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宋元明清时期佛教

（一）宋朝佛教概况

北宋、南宋前后历时320年，是秦汉统一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宋太祖有鉴于周世宗限佛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安定，下令禁止毁佛，并普度行童8000余人，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

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敕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刻雕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大藏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国家建立译经院，并组成译经集团，开展由官方直接管理控制的译经活动。至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就有80人。截止到政和（1111—1118年）初，前后共有译家15人，所译佛教典籍284部758卷，其中密教占大部分。

宋太宗时，僧尼有了突发性的发展，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全国一次普度行童17万人。至宋真宗时，真宗亲著《崇释论》，设想奉佛“十力”，辅俗“五常”，以达到劝善禁恶目的。在全国设戒坛72所，广度僧尼。至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计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4万所，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

但此后，佛教发展日渐受到严格限制，僧尼人数开始下降，至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全国僧人仅有220660人，尼3430人。南渡以后，宋高宗采取“不使其大盛耳”的态度，以停止发放度牒，征收僧道“免丁钱”，限制寺院招收新人。

但到了宋孝宗，情况就有些变化。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召上竺寺若衲法师入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便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诵“保国护圣，国清万年”，佛教又受到朝廷的重视，对佛教的限制有所放开。总之，南宋各代帝王，出于同一的王权的需要，往往施行一代限制、一代放开的政策，使得佛教的发展趋向平稳。山西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四川峨眉山的普贤菩萨，特别是浙江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也都在宋王朝的直接崇奉下，愈益受到广大民众的尊仰。

（二）元朝佛教概况

1206年，原分布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1271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国号“大元”。1279年灭南宋，征服全国，建立元朝。

西藏归顺后，忽必烈支持萨迦派发展，并以八思巴以国师，统领释教，从而促进了喇嘛教在藏、蒙和北方汉民地区的传布。此后历朝都以喇嘛为国师。国师不仅是喇嘛教和西藏地方的领袖，而且也是全国佛教的首脑，因此，元朝是喇嘛教统治着全国佛教，喇嘛僧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

元朝虽以藏传佛教为国教，但对汉地佛教、儒教、道教，以及外来的回教、基督教等也不排弃，取包容态度。因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佛教，一般都为帝王所崇尚。元世祖忽必烈就带头崇尚佛教，如1261年建大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1285年又“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1285年，于西京普恩寺集全国僧侣4万众举行资戒会7天；1287年，命西藏僧侣在宫廷和万寿山、五台山等地举行佛事33会，等等。此后几代帝王，也都依世主的范例崇佛，营造大寺院和大规模赐田赐钞成为一种风气，令两宋以来逐渐有所衰退的佛教，又有了新气象。

元朝内地佛教以禅宗为主流。北方有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和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南方有云峰高妙、雪岩祖钦、高峰原妙、山峰明本、元叟行端等所传的临济宗。

元朝华严宗仍然主要传播于五台山。仲华文才为五台山佑国寺住持，弟子有五台山晋宁寺的大林了性等，有一定的影响。

天台宗在杭州、天台一带继续传播。活动于杭州的湛堂性澄，在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1年）应召入京校大藏经，其弟子玉岗蒙润住杭州下天竺寺，著有《天台四教仪集注》，是天台宗的普及性著作。性澄弟子绝宗善继住天台山，晚年专修净土。

（三）明朝佛教概况

明太祖朱元璋17岁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25岁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加入打着佛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行列。因他目睹了元代崇尚喇嘛教产生的许多流弊，加之他对佛教内幕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所了解，尤其他有参与白莲教起义的经历，所以，即位后即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整顿政策（着重是控制发展、强化管理）。因此，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理学专制思想统治。

朱元璋对佛教强化管理的目的，在于切断佛教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以至成为造反起义的手段。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颁诏，把寺院分为三类，即禅、讲、教等，要求寺院僧众必须分别专业。“禅”指禅宗；“讲”指华严、天台、法相诸宗；“教”是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举办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活动。并对僧侣的服饰颜色也作规定，不得混穿。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济经上加强对寺院的管制；同时又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

明成祖朱棣对佛教却有所偏护，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亲自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撰《神僧传》，树立僧人形象。他对西藏喇嘛教特别重视，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1424年），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等。但明成祖对内地的统治依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总之，明王朝的佛教政策，由前两代奠基，此后没有多大变化，但时有小波动。据《大明会典》统计，成化十七年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院多至639所；成化十二年度僧10万，成化二十二年又度僧20万，至此全国约有僧众50万。

从总体上看，明朝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但思想理论上少有创新。自元代强调教禅一致、禅净合一，鼓励禅僧念佛发愿往生净土，至明初，禅宗有楚石梵琦被誉为“本朝第一宗师”也提倡净土修持，著有《净土诗》：“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这也是宋元明禅僧的一般趋势。明清居土也多修念佛净土，连一些大文豪也在跟风，其影响直至民国。

明朝万历年间，佛教义学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云栖朱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等“四大高僧”：

(1)云栖朱宏（1535—1615），号莲池，俗姓沈，杭州人。他的思想，继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趣。他认为：“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关于三教（释、儒、道），他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他一生的著作有30多种，后人集为《云栖法汇》。

(2)紫柏真可（1543—1603），俗姓沈，江苏吴江人。他的思想与朱宏大师相同。他认为禅家只讲机缘，佛徒只知念佛求生净土，各是一种片面，唯有文字经教才是学佛的根底。说般若学者历来认为，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更不会契入实相般若。

(3)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习儒书，19岁出家，初从摄山栖霞寺法会学禅，再从明信学华严，后北游参学，听讲天台、法相。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赴今青岛崂山结庐安居。期间得到皇太后资助，多用于施救孤儿和建修寺院。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因私立寺院罪充军雷州，常在广州着罪服为民众说法。遇赦后，辗转于衡阳、九江、庐山、径州、杭州、苏州、常州等地，老终于曹溪。他的论疏有多种，后人集为《憨山老人梦游集》。

对于禅，德清大师认为：“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完全可以不拘是坐是行、是入是出。但他在教人上，仍然重视念佛净土法门。认为修念佛三昧，足以统摄三根，圆收顿渐，一生取办，无越此者。对于三教合一的主张，是要求对三者都有专门的探究，他说：“为学者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4)藕益智旭（1599—1655）俗姓钟，江苏吴县（今苏州）人。24岁从德清大师弟子雪岭出家。先阅律藏，后学法相、禅、华严、天台、净土诸宗。他认为：“若律、若教、若禅，无不从净土法门流出，无不还归净土法门”。他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融会诸宗，归极净土”。

智旭大师少事理学，进入佛门后仍崇尚理学，他提倡“以禅入儒，诱儒知禅”，著《周易禅解》、《四书藕益解》。他把“孝”作为二者调和的依据，说：“世出世法，皆以孝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他由儒佛调和进而达到三教一致，所谓“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

（四）清朝佛教概况

1644年，满洲贵族（北方金国）爱新觉罗氏攻取北京，替代

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室丧权辱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

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天神地祗的崇拜相当流行。但满洲对佛教也并不陌生，入关前曾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入关后，对内地佛教则采取利用与从严控管的政策；对喇嘛教则当作控制蒙藏上层、巩固中央统治的手段。《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严格执行出家条件，严厉制裁淫乱僧尼等等。但清代帝王对佛教表示好感的君主也不少。

例如清世祖顺治帝，在宠妃董氏死后，就曾考虑过弃位出家。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曾辑《御选语录》19卷。乾隆帝曾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文。他说翻译满文经藏的目的，不在于要人们懂得佛教的哲理，而是使他们“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这个态度代表了清代各帝的共同意向。

自明末政治腐败，士大夫多趋于背离道学而向佛的倾向。至明亡，抗清复明有识之士，大多归于佛教，如戒显、澹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以及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均出家为僧；未出家的，也借佛教义理阐发自己思想，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方以智、黄宗羲等。

清代内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而清初时禅宗比较活跃，其间临济宗分出天童系和盘山系，曹洞宗分出寿昌系和云门系，由此形成清代禅宗的基本格局。清初以后，禅宗的地位逐渐被净土宗所取代，这跟雍正帝提倡“禅净合一，念佛净土”有一定的关系。其后，乾隆帝便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在家学佛居士辈出。

在清代僧侣中宣扬净土最得力的有行策、省庵、瑞安、印光等大师。行策师著《起一心精进念佛七期规定》，是为近代“打念佛七”之始；印光师则是近代净土宗的主要代表。在家居士较为著名的有周梦颜、彭绍升、杨文会等，他们都是以净土为学佛之归趣。其中周梦颜著有《西归直指》、《欲海回狂》，提倡净土念佛，以求人生解脱；彭绍升撰有《行居集》、《二林居集》、《居士传》等念佛净土方面著作多种。

清初，据《大清会典》统计，全国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所；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所；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其后，大小寺院及僧尼均有所发展。至晚清，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日甚，加之战火破坏，佛教已经处于全国衰退阶段。

晚清，殖民主义的侵略正唤起民族的觉悟，一批先进文士依持佛教的义理，发出了“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的呐喊。龚时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极力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激发民众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与之相适应的居士教佛，对于佛典的搜集整理和义理的探究也有新的发展。刻印佛经蔚然成风，其时就有郑学川在苏州、常州、杭州等地开设刻经处；杨文会捐出私宅，在金陵创办“金陵刻经处”等。

杨文会不仅刻经流通，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在上海会晤来自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时，受其“印度摩诃菩提会”发起的复兴佛教运动启发影响，便着手在中国实施振兴佛教计划，包括编纂佛教教材、创办佛教学校、开办佛学研究会、搜集和刻印佛经等，影响巨大。随其学者，欧阳竟无居士创建“支那内学院”，发展佛教义学，以法相唯识影响着当时的思想界；太虚大师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居士创立“菩提觉社”，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主力军。

在清代王朝的扶植下，喇嘛教在全国，尤其在蒙、藏和北方地区有相当大的发展。清王朝扶植喇嘛教是出于“除逆抚顺，绥众兴教”的目的，支持藏地佛教是他们整个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