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十九）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六章 大地的忧伤
第二节 故土感怀
一
张炜的这种浓烈的自然之爱、大地之爱、民间之爱得以不断积累，与他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思考有关，也与他重回故土大地、亲身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痛苦与哀伤有关。
1987年11月，张炜访德归来后不久，便被安排到龙口挂职，任龙口市政府副市长。1990年2月，又改任龙口市委副书记。前前后后，他在这里挂职工作了九年时间。此后，挂职工作虽然结束，但他又在龙口创建了万松浦书院，并被聘为院长。龙口，成了他除济南之外的另一个长居之地。也可以说，从1987年11月至今，张炜一直过着一种“济南—龙口”的双城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对张炜的写作影响是巨大的，否则，要写出《你在高原》中宁伽那样的人物恐怕很难。
作家挂职，当年并不稀罕，这是他们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张炜说，他当年被安排挂职是为了纪念“五二三”，全国有一批作家都以这种方式被投入到“第一线”去了。当时，很多与他同时下去挂职的，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回城了，只有他一直在那里待了九年。张炜说，当年他接到挂职通知时，正在山东西部的冠县林场住着，那里有他喜欢的一片大林子。他开始不想去，但一看要去的地方正好是龙口，也就高兴了。这时，距他离开家乡到烟台求学已有九年多时间，距他从烟台到省城济南也有七年多时间。他写了那么多“芦青河”的故事，他多想再回“芦青河”畔去寻找新的感受，激发新的灵感啊。张炜说：“我也乐于去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我熟悉的事物。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那儿上的。我和大家一样，想念度过了童年的地方。”
张炜认为挂职最大的好处是它与实际任职不同，不用被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同时也因身处其中，可以了解当地的行政、民生，有助于作家开阔视野、启发思考。张炜说：“像当地兴建大的工业项目，先要有计划书，对污染情况的考察、对土地的研究、对地质方面的调查，这些在书中都有许多反映。龙口港的建设，大的化工项目，各种各样的计划书，都要涉及地质、土壤、海洋、大气污染、环保，每个方面都需要专家来做计划书。参与这些工作，对《你在高原》的写作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参与机会，要得到这些资料是很困难的。这就是实际工作中的收获。”“一个写作者对官场的了解是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体制的很多东西、对那种结构关系不敏感，就会影响对社会事务的判断。因为我很早在机关工作过四五年，后来又有挂职的经历，所以对它的形态会有一些切近的考察。这是当代生活的一部分。”
1987年12月，张炜在济南参加大学生周末文学讨论会时，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出生地情况，并特别提到了林野和葡萄园：“我记忆中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树林，有一片连一片的葡萄园。特别要强调的是，那里是烟台国际葡萄酒城最大的生产基地。可能是水土的关系，那里的葡萄含糖度最高。国内有没有比它更大的葡萄园，不清楚。大概要有也不多。”
葡萄园，葡萄园，张炜这片记忆中的葡萄园，如今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二
重回故土，张炜看到这里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时代的狂风已几度吹过、时代的浪潮也几度打过。张炜说：“一切却触目皆生。像来到了一块生僻之地。偶尔能够看到十多年前的痕迹，但只是一闪，另一种感觉就将其覆盖了。”到处是推土机的隆隆声音，到处是野蛮开发带来的巨大破坏，张炜说：“一些建设工地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铺开，这大概要毁掉一些葡萄园。还有煤矿的开采。有些所谓开发区围了大墙，墙内空空如也。”张炜感到：“这是和平年代里的一种摧毁，是特别的危险。”更为可怕的，还有那些模仿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张炜说：“舞厅、馆舍、高级车辆，都从开放的窗口模仿而来，迎合了浅薄无知和贪婪的心性。一方面制造了虚假的繁荣；另一面到田野上看看，陋巷，穷人，泥泞的乡下小路，拥挤可怕的集市，街道，贫寒无靠的山民……又是真正的贫困。这种反差的存在，是一个地区最无耻的表现。”
正像世界上一些有名的商业区、经济发达地区恰恰也是文化沙漠一样，故乡小城也在面临着“共同的危险”：“随处可见目光短浅的规划的实施，它不仅浪费了有限的钱财物力，更重要的是把好端端的一片土地给弄得面目全非。……良田面积越来越少，可以生成绿色的泥土越来越少。”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我们还很贫穷，为了摆脱这种寒酸和不体面，就顾不得其他了；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好虚荣、自私，不顾及明天和他人的利益，像是赶在世界末日之前一样匆忙享乐，穷奢极欲”。这是一种人心的荒芜，这种“人心的荒芜”会使一些尚存的好地方在短时间内遭到破坏。张炜说：“前几天我们又看到了路边上被烧死的三棵挺好的榆树。那会儿大家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心里想：大概有些可怕的结局是不可避免了，因为人心变坏了。”
张炜痛心地写到，“芦青河”时代的清纯、美好也已成过去，上游修了水库，河两边的村庄都在盲目地侵河造地，“它现在很寒酸。一年里没有多少时间有水，河岸上那些高大茂密的树木也快完了。没有水的滋润，你想两岸的植物也不会好”。“时代变了，河也的确是变了，变得更荒凉更平淡，更明明白白了。它好像越来离诗意越远，离世俗的东西越近”。那些故土大地上动人的河，那片迷人的土地，已经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了。
张炜写道：“比较起来，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讲，这里具有最根本的优势：食物、水和空气的新鲜，呈现绿色的泥土，空旷的田野……我们唯一担心的是这里的人究竟有多少力量来保护这一切，使它不受破坏、不受扭曲——不像省会城市那样，以高昂的代价来获取那点可怜巴巴的繁荣。这是我们真正忧虑的，也是我们害怕看到的……”
读着张炜这些文字，我们好像看到了他心中喷涌的烈火一般的情感，他的忧愤和伤痛。刚刚访德归来的张炜，深知这些“罪孽”的来源——这是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机械照搬，也是对西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简单模仿，它所带来的是自然大地饱受蹂躏，人的可耻欲望肆意发泄，世间无数美好的东西在时代的“推土机”面前被彻底损毁。
三
更为关键的是，是谁掌握了发动这架野蛮机器的开关？是谁在操纵它横冲直撞？是老得、李芒、隋抱朴，还是王三江、肖万昌、赵炳？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些机器又掌握在了王三江、肖万昌、赵炳一类人的手中，这些人后来将会变成张炜长篇小说《刺猬歌》中的唐童，《外省书》中的史东宾，《你在高原》中的“嫪们儿”、老“得耳”、“大鸟公司”老总和他的代理人，《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等。他们都发迹于这个时代，都是一些以灵敏的嗅觉闻风而动、靠不择手段追逐物质财富的“开拓型”人物。时代变化太快，几乎没有给老得、李芒、隋抱朴他们留下多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个世界就被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挤满了。就像“五四”时代那些宝贵的人文思想种子尚未落地就被狂风卷走一样，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走出了思想文化的桎梏，但一片欲望的大地也只能产生欲望，而不是圣洁的精神。
就像此前一样，重回故土的张炜对那些所谓的“开拓型”人物继续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认为，一个地方最令人害怕的就是这类人物。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开拓”已经成了无知蛮干的同义词，他们就像战争年代那些一度被利用过的“底层痞子”一样，毫无法度、禁忌，没有操守、信仰。张炜认为，这样一类人的得意之时，便是大地一片狼藉之日，因为他们搞起所谓的“现代化”来简直是疯狂，“别人引进一个项目，他可以引进十个；别人围十亩良田搞‘开发区’，他一口气可以围上百亩。不计后果，不思民意，不管得失，以推波助澜为快意”。张炜看到，这种人物不仅在经济领域比比皆是，在学术文艺界也不乏其人，“学术界、艺术界的冒进人物、自大狂、二流子、冒险家，简直像蘑菇一样破土而出，他们蜂拥前台，招摇过市。喝彩者很快出现，喝彩也是一种时尚”。在这样一股潮流之中，张炜不仅对这些人物表示了极大的鄙夷和不屑，而且毫不犹豫地发出了自己的“恶声”。他认为“这种‘恶声’有利于民族，有利于明天。一个个唯唯诺诺，跟从尚且不及，生活就要一塌糊涂”。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说，也许一个地方的变革使一切都发展了、富强了，而唯独这里的人给弄坏了：人变得比过去更自私、更危险，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大大退步了——仅此一条，我们的这种变革也需要极大地修正了。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承认：人是最可宝贵的”。
张炜认为，这是一些“没有明天的人”。“到处都可以见到放肆消耗的人：对物质和文化资源毫不顾惜。他们的狂饮和享用、掠取和贪婪，让人想到这是一群没有明天的人。他们明确无误的只有一点，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一次。所以他们认为不必负责，不必怜惜，更不必多愁善感。他们只为自己的一生负责。”“这一类人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明天的人实际上也没昨天。他们否定人类业已建立的一切理想和规范，特别不能容忍道德伦理范畴的框束，砸毁和推倒各种制约，以便堂而皇之地夺取。”“从长计议的任何步骤都在其嘲笑的范围，对自然环境、精神环境，给予毫不犹豫的摧毁、毫不顾忌后果的榨取。对于明天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都不闻不问。”“这就是毁坏者的特征。他们在一个鼓励竞争的时代是颇有活动余地的，因为一切都得到了合理合法的遮掩，毁坏被说成了‘开拓’，掠夺被说成了‘开发’。”“在一场可怕的放纵和掠夺之后，留下来的将是需要几代人打扫的狼藉。”
张炜敏锐地看到，这种可怕的现实并不只是几个王三江、肖万昌、赵炳造成的，这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带来的世俗狂潮冲刷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道德沦丧的结果。他的忧思，已经从具体的人与事，扩展为对整个时代变迁和人类命运的思索。何谓大情怀？何谓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责任？应该尽在于此。那些当时和后来批评张炜反对“现代化”“城市化”和“科学技术”的人，认为张炜是试图用自己“落后”的道德观念构筑理想的“乌托邦”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一点。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也必须是社会潮流的“逆行者”，是试图平衡这个倾斜的世界的砝码。即使他感到无力、无助、无望，也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持续不断地向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的提醒。
张炜说：“我没有阻挡前进，也没有反对新生。我的对美好的过去的回忆，同样也包含了对新生事物的急切期待和真诚的祝愿。但新生事物有的并不真实，有的只是陈旧的腐朽的东西经过打扮而已。对这样的东西，我不会不去谴责。这种谴责会被误解，但我宁可冒此风险。”“我要从事艺术，就不能不更多地留恋，不能不往后看。我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张炜：《周末问答》，张炜：《周末对话》，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76—177页。
今天，我们重温张炜1989年2月22日的这段谈话，可能会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这儿美好的自然有口皆碑。一望无边的绿畴，海滩大平原，南部的山地秀丽多姿，有《史记》记载的“四大名山”之一的莱山；有中部丘陵，随着地势起伏不息的梨园和山楂园、桃园；北部即是丰饶的平原，而它自己还拥有最美丽的一个小小半岛、两个岛屿。有哪些地方具有如此的地理优势呢？即便从历史上看，这里也没有发生频繁的自然灾害。不必夸张，这里完全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可是出于短见和拙劣的模仿、盲目的跟从，这里开始大面积毁坏土地，没有遏制地乱占乱挖，再加上矿山采掘，已变得目不忍睹。随处可见令人惊讶的荒谬，只有惊讶，而难以疾呼和谴责，更难以嘲笑。这种状况，任何熟悉并热爱它的人，都只能呆立失语；没有了要说的话，只悄悄压下一个震惊……
这股摧毁的力量来自何方？追溯起来并非来自某个失策的计划，不是来自某个目标的荒诞。因为再好的计划和目的，由不同的人落实下来，结果会是完全两样。所以我们只能说：这荒谬来自人们苍白污浊的内心。
源于内心的污浊会无影无踪，弥漫起来就难以遏制。要遏制就先得达成遏制的共识，先寻找共同的语言——这是可能的吗？大面积改变人的心灵，这似乎在短时间内是绝无可能的。
这种毁坏的力量、陌生的力量，它形成的时间也许是非常漫长的。在这长长的时间里，我们藐视了最可宝贵的东西，即诗与真、一切美好的教化、心灵的指引。人们不再崇敬知识和真理，变得相当卑俗，唯利是图。这样直到今天，顽疾已经形成。
这一切芜杂，都需要土地去承受。可是土地也像人一样，只有一定的承受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可怕的、频频出现的疾病，还有灾情，如环境的巨变、大自然对人的无情报复……
是的，人一旦陷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潮流之后，要再葆有对大自然的敏感和敬畏之心就十分困难了，但一个作家却不能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人道力量和追求真理的恒心。即使世间再无“瓦尔登”，即使已经陷入无处逃遁的绝境，也要坚持不懈地用文学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去感动那些日渐麻木的人心。这是一个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
四
这一时期，张炜又开始大量阅读鲁迅杂文，到鲁迅那里寻求精神援助。在《葡萄园畅谈录》中，他经常引用鲁迅的观点来揭示问题的根源。他感到自己也与当年的鲁迅一样，处在了一片现实和精神的“荒漠”之上；他渴望借助鲁迅坚定、执着的批判精神和深邃、犀利的思想武器，来认识和剖析当下。张炜指出：“先生的忧愤、不安、焦虑和慨叹，都在字里行间闪烁。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多，世间的一切发生了多少变化，特别是人性人心，又有了多少进步？”“在夜晚，在墨色中倾听那伟大的声音，寻找那犀利而仁慈的目光，确是人生最大的安慰。在这巨大的赤裸的真实面前，名利物欲都失去了分量。”
这一时期，他的执拗、倔强的个性，也再次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988年，他连续写下了《缺少稳定的情感》《缺少说教》《缺少不宽容》《缺少行动》《缺少保守主义》等随笔，他用一连串“缺少”，来说明那些被时代大潮遗弃甚至批判的东西，诸如“稳定的情感”“说教”“不宽容”“行动”“保守主义”，等等，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宝贵、最稀有的精神资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张炜可贵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人文立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感和立场，他才能将自己的双脚坚定地站在民间大地上，就像一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看待这个世界，真切体会到土地的呻吟和人民的苦痛。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宁愿承受许多误解，像当年的梭罗一样，去做一个逆时代潮流而上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拒绝廉价的“合唱”、甘愿发出自己的“恶声”。
在文学上，他不断提醒自己要守住，不苟且、不跟随、不嬉戏，永远保持质朴的品性，进行诚实的劳动。对文学艺术上各种纯粹的技术性试验，他也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张炜指出：“有人甚至头脑昏昏地指出乙地比甲地在艺术形式上、作品的技术上差距有多少年。这些荒唐之至的说法，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较权威的杂志上。看来他们把产业技术革命那一套也搬到了艺术上。艺术不会进步、也没有对错之别，艺术只有优劣之分。古代写月亮的诗，‘技术’上比现在落后吗？现在火箭飞船可以登上月球，但这是工业科技的问题，而不是艺术的问题；今天写月亮，就一定能超过古代吗？”“艺术永远是生命隐秘的流露，是生命、是特殊生命的迸发，是激情的倾斜，是灵魂的战栗……离开这些去理解艺术，就永远不得要领。”
他坚定地认为真正的艺术品不可能是雅俗共赏的，而只能是雅的，不可能与“俗”连在一起。因此，他认为民间化、俚俗化的《聊斋志异》属于民间文学，不能划入“纯文学”的范畴；而被不少研究者奉为“伟大的白话小说”的《金瓶梅》，他认为“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是以文字为生的这种人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人类有可能腐烂到什么程度、有多么低劣的兴趣，都从那个作者身上表露出来了。这种东西，如果单从这个方面而论，根本不配称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应该憎恶的当然也包括这一类作品和作者。他们把很圣洁的东西给玷污了——可恶之处是，他们还打着描绘一个历史风俗画的幌子——或者是某些研究者所判定出来的”。“在有些人那里，忙于把最丑恶的东西说成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工作。《金瓶梅》当然是有用的，它可以认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风俗民情；但另一个更重要的认识价值被他们忘掉了，那就是，一个读书写东西的所谓‘文人’，可以做得多么下流。他们搞出的一堆肮脏的东西，足够一代一代人去接连不断地清扫。”
维护文学的圣洁和纯净，是张炜极力要做的事情。他不仅倡导和呼吁作家应该力戒不洁，甚至还应当回避声嘶力竭。在中国文学涌动着色情、暴力、残忍、肮脏、卑鄙、下流的潮水，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家也不能幸免甚至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张炜的这种声音显得有点微弱和落伍，但没有人怀疑他的真诚。时过境迁之后，人们也不能不反思那些低级庸俗的趣味给文学和审美带来的伤害。
面对一种绝对强大的世俗潮流，他认为“该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得闭上眼睛，该堵上耳朵的时候就要堵上耳朵”，做到淡泊和节制、自信和清洁，远离世俗之风。他认为要保卫自己的敏感，强化自己的责任和立场，不妥协地生活，在坚守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观察事物的目光既不断更新又非常执拗。张炜指出：“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曾出现过拜金主义，人群着魔般趋向金钱物力，不惜伤害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活准则、践踏道德和法律，形成了恶劣可怖的社会环境。”“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人民绝无幸福可言，整个民族一旦陷入这种盲目，就像人患了热病，除了狂乱失控的行为，还会有令人震惊的呓语和尖利。”在这样一个时刻，作为一个充满道义感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是十分可耻的，仅仅做到洁身自好也远远不够，还应该承担起揭露时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责任。
这些经历与思考对他创作的影响很快便显现出来，他的笔触因之更加贴近自然、大地、民间，也更加贴近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古船》之后，他将给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独异的文学世界。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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