到黑城河去庙儿岔，向西南拐进，走的是架子车道，平整不一，走过颠簸的坝面，便是一条比较陡的坡道，车子蹬不上去，我们下车推着爬坡。因人们都下地干活，路上少有行人，我俩一边闲聊，一边艰难地打问前行。进了村庄，听到路边人家有说话声，便叩门打问，一位老人出门指路，我们搡车上坡，在绿树成荫的门前立好车子。一道架子车可出进的双扇大门敞开着，我轻叩门环询问：“这是王雪怡家吗？”

      “就是的，是谁，快进来吧！”听到有人打问他家，王雪怡用洪亮、热情的声音及时回答邀请。我和李耀宗走进去，王雪怡在上房的炕上躺着，脸对着门外，想支撑着爬起来，我赶快进去制止并握住他的手。“我叫尤屹峰，是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语文老师；这位是李耀宗，是县回中的语文老师。我俩今天特意来拜访看望你。”

      王雪怡激动得涨红了脸：“哎吆吆，两位老师这么远来看望我，我太感动了。咋来的？我们这路不好走。”当听说我们俩骑车特意来看他，不安和激动溢于言表，一边挣扎着往起撑身子，一边说：“你看我这废人，贵人来到家里了，我都没能力起来给两位烧口水。”

      我俩急忙按住让他躺着，一边言辞无力地安慰，一边了解他致瘫的原因。他说：“1979年11月农田大会战，我挖土，一大块冻土猛地塌下来，来不及躲开，砸在我的腰上，几乎把我埋了。掏出来下半身麻木失去直觉，到几家医院诊断治疗，说能不截肢就已经是万福了，半身不遂已无法改变，就成了这个样子。”

     在他叙说之中，我较详细地端详他的脸庞。这是一张白皙帅气的脸，尽管命运剥夺了他站立行走的能力，但他的脸上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从他阳光帅气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瘫卧不起的人？他的表情虽有点凄然，或许是要在我们陌生人面前表现坚强，但还带着微笑，给人一种乐天知命的豁达。我难忍看他表情时的悲悯和心痛，赶紧转过脸罔顾而言它，“家里人都下地去了？”

     “小弟刚出去给父母送东西去了。”

      我们尽快绕开沉重的话题，问他读什么书，最近写什么作品。之后说到成立了文学社的事，本想把他纳入文学社管理编辑团队，看他身体这样就不能再让他劳累，以后有需要看的书刊，可随时托人找我们，我们尽力帮助寻找带给他；有写好的作品，随时托人带来，我们编排在文学社油印刊物《葫芦河》上刊发，并全力向区内外报刊推荐。

      他听了又高兴又激动，说：“你们为咱们西吉文学爱好者办了一件大好事，我虽不能直接参与你们的事业中，但我会用我的创作大力支持你们的工作。”

      担心时间长他的身体受不了，我们鼓励他几句，并说有时间再来看他，留下带去的油印《葫芦河》和一点心意，就向他告别。出门时我看到他言犹未尽的不舍表情，看到他高兴之后的失落，丝毫不敢逗留也没有再回头，背对着他边挥手边“仓皇而逃”，我怕我不争气的眼泪被他看见。

      1988年10月15日，文学社特邀屈文焜先生携同固原地区青年小说作家成溪（陈鹏生）来给全县文学爱好者举办大型文学创作专题讲座，谁能想到，王雪怡竟然让他弟弟用架子车拉下来听讲座。那种对文学的崇拜，那种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1988年12月，为了给文学爱好者打气鼓劲，我们筹划召开文学社成立周年大庆。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有关部门领导的同意，决定于1988年12月31日举办葫芦河文学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固原地区文联李振声副主席亲率5名文联和《六盘山》编辑部的领导和老师前来祝贺，并赠送五套《古文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元曲鉴赏辞典》等贵重书籍；县政府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马文清副县长及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教育局等主管单位的领导参加了年庆。考虑到刚参加过大型文学创作专题讲座，天寒地冻行动又不方便，加之听说王雪怡因参加讲座劳累过度而生病，年庆就没请他参加。

      为了给王雪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把地区文联赠送的珍贵书籍转送他一套，把我用四处“化缘”来的钱印制的稿签、稿纸和信封等满足他的创作和投稿所需，把所收到的《朔方》《六盘山》等刊物托人带给他，尽可能减轻他写稿、寄稿和阅读的经济困难。

      1989年初，县文化科、团委、文化馆、教育局和县青少年宫与我们葫芦河文学社“六家”联合举办了“我心目中的西吉”征文大赛，参赛的人多面广，作品质量也较高。当年7月1日建党节，召开颁奖大会，主办单位领导、获奖作者以及能到会的文学社社员等参加了颁奖仪式。文化馆周在斌馆长让摄影家罗文祥老师骑三轮摩托带着他亲自到新营王雪怡家中把王雪怡接到颁奖会场参加了颁奖仪式。征文结束之后，“葫芦河”油印社刊《葫芦河》编发了获奖专刊，王雪怡获一等奖的小说《宝地》在《葫芦河》头条刊发，推荐给《六盘山》，《六盘山》也在第一时间在小说头条推出。在此期间，王雪怡相继创作的《茴香草》《荒院》等好作品，在油印社刊《葫芦河》头条发表后，相继在《六盘山》等报刊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6年11月我调离西吉，我没再去看望过王雪怡，文学社和社刊《葫芦河》基本名存实亡。1996年至2016年二十年间，我与王雪怡几乎断了联系，也不清楚他的身体和创作情况。2016年退休之后，我在朋友那里打听王雪怡的情况，通过朋友加了他的微信，我又和雪怡接续起中断的情谊。为了让雪怡能在第一时间读到全国小说家创作的优秀作品，排解他独处的孤独寂寞，我借回老家之机，用我的退休工资在西吉邮政局给他订了《长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读物。雪怡很是高兴，也一再表示感谢。我想，就三几百块钱，哪里用得着这么客气，只要他喜欢，我每年给他订阅。可哪里知道，杂志配送常常出问题，几个月过去还见不着杂志，使得他的阅读热情减少了许多。2017年的杂志征订时，他怎么也不让我订了，说各级文联给他赠送《朔方》《六盘山》《葫芦河》等，有读的东西，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在城里陪伴侄子侄女上学，也没精力阅读。我便把订阅杂志的钱通过微信转给他，让他自己订阅自己喜欢的报刊。他硬是不收，经过我的再三劝说，他再三推让后才收了。

      2017年7月2日上午，我借回老家之机，约在县城的赵炳庭老师等六七个文学朋友，康鹏飞开车送我们一起去庙儿岔看望王雪怡。雪怡早早在门前等候我们。他坐着轮椅，面色黝黑，身体明显发胖，但精神状态很好，人也很阳光自信。我们在他家新盖的亮堂瓦房里喝茶聊天谈文学，吃煮豆角、煮洋芋玉米，一起照相，其乐融融。离别之时，雪怡坐着轮椅一直把我们送到他不能再送的地方，满眼流淌着不舍和留恋。 

      2018年杂志征订时，我依旧给雪怡转了订刊费，他死活不收。他说，他有钱，国家给他的各种补助都花不完，他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睛已不能看书了，他感觉鲁迅说的大限要到了，口吻很是悲怆。一种不祥之感掠过我的心头。我尽力劝导，无论说怎样乐观起来的话，自己都感觉苍白无力，好在他在我再三规劝下收了钱，但很坚决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再给我就不认你大哥了。”话说到这份上，我就只能顺从他。

      2018年夏天，我约朋友在县城他弟弟的楼房里去看望他，他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如2017年在家那么好，也许是劳累，也许是病已缠身，面色有些憔悴，说话也感觉气力不足。虽然书籍杂志床上桌上都有，也备有电脑，他说他爬着写字打字很是吃力，已经基本不怎么阅读和写作了。听说有上边的领导来看望，我们聊了不多一会就分别。这一别，一年多我再没回老家去，没想到竟成了永别。

      岁月易逝，雪怡故去已经三年。他的弟弟王举给我发微信说，“本来打算在农历二月十七即公历3月19我哥三周年祭日立碑，碑文由您请的蒙老师写好准备刻碑，没想到疫情再次席卷而来，我和侄子们都回不去，临时商定以后再择机而立。感谢您对我哥的情谊，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原想在雪怡三年祭日时抽暇回去，亲自在雪怡的坟前烧一张纸，以表达我对好兄弟的深切怀念之情，并向他的在天之灵深表我未为他的小说集写序的歉意。谁知人有心而疫情无情，生生把他的弟侄们阻隔在外，自然也阻止了文朋好友们前去的脚步。老天对他在世时就够不公，为何在他去世后还这么薄情！

      雪怡的一生只短短六十载，而在这六十载的人生旅途上，他只自由快乐地行走了十九年。即使这十九年，还是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四十年他都是瘫卧在床或者由家人抱坐轮椅上度过。可以说，灾难伴随了他一生。而他是个不向命运低头认输的人。老天夺走了他站立行走的权利，却夺不走他思考的大脑和与命运抗争的意志品质。他的下肢虽然瘫痪了，但他的大脑更加聪慧，心灵更加睿智。他把书籍当食粮，把阅读当施肥，把笔当犁铧，把写作当耕耘播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有滋味，精神有寄托，光阴有色彩。

      四十年的岁月，即使一个健康人，也不是短暂而轻松的事，而对于一个瘫卧在床，饱受折磨的残疾人来说，其承受的的煎熬、折磨和痛苦可想而知。雪怡没有被命运击垮，他勇敢地面对现实，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孤独、无助、痛苦中，最大可能地寻求精神慰藉和快乐。他把能看到能找到的文字当作大餐，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认知和体悟；他用笔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诉说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他在这些阅读和自我诉说中寻找到了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方式：阅读与写作。从此，他便用这种阅读和写作消除身体上的孤独、寂寞和痛苦，寻求精神上的快乐和慰藉，同时，也创造精神上的财富。三十余年间，断断续续，他写出了20余万字的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三十余年写20余万字，对于搞文字写作的人来说，似乎数量太过微小。而对于一个一年四季靠爬着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写作又反复修改誊抄的人来说，那是何等的艰难，数字又是何等的庞大。而衡量精神财富的价值，应该不是以数量为标准，而应以创造财富的难度和财富生成的意义为尺度。不然，唐代边塞诗人王之涣何以仅用两首诗（一首还被诗学家怀疑）而光耀诗坛？

      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怡的身体一生虽然是凄然悲怆的，但他的精神一生却是辉煌灿烂的。我为我的好兄弟的肉体一生感到惋惜，但更为我好兄弟的精神一生感到骄傲和荣光。他不亏为“大山深处史铁生”，他为西吉成为“全国首个文学之乡”的创建和西吉文学精神创造的价值意义不可估量。

      雪怡走了已经三年了，我甚是怀念他。我用我这拙略的文字，祈愿他在天堂享受健康而快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