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五）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五章“古船”驶来
第一节 横空出世
一
1986年，因为长篇小说《古船》的发表，成为张炜文学创作道路上一个值得铭记、极为重要的年份。当时，“海内一时为之轰动，并波及海外，人称《古船》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顶峰之一，称其对国民性的刻画乃‘鲁迅之后鲜见者’”。汪家明：《〈秋天的思索〉序》，张炜：《秋天的思索》，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页。这是张炜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奠基之作，有了这部作品，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就再也无法忘记这个坚定的身影了。那一年，他刚好三十岁，按照孔子的说法，是“而立之年”。
张炜自己也说过：“1986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古船》。这对于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它虽然仍在写那个半岛与那条河流，但评论界和读者都似乎不再把它（包括它以后的小说）看作是‘芦青河系列’了。这部长篇的影响超过了我以往所有的作品。它发表不久即引发了激烈争论，并且延续至今。但文坛与读者对它始终给予热情的维护，他们普遍把它看成是我的小说代表作之一。”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还是“芦青河”的故事，但这时的“芦青河”已经不再是那条单纯的河了。此前，曾有不少人劝他离开这条河，去写点诸如城市、工矿、大学生等别的生活，张炜都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文学是一辈子的事业，将来他肯定要写到很多东西，但现在他还不能离开这条河。他同时也知道，一个作家和他的文学是有自己的根脉所在的，他将来不管写到什么，都不会彻底地离开这条河。况且，“这条河狭窄吗？可它有遥远的源头，并一路汇入许多支流。它有属于自己的，极其独特的东西。它有时干涸，可更多的时候是汹涌向前、气象宏伟的，它的旧河道很宽很宽。从古到今，正是这条河造出了我们熟知的那一片大平原。无数的美好的故事、催人泪下的故事，都与这条河连在了一起”。“一条河的历史该是包含了多少东西，它就是整个平原的命运。”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长篇小说《古船》，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很大雄心的作品，作家就是试图通过这条河来写出“整个平原的命运”。当然，它所展示的只是这个阔大平原的一角——洼狸镇，描绘的也是这个平原漫长历史中的一段——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四十多年间的人世代谢、兴衰际遇，但透过这一角、一段，也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因此看到了中国城乡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因为这个时段正处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对几千年的封建宗法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但这一历史进程还远未结束时，中国就陷入了外族入侵和国内战争的阴云之中。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度过了危亡关头，但国内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敌我对立，再起争战。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倒台，看似已经解决的国内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是演变为所谓的“阶级矛盾”，演变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随着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这一“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十年浩劫的巨大历史悲剧和历史倒退。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进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火种，当然不可能有熊熊燃烧的机会，那场启蒙运动终以被中断或曰失败告终。十年浩劫过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但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的灾难制造者又开始掌握经济命脉，中国历史由此展开了一场新的对抗。同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浪潮的袭来，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形态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古船》反映的就是这段复杂、漫长的历史。
当然，对于这段历史，从不同角度切入会有不同描述。有人会看到激动人心的革命进程，有人会看到人民翻身的幸福喜悦，也有人会看到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从人与社会健全、合理发展的角度出发，就会看到这段历史表层之下的巨大荒谬性。这也正是《古船》切入这段历史的角度。社会历史的荒谬，带来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格尊严的践踏，小说就以洼狸镇隋、赵、李三大家族间的沉浮、争斗为主线，写出了20世纪40年代地主还乡团对农民的残暴屠杀和土改复查运动中他们的报复行为，以及人们在其后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中的命运变迁，写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思想转型、经济转型中的经历。张炜写的是一个小镇上的家族变迁史，又是一部洼狸镇史、城乡变迁史，也是一部缩小了的中国国家民族史。这就使整部小说既有扎实、深入的具体描述，又有宏阔深远的历史空间，具备了人们所说的“史诗”品格。
二
《古船》的主题是“苦难”。围绕这一主题，作品对之既有现实层面的描述，也有精神层面的挖掘。在现实层面，张炜将在档案资料中看到和实地访察中搜集到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化为小说叙述，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这段历史表面化、概念化的认知，令人在震惊之余重新审视自己那些被遮盖、被“洗脑”、被“漂白”的记忆，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荒诞感和悲剧感油然而生。在精神层面，张炜围绕隋抱朴这一中心人物，不断向深处、细处开掘，塑造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独具特色的“这一个”——一个败落的资本家和传统乡绅的后代，一个见识了无数人间惨剧和历经磨难的人，一个具有巨大思考力和深邃洞察力的农村知识分子，一个心存“原罪感”并极力为自己和家族“赎罪”的仁者和圣者，一个在长期自我压抑和痛苦思索中患上“怯病”的“行动的矮子”，一个在危急时刻终于挺身而出挑起洼狸镇人未来重担的勇者。这样一个人物是极其复杂、难以把握的，他的身上最可宝贵的就是他从父亲隋迎之那里继承的真诚热烈的人文精神，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流风余绪，也是与封建宗法专制、与各种“左”的思想和行为格格不入的。所以，在中国社会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从农村底层滋生、靠“枪杆子”出人头地的“底层痞子”赵炳、赵多多们掌握了权力的时代，隋抱朴只能遭受欺压、凌辱，是没有任何反抗力量的。他被强压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压抑和苦闷之中。
进入新时期以后，隋家有了重新崛起甚至将赵家踏在脚下的希望与可能，可是继承了家族精神血脉的隋抱朴，不愿从一个“苦难”的受害者变成一个“苦难”的制造者，他热切盼望一个合理的社会的到来。但他并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活，于是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在思考这四十多年的历史灾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隋家当年作为一个资本家家庭有没有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也思考如果隋家当年“欠穷人”的那笔账不能算清，即使制服了赵炳和赵多多，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复仇，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他独坐老磨屋，读屈原的《天问》，读《共产党宣言》，试图从中找到救赎社会人心的良方。他也与急盼翻身、渴望复仇的弟弟隋见素彻夜长谈，探讨社会与人存在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
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将之放在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身上似乎过于沉重了一点，但从隋抱朴的人生经历看，这又是必须承担、无可推却的。因此，隋抱朴的疑问，既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灵魂之问，也是国家之问、民族之问；隋抱朴的痛苦，既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苦，也是国家之苦、民族之苦。这样一个人物，自觉地将这无边苦难堆积在自己心头、背负在自己肩上，显示了一种堪称伟大的悲壮情怀，这也许就是《古船》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而那些环绕在隋抱朴周围的“恶人”“丑类”，尤其是那个以“人”的面目出现的人间“禽兽”——四爷爷赵炳，则显示了封建宗法专制与极左思想“合体”后的虚伪、暴虐和无情。当这种统治中国几千年、以宗法礼仪和传统习俗等形式渗透在中国城乡社会各个方面的专制思维，以“左”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和破坏性，尤其是它为那些“底层痞子”所用，就更显示了其残忍和血腥的一面。《古船》告诉我们，这些历史灾难的形成不仅有着复杂的现实因素，更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因此，封建宗法专制思想不除，极左思想不除，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有落地扎根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合理、健全的社会。这是隋抱朴最为痛苦和焦虑的。
《古船》的结尾，虽然隋抱朴在见素生病、赵多多车毁人亡的情况下离开芦青河边的老磨屋，自荐担任了粉丝公司总经理，承担起了带领洼狸人追求幸福的重任，随后赵炳也被隋含章刺伤、各种丑行败露，似乎赵家这座阴魂不散的“大厦”就要彻底倒塌了，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实际上，隋抱朴并没有想明白“人应该怎样过活”，也没有想清楚一个合理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所面临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彻底解决：妹妹隋含章因刺杀赵炳被关押，他们递上的诉状能否洗刷含章的冤屈？粉丝厂绞死伯父隋不召的机器又转动起来了，这机器能否做到长期安全运行？还有那个丢失的令人恐惧的“铅桶”，究竟在什么地方？一切都没有最终答案。因此，这个结尾就像鲁迅小说《药》中瑜儿坟上那个凭空添上的花环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
所以，行动起来的隋抱朴也如《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一样，还走在一条前途未卜的长路上。《古船》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但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结论。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和感受。
三
那么，这样一部堪称“厚重”的作品，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写成的呢？
按照张炜自己的说法，这部长篇“酝酿四年，创作两年”，那么，以它1986年7月定稿为界，张炜应该是从1980年下半年到济南不久就开始酝酿和准备这部作品了。也可以说，是他从那时起就立下了要写一部长篇的宏愿，然后开始了酝酿构思、积累材料。
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张炜第一次写长篇，当年矫健就看到过他的一部长篇初稿；在烟师求学时，他的同学还曾帮他誊抄过长篇的文稿。长篇小说是他早就萌生的文学理想。当然，这理想之中也不乏此时文学风气的激励和影响。张炜说：“那个时候，整个文学气正，冲劲也大。（20世纪）80年代初，最开始是诗歌，然后是小说和散文。散文比较受注意，报纸副刊上的很多散文，包括重新印出的一些散文集，都广受阅读和评论。但是这一拨很快过去了，接着是短篇小说更受注意，中国最活跃的作家都把力量押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所以当年的短篇小说评奖，受关注就很多，一年评一二十个，新时期最活跃的作家都在写短篇。再后来，短篇这种形式容纳不了那么多情感和事件，大家理所当然地转向了中篇小说，慢慢地，作家中很重要的力量都转到了中篇小说写作上。再到后来才是长篇小说。”“《古船》正好是在作家将力量转移到长篇那个时刻写出来的。”
我们从他的工作经历也可看出，他选定这样的题材来写长篇小说，是与他从事档案工作有直接关系的。张炜后来回忆，档案工作对他的写作助力很大，其中最直接的受惠就是《古船》的写作，因为历史档案资料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撩拨了我的好奇心，‘土改’、内部斗争、村政初建，包括一个镇子一个乡村的局部历史，当年的代表人物跟这段历史更紧密更隐性的关系，都引发了我进一步探索的兴趣。”“当年的山东分局管辖整个山东，也包括今天的徐州和苏北地区，范围远比今天的山东要大，受华东局统辖。山东分局是一个重要的解放区，当年大概除了延安就是它了。它辖下的半岛地带，从抗日到‘土改’再到整个国内战争前后，里面的故事多极了。一些极‘左’人物搅在里面，留下了抹不去的历史痕迹。”
这些档案资料，与《古船》中的人物、故事是息息相关的，与《古船》所表达的情感意蕴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与那些公开出版的读物也有所不同，它呈现出的是历史更为曲折复杂的一面。倘若没有这些历史档案资料作为支撑，张炜可能就难以确立《古船》的“苦难”主题，或者即使确立了这样的主题，也难以写得真实、深刻。当然，张炜在《古船》中对档案资料的运用并不是直接引用，或者披露什么不该披露的秘密。《古船》所涉及的都是当时已经可以公开的部分，或者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可以凭单位证明去查询的内容。档案资料对他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他的思维引向了深入，并为他的实地考察提供了线索。正如张炜所说：“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逼真肃穆的内在心情，让其贯穿创作的全过程。”
四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构思和材料积累，1984年6月，张炜在北京修改完成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回到济南之后，立即着手开始了《古船》创作。7月，他离开档案馆调入山东省文联创作室，创作时间有了更加充分的保证。一方面，他在努力完成各种创作计划，至1986年7月《古船》定稿，先后完成了短篇小说《烟叶》《剥麻》《蓑衣》《烟斗》《夏天的原野》《采树鳔》《荒原》等，中篇小说《童眸》《秋天的愤怒》《你好！本林同志》《黄沙》《葡萄园》等，以及大量散文随笔；另一方面，他也在尽力排除各种干扰，尽可能地投入这部长篇之中。
这一时期，他还边创作边深入到胶东半岛地区，围绕《古船》开始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也被他称作第三次游走。张炜后来回忆，他当时“拜访了当年非常残酷的‘土改’地区，最有名的胶东莱西。潍坊和烟台地区的莱西，登州以东以西的犄角地区也都去过了。在那个年代里活跃过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后人，我接触了很多，这些跟档案里的记载相互映照，历史就变得更具体、更鲜活”
张炜回忆：“我走遍了河两岸所有城镇，拜访了所有的大的粉丝厂和作坊。我读过了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那片土地的县志和历史档案资料，仅关于土改部分的，就约有几百万字。我还访问过很多很多的当事人，当年巡回法庭的官员，访问过从前线下来的伤残者、战士、英雄和幸存者。”“当年参加土改的人我认识很多。他们的讲述栩栩如生；他们有时自觉地将当时的情况与后来的记载相对照，为你指正，这很感人。巡回法庭人员、杀人者、起义者、儿童团员，我都一一走访。每到了有名的事件发生地，我都久久不愿离去。”对那些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情况，激烈到什么程度，死了多少人，等等，他都做了翔实的记录。
张炜回忆：“有一次我到芦青河下游出发，无意中走到了一个黄昏里。记得当时夕阳普照，平原上一片火红。有一处废墟特别出眼，那里到处是断垣残壁，是荒原，非常凄凉。我走了过去。我记不起那里是什么地方了，因为四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是过去的样子了。我走到跟前去，发现这片废墟的范围很大，在荒草和断垣残壁之间，有废弃了的巨大的磨盘……我突然记起来了，这里是一处粉丝作坊——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来过这里。那时这儿是让人十分向往的，因为新鲜神奇的东西很多，有很多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和事。”他在调查中将过去与现在连在了一起，也从现实中走进了历史。
了解当时张炜创作情况的赵鹤翔也曾说过：“几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胶东的山山水水。《古船》写了民族粉丝工业的兴衰，他实地勘察了我国粉丝工业的发祥地，看过了许多粉丝厂的旧址和新建筑。再如《古船》十四章写的‘菜’，在古怪奇妙中透出慢吞吞、湿漉漉的民俗来，一些专门的高级厨师看后极为赞赏，认为它极富想象力，又不违背烹饪学原理，准备从中提炼出正式的鲁菜来。有位作家给他来信，将来有机会到胶东，请‘张王氏’做顿尝尝。这些，都是生活给他的馈赠。”
不仅写做菜如此，为了写好小说中涉及中医的部分，张炜还认真钻研过中医，并掌握了一定的中医知识和技能。他说：“写《古船》的时候跟中医学院的一些老教授过往较多，请教他们，跟他们学习。《古船》里有很多药方，老中医是认可的。只是大夫说我下药偏重，但认为用药大致都是对的，他们在方子上加减了一下。”后来，张炜自己还试着开过中药方，也给信任他的朋友开过。他在以后的许多作品中也写过中医，如《你在高原》中的“三先生”，并且发出过“中医难觅”的感慨。当然，张炜并不是立志要做一个医生，他是将中医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看待的，他认为中医的衰弱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传统文化衰弱的一个表征。他希望把它与音乐、绘画、书法等融会贯通，化为自己全部的修养和学问。那么，他对中医的深厚感情，是否也有点外祖父是一个医生的原因呢？应该是有的吧。
为了搜集《古船》的写作素材，张炜做了大量的阅读工作。赵鹤翔说，张炜对于生活中常见的恩恩怨怨、风头名利、泡沫之言等，一向采取躲之犹恐不及的态度，他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生活上。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时间广泛涉猎各种著作、知识与学问。仅以《古船》涉及的为例，“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读破，上面圈圈、点点、杠杠比比皆是，眉批注语布满全书；《国家与革命》以及马列的其他一些著作，他都下过不是玄功夫、虚功夫，而是真功夫、硬功夫。除了马列的书，他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古船》中那不足万字的‘星球大战’，他采集了几十万字的报刊资料，像个当代军事科学研究员；书中写了一点关于中医方面的内容，他阅读了《黄帝内经》和大量医案，颇懂得一些阴阳五行之说，并与山东几位名中医交上了朋友；为了真正弄懂一句古文，他广泛查阅资料；一部《老子》，他看了好几种版本，把各家注释的异同点分辨出来。”我们曾在自牧那里看到过他保存的张炜当年搜集的“星球大战”资料集，厚厚一册之中剪贴了大量报刊资料，多数资料都有张炜的圈点勾画。自牧还保存了一册张炜当年的《山东大学〈文艺学新论〉择录》，他用工整的笔迹摘录的文艺理论观点足有三十二页之多。
在这方面，宋遂良也有很深的感受。他说：“张炜喜欢读书，善于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他读了很多古典的书，《古船》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如抱朴、见素、含章都是从《道德经》里面取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深藏着我们古典文学的底蕴。张炜同时又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有一次我看见他在读爱因斯坦的《讲演集》，还有罗素的哲学著作。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读了不少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可以说，张炜的一个创作源泉是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
赵鹤翔还透露，张炜在下乡和写作中，患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面色苍白，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赵鹤翔说：“张炜的风采是沉着稳健，腹富口俭。他与朋友交往真诚谦恭，对强者好学而不媚，对弱者相助而不凌，既不软语婉言，亦不浮言气盛。但是，当他一旦谈起学问来，你总是会感到他的多闻、深刻、凌厉、条理、清晰。这一切，似乎与他的年纪不成比例。”或许，正是因为沉浸、勤奋、才华和坚守成就了《古船》，也最终成就了张炜。
《古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不仅仅因为其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还因它雄浑博大、气势恢宏的文学构思，因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科技、人文以及河海大地、建筑器物、中医中药、乡俗民风、饮食男女、卜筮巫术等时的细致、准确、生动的描绘，因它在这些记述和描绘中表现出的一个作家的深厚情怀。《古船》的成功，也应了张炜那句话：“虚构越大，求实的力量就要投放得越强。”“功课做得越扎实，作品的虚构越有趣。”
五
1986年10月，《古船》在《当代》第5期发表时，篇末注明“1984年6月至1986年7月起草、改写于济南、胜利油田、北京”。他的写作地点，有的今天还可以找到，有的已经随着城市发展而消失了。
张炜后来曾经充满深情地回忆：“1984年，我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住在济南四里山下的一幢房子里。每天脑子写烫了就到南山边上走走，小半天再返回那间小屋。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屋里放了书、方便面、茶和咖啡，还有一铁盒进口的莫合烟。一台小录放机用来听音乐。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屋里总插着我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或一大束红叶。”见《小说月报》原创版2020年第2期封二“当代作家老照片”刊载的张炜图文介绍。
汪家明也记得当时与张炜见面的情景：“记得是在秋天。我所在的刊物新设了‘作家剪影’专栏，介绍的第一位，即是张炜。那年张炜二十八岁，极俊秀的相貌，却怀有一颗沉重的心。稿件需要照片，我与他在四里山中拍摄。有建筑用的青石堆松木垛，在秋风落叶中，与他融洽一起。最醒目的是两条浓眉，把眼睛中透露的秘密遮掩，似乎退居世外，却又专注人间万事，蓄而不发。其时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已写出，并曾获国家奖，其时他的女儿小晨尚不满月，家住两间平房，在高楼之间的大树之下，显得逼仄而幽静。”当时汪家明供职于《山东画报》，对张炜的介绍于1985年第2期刊出，同时刊出的还有张炜的短篇小说《烟叶》。汪家明为张炜拍摄照片的时间，应该是在1984年秋天。
济南城南多山，旧时大多以距离济南老城的西门——泺源门远近命名，如四里山、五里山、六里山等。其中的四里山是离济南老城最近的一座山，明清时期，山上遍植黄栌，深秋时节满山红叶似霞光映照，所以又名“赤霞山”。后来山上黄栌被砍光，栽满松柏。济南解放后，政府在这里筹建革命烈士公墓、革命烈士纪念塔等。1952年毛泽东视察济南时，曾专程到这里凭吊，并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四里山也是一座英雄山”，所以这座山又被改名“英雄山”。张炜记述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青年人的辩论场面，就在这座“英雄山”下。张炜大学毕业后供职的山东省档案局，也离四里山不远。
后来，为了能更好地集中精力写作，张炜又在离家不远的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找了一间房子，每天到那里辛勤笔耕。这个招待所因为是部队所属，管理严格，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可以免除很多不必要的打扰。宋遂良曾经回忆：“张炜在写《古船》的时候，躲在军区第五招待所。那时他心里非常激动，他曾跟我说：‘每天从宿舍到第五招待所距离很近，大约三四百米，我总是顺着墙根走，生怕碰见一辆车把我撞到，或者碰见一个人喊我一声，我需要保持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点也不能受到破坏。’当他写到隋抱朴的苦难和他兄弟夜话的时候，他说眼里充满血丝，嘴角起了泡，蹲在椅子上写，钢笔下去像要把纸戳破，写完《古船》以后，他病了一场，感到整个身心都太劳累了。”
张炜自己也曾说过：“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在为它准备材料。卡片也做了几大摞。我一直因为没有集中的时间写成它而苦恼。我当然也有目的地读了很多书，研究了一些问题。后来，我找了个地方藏起来，藏了一年多，将这些卡片顺起来，将全书写出来。……那一年多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情感世界、一个幻想世界中，苦乐自如。”即使他后来担任了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到龙口挂职市政府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除了尽力履职尽责之外，他从不愿搅扯到那些空洞无物的大言和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中去。当然，为了作家的利益和文学的尊严，他也是不会轻易和任何人妥协的。
但军区招待所这个藏身处后来也被熟人发现了，传来传去知道的人多了，找他的人也就来了。张炜只好另挪地方，“一次在济南南部山区一座废弃的变电所里，另一次又跑到胜利油田的海边。最后发稿之前我住进了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编辑随时提出问题，我如果认为有道理就随时调整。”对于那座“废弃的变电所”，张炜记忆尤深。他后来回忆：“那是郊区山里的一座孤屋，真的长年不见阳光，是废弃不用的一个配电小屋，大约有十平方米。第一天去看了，满是垃圾，脏得可怕，室内墙壁上壁虎乱窜。大半个墙都熏得乌黑，大概是进山的流浪汉夜间烤火弄成的。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打扰，那时治安情况比现在好得多，也不用担心坏人。我在里面安了个小桌、小床，烧点热水，就写了起来。在这儿一直把草稿打完。”
后来张炜跟我们谈起他的写作，常常使用“闭关”这个词。他为了搞好文学创作，真是做到了佛家所说的“闭门专修”的境界。我们还在朋友的引导下，找到了张炜修改《古船》时的那个“废弃的变电所”。我们在山岩树丛间徘徊，感受张炜当年的写作环境，体会张炜当年的写作心情，无限感慨涌上心头。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六
《古船》的写作和问世，也不能忘记那些辛勤的编辑之功，尤其是《当代》杂志社的王建国先生、何启治先生。对于个中情形，张炜曾有如下表述：
《古船》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构思和写作的，一些片段写好了就积在一处，装在一个口袋里。建国和启治先生比较关心我的第一部长篇。建国先后去了六次济南，都是为了这部书稿。他说：“我重视第一部长篇。”他的眼睛不好，看稿子稿纸离脸很近。
初稿全写出来后，我已经前后换了好几个地方，只为了躲出清静。先是在一个军队招待所的附楼上，后来又搬到南山一个废弃的供电所。完成了初稿，又搬回原处，等建国来。他看了一天稿子。记得那天我陪他住在招待所，半夜来了地震，建国跑出来，说“出事了出事了”。那天下半夜我们都没法睡好，索性谈稿子谈到黎明。
初稿复印成几份让朋友看，他们的意见，加上建国的意见，需要我好好吸收。我带着意见躲到了比较远的东营市，在油田招待所修改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常通电话，他们注意这本书的进度，以便安排在《当代》上刊登。修改得比较累，脑子用得很热。记得我一个人住了一个标准间，两张床上摆满了稿子。除了改写，还要不断使用剪刀糨糊。当时北京的舞蹈家歌唱家住在同一个招待所，一起吃饭，并在工作之余看他们的节目。油田的中年作家王忆惠领我参观，照顾我的生活。后来，我离开油田不久他就去世了，让我至今想起来悲痛难忍。一切历历在目，人却没了。
1986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看完了《古船》，还想让我去北京改一下、谈一下。我去了，建国领我见了几位领导。像过去一样，原稿用两张硬板夹起，再用黑白花布包袱包起的，这些东西都摊在领导的桌上。他们说了意见，征求我的想法。我说要好好想一想。启治先生夜间与我在楼下散步，谈到的都是书的修改。建国的意见与他的差不多。其实很简单：《古船》里有一位王书记，是党的领导形象，他们喜欢。我也同意加写一至两页。
重要的是在发表前，我有机会再订正一次。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的合理改动，对我都是重要的收获。我带着纸张和剪刀糨糊，被建国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招待所。这次工作了半个多月。整个过程中建国常去，我们粗茶淡饭，心情愉快。
对于《古船》的发表，时任《当代》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也有详细记述。1986年五六月间，张炜带着长篇小说《古船》到北京，就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邻近的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简朴的招待所里。何启治与编辑王建国一起去看望张炜时，看到张炜身穿黑汗衫，理短发，眼眶和脸庞都有点浮肿，慢声细语地说话，还常常微颦着双眉，一脸疲惫而又难受的样子。这当然是张炜大强度劳动后的状态。
张炜告诉何启治，这部书他用心地写了两年，写了改，改了再改。所写的故事时间跨度有四十多年，是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直回溯到40年代胶东地区土改乃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何启治当时便产生了疑问：还不到三十岁的张炜并没有经历过这一切，能够写好它吗？张炜便娓娓地向他解释。他知道了张炜的生活、工作经历，知道为了这部长篇张炜漫长的构思、准备和写作过程，知道他这些年所做的广泛、深入、持久的档案资料搜集和社会调查。
何启治读了文稿后，深感《古船》是那样深沉厚重悲壮动人，令人荡气回肠，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画面。何启治认为，读这样的小说，能让人深深感受到历史的呼唤。因为我们既有值得自豪、骄傲的光荣历史，也有悲惨、辛酸的民族苦难，滴着血、流着泪的历史。小说以其强烈的现实感、深厚的历史感和未来意识给人以感染和启迪，使我们面对复杂、艰难的时势时，仍能看到希望。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感到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这部作品塑造出了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但何启治也感到，这部小说既写了国民党还乡团的残酷报复，也写了土改中一些农民的错打错杀，涉及了需要认真把握分寸的重要问题；小说在艺术上尚欠圆熟，有的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有的表现在塑造人物上，如多次讲隋抱朴学习《共产党宣言》，总觉得有些牵强。何启治写道：
其时，我刚刚担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并负责终审稿件（第一次负责终审长篇小说）。主编秦兆阳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等原因一般只听汇报不看稿件，另一位副主编孟伟哉作为人文社新任社长正忙于社务，还有一位副主编朱盛昌则刚刚在1986年6月升任人文社副社长，也是忙于社务无暇旁顾。为慎重起见，我一再建议孟或朱参与终审。商议的结果是，只好请老朱抽空看《古船》直接写到土改扩大化、错打错杀的第十七、十八章。老朱看后也认为一定要改。和张炜面商的结果，是由他加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个片段（一千多字）。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巡回人民法庭’当场要来赵炳和长脖吴的大会记录看了……从诉苦的情况看，如果所诉均是事实，那么批斗对象当中至多有五人该是死刑。可是几天来的大会上已经打杀了十余人。法庭干部大为震惊，在会上表示了坚决而明朗的态度：严重违反上级政策；不符合法律程序；这种乱打乱杀的失控局面必须有人负责……王书记让人把他扶起来。他讲话了，声音微弱得快要听不见，但那坚定的语气却是全镇人都熟悉的：‘……要打倒就把我打倒吧。我已经挨了一刀再打倒也容易。不过我在这儿一天，就不准乱打乱杀。谁借机杀人，破坏土改，我就先把谁抓起来！你有冤你诉，你杀人，还要法庭干什么？这不是八路军的政策！……’他说着摇晃了一下，旁边立刻有人去扶他。会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何启治写道：
既然《古船》关于土改中有乱打乱杀违反党的土改政策的现象被认为是真实的，现在又加上了“巡回人民法庭”和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坚决制止乱打乱杀、维护党的土改政策的文字，其他问题就不必对作品和年轻的作者求全责备了。这样取得了基本的共识，我们便决定在《当代》杂志1986年第5期全文发表《古船》。
就这样，一艘满带历史沧桑和现实重负的“古船”，终于驶向了文坛，来到了读者面前。
后来，王建国在回忆张炜写作《古船》的情况时，说在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看见张炜写得泪流满面，说他写完后还在家中与家人大哭了一场。张炜说这不是事实。关于写得“泪流满面”，张炜说可能是因为王建国高度近视没看清楚，“当时天有点热，我关门堵窗在工作，脸上背上满是汗水，他一推门看见了，那个印象像是我边写边哭”。至于“大哭一场”，张炜说：“一个男人动不动就哭，我看不值得夸耀，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哭不惯，遇到难事也默默消化。写这本书的日子里，我当然很苦，也难受。主人公与弟弟的长夜辩论，那简直就是我自己在争吵；他在老磨屋的苦挨苦熬，也是我在那儿熬。那真受不了。书又长，我一直熬，上火，牙齿肿胀得很疼，右腮肿得老大。那是真的。这本书也许缺憾不少，但我付出的情感和劳动，我不会轻易忘记的。”
不过，这些传说尽管出于误看和想象，也是一个编辑对张炜巨大劳动的一种礼赞。在创作过程中，张炜的确是带着无比虔诚完全沉浸到小说中去了，他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扭结在一起，一起生活，一起痛苦，一起思索，一起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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