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里说读书——写在第27个世界读书日

                                                                罗雁萍/文

在这个纷乱繁杂的社会环境中，我感到人们业余生活中，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看手机、打麻将。女同胞还多两样爱好：跳广场舞和拍照。

那日，《新华每日电讯》副刊《北京地铁站上的读书人》一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意犹未尽。尤其是那一幅幅，读书人在嘈杂拥挤的环境中，傍若无人痴迷于书的照片，更是让我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把我带入到曾经也沉浸于书籍的美好回忆之中。

从小就喜欢看书，那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小学时，在家门口的小人书摊上，常常是用一分钱，看两本书。认不全字，就看画。学会查字典的时候，爸爸花了几毛钱，给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这是我拥有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

最初看长篇小说，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虽然有两本是在高小时看的，但至今记忆犹新。当然，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分别是曲波、杨沫和罗广斌、杨益言。

那时候，一般读者都不会去看作者的名字，但我记住了女作家杨沫。因为，我也想像她一样，有朝一日，能出一本自己的书。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杨沫老师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是她的铁杆粉丝。

读初中的时候，学习雷锋做好事，老师组织我们到新华书店帮忙。女同学守门面，男同学则送书下乡。书店里满目琳琅的书籍，我如同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受益匪浅，对读书有了更大的兴趣。

在学校图书馆里，学生们接触到了大量的课外书。最受青睐的是大作家陈登科的《风雷》。50多万字，有上中下三部。因为我是寄宿生，较其他同学，多了不少空余时间。同学们都知道我看书快速，一目十行。一本书，当别人还只看了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完了。说来惭愧，我只知道内容大意，故事情节，却不求甚解。

1966年，文革开始，学生们结束了正规受教育的途径。我没有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对文字的酷爱依然如故。但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地方能看书了。所有的好书、名著都被视为毒害人们的“香花毒草”，被造反派付之一炬。 

1968年11月，老三届作为一代知青，上山下乡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个时候，农村的墙壁上都是石灰水写的大幅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每到冬季，公社（乡）就组织各大队（村委会）的年轻人去修欧阳海灌区，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那年，我们驻扎在湖南耒阳一个十分偏僻的山村里。我在村民的火灶边，意外地发现引火的纸，竟然是文革期间的禁书《三字经》。我又惊又喜，如获至宝地向村嫂讨借。

消息闭塞山乡的村妇，不知道这是那个年代的“毒草”，慷慨相送。只是再三地交待我，这些有字的纸，绝不能做手纸。可见他们对孔圣人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信仰。

因为怕被人发现，是夜，我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通宵达旦，一口气看完曾经从母亲那里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的《三字经》。我至今都不明白，这本传统的启蒙教材。怎么会流落到偏远山区的村民之家？

1971年底，在全省统一招生的政策下，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地区卫校读书。从知青到学生，我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考试成绩从来没有低于90分，成为各科任老师的得意门生。学习期间，读书范围很小，仅仅限于护理专业，这也是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学习，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

参加工作以后，依然喜欢看书。特别喜欢看《红楼梦》和《读者》《家庭》《知音》等杂志和科室定的各种报纸。有时候，也随手写写札记，文字还算通顺。每次单位节日出刊，我都是钦定作者。

1979年，从湖南郴州医院调到江西萍乡萍矿机械厂。由于医务人员超编，我服从组织决定，从护士改行为行政干部。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刚刚复刊不久的《萍矿工人报》。

我惊异于一份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报刊名，竟然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亲笔手书；我也喜欢那些短小精悍，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反映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文章。在这个与湖南工作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有了跃跃欲试的写作冲动。

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份投稿，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变成了铅字。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小，却让我激动的连续几天，夜不能寐。

首战告捷，很是兴奋。我每天上班打扫办公室卫生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字字不落，认真学习老师们的写作方法和技巧。1981年10月13日，我的《矿工的妻子》一文发表，报社组织人员对我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其中，有现在已经退休了的萍乡市文化局副局长陈菲老师《真善美的赞歌》。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经常源源不断地向报社投稿，上稿率很高。继而，被报社聘为特邀通讯员，还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

我对读书看报，也有了更大的兴趣。特意买了《如何写好新闻》等书籍，来充实自己。我的作品从矿报到市报、省报再到国家级的报刊书刊。并多次获得地市级征文一二三等奖和国家级征文优秀奖。各位编辑老师的厚爱，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故此，我一直坚持写作至今，40多年来，从未间断。在所有的报刊中，我对《萍矿工人报》（现为《安源工人报》）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我的处女作，就是出之于此。

1984年，我在外地进修一年。没有看到矿报，我心神不定，像孩子断奶一样难受。报社的老师和我先生，过一段时间，就给我寄一摞报纸，以解相思之苦。

在机械厂，我在好几个部门工作过，所幸的是，几乎都与文字、书籍打交道。党委宣传科、厂工会、政工部。这让我不得不更加认真的看书看报，坚持学习，充实自己。看书看报，既是工作需要，更是兴趣使然。说也怪，有时候犯困了，只要文字入眼，瞌睡虫就飞得无影无踪，精神振奋得很。

尤其是在工会工作期间，图书馆就在隔壁，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确实看了不少书。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有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没有这种体会。我感觉是：“书中自有趣无穷”。看书，不仅仅是用眼睛去看，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悟”，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情趣和真谛。

曾记得，当读初中的儿子背诵《木兰诗》的时候，在一旁洗衣服的我，能及时纠正他的失误，儿子感到十分的惊讶；电视里播诵我曾经学过的唐诗宋词，我会抢先念出下一句，内心获得抢答正确的快感。这些根植于心底的文化，都是得益于读书。因为，我一直忘不了班主任龚林初老师的教诲：“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八十年代初期，我老伴买了我期盼已久的《辞源》。四册《辞源》是前后四次在不同的地方买到的，共用了31.95元钱，价格不菲。因为，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5.5元。后来又买了《辞海》和四大名著等书籍。

我这人对吃穿都很随意，从不挑剔。粗茶淡饭，干净就行；穿衣戴帽，整洁即可。清闲的时候，和老伴逛逛书店和花鸟市场。买点喜欢的书，听听种花养鸟的小知识，小日子过得充实惬意。

退休以后，有了充裕的时间，我将多年来在报纸上发表的小部分文章整理成册，出版了我的小说散文集《八月雪》，终于圆了小时候的出书梦。作品被市图书馆收为藏书，我也被吸收为萍乡市作家协会会员，萍乡市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

由于现在的书太贵，盗版多，又不好意思经常去书店蹭书看，我便成了南门旧书店的常客，经常去那里淘一些我喜欢的书。但终因那里的书太旧太脏，我只能忍痛割爱，渐渐地淡出了书店老板娘的视线。南正街拆迁，书店搬到对面去了，我就再也没有涉足过旧书店。

虽然看书的机会少了许多。但是，失落感远远没有进修那次强烈。因为，电脑手机的多功能，尤其是电子书的便捷，弥补了些许遗憾。电子产品，既伤眼睛又冰冷，终归没有纸质书籍的温暖。尽管我怀念有书看的日子，但喜新厌旧，是世俗人的本能。虽然慢慢的，慢慢的，我对书籍不再那么留恋，但总感觉生活中少了点什么，有一点点空落。

当读到《北京地铁站上的读书人》，我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刺痛。我曾经也与他们一样，是书籍爱好者。读书，让我受益多年。我怎么会将坚持多年的好习惯，伴随一生的好朋友，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呢？罪过!真是罪过呀！年过古稀的我，看了这篇文章，竟然会热泪盈盈，心里充满了一个母亲抛弃了自己孩子般的自责，甚至于自罪。

当我再次翻开我最钟爱的《红楼梦》；当我走进图书馆，重拾自己的最爱，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欣慰。文化养生，文化养老，来日并不方长，好好珍爱伴陪我们一生的好朋友吧。   

                       2022   4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