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刘元卿族侄、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刘孔当为刘元卿妻写的墓志铭中的几句话：“安人父曰静斋朝俭，生母曰方氏。”方氏“已举（生）安人，因名梦桂。”（见万历本《蜜湖刘氏族谱》）
比对两姓族谱，刘元卿妻子的信息得以完善：姓陈名梦桂，后封安人，人称“刘母陈氏安人”。陈安人之父，乌溪陈氏坊楼寨上村人，配周氏，另有侧室方氏。方氏者，安人之生母也。
刘元卿创办复礼书院后，有份总结报告，那就是《复礼书院记》。报告中，刘元卿列出了一份当年助建复礼书院的功臣名单（主要是捐资人员），其中有个被刘元卿称作“陈君朝俭”的，他就是刘元卿的岳父静斋公陈用。
古代的书生，长年苦读诗书，燃膏继晷，心力交瘁，身体往往孱弱多病。
刘元卿是大儒，是资深书生，所以他的一生，也是常常免不了要闹病的。
《刘征君年谱》对此记得比较详细：
嘉靖壬戌，先生十九岁，“时遘危病”。
万历己丑，先生四十六岁，朝廷征聘入朝为官，安福县令吴应明亲临其家，传旨劝起，先生“以病辞”。
万历癸巳，先生五十岁，朝廷再次征召赴任国子监博士，再次以病上疏请辞，未获准许。冬，赴任……
万历丙申春，先生五十三岁，“病居章南馆，门人赵士美、彭士晓、功卿朝夕侍”……
万历丁酉，先生五十四岁，“署提督四夷馆，以礼部主事考满，父得赠礼部主事，母彭氏赠安人，妻陈氏封安人。秋，告病归”。
万历己酉，先生六十六岁，七月十九日，因病卒于家。
我们来看：十九、四十六、五十、五十三、五十四，最后到六十六岁，感觉刘元卿这一生，是不是一直都在忙着病？
不过，有些病，比如四十六、五十、五十四岁的，话语中用“以病”或“告病”来表述的，估计都是“称病”，或者都是假病。
称病的动因有二：一是不愿赴任做官，二是不想继续做官。因为不管怎么样吧，总得找点理由。所以，刘元卿时不时地就“病”了。
但是，凭心而论，六十六岁那场病绝对是真病。因为这一年，他病着病着，人就没了。
五十三、十九岁两场病，应该也不是假病。
五十三岁患病，有时间、地点，就连照顾他的人，也都有姓有名。
其中说到的章南馆（1），大致是刘元卿在家乡创设的一处学馆。当时他从朝廷辞归一年，正收了大量的学徒。由于忙碌，即使病重，也一直住在章南馆中。早晚起居，则由三名学生照顾着。
十九岁患病，更是一场真病。
《年谱》有点轻描淡写，只说“遘（遇）危病”。但从别的地方得知，那年他患的可是一场特大的病。大到什么程度：“殆欲死”（ 病得差不多要死了）。
后来经过医师的诊察，探得的病因是“内心躁急” 和“牢骚愤激”，病症性质属于“怒病”，中医叫做“热中”。
患这场大病，家人非常着急，他们分头四处请医生。
最早请来的，应该也算名医，很会“对症下药”。他说：既然是怒病、热病、躁急之病，那么就“以寒凉剂骤攻之”吧。
这原理相当于通过大剂量服用冰激淋来治疗高烧不退的患者。
经过一番操弄，效果也很明显：刘元卿“神益肃然”，脸色苍白，一点气色都没有了——病情顿然加重。
于是急忙另行延医，于是请来了当时吉安禾川（今永新）两大祖传名医之一的蓝氏名医蓝春谷。
蓝名医一到，首先给家人吃定心丸。他斜眼看了看刘元卿，说：不要紧，病不是很重，只在身体表层。接着话锋一转，又说：吃冰激淋却是不行的，整不好，可能还会整出点事来。
接着照例望、闻、问、切，然后开药方，最后是吩咐刘元卿家人：抓药。
临别，蓝名医掐算了一会，告诉刘元卿：你这病，到七月会好。
到了七月，刘元卿病好了。
从此，刘元卿只要有病，就请蓝名医，服蓝名医的药，每次都见奇效。
不过，去蓝名医那里看病，有时也会碰到名医不在家的时候。但病势紧急，不可久等。怎么办？刘元卿略一皱眉，于是匆匆回到家里，从箱底翻出了蓝名医先前给开的药方，央人跑去抓药。
结果，病又好了。
还有的时候，病可能更重些，患者无法上门就诊。怎么办？刘元卿吩咐仆从取来纸笔，立马写了一张便条，详明病症，然后差人前往。蓝名医接过便条，对症抓药。然后信使把药带回。
结果，病也好了。
这蓝名医，在刘元卿家里，特别是在刘元卿心里，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华陀！
因为患病和治病，刘元卿和蓝名医两家，由最初的医患关系升成了世交。
万历癸未（1583）年，蓝名医去世了。八年后，他的儿子手持父亲行状，来到刘元卿家，求刘元卿为父亲撰写墓志。
刘元卿临状涕零，哀痛不已，伸纸，搦管，含悲，铭其墓曰：
我不能自生，赖君生之；君不能自铭，赖我以名。呜呼，生有涯，名无际。予之所以售君者，曷其有既？
换成白话，大致意思是说：我自己无法活命，你让我活了；你自己不写墓志，我替你写了。但是，我生命有涯，您英名无疆。我对你的报答，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呜呼哀哉！
声声情，字字泪，刘元卿哭诉着蓝名医让自己再生重造的大恩大德，久久不能自抑……
刘元卿的另外几场病，没法判断真假。那就是他多次辞官时反复称说的“病”。
记叙较详的一次，见于他五十岁时写的“辞官报告”——《辞疾疏》。
目的是“辞”，理由是“疾”。所以在这“疏”中，“疾”（也就是“病”）的症状和程度是需要大说特说的。即使不能说得神乎其神，至少也须说得明明白白。
而这，对于大文豪刘元卿来说，当然只是小菜一碟。
在那份报告中，刘元卿首先回忆了自己四十六岁时患的那场病。
当时，安福县令吴应明（1）来到他家传送圣旨，催他启程赴朝任国子监博士。
但刘元卿说，不行啊，我正病着呢。
什么病呢？刘元卿说是寒疟。就是那种乍寒乍热，不时发作的疟疾。全身冷热无常，多汗，而且是长时间频发不已。
这是一般症状。而刘元卿的疟疾却明显属于巅峰版。
他比一般患者更难受。他感觉整天被人戴上了脚镣、手铐（“酷若桎梏”）， 动弹不得，冷热难熬，而且延时数月不见消停。以致身体渐渐嬴弱，体质极差。请来医生诊视，都说是伤了元气，动了根本，“药物无补”， 回天无力（我就纳闷怎么不请蓝名医）。
按刘元卿的意思，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入山静养。而且这效果，还不见得很乐观，只是“庶望有瘳”——也许有希望治好一点。
所以呢，这是实在没办法的，皇上还是饶了我吧，我也只有这样的命了。
当时的吴县长，对刘元卿自诉的病状似乎还是信了，因为他转变了态度。回去以后，除了“如实”向上级汇报，他还亲自为刘元卿求情，他希望朝廷好好研究一下，酌情考虑刘元卿的“难处”：“见臣衰病，委难任职，转为申请”。（见刘元卿《辞疾疏》）
以上是回顾四十六岁那年的病。四年之后，五十岁了的刘元卿，病情又有怎样的“可喜”进展？
刘元卿说：比四年前严重了十倍：“今病势视前十倍。”
具体病症呢？原病依旧，然后是新增或强化了两大症状：两眸火热，全身怕风。眼睛像被灼烧，火辣辣的；身体触风就痛，整天坐卧帷帐中，稍微迎风，身上就像有无数的刀子在割着（“怯风如刃”）。
生不如死啊！
诉苦之后，刘元卿亮明了观点。所用的方法，依然还是文人的伎俩——对比。
他说：现在，而今，如果我勉强奉旨赴朝，人是肯定没救了，生命就像朝露，随时可能蒸发（“溘先朝露”）。如果这样，那浩荡的皇恩，点滴不得为报。
相反呢？如果容我入山调理，娱性邱壑，也许还能苟延残喘。如此这般，不死之日，补报皇恩之万一，也许还是有机会和时间的（“尚更有日”）。
所以，皇上大人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您是不是还是考虑考虑啊？
朝廷接到奏文，召集常委开会，终于给了刘元卿一个特别明确的答复：不允！
于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冬，“病”重的刘元卿应诏进京。
那一年，他五十岁。
出发前，刘元卿约了两三位文友同行。因为时令已近旧历新年，他们早有一个共同愿望：新年之际，相与前往湖北黄安，向他们共同的恩师耿定向拜年。
到黄安时，已是春节。大概是在耿老的安排下，刘元卿一行在黄安公署过了个新年。
过完年，师生别过，刘元卿优哉游哉，继续上路。孟夏四月，抵京到任。
接着，刘元卿的职务由国子监博士秒升礼部主事，全称是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
从江南安成西里，一路向北到京城，历时四月有余，原因何在？
路途、交通、天气？病、不病？抑或还有“不病”之“病”？
【注】
（1）关于吴应明出任安福县县令的时间，《刘元卿集》、《吉安府志》中体现出一定差异。本文采用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刘征君年谱》之记载。希望有热心之专家详加考察。
【注】（1）关于章南馆馆址及其发现过程，本人已有另文叙述。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