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四）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四章 从“芦青河告诉我”到“秋天的愤怒”

第三节执着前行

一

　　清纯的“芦青河”继续流淌，在这个过程中，张炜见过的河越来越多，它们不断地叠印在“芦青河”上，让“芦青河”悄然发生着变化，一种浑朴、苍劲的美慢慢地在他的作品中显示出来了。这些，在他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浪漫的秋夜》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浪漫的秋夜》虽然出版于1986年，收录的却是张炜1982年下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创作的作品，这是张炜的第二个集子。集子中的作品在写作时间上与短篇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是相互衔接的，除《声音》《拉拉谷》两篇曾收入《芦青河告诉我》之外，其他都是首次结集出版，按照写作时间顺序依次是：《第一扣球手》（1982年9月）、《小北》（1982年11月）、《秋雨洗葡萄》（1983年4月）、《草楼铺之歌》（1983年4月）、《一潭清水》（1983年5月）、《浪漫的秋夜》（1983年7月）、《灌木的故事》（1983年11月）、《果园里的篝火》（1983年11月）、《海边的雪》（1984年1月）、《野椿树》（1984年5月）、《秋天的思索》（1984年6月）。另外，集子中还收入了一篇张炜写于1980年12月的短篇小说《永远生活在绿树下》。

　　纵观这两年间张炜的创作，可以看出“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渐渐远去，他心中那些“从来没有宁静过”的情绪逐渐弥散开来，其中有欢愉，但更多的已是焦虑和忧思。正如1984年8月10日他在济南写下的《浪漫的秋夜·后记》中所说：“我曾经天真地想象着一种愉快的日子，满怀深情地回忆着童年的事情。我记得最清晰的就是芦青河，这条家乡的河了。雨天、雪天，渔人、小船。河上独木小桥，用最老的柳木做成，滑腻腻、湿漉漉。大雪蒙住河水，河冰又被水流击碎。……但这毕竟是记忆，童年的记忆。童年时还进入不了另一种生活，无法理解成人们为生存而投入的搏斗。”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写作的推进，他终于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芦青河”的复杂与浑浊，看到了河边复杂的成人世界。张炜说：“我仍然在写芦青河，但我现在很少写童年的河了。我加入了成人的行列，我和河边的成人交往了，也用成人的眼光看河水和小桥了。我要告诉我的朋友：那里的人们告别了一种日子，开始了另一种日子。”

　　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张炜对生活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现在觉得，人生活得很累。每天要做好多事情，也要为好多事情担心。我们面前的道路那么遥远、那么多弯曲和坎坷……”张炜：《〈浪漫的秋夜〉后记》，《浪漫的秋夜》，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02页。因此，他不可能只写下“芦青河”边的人们的欢笑和幸福了，他还要写下那片土地上的痛苦和磨难，因为“生活像一架满载的马车行驶在泥泞的路上，前进是前进了，可是留下了多么深的辙印！……车轮在呻吟，辐条在颤动，一路就这样走下去”。他要写下辙印和泥巴，写下颤动的辐条和车轮的呻吟，因为他太爱这辆车子了！

　　于是我们在张炜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看到了一种稍稍令人惊讶的现象：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叙写的是故地往事、“芦青河”边的宁静与美好，那是一种“落后”时代步伐的“后撤”姿态；现在，“伤痕”和“反思”的浪潮已过，在“改革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却突然超前一步，看到了这一进程中的痛苦和迷失，发出了自己深沉的忧思。是张炜真的由“后撤”的姿态变得“超前”起来了吗？其实，在他那里是无所谓“后撤”或“超前”的，他的基本的立足点依然是故乡田园、童年记忆，他的基本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自然大地和人的心灵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只不过是他开始由对这些美好的人与事物赞颂，一变成为对损害和破坏这些美好的“黑暗的东西”的警惕、诅咒和批判罢了。因为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他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在发生变化，但他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并没有变。

从张炜写于1983年5月、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7月号，并获得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一潭清水》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变化。这篇小说同样写得精美、诗意，但与《声音》相比，显然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思想意蕴。小说通过看瓜人徐宝册和老六哥在瓜田实行责任承包前后对“瓜魔”小林法的态度变化，让读者看到了经济改革转型时期的利益至上思想对一部分人的深刻影响。就像“阶级斗争”年代人与人之间因“阶级”而分出你我一样，今天的人们又因“利益”而分出了彼此。因此，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农村“改革”，但与当时那些“改革文学”却是大异其趣的。张炜没有简单地为改革唱赞美诗，而是在深入思考物欲袭来时人的精神蜕变。他多么盼望那潭“清水”永远清澈，可就像时代风气已使“芦青河”变色、变质一样，这潭“清水”也终将成为人们的回忆。

二

　　最能体现张炜这一阶段创作成就的是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如果说《声音》是张炜初入文坛的代表作的话，那么《秋天的思索》则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

　　这部中篇起笔于1983年3月，1984年10月在《青年文学》发表。《青年文学》还同步推出了雷达的评论《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封信》。作为一部中篇，它的发表时间虽然晚于《浪漫的秋夜》，但起笔较早。如果不算张炜后来发现的儿童中篇小说《狮子崖》的话，《秋天的思索》也可视为张炜投入创作的第一部中篇。

　　小说通过葡萄园里的看园人老得，与凭借“胆子大、路子宽、心眼多”抢得葡萄园承包权的王三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表现农村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本来，王三江是民主选举中狼狈落选的“大队长”，现在却又重新得势，站在了那些无职无权的百姓头上，肆无忌惮地榨取百姓的血汗。在这种时刻，看园青年老得勇敢地站在了弱势群体一边，与王三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斗争中虽然不断失利，但也在不停地思索，他要想方设法保住这片葡萄园，让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他为此身临险境、遭受毒打。他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将王三江绳之以法，可是不光“法律”已被王三江操控，乡里的领导也为王三江撑腰壮胆。他不但没将王三江扳倒，反而因为“一贯好逸恶劳，对抗领导”受到了“经济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希望“找更高一级的党，让党管住他”。可是他实在也不知道这样是否有效，因为他脑子里苦苦思考的“原理”始终未弄清楚，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一个失去了“大队长”权力的人，何以会凭借“胆子大、路子宽、心眼多”掌握经济权，并受到了各种政治权力的庇护。最后，找不到出路的老得只好离开葡萄园，到海边拉网去了。虽然小说的结尾说老得还会回来，但他是否真的能够回来、怎么回来，都没有什么答案。

　　老得的困惑也就是张炜的困惑，老得的思索也就是张炜的思索。他在1984年11月2日写下的创作谈中说得很清楚，这是他在胶东葡萄园里的所见所闻：在过去的日子里，极左路线给葡萄园的人们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现在改革给葡萄园带来了振兴的希望，可这希望却要毁在王三江一类人手中了。所以张炜说，尽管“改革是伟大的，党是伟大的”，可我们必须尊重和重视老得的思索，“他的不成熟的思索，也许牵涉到了人间最大的情理：试想，让那些在旧路轨上滑行惯了的人控制着葡萄园，即使有所兴盛，这种可怜的兴盛又能维持多久、能继续向前发展吗？他们能给葡萄园的人们送去真正的幸福吗？改革正在进行，毕竟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而有人就钻这个空子，侵吞改革成果。必须为保卫成果去进行不懈的斗争，不然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实在是非同小可！这实在是关系到葡萄园的明天”。

　　在很多作家还在一味地赞颂“改革”和“改革者”的时候，张炜从维护葡萄园的明天出发，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和隐忧，表达了自己的思索和愤怒，这是“后撤”还是“超前”？或许都是。后撤，是为了找到一个看待事物、认识问题的基点；超前，是他从王三江一类人物身上看到了事物发展的走向。不论是后撤还是超前，他的基本立足点都是在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维护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或者说，就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立场。

　　1990年，张炜的文友汪家明在回顾张炜的十年创作时，重点谈了张炜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初，是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歌颂，如《天蓝色的木屐》中的小能和《声音》中的‘小罗锅’的自我奋斗；第二阶段，是对恶人恶势力非人道主义行为的反抗和鞭挞，如老得对王三江（《秋天的思索》）、李芒对肖万昌（《秋天的愤怒》）等；第三阶段，则是对整个人类、整个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非人道主义因素的揭露和批判。《梦中苦辩》中对杀狗者的诘问是何等痛心疾首，淋漓尽致！而《蘑菇七种》中的人物，身上都有非人道主义因素，能够激人反省。”汪汪家明同时认为：“第三阶段的张炜，才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曾对我讲过一篇作品的构思，题目是《催人泪下的手》，那是他从空气清新的海滨小城返回污染严重的大都市，夜里握着四岁女儿柔弱无骨的小手，突然强烈地感到污染的环境和人欲横流的社会对孩子未来的威胁……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这些感情和感受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可笑的，然而我认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作家高度责任感的表现，是他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这一时期的张炜，还处于汪家明所说的人道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已经显示了可贵的反抗与批判精神。

　　在艺术上，如果说张炜此前的作品在环境描写方面比较突出的话，那么，《秋天的思索》在继续注重环境描写的同时，其中的人物刻画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中“老得”这个人物，不仅具有张炜以前小说人物的美好品质和在身体上的显著特点——就像《声音》中的“小罗锅”有些生理残疾一样，“老得二十六七岁，奇瘦，个子很高，走起路来一拧一拧，人送外号‘水蛇腰’。他的脸也很长，仔细端量起来，下巴似乎还有点歪”。但老得在并不英俊的外表下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就像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一样。

　　当然，张炜更注重的是其笔下人物的个性，老得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却热衷于思考，不断地寻找“原理”，而且经常写一些“诗歌”，用“诗句”来叙事表情，这在农民之中显然是不多见的，他也被王三江称为“古怪的东西”。张炜喜欢写这样的人物，用汪家明的话说，就是张炜对“古怪”有种特殊的嗜好：“张炜平日常说的一句话是：‘真是一个古怪的东西。’一个人坏得出奇，他这样说。一个人有着某种特别的禀赋，他这样说。一个人一件物形貌少见，他也这样说。”显然，张炜在《秋天的思索》中塑造的“老得”，所谓的“古怪”之处正是他的“异秉”所在。张炜后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人物，也大都有些“古怪”。汪家明认为，张炜的这种“嗜好”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读着这些人的故事时，我有时会想起张炜，在‘文革’动乱年代那土地一片荒芜文化一片荒芜中，这位年不满二十岁青年，却在一架大山后边热情地写作，严肃地思考人生宇宙的大事。他与他作品中的人物有种共同的‘古怪’。”

　　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并且写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是张炜这一时期的明确追求。他在创作谈中说：“我很看重在一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但我更看重人物。我想，一个作者似乎应该把主要的热情放到他的人物身上。除此之外，还应把热情放在美好的、让人留恋的土地、自然上。我是这样分配热情的，不知对否。我十分尊重人的个性，我不想为让别人喜欢老得，就把他的个性遮掩起来，然后若无其事地发问：看看，他像大家一样，大家还不夸他吗？”“不！应该允许他有个性、有缺点。把一切都磨掉，把一切热情都放在‘宏旨’上，常会适得其反——你知道哪些是‘无关宏旨’的？”把“热情”放在人物上，放在土地、自然上，这也是张炜这一时期作品的突出特色。

三

　　最早关注《秋天的思索》的，是评论家雷达。大概是因为要配发评论，在《青年文学》决定发表这篇作品并请张炜进行修改时，已经把小说初稿送给了雷达。

　　1984年6月5日，张炜在北京参加《青年文学》杂志举办的首届（1982—1983）“青年文学创作奖”授奖大会期间，雷达还与张炜进行了一次面谈，其中情况雷达写进了评论《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封信》中：“今年六月，你来北京参加《青年文学》授奖活动。当时我刚读完《秋天的思索》的原稿，记得我们坐在招待所前的台阶上，谈了很久，话题扯得很远，直到夜色深浓方才分手。你后来接受并考虑了一些意见，作了几处关键性的改动。现在，这部作品就要与读者见面了。除了责任编辑，我只不过是它最早的读者。重读一遍之后，禁不住心情激动。我特别看中它的独特性——独特的氛围，独特的性格，独特的冲突，独特的主题。我相信，这部以独特面目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将会引起广大读者和作者同行们的深思的。一定会的。”

　　文中，雷达详细论述了《秋天的思索》的独特性，并将小说中“老得”这个青年农民，类比贾平凹《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张石山《一百单八磴》中的贵武等，指出“思考”已经成为一代青年农民的心理特征，酷爱写诗、执着地、认识思考和解决复杂问题“原理”的“老得”，正是这些青年农民中十分醒目的一个。雷达称老得为“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同时，他对“老得”对劣迹斑斑的王三江只是出于一种道德义愤，而没有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类人的本质，没有进一步的觉醒和反抗持有异议。

　　雷达指出：“我看过你的其他作品，我觉得你和王润滋有某些共同的优势和共同的薄弱点。你们两位都过于偏执于道德化地评价社会生活。我充分地理解并尊重你对劳动者美德的钟爱，你说过：‘我常常想：世界上如果全是善良正直的人多好啊！’可是，仅仅从道德出发是要影响作品的深刻性和广阔性的，并且也不太适应今天生活的丰富与斑驳。当然，在一个作家身上，经济与道德的矛盾总会存在；在旧时代的作家身上存在，在今天的作家作品中也不会完全消失。那种要求一个作家在政治、经济、道德等观念上全都达到一致的正确与均衡，是不大可能的。也许那样就没有作品了。不过这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即今天的作家是否也还存在世界观与创作的某些矛盾的大问题，等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探讨吧。”“我看，在今天要辨别一个人新与旧的面目，除了道德，还应该多看他究竟站在社会生产力的哪一面。对你这部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品，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你不但从道德上揭露王三江的阴险，还很有说服力地饱含着生活血肉地揭示出他站在农村商品经济的对立面上的话，这部小说的社会内涵和艺术感染力，就要增加好多，它的深度也将大大加强。”

　　显然，雷达对这部作品的认识是很矛盾的，他既看到了作品的独特价值，又发现作家单纯从道德角度评价社会生活有些“偏执”，但他同时还觉得，如果要求一个作家在政治、经济、道德等观念上全都正确和均衡，也就没有文学作品了。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既说明他对张炜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也说明他在文学批评上所注重的社会政治视角，是不太适合张炜这样的以抒写自然与人性为创作核心的作家的。试想，一个以抒写自然与人性为中心的作家，又怎能不扛起道德的大旗呢？张炜的文学创作之路走到今天，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海边丛林中长大、有着深厚齐鲁文化背景、经历过无数生活与心灵磨难、深受着中外经典文学影响的作家，道德立场、人道主义立场就是他的世界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世界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对立是十分尖锐的，这在张炜身上尤为突出。所以，他不能赞同一些人对老得的看法，他也不会按照一些人的想法把老得写成一个政治、经济、道德等各方面的完人，因为那样的“完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只是要从生活的本源出发写出“这一个”，一个有缺点的好人，一个耽于思考但缺乏行动的青年，一个有自己道德坚守的极其执拗的人，他在爱情婚姻方面的行为表现也是如此——老得虽然喜欢王三江的女儿王小雨，但不会跟她结婚。张炜曾说：“写出后，有的编辑出于好心，提议让‘老得’与王三江的女儿结婚。我没有同意，因为这与事实不符。”他说：“‘老得’至今独身。”

　　“‘老得’至今独身”，这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老得的生命逻辑，也是张炜不肯让自己的人物向现实妥协的一种表现。

四

　　这个阶段，在文学道路上执着前行的张炜，也在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孤独。在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人的思想变化也是巨大的，大潮席卷而来，众人弄潮而去，那么，还有谁来与自己共同坚守这精神的高地呢？

　　1983年3月6日，他在随笔《让我寻找》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缺乏一些执拗坚定的人。自己似乎也在凑合着什么，对所从事的事业做到‘好像爱’也就行了。可大家又分明是越来越忙，越来越累，好像什么都不甘落后。我不理解一个很棒的作家或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外交家、一个商人、一个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都表现出独到才能的奇人。”“置身潮流之中，被一种惯性推拥着，需要多大的坚韧和倔强才能挣脱出来。我认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具有那样的雄心和力量。也许害怕自己天性软弱，我常常暗想：让我寻找一个执拗坚定的人吧，请让我与你同行。”

　　正是怀着寻找一个“执拗坚定的人”的渴望，他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文学潮流中表现出自己的坚定与坚守。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时代的激流中，人的头脑容易发热，很难守住什么。潮流一来，人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其中，把美好的东西毁掉。当然，他对传统中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也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极强的鉴别力的，在短篇小说《拉拉谷》中，他就已经向那些不合理的家庭伦理观念发出了质疑和挑战。他渴望坚守我们民族传统中最宝贵的东西，也要冲决一切不合理的束缚和羁绊。而我们民族传统中那些最宝贵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讲究道德、崇尚道德，他认为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尤为重要。1983年4月，他曾在“烟台笔会”上强调：“从历史上看，作家观察生活和把握生活的方式与他人不尽相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可以不计道德因素；但作为一个作家，就往往更多地从道德、从人情入手分析社会和人生了。这也帮助他形成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观。”这些表述，对我们理解《秋天的思索》和张炜的文学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怎样才能维护内心的纯净与高尚？张炜也作了深入的思考，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回归自然大地，“永远生活在绿树下”。他认为人们已经开始厌倦都市街巷中的嘈杂与烟尘，渴望回到田野、河边；也只有回到田野、河边，人们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美丽、神秘与庄严，才能感受到人间的美好。热爱自然大地，保护自然大地，回归自然大地，这同样是张炜自小到大、一脉相承的思想情感。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道德”。如果说前一种道德是“人间道德”的话，那么这种道德就是一种“自然道德”。

　　1984年4月，在威海文学讲习所的一次演讲中，张炜借“一棵树”充分地表达了这一文学观和道德观。张炜认为，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无论具有怎样的倾向和色彩，他都应该深深地热爱自然，感受自然，都应该敏感而多情。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为艺术而献身的人。他应该是一棵树，与大地一起呼吸、脉搏一起跳动、命脉紧紧系在一起。张炜认为，一个人与自然最密切的时候是童年，长大之后，人投入了成年人的生活，会渐渐与大地疏远，但只有那些将童年印象永留心中的人，只有那些始终对大自然满怀深情的人，才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土地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性质，并且会一直左右我们。我们应该到真实的泥土中、大自然中寻找安慰、智慧和灵感。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就得真正拥有自己的树；就得切实维护人身上那种最正常、最本质的东西。

　　“人间道德”与“自然道德”，是张炜文学中两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支撑张炜文学大厦的重要基础。这在张炜那里是不必讨论也无须讨论的，对那些在道德问题上还有什么疑惑或疑问的人，张炜是不屑一顾的。张炜说：“歌颂那些美好的，鞭笞那些丑恶的，一个作者只能这样做。”“美丑不能混淆，爱憎必须分明。没有对美的深切的爱，就没有对丑的深切的恨。他忘情地、沉醉地歌唱美好，也会勇敢地、坚定地揭露丑恶。这二者是统一的。”张炜：《像写信一样》，《张炜文集》第3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79页。张炜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做一个“愚人”也不怕，因为“创作不是做买卖，不需要那么机灵。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有时可以嘲笑他的‘愚气’，但到后来却不能不正视他这些年辛苦的耕耘、这些年有力的挖掘。他盯住了一个目标，决不游移彷徨，往前攀、往前走；也会有疲累的时候，也会有喘息的时候，但敢于走下去，就表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力度”。

　　面对变幻时风，始终执着坚定，这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是何等不易，他得经受多少诱惑和考验。这个时候，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张炜对于文学的痴爱和真诚了。

五

　　1985年8月，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在《当代》第4期发表。这是张炜的又一部比较重要的中篇，也被认为是《秋天的思索》的姊妹篇。

　　《秋天的愤怒》起笔于1983年3月，从时间上看与《秋天的思索》是同时构思、动笔的，但因为中间停顿，至1985年4月才完稿。张炜后来曾经回忆：“1985年，我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前后历时一年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建国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创作，1984年去济南说：‘写好了没有？’我告诉他正修改。后来建国先生又去了一次济南，取走了小说。1985年春天《当代》发表这部小说之前，想让我再改一遍。我就住在编辑部，这里的编辑年龄都比我大一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给予很多照顾。修改完了小说，建国领我认识了几位社领导、画家，还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秋天的愤怒》发表前，社领导何启治先生问我：‘听说你要改作品名？’我说不想改了。他说：‘这个名字好，最好不要改。’整个写作过程好像并不顺利，改动不大但比较烦琐，用上了剪刀糨糊。从此这竟成了我的工作习惯。”

　　王建国是《当代》杂志社负责山东地区的编辑，看来他此前已经十分关注张炜的创作，并且一直盯着《秋天的愤怒》这部文稿，多次过问。1985年2月，《当代》第一期还发表了张炜的短篇小说《红麻》，这应该也是王建国推荐的稿子。从此，张炜与《当代》产生了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两者还发生过一些值得回味的故事。

　　《秋天的愤怒》通过描写农村青年李芒与岳父肖万昌之间的对立与较量，表现了新时期农民所面对的复杂矛盾。作为一个在不正常的年代吃尽了“血统论”的苦头，经受了种种不民主、非正义的虐待，而今逐渐觉醒了的青年农民，李芒像老得一样善于思考，只不过他思考得更深更广了。因为他虽然过上了高于一般群众的优厚生活，但因为出身和经历的原因，他对人间的不平等有着一种天然的憎恶，且没有因为自己脱离了社会底层而觉得底层人民的苦难无关痛痒。他依然用自己的“底层视角”来看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内心的孤独与痛苦不期而至，他甚至以自己的微小、单薄之躯扛负起了一种“超大”的社会责任。他的愤怒已不是一己之愤，而是建立在对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和对农民命运深刻思考之上的深沉思索。他的身上，闪耀着广博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李芒的岳父肖万昌，是个像王三江一样的“黑暗的东西”，但他比王三江要复杂得多。在政治上，他是老党员、老支书，过去是“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如今是这片海滩平原上的“新时期先进人物”和“发家致富带头人”；经济上，他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我们制度中不完善或有弹性的部分，迅速攫取和占有了大量财富；个人形象上，他道貌岸然、优雅慈祥，那些见不得人的恶行，都隐藏于其光鲜的外表之下。这里，张炜第一次运用了将一个人物拆成两面去写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民兵连长”形象，让他与肖万昌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我们把它总结为“两拆互补法”。也就是说，肖万昌对外示人的一面，是他在社会舞台上表演的道具，他的凶狠、残酷、贪婪的一面是由民兵连长去完成的。他将自己的恶全部归之于民兵连长，有时还会利用自己对恶行的反对态度往脸上涂抹几把脂粉。但是，他与民兵连长永远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

　　这种塑造人物的手法，张炜在此后的创作中将会大量使用，比较典型的像《古船》中的赵炳和赵多多，《你在高原》中的“得耳”公司、“环球”集团、“大鸟”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和它的具体管理者，虽然人物形态各异，但其创作实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两面人”的一体两面。中国社会有着诞生“两面人”的深厚土壤，这是由专制、集权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决定的。任何一个处在对上与对下、对内与对外的矛盾纠结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两面性。张炜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一部分人的这种两面性拆分为两个人物来写，如此一来，更能将其虚伪和残忍的两面都写得淋漓尽致。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伪善的主人与凶恶的走狗依存共生的局面比比皆是，他写出了一种人间的真实。

　　这篇小说，很快便引起了宋遂良、雷达的注意。1985年9月16日深夜，宋遂良写下了《诗化和深化了的愤怒——评〈秋天的愤怒〉》（后刊载于《当代》1985年第6期），指出：《秋天的愤怒》堪称《秋天的思索》的“姊妹篇”，“思索”是蓓蕾，“愤怒”是花朵，它们虽然还不是果实，但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步也就不容易了。俗话说，“秋后算账”。到时候了，不能再容忍了，秋天的愤怒是成熟了的愤怒。他同时指出，《秋天的愤怒》不是一篇“政治小说”，它的着眼点始终在“人”，张炜写出了肖万昌和李芒这两个有力量的人，并且启示人们：农村改革的成败最终还是在人身上，在于能不能有李芒这样的“新人”出现，并且最后战胜以肖万昌为代表的“黑暗的东西”。

　　宋遂良十分欣赏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情调，他认为李芒与小织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充满诗意的爱情描写，是“我看到的少有的现代化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描写”。他同时透露，“这篇充满着温馨诗意和庄严信念的作品，正是张炜激动地准备做父亲的时刻完成的”。宋遂良的眼光的确是敏锐而独到的，今后的岁月中，张炜还会给我们呈现诸多“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如《你在高原》中的宁伽与肖潇、与淳于黎丽，等等。而在李芒决定与肖万昌决裂后，独自走向夜色笼罩的深秋原野时，那段近五千字的景物描写，亦即李芒长长的内心独白，也让我们看到了张炜文学作品的“倾诉性”端倪。将委婉深沉的内心倾诉融化在丰富生动的景物描写之中，是张炜作品的一大特色，也将成为张炜作品有别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显著标志。

　　雷达于1985年12月写下的《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衍——〈葬礼〉〈思索〉〈愤怒〉比较谈》（后刊载于《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2期），则比较了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与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他注意到了中国农民这种从未有过的新的觉醒，但又将其归纳为反封建主题的向前推进，认为李芒与肖万昌“分开”，就是与传统的封建家族观念决裂，体现了以李芒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在政治上的要求。这显然是“拔高”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文章最后，雷达自己意识到“由于问题本身的原因”，他的“这篇文章的政治意味是太浓了些，恐怕难辞‘社会学’批评之讥”。现在看来，他的这番自我批评还是非常准确的。评论一部文学作品，社会政治视角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放弃了文化视角、审美视角，也就难免出现偏差。雷达也不例外。

　　1985年6月19日，张炜还编就了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愤怒》，并写下了后记。这个集子1986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中篇小说《你好！本林同志》《秋天的愤怒》，短篇小说《黑鲨洋》《挖掘》《秋林敏子》《泥土的声音》《剥麻·烟叶·蓑衣》《踩水》《红麻》。张炜的老师萧平为之作序，其中特别写道：“他对于批评意见是认真严肃对待的，但艺术的良知使他没有简单从事。他的人生哲学也阻止他急功近利，匆忙地往热闹地方跑，制作一些应时的东西，博取喝彩和掌声。他默默地坚毅地在自己熟悉并渗透着自己情感的那方土地上不断地挖掘。这块土地有它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生活，独特的风貌。他就像集子里《挖掘》一篇中那个执拗的老人一样，不为劝诱所动，不去羡慕那个驾着轻骑贩鱼挣大钱的人，只是默默地在海滩上挖掘着。老人想的是，海滩上虽然只有不值钱的沙参，而且不是经常能挖到大参，但它却是真正的有益的珍品。是的，追求真正的珍品，这才是艺术创作的目的。”萧老师对学生的理解，的确是很深入的。1985年春，张炜在济南家中接受采访

　　六

　　1985年，张炜还发表了反映城市机关生活的小说《童眸》《黄沙》。当时不少人把这看成是一种突破，好像张炜终于离开“芦青河”了。11月，中篇小说《黄沙》在《柳泉》发表后，有关方面还举办了一个讨论会，探讨了张炜的《童眸》《黄沙》等“机关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中篇写的是城市生活、机关生活，但仔细分析，它们又与一般所谓的“城市小说”“机关小说”不同。《童眸》是双线结构，主人公沈小荒童年的海边生活与二十多年后的机关生活双线交织，被轮番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炜没有去刻意美化或者批评哪一方面，他只是呈现了两种生活状态，但他的感情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借沈小荒之口告诉人们，中国的孩子差不多都来自农村，只不过有人离开早一点、有人离开晚一点。不同的是，有人离开土地之后就接受了一些所谓“新”的东西，丢掉了质朴。沈小荒拒绝被城市和机关同化、收编，是因为他知道最伟大最辉煌的东西从来都是质朴的人创造出来的，而质朴和诚实一样，只能来自河流、土地，来自对童年的记忆和留恋。他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这个城市和机关，犯下的一个不能饶恕的错误就是忘了童年的朋友。童年的朋友是什么？是田野，是树林和小河，是质朴和忠诚。“童眸”，正是他对自己童年的呼唤，对乡土文明的呼唤。

　　张炜的这种情感，在《黄沙》中表现得更加深刻饱满。《黄沙》也是双线结构，一条是城市机关线，一条是海边原野线。相对于《童眸》，这两条线索更加丰富复杂。在城市机关线中，不仅有机关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还有坷垃叔的上访、罗宁与艾兰的婚姻、罗宁与岳父岳母的家庭关系等诸多副线交织；在海边原野线中，不仅有罗宁的童年记忆，还有家乡环境的被破坏，以坷垃叔为代表的底层农民与“村头”姜洪吉的尖锐矛盾。两条线又是相互联结的，机关上拉帮结派、虚伪自私、弄虚作假、推诿扯皮等一系列痼疾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的形成，都是因为脱离了群众，丧失了对普通百姓的真挚感情，也就是丢掉了人的心灵中那些最美好、最质朴的东西。这种机关中的污浊就像“黄沙”一样层层淤积，急切需要将它们一筐一筐地提走。

　　这是人们所说的“机关小说”吗？显然不是。张炜所写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对照、质朴与庸俗的分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激烈碰撞。所以，从小受尽屈辱、在海边原野上长大的罗宁，与在城市里成长的妻子艾兰，与早年当过村干部后参加革命、“文革”中造过反但主要还是被造反的岳父艾部长，是在不同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两种植物，有着两种不同的血缘。他与艾兰分居是必然的，他们的关系或许还可维系，但恐怕不会加深；他对岳父虽然也需求助（比如要解决坷垃叔的上访问题），但不会有丝毫的敬仰和尊重。因为艾兰与艾部长都离质朴的泥土太远太远了。他感到在这座“一片尘埃和黑色烟雾的笼罩下”的城市里，“要畅快地吸一口空气真难啊”。生活应该改变，罗宁将走向何方？最理想的可能还是原野大地，是张炜永远怀恋的“芦青河”。

　　张炜说：“我为什么在两部写机关的作品中一直没有离开小平原——胶东的那片土地？就因为我有个感觉——我觉得质朴精神是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万物都有个出处，质朴精神就是出自田野和自然，是土里生的。”“近来我常常想，怎样才能把城市生活、机关生活写好？好像写田野才出诗出画，写城市就不好办了。城市题材的作家没有几个大手笔，在中国是这样。写乡村，好好写就成了一个自然歌手。我想了不少，最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作者也许根本就没有多少必要过多地考虑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只是放松地写就成。写城市也要着重写土地，写田野，也要立志做一名自然歌手。”立志做一个“自然歌手”，这时已经成为他十分明确的创作思想。

　　这两部作品，连同他于1986年4月—6月在济南写下的中篇小说《葡萄园》，构成了张炜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单元”。与张炜其他作品明显不同的是，《童眸》和《黄沙》是从一个“城市人”“机关人”的视角看乡野、看大地，从一个“成年人”的视角看童年、看故乡；《葡萄园》则将《黄沙》中的主人公罗宁直接放回到童年时代，通过奶奶等人的讲述，抒写其祖辈、父辈的家族历史。这样就将张炜的文学叙事以故土大地为基点，在时间上往历史深处、在空间上往城市机关拓展，作品就变得更加丰富博大起来。

　　我们由这三部作品，特别是由《童眸》中的沈小荒、《黄沙》和《葡萄园》中的罗宁，不能不联想到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的宁伽，尤其是罗宁，似乎已经具备了宁伽的一些基本特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文学形象。从艾兰、艾部长身上，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你在高原》中梅子、梁里的一些影子；罗宁与艾兰的关系，也像《你在高原》中宁伽与梅子的关系。《黄沙》中艾兰的妹妹艾华是一个体操队员，《你在高原》中梅子的弟弟小鹿则是市少年体工队的队员；《黄沙》中的艾部长住在一个满是丁香的美丽独院，《你在高原》中的梁里则住在“橡树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葡萄园》中对于罗宁家族史的讲述尽管简略，与宁伽的家族史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其家族都经受了无端的戕害和深重的苦难。这些微妙的联系，恐怕都不是偶然的。

　　在《黄沙》《童眸》中，我们还看到了进入城市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与同时期很多作品相比，这显示了张炜认识的深邃和独到，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随声高唱“赞美诗”，他总能在时代的表象下看到内在的隐忧和人性的压抑。这不是因为张炜高明，而是因为他始终都是站在土地的立场上、人民的立场上、道德的立场上、人性的立场上，立场决定了一个人的视角，也决定了一个人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决定了一个人的爱恨亲疏。

　　我们看到，大学毕业进入省城工作、生活的张炜，不但没有被城市、机关生活腐蚀、同化，反而以自己毫不妥协的个性，更加明确、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有了这样一个立场，再加上较为丰富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经验积累和资料积累，他已经具备了从事一场大创作的基础和条件。实际上，一场大劳动已经悄然开始了。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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