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八）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二章 从少年到青年
第四节 游走生活
一
熟悉张炜及其作品的人都知道，游走，既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原料。他的作品中写到的人与故事，很多都是在游走中映入他的眼帘和脑海的。他是在游走中长大成人的，甚至始终都在游走。后来，即使身体的游走少了，心也没有停止游走。
对此，张炜曾有清晰的自述，并将自己的游走细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少年阶段；二是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三是1984年7月离开山东省档案馆调入山东省文联创作室之后，围绕写作《古船》的社会调查，以及前前后后的行走；四是1987年11月到龙口挂职之后，直至2010年完成“大河小说”《你在高原》。此后，他的游走才慢慢少了下来。
少年阶段，是张炜游走的开始。这与他出生在海边林子里有关，也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不过，因为年龄尚小，他的活动范围不可能很大，主要就在那片海滩平原上。张炜说：“那个时候很孤独，有时候不跟家人在一起，父亲又不在身边，个人游历的范围、广度和深度是有局限的，也就是在登州海角的林子里、海边加河边，跟猎人、打鱼的人、采药的人接触比较多。这可以看成我少年游历的前奏，也是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孤独、童趣、好奇，张炜小时候与别人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林子里，也形成了他与别的地方的孩子不同的知识结构。张炜说：“比如关于植物、动物、林子、海洋、渔民的生活，包括地质队员的生活、流浪人的生活，像猎人、采药人，我对这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了解，和关于他们的知识，可能要比一般少年要多。如果说这一范围不大的游历也很重要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为后来文字的长途跋涉和身体的长途跋涉构成了一个基础、一个开端。这是少年的游历，这中间我也曾到南部山区去过，但是时间比较短暂，范围仍然局限在登州海角那么一个范围。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他初中毕业之前，也就是1970年8月之前。严格地讲，他这个阶段的“游走”还算不上真正的游走，因为他还在外祖母和家人的看护之下，在学校的约束之下。正如张炜自己所说，它的重要性在于“为后来文字的长途跋涉和身体的长途跋涉构成了一个基础、一个开端”。这中间他的南山之行，大概就是与那个初中同学去南山寻找文学“老师”。
二
张炜真正的游走生活是在初中毕业之后，这被他称为第二个阶段。这是张炜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他因初中毕业不能升入高中，曾在灯影史家学校校办工厂做过工；后来进入高中，整个教学秩序也不是特别正常；高中毕业后，又开始了游走生活。
他这一阶段的游走，已经离开了那片熟悉的海滩平原，主要是在包括栖霞在内的南部山区。原因当然并非自愿，而是为生活和环境所迫。张炜后来曾说：“我不得不离开林子里的家，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历。那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去，从此游历的范围就特别开阔了。比如经常翻越很大的山，翻越胶东屋脊（栖霞市境内），西到胶莱河，南到琅琊台，东到荣成角——就是那个有名的‘天尽头’。”
起初，是被父母送回栖霞老家跟随叔父生活，但他在那里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山地游荡。他的离开，除了在叔父家不习惯之外，或许还有那些山地文友的吸引。不过，一个少年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却是无法消除的。汪家明先生曾经写道：“每年冬天，他携干粮包裹，步行回家探亲。路途百里，独自一人，山梁山谷，晨光暮色，野林惊兔，有时大雪纷飞。这对于一个生活敏感的少年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经历。”
山地奔波是艰苦的，艰苦的生活也让他遭受磨砺、快速成长。后来，张炜在散文《绿色遥思》中写道：“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当时我刚满十七岁。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它使我久久回味，再三地咀嚼。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一件背心握在手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后时刻。山间无声无息，万物都在默默忍受。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口渴难耐。我一直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即便一只猫也好。我的心怦怦跳着。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脚板灼热地落定在一个小山谷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是弯到山根后面去的光滑水流。我来不及仔细端量就扑入水中，先饱饱地喝了一顿，然后在浅水处仰下来。……水在上面滑过，永无尽头地刷洗，有一尾黄色的半透明的小鱼卧在熔岩上，睁着不眠的小眼。细细的石英砂浮到身上，像些富有灵性的小东西似的，给我以安慰。就是在这个酷热的中午，我躺在水里，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过了一个个的亲属，他们的不同的处境、与我的关系，以及我所负有的巨大的责任。就是在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年轻极了，简直就像熔岩上的小鱼一样稚嫩，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成长，可以往前赶路。’不久，我登上了那座山。”
他还曾在山间孤屋里夜宿，并为自己能够战胜荒野的孤独与恐惧自豪。张炜写道：“因为我们的那一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山。我已经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天了，并且能在山野中独处一个夜晚。这作为一个经历，并不比其他经历逊色，因为我至今还记得起来。就是那个夜晚我明白了，宽阔的大地让人安怡，而人们手工搭成的东西才装满了恐惧。”
张炜回忆，这个阶段是“初中之后，大约有几年的时间，这中间又返回海边的一个高中读了一段，后来又回到了南部山区。当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就在南部山区参加了一个补习班，突击了数学。语文和历史考得很好，地理也不错，但是数学不及格，因为没有好好学过。那时候考学多难，文科就更难了，与我们对决的不是别人，正是可怕的‘老三届’”。升入大学意味着第二阶段游走生活的结束。也算是老天有眼，让这个年轻人进入了大学的校门，要不然他的生活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了；即便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作品也会是另外一种风貌。
当然，张炜能考上大学，最根本的还是靠自己努力。他的求知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初中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寻求继续读书的机会，即便在南山游荡的艰苦岁月中，他在想办法填饱肚子、活下去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忘记、没有间断读书。在他的背囊里，始终装着自己的教科书和所爱的文学作品。在参加高考时，他的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能考出好成绩，不是偶然的。虽然数学经过突击补习还是没考及格，但并没有影响他如愿入学。
三
这一阶段的游走生活对张炜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使他经受了磨砺、开阔了视野。从他的自述来看，他的游历范围是很广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走遍了整个胶东半岛。从他接触的人来说，有散居各处的山里人，有形形色色的文友，也有流浪汉。这些都是他原来不曾接触或很少见到的。而且，他要在游荡中填饱肚子，就得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了解风俗，熟悉民情，这方面的知识完全不是书本上能够学到的。同时，胶东半岛的山川大地也慢慢地进入他的视线，并被他的脚步丈量，这份收获同样是巨大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虽然无法计算张炜当年走过的路程，但连接起来一定是一条长长的、曲折的、纵横交织的路线。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唐代诗人那些关于壮游的诗篇。
张炜说过：“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游荡记忆。很多的痛苦、欢乐，成为写作的情感和生活的资源。有时候作品的内容可以变一下，但是写的常常是那时候的感触。”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深刻记忆，他就很难写出《远河远山》中那个跋山涉水的“我”，很难写出《丑行或浪漫》中不断奔跑的刘蜜蜡，也不可能把《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宁伽塑造成一个地质工作者——即使他能借助童年时代关于地质队员的想象，把宁伽塑造成一个地质工作者，也只能是一个平原上的钻探队员，更不用说他对山地地质、土壤、动物、植物、建筑、劳动、民俗、风情的书写了。
对于一个尚处于求学阶段、涉世未深的文学少年来说，这时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成了他游走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寻访文友的急切和找到文友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游走中的寂寞，让他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温暖和快乐。除此之外，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读书了。
张炜后来曾经回忆：“我上大学之前没能成功地拜师，却得益于形形色色的文友。这是一想起来就要激动的经历。那时我在山区和平原四处乱跑，吃饭大致上是马马虎虎，有时居无定所，但最专心的是找到文学同行。我在初中时的文学伙伴离我很远了，并且他常常有心无力，渐渐知难而退了。一说到写作这回事，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的人，他们都叫成‘写书’，或者叫成‘写家’，说：‘你是找写书的人啊，有的，这样的人有的。’接着就会伸手一指，说哪里有这样的人。……不论这样的人住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只要听说了，就一定会去找他。” 这些“写家”，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县城；有的是当地的通讯报道员，有的是写家谱的人，还有的是一个村子里的极少能拿起笔杆的人，即便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也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但在那时，他们也就是张炜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朋友了。
他见过的一个老“写家”，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白发白须，不太愿意说话。当他翻山越岭找到他时，那位老“写家”正在写一部已经写了好几年的“三部曲”。他给这个老“写家”读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还有很多“写家”散落在山区和平原，散落在乡村和城市，有贫穷的也有富裕的，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他们都酷爱文学，不光写诗歌、散文和小说，还写戏剧。他们写出的剧本，有时就在自己的车间或村子里上演。有一次，他被一个山村里的黑瘦青年邀请，去看村里上演的那个青年编排的一部大戏。还有一次，他住在一个小村里，房东刚十七八岁的女儿恰巧就是一个“写家”，已经在公社广播站播发了好几篇稿子。她平时爱说爱笑，但一投入写作就会边写边流泪。
他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写家”，是在半岛平原地区，住在一所空荡荡的青砖瓦房里。他们一见面，那个“写家”就找出了一捧地瓜糖，他们一边嚼着一边就进入了“文学”。大“写家”着急地给他读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太多了，一摞摞积起来有一人高，字数无法计算。因为写作，妻子与他分手，但他认为这也是值得的。
这些“写家”都让张炜难以忘怀，几十年之后他还在打听他们的消息：有的远离了文学，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去世，有的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那个最大的“写家”，后来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张炜见到他时，虽然年纪很大了，他仍留着板寸头，两眼炯炯有神。问起他的书写得怎样了，他说：“书？好办。等我挣足了钱，就把它们印出来，印成全集，精装烫金！”说着，他还伸直两臂比画，那就是全集的规模。 这个大“写家”，有点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中的主人公淳于宝册的影子。
张炜说：“文学让我们珍视友情，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所有的情谊都不能忘记。仅凭这一点，文学也是伟大的。” 是的，这是他这个阶段游走生活中的最大亮色和最美记忆，也让他更加感受到了文学的伟大和魅力，更加紧密地靠近了文学。
四
在张炜这个阶段的游走生活中，还因为文学、因为以文会友，有了一场奇遇。他有缘结识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当地领导，得到了很多令他意想不到的关照：让他住在一座好房子里，下乡时还带上他。
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那位领导突发奇想，对张炜说：“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就不能帮村里搞个工业？”这突然一问，让张炜想起了在校办橡胶厂的“从业”经历，于是就向那位领导和小村里的人提出了这个建议。没想到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他们就在村外河边找了块空地，到山上开了一堆石头、砍了一些树，很快把厂房建起来了。
怎么解决橡胶厂的机器问题？这个小厂的最终结果如何？张炜后来有着详细记述：
难的是机器，它叫“硫化机”。这个问题把我挡住了。我那时想，它不是人造的吗？能不能想法慢慢造出一台机器呢？我想到这里，就急急地翻越大山，返回了平原上的那个校办工厂，仔仔细细地把屋里的机器观察度量了一番。出了厂门，我还请教了当年去工厂拉机器的人，因为他能够凭记忆说出一些正在制造的机器的模样。那几台硫化机能生产一些小型橡胶制品。
可是当我去城里的工厂联系造机器时，他们马上问：“有图纸吗？”我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半路又折回，到书店买了一本机械制图的书。这期间我又跑了东部一座大城市，看了好几家大大小小的橡胶厂。我发现，即便是像样的厂子，也少不了使用手动的机器，那时还不全是电动液压的。我在短时间内搞通了一点绘图，并画出了一本子图纸，可是送到城里加工机器时，他们全都拒绝了。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找离山村不远的乡办农机厂，这些粗汉拿过图看了看说：“没什么，机枪咱都敢造。你在边上蹲着，咱不明白的就问你。”
一个星期后，机器真的造好了。因为要试压力，他们不舍得那么多瓶氧气，我就和赶车的人把机器拉到了大沙河套子里，先将气包灌了水，再垫上石头，用柴火烧了半晌。直烧到二十多个大气压，气包还没有爆裂，就说明合格了。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冒险的行为，想一想都后怕。可是当年一点都没有犹豫就那样干了，可见年轻人顾虑少，思想负担也就少。社会上有许多事情总是需要年轻人冲上去，这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工厂开起来了，上班三三制，竟然在两年时间里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当年造机器和出差的钱，都是小村人一元一角凑出来的。两年后开始高考我就上学离开了，工厂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有一次在学校闲聊文科与理工科的事，我随口说了“造过两台机器”，一位同学就嗤笑说：“大概是木头扎的吧。”我强调是铁的，“还有两个仪表”。同学就再也不笑了。
更有趣的是，多年后我挂职到海边小城，有一天听说某个村子的工业搞得不错，就去参观。我看到了一个小型橡胶厂，精神马上集中起来。几个女工分别在一台四轮和两轮手动硫化机前忙着，我再也挪不动腿了。随行的问我：“你爱好这个？”我没答，只问负责人这两台机器的来路。对方答：“从南山买来的。那里的厂子不干了，两台机器扔在牲口棚里，我们只以废铁价就把它们买了来，修巴修巴还不照样用？”
这段“造了两台机器”的经历和张炜在校办工厂的经历，看似与他的文学没有关系，其实不然。首先，这两段经历都使他在动荡岁月和动荡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可以暂且安身，算是人生之幸。两次幸运又都是文学带给他的，自然也就增加了他对文学的情感和忠诚。其次，他亲身体验了当时的“工业”生产劳动，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不无助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他在青少年时代就造过“两台机器”的不可思议的“壮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对理工科、对技术的神秘感，不至于让他在后来的技术主义时代走向技术崇拜，而能够始终对此保持清醒、理性的认识。所有的日子都是值得的，对一个作家尤其如此。
张炜说：“两年后开始高考，我就离开了。”那么，他造这两台机器的时间，应该是在他1976年黄县乡城高中毕业到1978年考入大学之间。随着这个阶段游走生活的结束，一段新的生活、一个新的世界将在他的面前展开。他在文学征程上一路蹒跚走来，就要走进一片新的天地之中了。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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