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九）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三章 在大学校园里
第一节 天之骄子
一
2018年10月25日，地处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官网发布消息：学校2018年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鲁东大学“三院一馆”筹建完成，正式运营并对外开放。“三院一馆”，是指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胶东文化研究院、万松浦书院和文学博物馆。一所大学，能够建起这样一套颇具规模的文化设施，除了决策者的眼光、决心和魄力，没有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文学创作实绩，显然是不行的。
这就需要来看看鲁东大学的历史。这所大学的前身是烟台师范学院，再往前推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张炜当年的母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最初是由莱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发展起来的。
如果再向前追溯，这所学校还有三个前后断续相连的重要源头。一是始建于1930年6月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驻地莱阳。1936年9月，诗人、散文家何其芳到校任教；1937年春，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担任校长，其间还曾邀请著名作家老舍到校讲学。后因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停办。二是始建于1938年8月的胶东公学，驻地黄县。这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按照陕北公学模式创办的学校，部分教师由被迫停办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转入，是以此校也就承续了二乡师的传统。在此任教的有著名作家罗竹风、马少波等，在此学习的则有后来成为作家的曲波、孔林等。三是1948年11月在莱阳复校的莱阳师范学校（当时名为胶东师范学校），它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在此学习的有后来成为作家的牟崇光等。
1960年年中，莱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由莱阳迁至烟台，同年底更名为烟台师范专科学校。1984年，经教育部和山东省政府批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烟台师范学院。2006年，又更名为鲁东大学。
如果从1930年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算起，这所学校已经有九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大学文学博物馆，陈列了这所学校有史以来养成的八十多位作家的其人其作，其中有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各个时期在校任教的老师。在学生作家中，张炜是重要的一个。
二
称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为“天之骄子”，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教育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高校数量之多已是世界少有，入学门槛也变得很低，“大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稀罕的名词了。我们只有让时光倒流一下，才能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中国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考制度确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主要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教育受到最早也是最严重的冲击与破坏，原有的招生制度遭到批判，通过考试选拔新生的办法被废除。1970年起，虽然高校陆续恢复招生，实行的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录取新生没有客观标准，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学生总体文化水平和学校教育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因此，“文革”之后在教育上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就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可是，因为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恢复高考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但最后形成的意见并没有突破“文革”时的条条框框，提出的招生办法依然主要是推荐制，对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办法，不仅安排的数量极少（只占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2%~5%），而且限制条件很多。
这个状况，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才得以彻底改变。邓小平上任后，迅速把目光投向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按照他的批示，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历时四十四天的会议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废除了7月份教育部刚刚讨论、起草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初，教育部重新制定了《意见》并提交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10月12日由国务院下发，高考正式恢复。但由于当年文件下发已晚，所以规定“今年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从1978年起，普通高等学校，6月份开始招生，9月上旬开学”。
新的招生制度，使招生对象广泛了，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由于重视了文化考试，新生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因为这一招生制度是压抑多年之后的重新恢复，许多大龄考生参加高考，在录取学生中出现了年龄差距极大的现象，甚至父子、母女同进一个课堂的奇观。
张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成为中国“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他们1978年秋季入学，与1978年2月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只差了半年。因此，人们也常将1977、1978两届大学生并称。
他们是历史的不幸者，又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在这里，一组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77年底，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因为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试卷。当年各大专院校从中录取27.3万名学生，录取比例为291。1978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610万，录取人数40.2万，录取比例为151。当时能考上大学的实属“凤毛麟角”。其中，文科的录取比例更低。
三
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是7月20日开始，7月22日结束。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文理两科，文科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除外语院校或专业外，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作为录取时的参考。
今天，我们已经难以还原张炜高考时的具体情景：他的复习备战、报名参考，他在整个考试和录取过程中的焦灼与喜悦、希望与失望。但一个青年学子对于上学求知的渴盼，尤其是一个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梦想与期待，恐怕当如熊熊烈火一般，在他心中燃烧。
今天，当我们翻看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语文试题时，不禁打内心里为张炜感到幸运。1977年山东的高考，是山东省自行命题，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如果张炜是这一年参加高考，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面对这样一个题目。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他的校办工厂和山地游走生活，给他留下的难忘印象实在太多了；他又是一个从小作文就爱自由发挥，不按常规书写、喜欢“跑题”的学生，他会写出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如果他写出了一篇事件和文字都有些另类甚至“越轨”的作文，那些阅卷老师会怎样判断呢？如果那样，他还会幸运地获得一个较好的语文分数，顺利地考上自己梦想的学校吗？
当然，我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他参加的是1978年而不是1977年的高考。这一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作文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缩写成一篇五百至六百字的短文，并且要求按照原文内容缩写，不能写成读后感之类。同时，要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准确地反映原文要点。这对张炜来说实在有点太简单了。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无法驰骋想象、不能自由表达的题目，他是否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我们觉得应该会有，因为这篇作文的局限性太大了，他可能会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有点让人遗憾的“约束”与“局限”拯救了他，他因此能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做完这道三十分的题，而不至于写出一篇虽文采飞扬却可能不被认可的文章，丢失了人生应该属于自己的机会。
不论怎样，他越过了人生的这一道坎，成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一名1978级大学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这一年，他二十二岁。这个年龄上大学，今天看来已经很大，差不多已经到了大学毕业的年纪。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青年来说，还正年轻；对于在海边丛林长大，无法顺利进入高中，又在胶东半岛经历过艰辛游走生活的张炜来说，则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张炜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的外祖母、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的心情与表现，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还有他灯影史家学校、黄县乡城高中的老师和同学，那个如同他的“文友”一般的校长，园艺场和西岚子的儿时玩伴，他在平原、山地和城市中的那些文朋诗友，那个给他很多关心和爱护的基层领导，以及所有认识和知道张炜的人，他们的心情和表现应该与他的家人是一样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家庭出个大学生，是十里八乡的熟人、朋友都格外高兴的事情。张炜，是值得他们骄傲和自豪的。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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