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初现（1987年）

 张。道，子

〔 中国山西省 临汾市 041000〕三十年后临汾地区体改委同志们的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人为本人)1987年是一个丰收之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铺陈、准备与努力，尽管其间有清除精神污染等的不断干扰，但总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不断发展，处处显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是农村村民自治的实施，不仅极大的改善了农村的政治生态，也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在这方面仍然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1987年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丰收之年。那年初，地委组织部长毛恩隆，受地委的委托，召开了一次干部制度改革的研讨会。

在征集论文期间，马振海与我，还有山西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李德山教授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取消干部委任制的文章。李德山老师是人大哲学系毕业，在校期间是校武术队的队长，文革前，曾获过北京市武术比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武术比赛一等奖。后调回北京商务学院任教，退休后在北京人文大学武术学院任院长。我们三人讨论好提纲后，要我执笔起草，我写的题目是：《应当取消干部委任制》。文章写好后，又经李德山老师的修改，然后，送到组织部。当时，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是薛全秀，以前在我老家黄河对岸的石楼县当过教师，所以，就有许多说不完的话。他把我们的文章送到毛恩隆手里，毛恩隆指出：应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任用方式分开。我们又拿回来修改，主要是写清行政首长应实行竞任制，而部门首长应实行聘任制。这篇文章在全区干部制度改革研讨会上由马振海宣读后，获了优秀奖。

后来，我们又把这篇文章送到《理论教育》杂志，在该杂志本年的第二期“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栏目 以《干部竞任制和聘任制刍议》为题发表，说明那时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公开的话题，并不像现在这样敏感。后来，我们又将这篇文章直接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它的大参考《群众来信》全文发表，并寄来了清样。同时，我还与苏勤义主任合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也发表了。这一年以地委、行暑名义联合召开了一次临汾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理论研讨会，专题讨论如何解决贫困县发展落后的问题。因为，临汾17个县、市中，东西两山国家级贫困县就占了一半。这些县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农业欠发达，工业基本没有。那么，如何才能脱掉贫困县的帽子，对于临汾地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民书记把这一任务交给地委讲师团团长李洪慈，由他任研讨会办公室主任。李洪慈又组织人马，由讲师团副团长甄作武和经委办公室主任邵玉义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有讲师团的贾成奎、张学文、宣传部的王全明、郭林林、任俊，地区体改委由我参加。由于估计论文很多，加之要评审，便在临汾宾馆二楼开了一个带套房的房间，作为大会办公室。李洪慈要求有人专住办公室，以便接听电话，接收论文，甄作武就把这个差事交给我。

于是，我就日夜在这里办公，星期日就让妻子带孩子下来住。卫生间有大澡盆，她们从来没有洗过盆澡。女儿尚可，小儿子不听话，也不爱洗澡，把他按在洗澡盆里洗，他大声哭叫，惊动了满楼道的客人。这次研讨会，由于是以地委和行暑名义召开的，规格高，所以，绝大多数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各局的局长都写了论文。研讨会在宾馆四楼大厅举行，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各局的局长，还有论文作者全部参加。这是建政60多年来临汾地区规模最大的理论会议，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

直至现在，再没有开过这样高规格，大规模的理论研讨会。研讨会还专门设了评委，评委有中央党校教授，有省社科院的高增德研究员、陈典模研究员，还有山西师大地理系的杨主任与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冯子标教授等。会议发言三天，地委领导与行暑领导就坐在大会议室听众席的前排。主要是论文作者发言，领导论文作者与其他论文作者一律平等，主要看论文质量、理论价值，不看地位高低。所以，三天的发言中，县委书记和县长上台发言的廖廖无几。我的发言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

我发言的题目是《贫困县的县长应当实行目标竞任制》。会议完了，还没有收拾摊子，李英锋跑来找我。他已退居二线，担任顾问，这样的会议，他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他一开始认为，理论研讨会没有什么名堂，就没有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后，他在行暑门口碰见计委主任杨廷基，杨主任给他说：今天下午的大会上有人骂人了。这倒激起他对这次会议的好奇与兴趣。

于是，跑来问我要每一位论文作者的文章。我整理了好半天才给了他一套完整的会议论文。后来，他对每一篇论文都进行了点评，并整理出了完整的建议材料，上呈地委与行暑领导。可以说，李英锋是全面评价这次研讨会的第一人。

至于杨廷基主任说：有人骂人了，我知道这是在说我。因为，只有我的发言稍显激烈，而其他人的发言都很平和。其实，我也没有骂人，我的发言论文中只是说：“委派的县长，只顾自己吃香的，喝辣的，那里管老百姓的死活？”。杨主任当过永和县委书记，对这句话很敏感，或说很反感。我也是永和人，我在永和时，县委书记先是吕务泉，后是李平。由于我离开永和的时间早，并没有和杨书记打过照面，至今，我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正如他知道我一样。其实，现在回头来看，委派的县级领导何至是“吃香的，喝辣的”， 行贿受贿者多的是。要不然，怎么叫“坍塌式政治生态”。

当然，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严重，但张树斌说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也不至于是骂人吧。我说了不算，杨主任说了也不算，专家说了算。这次研讨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五篇，二等奖和三等奖各十几篇。一等奖的五篇，其中有计委国土科科长、书法家陈修文的一篇，有我的《贫困县的县长应当实行目标竞任制》，有讲师团贾成奎的一篇。贾成奎后来成为讲师团的副团长、红遍临汾的宣讲高手。

每一次中央重要会议开完，各单位和各县都请他去辅导。他比我高明之处在于，能直说的直说，不能直说的不说，或拐弯抹角说，而我是能直说的直说，不能直说的也直说，这样，就会招来许多事非。五篇一等奖中，好像还有交通局苏胜云的一篇，还似乎有一个县组织部部长陈建新的一篇。当时，奖品上都是盖的地委与行暑的公章，当年的《临汾日报》也登了。后来，我的朋友、隰县文联副主席郭丰洲让我去找《中国人才报》的总编张天来老。我有一次去北京，顺便到《中国人才报》社，找到张天来总编。他原来是《光明日报》的高级编审，大高个儿，脸色红润，说话口吃。我把我的《贫困县的县长应当实行目标竞任制》一文交给他。后来，在《中国人才报》的头版头条将该文发表。这篇文章还被收集到由地委书记王明主编、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探索》一书。这次会议之后，李英锋与我一起组织成立了临汾地区经济学会。李英锋任会长，邵玉义任常务副会长，还有众多的副会长，我是副会长兼秘书长。临汾地区的三大学会，除经济学会外，还有临汾地区哲学学会和临汾地区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后两个学会的会长都是地委讲师团团长李洪慈，哲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是讲师团副团长董百泉，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讲师团副团长甄作武。这些学会都挂靠在临汾地区科协名下，张庆珠和王增礼当科协主席时，还经常活动，王增礼之后就再没有活动。

张庆珠是哈工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仕途耽误了他的数学研究。王增礼是援藏领导干部，曾任大宁县的县长。1987年还在山西社会科学院陈典模研究员主编的《经济问题》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我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一文，这篇文章又被当年的《新华文摘》第七期转摘。这一年，我被评为经济师，评经济师要考外语，评审委员会为我们这些只学过俄语而没学过英语的人，专门准备了俄语考试。

其实，二十年过去了，学过的俄语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评审委员会又专门为我们请了临一中的俄语老师赵老师辅导了一星期。俄语课本还是当时已调到运输公司的原永和县文化馆的干部、文化革命中的对立派的药银山老师，骑自行车跑回河西老家给我找的。考试通过了，评审委员会也通过了，但平阳钢铁厂又因为我在清理“三种人”中被清查，所以不聘。那时的政策是评聘结合，不聘就等于没有考，也没有评，等于白考了一场，白评了一场。其它单位的经济师任职资格文件早就下去了，而因为我的问题，平阳钢铁厂过关的八名经济师的任职资格问题，地区评审委员会很长时间没有给平阳钢铁厂下文。在这关键时刻，地区经委副主任、地区经济师评审委员会主任张维能帮了我的忙。

他拍板下了我的经济师任职资格的通知。本来按规定，评经济师几年之后，就可以参评高级经济师，但从此之后，我一生再没有参评过高级职称。虽然，我的著作早已超过了评高级职称的要求。我嫌评职称太麻烦，嫌它假的东西太多了。

1987年，我还被山西工商学校的高级讲师刘天经老师推荐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会。介绍人是刘天经老师和会计培训学校的校长霍以敬校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元老是黄炎培，他既是民建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民盟的创始人。他与毛泽东主席有一场著名的“窑洞对” 。

他问毛泽东主席：共产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吗？毛泽东主席信心十足地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办法，这就是民主。七十多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民主确实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办法，而且，我们不断地向民主的方向努力。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离民主的道路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些体制甚至南辕北辙。刘天经老师大高个儿，是当时临汾民建唯一具有高级职称的学者。他去世的很早，九十年代就去世了，只活了七十多岁。他在太原住院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他在民建中的口碑很好。作者简介：张。道。子，出版有«绝对相对力学»、«绝对相对哲学»、«绝对相对经济学»、«常道»、«互补论»等多部专著。在《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当代作家》、《文学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数十篇作品。多次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报告，2018年出席了世界哲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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