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尤其在阅历丰富以后，谁也无法摆脱对昔日的回忆，它是一种感怀与思索。

在20世纪70年代大集体时期，作为农村出身的学生，经常参加生产队劳动，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感恩与回报。自从我上初中后，凡学校放假或节假日，我就开始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了。经过评估，生产队给我记的日工分从开初的5分也逐年提升到了9分。

在人民公社化管理的大集体时期，农村一个壮劳力，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农活都能拿得下来的，属全劳力，日工分为10分。之所以我的日工分拿不到10分，主要是自己的个子矮，力气小，有的农活拿不下来，干不了。

在生产队，每当夏粮和秋粮入库时，乡亲们既高兴又忙碌，真可谓龙口夺食。收割、墩跺、打碾、入库。在烈日炎炎的夏季，大家起早摸黑，晚上加班加点地干，个个汗流浃背，废寝忘食。

每当粮食晒干后，都要先装袋，有时用麻袋，有时用桩子。再一人一袋扛起来装车入库。每只麻袋装粮食近200斤，力气大的人扛起来就走，也不歇息。由于自己体力弱，费多大力气就是扛不动麻袋，所以日工分就拿不了10分。

开初在生产队劳动，队长只安排自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比如和大人一起拉着架子车去串乡走村卖菜，负责算账收款；赶着马去拉水车浇菜田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犁地、耙耱、碾场、割麦子、抱红薯、挖苜蓿根等农活，我都可以干了。

刚开始，犁地时积极性很高，每当生产队长下午安排我第二天早上去犁地，我就赶早到饲养圈抢拉比较乖顺的牛。牛好使唤，干起活来就省力。有的牛脾气倔犟，越打越髦越费事，真拿它没办法。

过去在农村，各家各户都有自留地。自留地是按人头划定的，一般一划5年甚至10年都不变。一年四季，农户既要干生产队的活，还要干自留地的活。一般情况下，都是以生产队的活为主，中午或下午一收工，再忙自家的活，常常都是天黑了才回家做饭。

在老家农村，晚饭吃得都很简单。大家都习惯把吃晚饭叫“喝汤”。甚至吃过晚饭后还要干自家的活。秋收季节，在自家院子里用手拨玉米棒，再把玉米棒辫起来挂在架子上凉干。

为了不耽误农活，有时早晨天不亮爹妈就喊我们兄弟姐妹起床推石磨磨面。早晨若有事就放在晚上。一天到晚，总觉得很累，甚至在推磨子时都在打瞌睡。

在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公益活动，如兴修水利、兴建公路等施工，一般都实施“义务工”摊派给各家各户。所谓“义务工”，就是不计报酬，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义务工”的落实甚至是以县为区域组织实施的，全县统一调配使用。在学校放假期间，自己也常常陪家人一起到外地去修渠、修路，替家人完成几个“义务工”。

在农村，“义务工”成了“万能工”，甚至连县乡干部下乡就餐也靠“义务工”来摊派解决。有的人家无人出工或不愿意出工的，出钱也行。一个“义务工”合算多少钱，只有你出了钱，就可以折算免除“义务工”。可以说，“义务工”多少无止境，成了农民头上的一大负担。

当时，我们回乡的几个“初中生”，也常常被生产队长派工去队部出黑板报、办批判栏等。记得有一次在队部办墙报时，自己用订书机往墙上订文章时，没注意把订书机给拿反了，猛一用手掌去按订书机，没想到订书机的订子却订到了自己的手掌上了，疼的的我尖叫了起来。

在农村劳动，大集体吃大锅饭的日工分值一年下来才几毛钱甚至几分钱，有的生产队还出现过负值，严重地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那些年，城里的学生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工作后，“上山下乡”的时间也算其工龄。在此，我们农村的学生回家务农，叫“回乡”知识青年，所不同的是，“回乡”的时间在以后工作时不计算工龄。也可以说，这就是城乡的差异吧。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回乡务农，帮助家里干活或参加生产队劳动，对于农村出身的学生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家常便饭。劳动，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也使我从中得到了锻炼，使我懂得了农村的艰辛和父辈的辛劳。我珍惜那些年曾帮助家里干活或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光，它给我日后的工作增加了动力和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岁月在不停地流逝，许多往事如一朵朵花落入水中，随着清悠的河水一会儿旋转，一会儿激流，永不歇息地流向远方。

202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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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稿：杨新润

作者简介

童双勋，笔名里劝，陕西省扶风县杏林镇杨家沟人。1952年出生，1972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大专学历，副团职务，中校军衔。1997年转业，先后任助理调研员兼办公室主任，宁夏邮政报总编辑等职，2013年退休。高级政工师、主任编辑职称。编著有《公文写作与公文规范处理讲座》《童双勋工作研究文章选》《宁夏邮政报评论员文章汇编》《我的人生旅途》《童言劝语》等。《扶风县军事志》《天南地北扶风人》《青铜峡军事志》《吴忠邮电志》等丛书收录其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