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八）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六章 大地的忧伤
第一节 海外游思
一
阅读和研究创作了《古船》之后的张炜，我们常常会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自然之爱、乡土之爱、民间之爱在张炜的情感世界中越来越强烈了。这是他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与刺激做出的自然反应。
是的，时代变了，世界变了，资本扩张野蛮无序，技术更新日新月异，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的浪潮滚滚而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并且构成了席卷一切、以“丛林法则”为主要特征的时代伦理，自然、乡土、民间与这个“沸腾”的时代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这些都在触动张炜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张炜深深的思考。
同时，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还有两件大事开始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一是这年9月—10月间，他受波恩大学邀请，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这是张炜第一次走出国门，走进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一个西方国家，他感受到了一些什么呢？二是从这年11月开始，他被派往龙口挂职，任市政府副市长，重回故土大地，尤其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回望记忆中的故乡，他又有些什么感触呢？
我们感到，这次出访德国和以后更多的出国访问，进一步开阔了张炜的视野，也把他思考问题的基点由中国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而从这年开始延续九年的龙口挂职生涯，则进一步连接起了张炜的心灵和情感世界中现实与过去的沟通渠道，加深了他对现实、历史和未来走向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进一步延展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就这样，中国与世界，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了张炜认识社会人生的新的切入点，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新的风貌。
二
张炜这次随团出访，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在联邦德国期间，他们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和波恩大学的“中国文学周”，参观了法兰克福歌德故居、波恩郊区农场，访问了汉堡、汉诺威、特利尔、维尔茨堡、斯图加特、慕尼黑等地以及著名的阿尔卑斯山。他一路走来，边看边想，给我们留下了四篇“访德散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他眼中的联邦德国和欧洲，实际上，也可看作他眼里的世界。
他对欧洲的第一印象是美好的，至少在国土绿化和环境保护方面，那里要比国内好得多。张炜写道：“从飞机上俯视这片土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绿色占去了绝大部分面积，而一座座城市和村庄只是夹在绿色的缝隙里。绿色在这里成为最主要的色调。我从哈尔滨飞往北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条飞行路线是较好的绿化地带，但给人的感觉是绿色只算点缀。欧洲这片土地得天独厚，气候湿润，雨水充足，任何种子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鼓胀起来，伸展叶芽，疯狂地生长蔓延。于是山不见石，田不见土，连高大雄奇的建筑也给遮掩起来了。”而联邦德国呢？“这个国家面积不大，山水有限。但一切都被茂盛的植物遮盖了，绿荫婆娑，就让人觉得奥妙无穷，意味深长，也分外含蓄。”这是欧洲发达国家数百年发展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它们走过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环境保护被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也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绩，这与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常常需要牺牲环境。
但张炜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很快就发现在浓荫遮蔽之下，正暗暗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他们从法兰克福乘车前往波恩，在欣赏沿途美景时，突然看到了一种棕红色的高大树木，默默挺立在山坡上。那是一种什么树？司机告诉他们，那是被酸雨慢慢淋死的一片松树，沿途还有很多很多。张炜震惊地写道：“我以前看过关于酸雨的报道，印象不深。它没有在头脑中化为形象的东西。而今天，我再也不会忘掉酸雨了。我知道了它有多么可怕。如果酸雨继续出现的话，那么整座大山不是要慢慢光秃吗？酸雨是死亡之水。”那么，一个在环境保护方面用心良苦、堪称模范的国家，尚且面临着“死亡之水”的威胁，别的地方又能怎样呢？
更让张炜难忘的，是他们穿行鲁尔工业区时看到的情景：“一片又一片焦干的棕红色树木沉默在那儿，挺立着，无声无息。”“核电站的巨型建筑矗立着，一些不知名的工业建筑群像山峦一样隆起。无数大烟囱插向云天；红红绿绿的各种线缆集成一束，分别向四方蜿蜒。蒸汽喷向天空，很快漫成白云一样。雨水哗哗地浇下，鲁尔区的一切又在淋雨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酸雨。”他在这异国的雨水中，想到了祖国的大地，想到了他的故土，因为那里也正在成片开发、厂房林立。他感到这一东一西两片国土都在面临着共同的危机。
在波恩，在滋润了欧洲的美丽的莱茵河畔，张炜也在绿树和草坪之间嗅到了一种怪异的气息：工业大都市的气息。更让他吃惊的是，波恩大学的K教授告诉他，现在这条河里已经看不到一个游泳的人了，那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是人们惧怕污染过的河水，担心在这条河里泡过会生皮肤癌。K教授甚至说：“莱茵河如今可以用来冲洗胶片了！”意思是它的化学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条河流经欧洲几个国家，它的清澈的河水是被沿途几个化工厂毁掉的，河里味道鲜美的淡水鱼也已经没人敢吃了。张炜由这条河想到了家乡的那些河，想到了它们因砍伐树木、开垦荒地、水土流水而造成的浑浊、干涸；也想到了那里成片成片消失的林野，他感到“我们没法自由选择，悲怆地遵循了铁一样的自然法则”。
在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他们在一个饭馆里饮用了据传是从前的修士用玫瑰花瓣酿造的“利口酒”，他在人们对这种酒的赞美中，看到了欧洲人对返璞归真的强烈渴望，但他转而又想：“现在还可以产生利口酒吗？现在还有那样的修士吗？我听说西方的修士在旅游旺季开办旅馆接客，而东方的僧人也开起了小卖部，经营图书宝剑和无笔画之类。没有过去的修士了，也不会产生那样的利口酒了。谁要想在充满刺激的迪斯科舞曲里轻轻呷着利口酒，谁就要执拗地维护那样的一种风范，一种传统，一种可以为今人所用的美妙的成果。”
访德期间，他们还前往慕尼黑，前往著名的阿尔卑斯山。因为乘坐缆车的时间已过，他们没能登上这座高山。他们在山脚下仰望，只见“山色青苍，森森逼人。巨大有力的石块呈千姿百态凸立，使你强烈地感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一次熔岩的愤怒。一道峰仞将另一道挡在阴影里，阴影重叠，白雪皑皑。云流在山口上涌泄，似有撕裂绵帛的声音隐隐传来……”张炜：《去看阿尔卑斯山——访德散记之三》，《张炜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42页。无言的阿尔卑斯山，默默地看着世间的一切，它想向人们说些什么呢？
三
在那个国门初开的时代，许多人一窝蜂地拥出国门，或者去看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或者一头拜倒在那从未见过的富裕、繁华之中，或者干脆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知出过多少“洋相”、闹过多少笑话。相比之下，张炜的德国之行显示了不同一般的意义。他是一个从艰辛岁月中走过来的青年作家，又是初出国门，但他没有被这个国家巨大的发展成就所迷惑，而是从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上看到了它的内里和真实。他感到“这儿物质丰富，工业发达，科技先进，很多人生活得又惬意又条理”，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无数法则、无数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人类文明与地球灾难一块儿发展和扩大，这种文明最终就会将世界引向死亡”。那么，怎样才能保护文明、防止灾难？张炜认为“对大自然的绿色生命仅仅是一般的爱还远远不够，仅仅是一般的保护也无济于事”，最要紧的还是要遏制人的贪婪和欲望。
这次德国之行，也印证了张炜在《古船》中对“星球大战”和那个“丢失的铅桶”的担忧。如果说那时他写这些细节还要靠搜集报刊资料，现在他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感受就真切多了，那鲁尔区的大烟囱和莱茵河中的化工污水，给天空和大地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更为可贵的是，在那个新“洋奴”比比皆是的时代里，张炜显示了高度的清醒和自尊。在他眼里，“柏林墙”是“一件丑陋的手工活/一道思想的篱笆”，他对这个发达世界里的思想禁锢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在莱茵河畔一个酒馆里，他对那个未饮先醉的“蓝眼睛”“夸耀对东方文化和/东方的恩典”也表示了强烈不满。总之，在张炜眼里的德国和欧洲，不是什么万般皆美的圣土，也不代表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它对自然大地的无情摧残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倒有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所在。
那么，为什么张炜能够看到当时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产生与当时很多人不同的看法呢？这与他一贯坚守的自然、大地、民间立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样的角度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张炜曾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从地层深处生长出来的发声器官，他要替沉默的大地发言、倾诉。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配当一个作家。也正是因为这样，张炜才从繁华的外表之下看到了大地的伤口、天空的泪水。或许，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张炜所坚守的自然伦理、大地伦理、民间伦理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立场，也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
四
后来，张炜还有很多出国访问的机会，他到过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也去过日本、韩国。不论到哪里，他这种认识世界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只是随着视野的扩大，他的思考范围不断扩大、认识程度也在日益加深。他不光看到了现代化浪潮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更看到了它对社会环境的侵害和对人的心灵的污染。这才是最要害、最致命的。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曾表达过这种忧虑，尤其是对世界头号强国超级大国美国，他更直言不讳地写道：
现代的美国有好的东西，比如他们的单纯和天真，多民族性，对世界都有很大贡献。但他们的消费文化、不给精神留空间的纵欲文化，最终还是要毁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问一问，今天谁最大地污染了这个世界？谁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谁用掉了地球上大半的能源？谁让财阀统治和左右了国家？还不是美国吗？中国和世界要寻找前途，怎么非要全盘学美国不可？应该兼收并蓄，比如学学欧洲也比单单学美国好啊。2004年3月，张炜在法国普罗旺斯毕加索城堡
单纯讲国民生产总值，讲商业竞争，在单位时间内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消费文化占主导的美国，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但是这与真正的人类幸福无关。美国道路的可怕，在于这样下去人类将不能持续地发展，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明天。
现在正学美国的发展模式，一切都试图让欲望开路。这是可怕的短视行为，是自毁之路。我们就是不信美国式的野蛮要比其他的野蛮好，因为我们知道，凡野蛮都是不好的，都是文明的敌人。许多现代的致命疾病都是西方式的野蛮催生的。这里说的疾病既指精神也指肉体。走纵欲之路就是走一条垂死之路、没有希望之路。
现实生活培养了一大批学美国的小儿科人物，这部分人往往是危害至深的，无论他们从事什么。
张炜的这些深切感受，也构成了他认识国内问题的一个参照，构成了他的一些文学作品的重要背景。在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之十《无边的游荡》中，主人公宁伽回顾了他在日本东京，德国汉堡、柏林、科隆、斯图加特、纽伦堡、慕尼黑、波恩，英国伦敦，加拿大魁北克，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的所见所闻，他看到到处是放纵泛滥的欲望、喧嚣嘈杂的人声，“一切都让人想起大海里一排排高耸扑动的浪涌，它们在涌过来，在淹没和吞噬”；还有那些“吃了几顿外国菜就吹上半天的贱坯子”，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在那样一种环境里，宁伽就像一个“外来人”一样，感到世界一片荒芜和陌生：“在这一片光和色组成的花花绿绿的世界上，你感到的不是存在和富有，而是虚幻和贫瘠，是突然把人搁置在异地星球上、永无归期的那种恐怖。”更为可怕的是，国内很多城市、很多地方也正跟风而起、随潮而上，它们“尽管色彩不同，呼啸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它们绝不适合收留我们人类”。宁伽的这些感受，当然也是张炜的感受。
在长篇小说《外省书》中，张炜更是对这个“摇滚”的世界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小说通过离开京城、回到家乡浅山市河湾林野的主人公史珂，与他的身居浅山市的侄子史东宾、侄媳马莎生活方式的对比，与他远在美国的哥哥史铭生活方式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物欲与肉欲对人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戕害。在这部小说中，张炜还通过史珂在那个“囊括全世界顶尖奥秘”的“世界之都”的经历，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纵欲的美国”：这儿一方面有发达的科技、迅捷的信息、现代化的设施，另一方面又有全世界无奇不有的混乱、恶浊、奢靡和淫荡。张炜在小说中写道：“这儿的经济与艺术的火箭同样都使用了性的固体燃料，不由它不维持强大的速度。”“它想携带技术商业时代的全部杀伤武器，一举摧毁这个时代的正常感知能力，比如视觉听觉，甚至还有味蕾和性兴奋系统。”在这样一个地方，爱默生曾经居住的康科德、梭罗曾经建造木屋的瓦尔登湖，已经少有人问津了。而国内那个偏居“外省”的浅山市，也正在史东宾们的“努力”下，亦步亦趋地像美国那些城市一样走向沦丧、走向末世，这是人类巨大的悲哀。这是小说中的史珂不能容忍的，也是张炜不能容忍的。
在小说结尾，张炜写道：“河湾开始轰鸣，一辆接一辆推土机昂首挺进。到处红旗招展。从此喧声日夜不息。”从京城来到这个“外省”寻找静谧之地的史珂也只能考虑再迁居了。但即便迁居，倔强的史珂也不会冷却自己的情感、放弃自己的思考，他要写下一本书，留下这段历史和记忆。这本书就是《外省书》。张炜写道：“隆隆之声伴了苦思之夜。如今居于河湾真好似与狼共舞。没有办法，为了这书，且筑起一道篱笆，一道心篱吧。”
从京城退居浅山，再从浅山退居河湾，史珂依然不能避开这可怕的“轰鸣”，他最终将逃往何方？“且筑起一道篱笆，一道心篱吧”，他最终要逃往自己的内心。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外省”，也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摧毁的。
若干年后，张炜精研细读陶渊明，并在万松浦书院举办了关于陶渊明的系列讲座。从他所认识和理解的陶渊明身上，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一点史珂的影子，或者说史珂与陶渊明隔千年风云相望，其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张炜写道：“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
史珂是一个“失败者”，但从“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看，他又是一个胜利者。这大概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共有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而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一定都是一个坚定的提醒者、清醒的不合作者。所以张炜说，陶渊明是维护了自己“醒着的尊严”。
五
其实，对于西方世界这种肆意野蛮的大开发、大发展，历史上早有哲人用文字和行动进行了“自觉选择和对抗”，其中一个著名人物就是美国文学家、哲学家梭罗（1817—1862）。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初始阶段，那个时代有点像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天，梭罗来到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边，开始动手搭建木屋，用行动与这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潮涌动的时代“对抗”，进行一场人生极简生活的实验。在两年零两个月的独立生活中，他发现人可以像动物吃得一样简单，却依旧能够保持健康和气力；一个人每年大概只需要六个星期的劳作，就能满足其生活开销，其他时间他可以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独立生活期间，梭罗基本完成了其长篇散文《瓦尔登湖》的写作，他在作品中用文字不厌其烦地记下了自己的生活细节和海阔天空的哲思、想象，竭尽所能地去探索在一个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人的健康、美好的生存方式。
梭罗的行动与思想影响深远，他和他的“瓦尔登湖”也成为一个与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社会“对抗”的象征，被一些评论家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典范”。《瓦尔登湖》的一个中文译者仲泽甚至认为，《瓦尔登湖》“是一部回归伊甸园的作品，是一部面对眼前世界矫弊的神话，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面临天翻地覆变化的一种呼告”。
对于美国当时的状况，法国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奠基人托克维尔（1805—1859）在赴美国考察之后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有着更为翔实的描述。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很难描述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贪欲。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他们从不畏惧印第安人的利箭和荒原生活的病痛折磨，也不害怕森林生活的寂寞孤独，甚至猛兽的袭击也不会把他们吓退。”“只要有欧洲人在印第安人居住的附近地区安居，周围的飞禽走兽就会惊慌失措地立即逃走。这些野生动物并不害怕长期游荡在森林中的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然而它们一旦听到欧洲人开办的工厂里的轰轰隆隆的机器声，就会立即逃向更远的西部，它们出于本能知道西部地区还有无边无际的荒野在等待着它们。”“有人曾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只要有白人存在的地方，其后果和影响往往在六百英里以外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极富远见的。今天，其后果已经相当可怕。据《森林与全球变化前沿》杂志2021年4月15日发布的研究结果，当今世界相比五百年前的地球已几乎面目全非。目前只有大约3%的陆地表面可能在生态方面未遭破坏——那些地方仍是各种本土物种的家园且未因人类活动而受损。而联合国正在牵头开展的一项工作，是在2030年前保护好地球上30%的土地和水资源，现在则只有17%的土地和水资源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
人的物质欲望是极其强大的。这种欲望固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但如果不受限制，任其膨胀，其带来的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现在，即使在美国最西部，可以容留飞禽走兽、野生动物生存的荒野也早已不复存在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让一片辽阔的土地变得面目全非，高度现代化所带来的自然环境问题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高度现代化给人的精神和心灵带来的戕害可能更为可怕。当今世界，这个汇聚了人类最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国家，同时也是各种灾难和丑恶的制造者。这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正如张炜所说：“如果人类文明与地球灾难一块儿发展和扩大，这种文明最终就会将世界引向死亡。”也如张炜所说：“美国道路的可怕，在于这样下去人类将不能持续地发展，更不能拥有自己的明天。”
六
现实是令人悲观的，但张炜却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是怀着无限的悲凉努力进取，毫不妥协，毫不退缩。
许多年后，张炜还记得他1987年第一次出国访问时飞机经停的一座沙漠城市：“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坐远程飞机到欧洲。当时的航线不像今天这么顺畅，那时中途要到一个沙漠国家去停留，然后再往西飞。当飞机低下来时，我遥遥看到了地面，那一眼的印象至今不能磨灭：下面出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市，它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知道——这是我当时见到的唯一一个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觉得如梦似幻的、马上就能展开诸多想象的城市——严格讲那是一片森林，树木非常硕大茂盛，只不过在森林空隙里凸出了一个个红色的屋顶，比起无边的树木它们显得很小，一个个散落在林子里。我一直靠在舷窗那儿往外看，忘记了一切。我认为这是一片很大的森林，它的缝隙中插建了一座城市。我当时想，人住在这里面该有多么幸福！这么多的树木就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人和大自然真的融为一体了，原来这完全不是什么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梦想变成现实呢？张炜认为，这肯定不是单纯的物质积累、科技进步能够实现的，不是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声色犬马、娱乐至上能够带来的，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时代的新鲜货。在中国古代，齐国的“国都临淄当年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了，它充分调动了人性里的贪欲、对物利的向往，把人的全部欲望都调动起来了，展开了一场利益的追逐”，它“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甚至有“七百女闾（妓院）”，其糜烂腐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欧洲，意大利那个被火山熔岩葬送的庞贝古城，现在考古挖掘出来大澡堂、娱乐场所、妓院等都是用彩色马赛克贴画装饰起来的，那里曾经是何等的浮华奢侈，但它们最后都垮掉了。张炜说：“有什么东西没有垮掉？是那些当年逆着物质主义潮流而动的人，如孔子，后来的康德、叔本华、苏格拉底这一串名字，是这些不朽，并为我们所熟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就是我们只需继续孔子、孟子、康德和叔本华、苏格拉底这些人的思索，思索社会伦理，思索他们对物质主义的批判，思索他们对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空的向往，思索对人、道德、财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
后来，张炜还在长篇散文《芳心似火》中，以深邃的目光回望东夷大地、回望古齐国的兴盛与衰朽，回望秦汉以至明清几千年的历史，从代代王朝的兴衰中看到了黄炎培所揭示的那个无一例外的周期率，探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出路和方法，探讨人们所追求和创造的物质财富怎样才能代代积累下去。张炜认为，人对物质的欲望从来都是不可遏制的，人类一旦认识和掌握了一种科学规律也可以传递下去，唯有思想和文化的积累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它属于人心之学。张炜指出，尽管思想与文化的积累很难，但唯有这种积累才能最终确保物质的积累，如果人类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力去发展这种积累，等待人类的只会是更大的浩劫。而要进行这种积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对物质主义的警惕和反思。
原来，张炜所坚守的自然伦理、大地伦理、民间伦理，不是要退回到那种原始状态，不是固守什么落后的农业文明，更谈不上什么反“现代性”，那是他从人类发展的曲折道路上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是着眼于人类未来提出的人文方略。所以，张炜的文学精神是积极健康、强劲有力的，是面向未来的。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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