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七）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二章 从少年到青年

第三节 文学初步

一

　　进入初中阶段以后，除了搞批判，学校里的“学农”也变成了“学工”。学校附近有一座煤矿的矸石山，他们“学工”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到矸石山上捡煤砟子。捡煤砟子还真的捡来了效益，学校用卖煤砟子的钱买了高音喇叭和一副篮球架。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宣读大字报，学校也组建了篮球队。不过，篮球队员除了要个子高外，还得觉悟高、出身贫农。张炜当然是与之无缘的。

　　这个时期，张炜在学校里唯一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写作。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校长，一个酷爱文学的人。这位校长对词汇特别敏感，有时甚至能从一张张严厉的大字报中寻找到好的文句。有这样一位校长是张炜难得的幸运。

校长倡导并亲自创办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他的字写得好，还会画画，每一期《山花》他都亲自操刀，刻蜡版、画题图和插图。他号召全校师生为刊物写稿，也没有忘记鼓励张炜。在写作上，他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并特别注意到了张炜的出众才华。有一次，他把张炜的稿子刊登在了《山花》的重要位置，还当众进行了表扬。这些都让张炜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对他来说，最稀有、最珍贵的就是这种尊重和鼓励了。张炜说：“这在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他后来回想，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现在回想起来还心存感激：我们初中时的校长喜欢文学。他倡导办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并且制作漂亮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我们于是在他的鼓励下起劲地写稿。这种热气腾腾的文学生活幼稚而纯洁，一生难忘。有时想——现在想，那时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吧。反正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此开始的。”　　

他感谢这份简陋的油印刊物，感觉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有时候，他会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长时间地与这本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它的油墨香气，不止一次地把它贴到脸上。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那份《山花》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原貌了。

　　这个时候，他的阅读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张炜后来回忆：“我从很早起就接触到孔子和屈原，还有鲁迅。在中学时，在我们《山花》文学社，那时就开始传看鲁迅的书了，《野草》给读得烂熟。孔子和屈原也读过，但不系统，所受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才慢慢爱上他们。苏东坡也让我喜欢。《诗经》我当时能背许多。”他还记得当时读《野草》的情景：“初中看《野草》，非常震惊：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从此文学之路就有了门径。我当时朦胧感到，《野草》中跳动的，是一颗有别于所有人的心，无论多么美丽和忧伤的心，都比不上这颗心给我的触动更深。”中学时代，他还开始阅读托尔斯泰，读过《红楼梦》、“三言二拍”等一批白话小说，受到了多方面的文学滋养。

　　在学校里，最让人难忘的娱乐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学校、农村、工厂都办起了宣传队，就像村村出“诗人”一样，村村也有自己的“演员”。起初，灯影史家学校的宣传队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校长虽然擅长文字并爱好文学，可对表演是个外行，只会拉胡琴、化装。在他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上级分配来一个女教师，她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唱啊、跳啊，还不停地笑。她教同学们唱婉转的歌，手持马鞭教大家跳“奔驰在草原上”的舞蹈。她还能自创节目，先从海边渔民生活中取材作歌，然后又从全校挑选出具有表演潜质的少男少女，领着他们认真排练。他们搞出来的“渔鼓歌”和“拉网号子”在上级汇演中不断获奖，声名远播，有时还代表园艺场、乡镇和矿区到附近的部队去做拥军表演。“渔鼓歌”和“拉网号子”都是张炜所熟悉的，他听起来特别亲切。

　　张炜一开始也在学校宣传队员的备选名单中，但后来因为家庭原因落选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女教师和文艺的喜爱，虽然相对于舞台上的表演，他还是更喜欢到大海边去看真实的“拉大网”，听那震动海浪、响彻天空的“拉网号子”。这个女教师，这段有点戏剧性的经历，成了他初中生活中除了《山花》之外的另一段美妙记忆。这个女教师也与他小学时代的“长辫子老师”一起，叠印在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张炜后来说：“我们的中学生活并不有趣，可是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奔驰在草原上！”

二

　　初中阶段，张炜因为热爱文学，还有一段曲折的寻找文学“老师”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们听说，干任何事情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好老师，没有师承关系是不行的。

　　有一年，他和同学听说南部山区的一个洞里住着一个很大的作家，于是就趁着假期一起去找他。他们两人骑了自行车，好不容易才赶到那里。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老师”并不住在洞里，而是那个村庄的名字中有个“洞”字。“老师”在一个粉丝房里工作。他们见面之后来到他的家里，他让他们看了他的一沓手稿和一本剪报——一些通讯报道。“老师”告诉他们，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因为老婆不孝顺爹娘，被他赶跑了。张炜回忆：“他与我们交谈中，主要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要孝顺，将来找个女人也要孝顺；二是写作要多用方言土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次访师的经历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兴奋，后来他们又想去做第二次拜访，可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老师”因为脑中风突发去世了。这让他们泪流满面，无比悲伤。

　　此后不久，他们又拜访了邻村一位代课老师，也是一位作家。这个“老师”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因为父亲是“村头”，十分傲慢，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人，而且见面之后就问他们的家庭出身、年龄、所在学校之类，一听他们吞吞吐吐，就把他们训斥出来了。

半年之后又听说从城里来了一位真正的作家，是来为本地一个先进人物写文章的，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他们赶到那位作家的住处，小心翼翼地敲开了他的门，并表达了拜师的愿望。张炜回忆：“交谈中，他主要谈了文章中要多多描写景物，并且一定要与人物的心情配合起来，并举例说：文章中的人如果烦恼，就可以描写天上乌云翻滚；反之则是万里无云。” 这让他们十分受益。遗憾的是，这位作家回城之后，他们再去拜访就难以见到了，这让他们大惑不解。后来有人告诉他们，以作家那样的身份，怎么能收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做学生呢？张炜说：“我觉得头皮有一种悚悚的感觉，什么话也没说，扯扯伙伴的手就出来了。”“就这样，直到我初中毕业，不得不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走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师傅。” 

这期间，他还独自一人到龙口南部山区拜见过一位老琴师，跟他学琴。那个时候，张炜已经能够演奏扬琴、手风琴，虽然技艺不是很高。后来又迷上了京胡。他听说南山里有一位老人，旧社会在大城市里当过琴师，还给名角马连良伴奏过几次，就一路打听，前往拜师学艺了。他在山里一个小矮房子里见到了那位老人，老人已经很老了，满面灰尘，只是那一双手大极了，指关节也比常人大一倍。他从换弦开始教起，又教给张炜压弦、揉弦、颤动手指等。张炜开始觉得他教得很平常，但回来以后就发现自己的琴艺长进了。不过，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师傅，后来听说他在一个冬天里吊死了。 张炜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篇短篇小说《造琴学琴》，讲的是一个少年跟一个会造琴的人造琴学琴的故事，可能就有一点这段经历的影子。他们当时造的是二胡。张炜喜欢拉京胡，而且水平不低，大概就是从小练习的结果。

　　后来，他那个一同到南山拜师的初中同学，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可对文学的热爱之心从未改变。等到很久以后，张炜再与他相见时，他已经因两次中风卧在了炕上。但他依然没有忘记当年的情景，他用力地握住张炜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咱老师……咱老师，和我的病一样，他走得更早……” 文学的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我们不仅能从张炜的身上看到，也可以从这个“书痴”同学的身上看到。

 三

　　初中毕业之后，张炜本应继续上高中，但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了这个机会。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初中阶段，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却没有资格升学；会六七种乐器，却没有哪个文艺团体敢招收他。” 这是时代的悲哀。

　　好在校长真心喜欢这个有写作才华的学生，希望他能继续上学。他积极去为张炜争取，可是上面管教育的领导坚决不同意，说这样人家的孩子上个初中就不错了，上高中门都没有。不能继续上学，就得失学在家，或者去参加劳动。可是张炜多么愿意待在这个校园里啊，尽管在这里也受到歧视，但总比社会上那些冷眼和戕害要好很多。他为此备受煎熬。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在无数的坏消息中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留在校办工厂——一个小橡胶厂里做工了。虽然那只是学校响应“勤工俭学”号召建立起来的一个小作坊，根本算不上“工厂”，但他因此就可以不用离开这所学校了，这是多大的幸运与幸福。后来他才知道，那也是校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他争取到的。校长为了把他留下，甚至动用了一位“老贫管”来为他说情——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老贫管”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张炜说：“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 

张炜对校长充满了感激之情。也许是因为已经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的缘故，他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张炜后来回忆：“这是我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因为工厂里实行‘三八’工作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我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我们写出的文辞并不一定符合当年的风尚和要求。这全是私下阅读的结果：我们只要找到有趣的书就快速交换，这当中有翻译小说，有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书中有五花八门的造句方式，它们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

　　这的确是张炜“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它不仅改变了张炜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阅读范围，使他接触到了古今中外一些文学名著。这类作品虽然是极其有限的，但毕竟超出了外祖母那个“书箱”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他幸运地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文学师长和知音，他们可以在私下里探讨与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稍稍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可以真正地接近文学。

　　在这个小工厂里，张炜还接触到了一些与海边丛林和学校里的老师不太相同的人。在他的工友中，有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还有一位以前在东北的兵工厂工作过的年纪较大的人。这个老工友见多识广，十分健谈，给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深山老林、兵匪、私通、贩毒、酗酒、打劫、抢寡妇，等等。别的工友都指责他乱讲，张炜却听得津津有味。张炜说：“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主要的精神毒害，就来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他毒害了我，反而让我感激和怀念。我再也没有遇到像他一样广闻博记、多趣和生动的人了。”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那个“拐子四哥”，或许就有一点这个老工友的影子。

　　那对恋爱中的男女，也给张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看起来关系紧张，平时不太说话，要说也大半是相互顶撞，背后还相互“诽谤”，但有时又会做出一些捏对方大脚趾一类的亲昵动作。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张炜说：“这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所谓恋爱就是相互顶撞、捏大脚趾、背后里诽谤对方。”张炜对人的情感的幽微复杂，观察得是多么细致，体会得也极其独到。或许，这就是一双“准作家”的眼睛。

　　后来，张炜离开了这个小工厂。他离开之后，小工厂发生了爆炸，结果是两死一伤。小工厂也从此停掉了。这是人生的偶然还是必然呢？

四

在那段失学就工的时间里，张炜与几个和他一样没能上高中但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继续着文学之梦。这段时间，他们主要是写诗。同时，他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初稿。张炜回忆：“我们当中的三个没有接着上高中，就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劲头，凑在一起更起劲地搞起了‘文学’。主要是写诗。我们模仿了被禁读的诗，包括徐志摩哼哼呀呀的爱情诗等。”“我的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就是没有上高中的这一年写的，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后来这篇小说收在我的短篇小说集《他的琴》中。”　　

由此看来，短篇小说《木头车》写于1972年，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那一年，张炜十七岁。张炜后来确认的《木头车》完稿时间是1973年6月，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修改此文的时间。那时，张炜已经进入高中学习。1973年，也被认为是张炜文学创作的时间起点。

张炜后来曾经回忆他写《木头车》前后的情形：“这之前已经写了好多篇散文和诗歌，但一直没有动手写小说。因为在我们眼里小说不是轻易就可以写的。我们当时看到印刷出来的书籍，惊叹不已，甚至对它分成的整齐的自然段落都觉得神秘。我们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不能分理出来。记得一些试图学习写作的高中同学在一起，围绕一本书议论横生。但这个段落为什么要这样分？为什么要那样分？为什么要分？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的回答。特别是小说中的对话，有的要连写，有的一句写一行，有的在句子前后有‘他说’的标记，有的干脆就没有，只把一句话加上引号。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很奇怪。而散文和诗歌在我们看来就简单得多。散文和我们学习的作文很接近；而诗可以从掌握韵脚开始。”　　

他也记得写这篇小说的经过：因为当时对小说写作有一种神秘感，就特别想写一篇试试。写什么呢？他记起了小时候在林场的一个饲养场玩，看到一个猪栏的出口处挡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木头车轮，车轮上还留有一些黑钉帽，看上去像贴了膏药似的。他就围绕这个木头车轮编出了一个故事，想象在胶轮大车已经普及了的当时，一辆木头车在林场大路上行驶的情景。它的名字就叫《木头车》。

　　20世纪70年代，张炜在海边写作的老屋

　　这是张炜保存下来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讲的是园艺场老阮家的儿子小春从学校毕业之后回到园艺场工作的故事，表达的是当时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主题。时过境迁，内容已少有可取之处，但它表现出的青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么，在园艺场已经用上胶轮大车的时代，小春依然对“木头车”情有独钟；他本来是回园艺场当老师，却宁愿去参加生产劳动，这种思想上不跟风趋时的“保守”姿态，是否也预示了张炜将来的文学立场呢？

　　这就涉及了人的精神、道德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张炜始终是有自己的坚守的。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必然会被时代遗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古往今来，人类之所以能够绵延不尽、代代相承，必有其基本的精神操守和道德规范作为支撑。这大概就是被人们称作“底线”的东西。时代不断变革，社会不断转型，有些时候会对“底线”造成强烈冲击。这个时候，那些维护“底线”的人也就常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了。可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一个作家，难道不应该坚守并维护这条“底线”吗？

　　张炜回忆，当年的龙口林场里面曾经住过一个排的士兵，他曾看到那些战士不停地为西岚子村做好事，比如给老太太担水等。有一天小村边的一个麦草垛着火了，本来是一点小火情，那一个排的战士还是急急地赶来了。一个战士还拉不住地硬往火里撞，要用身体扑火，结果留下了不轻的烧伤。张炜认为，这样极端的表现虽然不值得提倡，但人人都以做好事为荣的想法却是不应被嘲笑和指责的。今天的社会风气一变再变，不停地做好事、体恤弱小、帮助别人的人，竟变成了一个不被理解和容忍的人，甚至被视为“精神病”，这样极端的利己、无义和冷漠就是正常的吗？如果社会没有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还会有幸福可言吗？

　　由此看来，张炜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保守”姿态，实际上是一种可贵的“底线”思维。这种姿态和思维，在他的中学时代就开始萌芽了。

五

　　1973年春天，是个令人难忘的季节。就在这个春天，张炜获得了进入高中读书的机会。

　　这年4月，他离开自己从1964年开始待了将近九年的灯影史家学校，进入黄县乡城高中（黄县十三中）就读。他在那里断断续续度过了自己的高中生活，直到1976年毕业。说是断断续续，是因为那时还处在“十年浩劫”时期，学校并不能坚持正常教学。这期间，张炜还因家庭和环境所迫，被送往栖霞叔父那里生活。因为难以适应叔父那里的环境，他还有过一段独自游荡的日子，这成为他高中生活的一个插曲。

关于他的高中在校生活，我们所知甚少，张炜自己也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他在高中做过学校宣传队的队长，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做过的最大的干部。张炜说：“那时的宣传队很大，也很重要，学校的领导经常莅临指导。宣传队活动时，我们可以不上课。我们经常到校外去演出，这些经历是难忘的。”张炜能够进入校宣传队，与他日渐表现出来的写作才能和文艺才能可能不无关系，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稍稍松弛不无关系。张炜回忆：“1973年我终于上了高中，继续写作，不知深浅，戏剧、诗、小说、曲艺，简直什么都敢写。”　　

后来，他还在回答一份杂志提问时谈到了自己高中阶段的阅读经历：“当年读过的真正优秀的作品，使我久久难忘的，有鲁迅的《野草》《故事新编》，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一本写森林生活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书皮撕掉了，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名字）。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他的短篇小说集，不知看了多少遍。中国的，有《西游记》《红楼梦》，还有几本武侠神怪小说，比如《封神演义》，再比如《响马传》。这些算不得什么好书，今天的年轻读者不看也罢。几本散文集也让我久久难忘。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才喜欢上的。原来只是特别喜欢高尔基，后来范围才渐渐扩大到其他的苏俄作家。美国有一位作家叫萨洛扬，他的一本小说集《我叫阿剌木》，让我入迷。他夸张的笔法，平凡而怪异的故事，都令我耳目一新。在高中读书时，我有一段时间写东西很想模仿他。”

　　这时，他还读到了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这部作品让他深深感动，因为作家通过小说里写到的一条狗，“写出了那么多的热爱，那么多的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个人的愤怒、柔善的情怀、神秘的旷野……这里面有杰克·伦敦扑扑跳跃的心脏，这让读者清晰地听到了。他和那条狗的关系，不是与某个动物的关系，而完全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这里面有无限的意蕴。”

　　看看张炜这一时期的文学年表，的确是比较丰富的，甚至有点让人吃惊：1973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木头车》。1974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槐花饼》、中篇小说《狮子崖》。1975年3月，完成短篇小说《小河日夜唱》；8月，完成短篇小说《花生》；9月，完成短篇小说《夜歌》；冬，完成短篇小说《他的琴》。1975年，发表长诗《访司号员》。1976年上半年，完成短篇小说《钻玉米地》。

　　这仅仅是张炜高中阶段保留下来的部分作品，竟也有十多万字。据说，在1980年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发表之前，他共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文稿。后来他走上文坛，担心自己会不断修改一些旧作以求发表，因之而失去了创作的激情和动力，就从旧作中挑选了很少一部分保存下来，而将大部分草稿毅然决然地烧掉了。今天看来，这对于张炜研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对于张炜之所以成为张炜，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当年这场“壮士断腕”式的决绝一烧，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张炜文学的创造力，还可能影响他的精神质地。一个作家，只有精神质地不改变，才能保证作品的品质不改变。

六

　　1974年，同样是张炜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张炜完成了儿童中篇小说《狮子崖》初稿。但这部小说直到四十二年后的2016年才被重新发现，成为一段小小的传奇。张炜写道：

　　2016年春节前，作家洪浩与我一起去看望老作家曲克勇先生。八十岁高龄的老作家回忆了我们四十多年前的交往，问我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写海边育贝场的小说。我依稀想起，说大概被我烧掉了。老作家说：“没有，这部书是我推荐给出版社的，退稿就在我那儿，也许还能找到。”

　　老作家翻遍了积存的书籍文稿，而后联系爱好文学的侄子：竟然保存在他那里！我和洪浩于是当天就得到了一份泛黄的手稿。

　　面对这些纸页，当年的一幕幕又变得簇新：我1974年写了一个海边少年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1976年听从曲先生的建议，重写时加上了少年科研的内容。整个育贝场的事都是曲先生下基层体验生活所得，他慷慨地让我写出来。

　　这部小说未能出版。第一稿的致命伤是“火药味不浓”，第二稿是“科研内容不充实”。

　　海栖和洪浩建议将其修订出版。修订是必须的，但我深知：去掉了原稿中的那些“火药味”，也就失去了认识价值，甚至还要损伤一些艺术价值。

　　……

我尽量保留了原有风貌。作者的稚嫩，时代的荒谬，生机勃勃与贫瘠简陋，一切都在这些文字中了……合上书页，我自己也不由得慨然一叹：“啊，昨天！”　　

2016年5月，《狮子崖》在《天涯》第3期初次面世；2017年1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今天，让我们从内容和艺术上来分析这部儿童中篇小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它毕竟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准作家”之手。它具备的更多的还是文本价值，它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张炜的文学跋涉之路的一个标记。

　　当然，如果抛开《狮子崖》中那些共同的时代话语，如“阶级敌人”“革命同志”“忆苦会”“改造”“斗争”等，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张炜与同时代作家和那个时代文学风气的不同之处，他所描述的少年林林的成长历程，以及这个少年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友善关系，特别是其中洋溢着的诗情画意与浪漫气息，都是令人神往的。

　　张炜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学才华，虽然不能过于高估，却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于是，我们也不能不像张炜那样慨然一叹：“啊，昨天！”

七

　　其实不只是1973年、1974年，其后的每一年都是张炜文学写作的重要年份，因为他一旦踏上文学的长途，就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激情，停下自己的脚步了。

　　1975年，张炜发表了他平生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一首题为《访司号员》的叙事长诗，写一个复员的老红军在海边上吹号的故事。可惜的是，这首诗“最初收在一个红皮集子中，欣喜传看中弄丢了”。它对张炜文学创作的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过，此作就其内容来讲也具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点，无甚可取之处。

　　张炜后来回忆：“海边上要开垦荒地，要兴师动众，所以也就有了一个在工地上吹号的人——他把垦荒多多少少当成了打仗。”这当然是一首赞歌，因为当时张炜不仅觉得好玩，也很迷恋老红军的那把大铜号。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斗”，还不知道这场“战斗”将带来的恶果。张炜后来回忆：“开垦的结果是大片丛林不见了，我过去的莽野不见了——后来就是沙漠化，干旱，是惨不忍睹的环境。”“大约就是从那一场开垦开始，我的那个真实的世界被破坏了。现在它已经不成样子，树木稀少，尘土飞扬，人比树多得多。还有，大多数楼房也比树高得多。海也变浑了。我们现代都市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张炜曾说，他记忆中的那片海边丛林是从1975年开始大面积消失的，大概就是从这次规模浩大的开垦“战斗”开始的。

　　后来，张炜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创作了短篇小说《唯一的红军》，这显然就是这首叙事长诗的延续之作。小说中写到：当年，这个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红军号召人们修一条通向海滩的道路，以解决应急和生产问题，因为此前那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结果在道路修好后不久，上级关于荒原大开发的命令也下发了。“一声令下，人群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拉着帐篷，浩浩荡荡开往海滩。接着是放火烧荒，有了浓烈的烟味。只要北风刮起，烟味就更重。深夜，登上屋顶，就可以望见北方那一片红色的大火。火焰燎着星星，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有人说那是星星被燎疼了，星星在吱吱尖叫。”据说老红军看到这种情况，跟上面一个大人物吵了起来，怒拍膝盖，痛恨自己没有武器——如果有武器，他非把那个人干掉不可。因为他倡议修建这条通向原野和大海的路，不是让人来糟蹋草原和树林的。可是接着又传来了“正面”的消息，说老红军是支持荒原开发的，他跟那个上级领导吵，是嫌他没有派更多的人到荒滩上来。于是，垦荒队加力再干，把视野之内的所有茅草和树木全部干掉了。他们还把无数的草根和树棵用铁耙子拉出来，汇到一起，晒得焦干之后将之烧成了灰烬。但是，就在人们欢庆“垦荒”胜利的时候，传来了老红军死去的噩耗。随后，一个身穿黄色大衣的领导，主持召开了荒原大会，号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着老红军指引的道路，把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二十年后，当年参加荒原开发的小说人物“我”，怀着无比悲凉的心情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路，去寻找心中唯一的红军、寻找他遗落在这片荒原上的声音。“举目四望，苍苍茫茫。由于失去了茅草和树林，失去了一片绿洲，多年的北风掀起的黄沙彻底毁掉了良田，那一个个沙丘像巨大的坟墓一样，罗列在视野内。这里埋葬着老红军的愿望吗？埋葬着老红军的真正意图吗？”“我”大声询问，得不到任何回答。张炜的反思，是痛彻心扉的。

　　张炜在《你在高原》中也写过一个老红军，一个战争年代重大冤案“六人团”的幸存者，胜利后曾当过园艺场的场长。但因为当年“六人团”冤案的制造者依然身居高位，他在重压之下不能揭出事件的真相，眼睁睁地看着冤魂不得昭雪、“魔鬼”却趾高气扬。他没有像那个“唯一的红军”一样死去，可是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红军”，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人们争取新生活的英雄的代名词，也是备受我们尊重和推崇的。如果他们的意愿也会被强权肆意篡改，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强权蛮横遮盖，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从《访司号员》到《唯一的红军》，再到《你在高原》，我们可以看到张炜的情感与心路历程。

八

　　张炜历来是重视诗歌创作的，他最早写的文学作品是诗，最早发表的作品也是诗。张炜说过：“当年我还没有写出一行其他的文字，可是已经在读诗和写诗了，并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的未来：一个诗人，写出了美妙或动人的句子，在一整页或更多页上排列出美妙的短句。”他对诗的评价与推崇可谓达到了极致。

　　他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刊的《诗刊》，虽然只是一份小三十二开、骑马钉的刊物，但在他眼里简直是“芬芳四溢”，如果有人在上面发表了一组诗，不知会有多少人传看。张炜说：“后来就往这个目标上奋斗，写了很多。那时候只是盲目地写给这本刊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小小的信笺上短短几行字，盖了红色印章——上面说下一期就会采用我的组诗。是组诗啊，让人高兴得睡不着觉。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发表组诗，这真的是太难了。”“接下去是又兴奋又煎熬的。不知等了多久，大概有二十天不到，又来了一个通知，上面说了什么我至今还能记得清楚，‘形势发展很快……’就是这个原因，我的组诗不能发表了。这个‘形势’当然是政治局势，因为当年的写作者是不可能脱离社会性的。那种打击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张炜说，从那时起，他的诗就愈来愈差、愈来愈少了，但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燃起的热望，一直都是滚烫的。

　　张炜认为，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他觉得，“这可能是被另一种文体干扰或过分吸引的结果。从事别的文体，当劳动叠加到了一定数量以后，二者会渗透和嫁接，在内部发生变异——这一变异就不得了，诗里面有了散文和小说的因素，处理好了是一个优点，处理不好只能让作者痛苦，再也走不出语言的魔障。”但他同时认为，“诗实在有恩于我，它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创作，而不是减弱了我的创作。它甚至是我构思、架构叙事作品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抓住了诗——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也就抓住了文学的全部。”在张炜的小说、散文甚至文论中，那种浓烈的诗情的确是可触可感的。

　　在漓江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五十卷本《张炜文集》中，近两卷是他从1986年到2018年间写下的诗歌，有一百五十余首，其中包括长诗《归旅记》。这些诗篇，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故地抒写，如《大李子树》《椿树》《跳跃的杨树》《龙口三港》《东去的居所》《半岛札记》《松林》《半岛草木篇》等；二是异域书写，如《人·黑夜——在纽约》《费加罗咖啡馆》《瓦尔登湖》《康科德一日》《里尔里尔——记第一次世界公民大会》《风车——荷兰小记》《东欧诗记》等。还有其他一些有感而发或富有哲思的诗章。这些诗篇大多将诗情寄寓在对具体的人、事或物的叙写之中，有的可与他的散文、小说对读。

实际上，张炜的诗歌创作远不止这些，他不仅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还在小说作品中经常插入诗歌或诗句。有些作品中的大量抒情文字，其实也是诗或散文诗，如《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那些的抒情篇章，《你在高原》之三《海客谈瀛洲》中的《致海神书》，等等。他认为诗是文学的核心，是所有文学表达的最终旨归。他说：“如果不是一个以诗性为核心的小说，在当今就不会是真正的现代小说，严格地讲也不会是一个纯度很高的文学作品。”　　

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如《你在高原》中的宁伽，除了向往地质工作以外，最渴望的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并且经常吟诵诗章、涂涂抹抹。宁伽的外祖父曲予、他在地质研究所的导师朱亚，也都爱诗。张炜喜爱和赞颂的那些小说人物，骨子里都有一点诗人气质。他说：“这一方面是我向往的气质，是个人内心的浪漫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懂诗不爱诗，他就不足以让我深深地喜爱，这个人也不够更高的品级。……当然，他可以不做诗人的工作，甚至可以一句诗都不写，但应该是一个与诗性深刻相通的生命。”

　　张炜文学作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应该很好地把握。它的根脉，在他的文学起步阶段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

九

　　这一时期，张炜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交往活动。

　　1975年春天，他在龙口结识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王润滋。他对王润滋十分钦佩和羡慕，并受到了王润滋在文学上的激励和鼓舞。后来，他一直将王润滋当作文学上的兄长来尊重和对待。

　　张炜回忆：“1975年春天，我与王润滋在小城龙口结识。他当年三十岁左右，血气方刚，文名远扬。我当时在高中读书，酷爱文学，尝试不断。我从没见过脸色像他一样红的人，记得他那天刚刚理过发，神采奕奕。总之在那个春天里，他作为一个清新的形象被我长久记住了。”

　　后来他们再次相见时，他还看到了王润滋刚刚出版的一部著作，那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从王润滋的创作经历看，那本“大书”应该是1976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使命》，一部典型的“文革”作品。张炜后来回忆：“不必讳言，这些作品的政治视野和文化视野都不够开阔，甚至有认知上的陷阱，有幼稚和盲从。我当时唯有钦佩和羡慕，将他刚刚出版、透着墨香的大书抚摸再三。”依据这部作品的出版时间，他们这次见面应该是在1976年4月之后。

　　这个时候，大概因为张炜喜欢写作并且发表过一首长诗《访司号员》，他的文名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扬开来，引起了一些文友的关注。1976年，在乳山县文化馆（时名“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工作的文学青年矫健，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张炜的一部长篇草稿，竟急匆匆地从遥远的乳山到龙口找他来了。两个文学青年相见，分外激动，用张炜的话说是“浑身炽热”。

　　张炜后来回忆：“我们第一次长谈是在县委招待所的一扇大铁门后面，当时我们都不足二十岁。我们相视而笑，紧紧地握着手……这天我们谈论了很多很多，过去的生活，未来的向往，坎坷的经历。我渐渐明白我们有着很大的性格上的差距，然而我们挚爱文学的程度却是一样的。”

　　后来，他们常常通信，有时也相聚，彻夜长谈。1978年张炜考入烟台师专中文系时，矫健已经转到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一次张炜去地区文化馆找他，见他正一手插在蓬乱的头发里，口中念念有词地背地理书，准备考烟师。第二年矫健也考上了，他们成了前后级同学。矫健也参与了校园文学刊物《贝壳》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人都在山东文坛崭露头角。

张炜觉得，矫健作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性格上，他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养兔子，要养百只；做赤脚医生，发誓两年要攻克癌症！那么写作呢？……他头脑中时常涌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念头，不止一次悄声对我说着，像传达一个隐秘：‘我是个天才呢！我不久的将来会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些念头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但愿它始终会像星月一样悬在空中，辉映着他攀登的道路！”　　

可是后来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矫健弃文经商，告别文坛，从小打小闹到搞股票、开发房地产，慢慢将“文学大师”的念想变成了“亿万富翁”的企盼。后来，他又在经历多年商海沉浮之后回归文坛，写出了一些“商战”作品。据说，张炜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的主人公淳于阳立，就有一点矫健的影子。当然，若将现实中的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是十分无趣的。

　　实际上，《能不忆蜀葵》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中国经济剧烈转型时期，面对市场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惘、生存困惑和艰难选择。淳于阳立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有着张扬的个性和不羁的才华，但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浪潮滚滚而来的时代，他在金钱与性的诱惑之下变成了一个“饿痨”和“色痨”，艺术、爱情、道德、理想都被他弃于一边。他汇入了时代的狂欢，唯独丢失了自己，最后只能带着他那幅寄寓着艺术理想的画作《蜀葵》，逃离了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作为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艺术家、他的好友桤明，始终艺术初衷不改，坚守自己的梦想，或许这个人物才代表了张炜所追求的那种不灭的人文精神。

　　张炜认为，面对现实，作为个体、个人，他们的普遍合作与强烈拒斥是形成某种历史的前提。历史是由人塑造的，像淳于阳立那样汇入“历史的潮流”，必然会有荒诞的人生。而只有像桤明那样站在潮流一边或者逆流而上，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坚守。张炜说：“没有什么‘历史的潮流’是经得住推敲的，因为潮流总归是在较低的认知层面上得到的一种折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结局。具体到一个历史时期，越是有更多的人逆潮流而动，这个时期的‘历史潮流’就越会涌动更高更猛的浪头，使整个的历史平面得到抬升。所以，我们总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希望听到他们未被喧嚣淹没的声音。”那个时候，张炜不仅用《能不忆蜀葵》这样的小说作品，还用散文随笔等形式描画了一些人放弃文学、步入市场大潮的脚步与面影，也对一些人利用文学或文学刊物、文学阵地等进行商业运作、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实际上，从第一部短篇小说《木头车》中的小春开始，张炜就特别青睐那些“逆流而上”的人。这应该也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关。从出生到长大，不论是他的家庭还是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在滚滚而来、不断变换的任何一个潮流中成为弄潮儿、获益者，这种逆行对于张炜面对各种潮流都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无疑是有极大助益的。的确，一个人的一切表现都可以从童年那里找到源头。

十

　　如果我们以1978年9月张炜考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为界，他在1976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之前，这一个阶段保留至今的作品还有：1976年下半年，完成短篇小说《槐岗》《叶春》《锈刀》《铺老》《开滩》《石榴》《造琴学琴》。1977年4月，完成短篇小说《玉米》；5月，完成短篇小说《蝉唱》；12月，完成短篇小说《战争童年》。1977年，还完成短篇小说《公羊大角弯弯》《在路上》《下雨下雪》。1978年8月，完成短篇小说《田根本》。

　　除中篇小说《狮子崖》比较特殊之外，张炜自1973年以来创作的这些短篇小说，后来绝大多数都经过修改在报刊上发表过。1990年9月，他又将这些作品连同197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人的价值》，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悲歌》《告别》《初春的海》《自语》《春生妈妈》《善良》《七月》，合编为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至于矫健曾经看过的那部长篇小说文稿，我们尚不得其详。

　　关于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的出版，当时的明天出版社总编辑刘海栖曾有详细记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和张炜都还年轻，都三十岁出头的年纪，那时张炜已经写出了《古船》和《九月寓言》（长篇小说《九月寓言》1992年1月创作完成，5月发表于《收获》第3期，刘海栖记述有误——引者注），一时轰动，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我则在明天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多次约张炜为我们的刊物写稿子。有次聊天，说起他的创作，他告诉我，在他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之前，就已经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塞在床底下。我心想这很了得嘛！他说，他决定把这些稿子都烧掉！我吃了一惊，便问他这是干吗？张炜说，守着这些作品会叫人变懒，叫他只往后看，不往前看，谁来找他约稿，他在这些旧稿子里翻翻，就给人一篇，这样不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后来他又来找我，说都烧了都烧了，当了冬天点炉子的引火纸，可用了些日子。叫当时看到实况的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教授直呼可惜。他又拿出一沓稿子，说烧虽烧了，也没彻底烧，还是从里面挑了些好的留下做个纪念。这二十多万字的稿子就由我出了书，便是《他的琴》，我意识到这些书稿对他的意义，还给他做了精装——这部书最近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后话。”

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的出版，不仅具有保存张炜早期作品之功，也可以让我们集中、方便地看到张炜早期作品的面貌。那么，有些书稿当时烧掉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呢？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并完全同意刘海栖的观点：“也许那些书稿没有被当作引火纸烧掉，张炜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炜了。

由张炜的“焚稿”，我们也记起了文学史上那些类似的故事。俄国作家果戈理二十岁那年，出版了处女作叙事诗《汉斯·古谢加顿》，但作品不仅没受到欢迎，还招来了不少批评和嘲讽。果戈理痛定思痛，便从书商那里收回了全部存书，付之一炬。他还曾把长篇小说《执政》和喜剧《三级符拉基米尔勋章》的稿子烧掉。《死魂灵》第二卷，他至少烧过三次，其中一次就在他死前两个星期。果戈理说：“我之所以烧掉《死魂灵》第二卷，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死岂能复生’，……当火焰刚刚吞噬了我写的书的最后几页，它的内容便突然以净化和光明的形式重现出来，就像从篝火中飞出的不死鸟，于是我猛地看到，我先前认为已很完整与和谐的东西是多么的杂乱无章啊！”法国诗人贝朗瑞也在自传中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勇敢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启发一个作家了。”

　　张炜当年焚稿时，也许知道、也许并没有听说过果戈理和贝朗瑞的故事，但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之严都是相同的。那种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付之一炬的勇气，很令人敬佩。这些，也都是足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佳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并且有投身烈火、浴火重生的勇气。

　　张炜短篇小说集《他的琴》中的作品，大多是发生在林子里和海边的故事，有些是他亲身经历的虚拟和演绎，有些是他听来的神秘传说，即那些成人世界里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稚嫩、简单，但多少都有一些浪漫气息和诱人色彩，有些诗意。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诗意和美，是张炜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时的明确追求。纵看他的文学发展轨迹，这也是一条贯串始终的主线。

　　另外，这个集子里的一些作品中，开始出现了他后来反复吟咏的“芦青河”。这条河最早出现在他1974年6月写下的《槐花饼》中，其后又在《花生》《夜歌》《造琴学琴》《下雨下雪》《悲歌》中出现。这条河从林中穿过，一直通向大海。后来，随着它名气越来越大，渐渐成了张炜故地书写的一个象征，成了一个作家对一方土地最为精彩的命名。

　　有些篇章，如《他的琴》《石榴》等写到的家族故事，《自语》《悲歌》《公羊大角弯弯》等写到的世事不平、人间冷暖，也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而《钻玉米地》中写到的玉米地里发生的神奇故事，则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色彩。这些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有着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的社会内涵，让人深思。

　　陈思和在研究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一个“潜在写作”的概念。所谓的“潜在写作”，就作品而言，是当时没有发表，但在若干年后又发表了的；就作家而言，是创作的时候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坚持创作的。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革’的疯狂性稍稍受到遏制，但荒诞性则如桃偶登场，层出不穷，导致了一批中学毕业的知青在生活实践的磨难中早熟，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等书中提供了这批后来构成潜在写作主力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许多可贵的材料。老作家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在各种困难的环境里秘密写作，穆旦的诗歌、丰子恺的散文、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等等，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在潜在写作里慢慢地聚拢起来，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最高艺术境界。70年代民间的文学创作浩浩荡荡，从反映上山下乡命运的‘知青文学’雏形到流传在社会中的各色手抄本与口头创作，即使在‘文革’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里，仍然以其粗糙、野性、活泼的创造形态，生气勃勃地生长着”。

　　张炜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尚处于学习、练笔阶段，可能还不符合陈思和“潜在写作”的范畴，但它们又的确是一种“潜在写作”，因为它们与当时的“流行文学”有着不同的质地。这些作品虽属尝试，但也在慢慢为张炜的文学大厦奠基。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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