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评传》（连载之二十）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张炜评传

张期鹏  亓凤珍

第六章 大地的忧伤

第三节 大地情深

一

　　做事一向认真的张炜，到龙口虽是挂职，主要目的是“体验生活”，但既然身为副市长，又直接分管公安、司法、教育、史志等工作，还是非常繁忙的。张炜告诉我们，他在龙口市政府挂职时，工作十分具体，想要清闲也不可能。两年多后，他改任龙口市委副书记，工作才稍微轻松了一点。

　　张炜说他的好奇心重，总是闲不住，每到一个地方就想做点什么，并且一度喜好“实业”，他初到龙口挂职时也是这样。当地领导让他分管文体工作，他不愿纸上谈兵，就想干点实事。他在那里费了很多周折，建起了一座体育馆、一座影剧院，影剧院被当地人称为“俱乐部”。张炜说：“在很长时间里，那个俱乐部里面都是锣鼓喧天的，常常有各种演出，是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去处。我在那里看过市剧团演出的吕剧《红色娘子军》片段，还看过一些电影、外地来演出的现代京剧。最重要的是，我参与编剧的一个歌剧还在那里上演过，当时我坐在前几排，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演出结束时，有人登台献上花篮，还把我拉到台上去照相。”张炜说，他参与编剧的这个歌剧是《徐福》。

　　回到龙口之后，他对徐福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开始撰写和编辑《徐福文化集成》；1989年，他还担任了山东省徐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歌剧《徐福》应该是他参与徐福研究的一个成果。张炜后来回忆：“我参与这部歌剧的过程真是高兴，因为那时得以接触许多音乐家和歌唱家、导演等。我第一次就近听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声震广厦的嗓音，一时惊讶得不知所措。这部歌剧后来获得了文化部的文华奖。”根据有关资料，歌剧《徐福》1994年由山东歌舞剧院排演，1995年获中国文化部主办的舞台艺术领域最高奖——第五届文华奖。

　　后来，这两座建筑被淹没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化进程中，在一片林立的高楼中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了，但大家还是不忍心拆除，一直将它们保留到今天。在那里搞经营的人曾经挥着大手对张炜说：“不能拆，这么大的屋子谁好意思拆？”的确，屋子大了不能拆，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留下一点记忆和怀想。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一个建筑寿命极短、更新换代极快的时代，这两座建筑能够保留下来，也说明它们的设计理念、建筑质量还是靠得住的。大概这就是真正把工作当“实业”去做取得的效果，要不然，它们也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多年之后，张炜还记得在龙口分管教育、征收“教育附加费”的经历：“当年有个事情很难做，就是收‘教育附加费’，公办教师每个月有工资，是国家财政拨下来的，大量的民办教师工资就靠教育附加费，这个要从公社和大队收上来集中发放。这个工作很麻烦，矛盾多，当时就让我去收。一个个乡镇串，倒是非常有意思。整整做了两个月，了解了许多事情。关于一些近乎失传的拉网号子、海边河汊的掌故，都是那段时间收集的。”这可真是工作、采风两不误。

　　的确，张炜在任何一个岗位、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愿虚度光阴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最诚实的劳动者”，当年在南山小村“制造”机器时如此，在烟台师专清理垃圾时如此，在档案馆选编资料时如此，现在回乡挂职也是如此。赵鹤翔曾经看到，张炜到济南开会时也总将一些文件材料带在身边修改，有一次他看到的是一篇《谈谈依法治市》。赵鹤翔说：“他这个人干什么都是认真的、一丝不苟的。”1989年1月，他因在1988年的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被中国作协山东分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90年3月，他还因在龙口市政府领导史志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表彰。

二

　　当然，张炜不会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不会忘记他所挚爱的文学，他在勤奋工作之余，也在勤奋地阅读和写作。赵鹤翔说：“他在龙口市政府兼职副市长，干的是实职，忙得他不可开交。但他有一个特点，他在忙完工作之后，差不多坐下来就能写作，就能进入作品的特定情境。”“我很少见到像张炜这样能够在紊乱和繁忙、喧嚣和动荡中保持冷静和沉着的人，他差不多总是能够安下心来读书和写作，一张又一张卡片，一沓又一沓稿纸，都被他写得满满的。”赵鹤翔还说：“张炜非常赞赏老一辈作家如柳青的抉择，虽然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与上一代的理解有些不同，但他认为一个作家回避和迎接总是同时发生的，深入生活道路有千条，重要的是‘行动’——张炜说：‘让我们回到行动的概念上来吧。’——他认为今天作家缺少的正是行动，而从书本到书本的推导和冥想太多，这当然对文学没有好处。生活沸沸腾腾，一个作家在选择上的果断和勇敢，往往和他在艺术上的探索连在一起。”“生活、工作、创作‘三不误’，这条路子走对了。”

　　到龙口挂职不久，张炜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这是大家对张炜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这一职务也预示着他将在山东文学事业的发展上肩负重任。张炜没有辜负这一重托，他的地位高了、身份变了、工作和创作任务更加繁重了，身段却放得更低了，与那些文学青年的情感也更深了。因为他不会忘记自己当年艰辛曲折的“拜师”经历，也不会忘记其间遭受的白眼和伤害，他不能允许这些“坏”的东西出现在自己身上。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他们经常在一块儿讨论文学问题。1988年6月，他还欣然接受聘请，做了烟台市青年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们回望他这一时期的经历看到：他经常参加一些文学讲学活动，参加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研讨会，为一些青年作者写序，出任一些文学评奖活动的评委或顾问等——他为培养文学新人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赵鹤翔曾说：“这些年来，身受张炜帮助的文学青年可谓多矣！他每年都在百忙之中为他们读上百万字的习作，推荐几十万字的稿子，很多作者讲起这些，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张炜，却把这些视为他应该做的。”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利用业余时间与当地那些文学青年畅谈文学。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在城市和乡村、白天和夜晚，在一切合适的时间和地方，交流见闻、心得，畅谈文学、社会、人生，一起度过了无数美好的时光。那些夜晚的畅谈，尤其令人难忘。张炜说：“有多少个夜晚，挚友们一起在林中、在田野和斗室、在海浪边，畅谈倾诉。这是沉浸和回忆，向往和拒斥，希望和企盼。这声音被我们布撒在葡萄园中。”张炜说：“传播文学。它是这个世界上某一部分人培植幸福的方法。它寻觅善良的人。”“我每到一地便‘传播文学’，而且从未有过羞愧感。事后，很久以后，当有人善意或非善意地指出这种布道之‘癖’，我的心头才突然划过一阵灼热。”“然而我仍然要传播、投入、沉浸、寻找。因为唯有如此，我才有类似的感觉：‘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生活有可能是多么美好啊！’”张炜告诉我们，这是他生命中最为饱满、最有活力的时期之一。

　　十分难得的是，张炜当年与那些文学青年的漫谈，都被细心的文友认真、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后来，他又将那个时期的一些阅读心得、思想感悟、文学讨论会议发言等，与那些记录集中在一起，取名为《葡萄园畅谈录》，1996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畅谈录”从1987年11月20日起，至1992年9月16日止，历时几近五年时间。这些文字，就像一部相对完整的“文学日记”，可以让我们重新触摸张炜那五年的心路历程，感受张炜对文学、对那片土地的无限深情。

三

　　这一时期，张炜的文学之路也在不断向前延展，但这时的“延展”就像地下潜流一样，有点不动声色。因为从1986年10月《古船》问世，到1992年5月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在《收获》上发表，中间间隔将近六年时间。一个作家的两部重要作品之间的时间跨度这么大，既让那些对张炜充满期待的读者和评论家有些焦急，也让一些人对张炜的文学创作力产生了猜疑，有人甚至认为张炜创作《古船》时已经有点“精锐倾尽”了。这么说，显然对张炜是缺乏了解的。

　　其实，在创作《古船》的同时，张炜的另外一部作品的重要构思已经形成，只是极少有人知道而已。赵鹤翔曾说：“我知道他与《古船》几乎同时进行的那一个艰难的准备，多次问他，他都不说。《古船》搞了四年，极少有人知道——那时与这部作品同时来临的一个重要的构思被停止了。他只说：‘那是另一个东西。’他忍痛放下，专心写《古船》、改《秋天的愤怒》，但抽空还为它写片段、找材料。当今天不少人奇怪地预言张炜再也写不出超过《古船》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不了解张炜了。张炜当然看重自己的作品，但从不过分。他老老实实地干活流汗，不声不响。我相信他此去龙口仍是为了寻找关于那个东西的思维材料。我有幸看到了一大包绿色的卡片，都是关于那部神秘的新作的。我不想过多地去问，我只知道他已经为那个东西整整准备了好几年——它是与《古船》同时来临的一个生命！我问：‘你为什么去了龙口？’他奇怪地不解地看着我，停了一会儿才说：‘我一直在写那儿的故事啊。’”“张炜出生在这里，所以他有理由一直热爱这片土地。这里有他的根，有他的童年。这里的一切有幸和不幸，都会引起他深深的关注和向往。看了电视专题片《河殇》第二集《命运》，张炜曾给我们动情地讲了一个‘泥土的故事’——他问别人也问自己——泥土中包含了什么秘密？我想他正是为了这个秘密才去亲近泥土的。”“张炜在心中珍藏的东西太多了，就带着这一切，他去了龙口。他说，你别为我担心，你以为我不爱文学了？我不会的。我在心里悄悄地滋润文学的青苗呢。”

　　我们曾就此事向张炜求证，张炜告诉我们，与《古船》同时而来的那个“构思”，在当时只是一个念头、一种想法，它是笼统的、概要的，就是关于乡土大地的抒写。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它的现实与未来，等等。这个想法随着思考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逐步明晰，特别是他回到龙口之后，他所身处的现实打通了当下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联系，他找到了进入历史的切口，也加深了对那片土地的认识，并且进入了实际创作阶段。这个宏大的文学构想就是二十多年之后诞生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

　　考察张炜的创作实际我们看到，浩浩十部长篇巨著《你在高原》于1988年3月开始进入具体构思、资料搜集和片段写作阶段。这年3月11日，他在龙口与文友交流时曾经谈道：“一个作者的确该有一个比较长的计划。……这几年，是深入民间最好的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了。必须收集一些资料，准备将来写比较长的一部书使用……”

　　到1992年5月《九月寓言》发表时，《你在高原》除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外，其他九部均已投入创作。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我的田园》1990年4月起笔，上部1991年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忆阿雅》（原名《怀念与追记》）1990年9月起笔；《鹿眼》1991年7月起笔；《海客谈瀛洲》1991年8月起笔；《人的杂志》1991年10月起笔；《家族》1991年起笔；《荒原纪事》1992年1月起笔；《曙光与暮色》（原名《你在高原·西郊》）1992年3月完成初稿；《橡树路》于1992年5月起笔。他的巨量劳动早已悄然开始，只是当时人们并不知情而已。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样一部书要写二十二年。

　　在构思《你在高原》并为之搜集资料、撰写片段的同时，张炜这时集中精力投入创作的是长篇小说《九月寓言》。1987年11月，他一到龙口就开始了这部长篇的写作。之所以把这部作品放到优先位置，可能是那种久违的大地气息深深地吸引和围裹了他，使他不吐不快，渴望来一次酣畅淋漓的表达。同时，故土大地的巨大变化也让他痛心不已，他希望能还原它的真实，探索它的精神真谛。就《你在高原》来说，因为构想实在太大了，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还需一个马拉松式的艰辛过程。

四

　　张炜这一时期的挂职生涯，后来也被他称为“第四次游走”。这次游走，因为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视野的开阔，更因为他已经开始了《你在高原》的构思和创作，他既有很大的雄心，也有充分的准备，因此收获也是极其丰厚的。

　　当时，他计划以龙口为中心，把龙口、福山、莱州、招远、栖霞、海阳、莱阳这几个地方的每一个村落都走到。他找到了这个范围内的地图，每到一地都做上记号，但这个计划实在太大了，要想全部细细走过是不现实的，所以直到最后，福山和莱阳这部分他也没有走完。在游走过程中，他则尽可能求全，什么东西都留意，无论是民俗、动物、植物，还是河流、山脉，只要遇到就要记录下来。他还想方设法找到了当地的一些带等高线的地图，并在旅途中始终带着海拔计、气压计、罗盘之类，真的像一个地质队员那样搜集整理各种数据。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游走中的自然地理，他甚至自修了地质学、植物学、海洋动力学、考古学和土壤学，尽管都是初步的、突击式的，但这些对他的游走帮助很大。

　　他的游走范围还扩大到了海上，他去了很多以前没有上过的小海岛，考察了那一带的海岛链，并对徐福东渡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在海边收集到了许多民间拉网号子、神话故事，并在屺岛上一个沙坝的小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蚂蚱庙”。那是一个桌子高的、很精致的小庙，当地百姓每到春秋季蝗灾可能发生的季节，就到这个地方进些香火。他还在一个岛上见到了一个相当于村长的“岛主”，并在那里第一次吃到了“海肠子”。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创作《你在高原》有关章节时的重要素材。

　　他还去过鲁南和山东“南四湖”地区，真切感受到了那里老百姓的艰苦生活和极不安定的社会状态。张炜回忆：“最偏僻的地方到了冬天烧地瓜干，锅里煮的也是地瓜干，晚上睡觉的时候，大风刮过的感觉就像石头从头顶滚过。……（小山村）煤炭柴草都拉不进去，烧煤炭和烧柴草比烧地瓜干的代价还要高。西部的东平、马踏、微山等四湖地区我也去了。在四湖区有大量的所谓‘隐士’，他们莫名其妙地聚拢在一起，有逃避计划生育的，有捕鱼的，有逃难的。这些人在苇丛里生了很多孩子，也没法细细统计。”在那里，“苏北、河南、山东的人全搅在一块儿，什么口音都有。……那里以前经常发生械斗，两个省不停地去解决，公安都出动了人马。那里是边缘地区，三省交界处，因为抢夺资源，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山东的跟苏北的打，跟河南河北的打……”他去过青岛李沧区，看到了那里的贫民窟，贫民窟与漂亮的青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到过潍坊，对它破破烂烂的样子印象深刻；他也去过威海老区等，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他因为学术交流和出访的机会增多，行走的范围还扩大到了国外。

　　在行走过程中，张炜特别关注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像当时龙口的黄城阳，是抗战时期《胶东大众报》的创刊地，外号叫“小延安”；还有南部山区的潘家店、苏家店。张炜看到，这些地方“山特美，人特穷，差不多这是一个规律。电视不能接收到信号，村里（人）见了生人高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特别淳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动物特别好，家家养猫养狗，情同手足”。张炜发现，这些村子后来变化也很快、很大，只要将一台电视放进村里，少则一年多则三年，淳朴的民风就变了。张炜说：“如果没有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牵制力量，民风淳朴跟所谓的现代文明真的就会对立起来。”这些，都让张炜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张炜的第四次行走，是他身体与精力都最好的时候。张炜说，那时行走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必定出去走走，因为他根本待不住，脸也晒得花花搭搭的。他是平板脚，朋友们都奇怪他为什么那么能走，他甚至被他们送了一个“野蹄子”的外号。张炜说，这可能是他从小在沙滩上跑、爬树的结果。

　　张炜后来回忆：“那时候精力多得不得了，现在想起来都奇怪：白天走，晚上停下来还得把感想笔录下来；同时还录音，经过哪里，有什么感触，自己对着录音机讲一通。有些录音还请人给打印出来，有些则反复听反复看。笔记很多。跟朋友一路的争论、讨论，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现在只能同时做一两件事，而当年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比如行走一天，把整个经历全记下来，到晚上还到近处走访、聊天，回到住处还要写一些片段。这些工作竟然可以同时进行，现在回忆起来还多少让自己吃惊。”张炜说，第四次行走他搜集的各种资料、积起的录音带装了好几箱子，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繁重的工作与写作，开始影响到张炜的健康。1990年，他一年里住了两次院，第一次是在1月份，第二次在12月份。这一年他有三个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头一个月里差不多不能下床，看书都不行。后来稍稍好了一点，他只想写作，用写作排遣寂寞。朋友们都认为他是累病的，他却不这么看。他说后来在病床上慢慢想明白，自己得病主要不是累的，因为“一些真正的艺术家一生写了多少东西、经历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大事，可他们仍然十分健康。真正献身给艺术的人，一颗心会用得非常专一，又激动又安宁，是不容易被磨损的”，“今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使自己的心用得更专一”。

　　为了文学，他愿付出一切，他只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因此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开始了行走。直到后来出了一次事故，被车撞了，车祸增加了他行走的难度，他的行走才慢慢地减少了。五

　　张炜在《古船》之后、《九月寓言》之前问世的重要著作，是1991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美妙雨夜》，其中的作品都是《古船》发表后完成的新作，以最终的完成时间先后排列，分别是：《激动》《采树鳔》《三想》《持枪手》《荒原》《海边的风》《美妙雨夜》《橡树的微笑》《梦中苦辩》《满地落叶》《冬景》《我的老椿树》《问母亲》《远行之嘱》《蘑菇七种》。另据不完全统计，张炜1986年至1992年间的中短篇小说还有《请挽救艺术家》《童年的马》《我弥留之际》《逝去的人和岁月》《四哥的腿》《消逝在民间的人》《鸽子的结局》《造船》《射鱼》《王血》《蜂巢》《绿桨》《夜海》《背叛》《穿越》《何时消失的怪影》《植物的印象》《金米》《阳光》《狐狸和酒》《头发蓬乱的秘书》《一个故事刚刚开始》《怀念黑潭中的黑鱼》《赶走灰喜鹊》《鱼的故事》《割烟》《武痴》《山药架》《玉米》《面对星辰》《一个人的战争》《夫人送我三个碟子》《仙女》《烧花生》《许蒂》《晚霞中的散步》《山洞》《提防》《东巡》等，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也于1992年8月开始创作，1996年6月完成。这是《古船》之后张炜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勃发期，其间，他的中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许多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主要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只是偶尔为之，未再出现这样集中发力的情状。

　　张炜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艺术地表现了人与自然那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表现了人的活力之源。张炜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原野大地，生命就会单调、枯萎，丧失那些与生俱来的基本能力，因为蓬勃的生命活力，只能来自大地、来自泥土、来自自然万物。就像《植物的印象》中那些植物一样，它们都是有记忆和印象的，并有自己的血型和脾气，有一颗比人更执拗也更正直的心灵，它们在城市的阳台上只能枯萎、死去，只有回到原野上去才会生机勃勃。就像《何时消失的怪影》中的“我”一样，小时候的大脑神经是多么细腻敏感，夜晚能在暗影里听到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看到一些动物的影子，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一些特殊生命的存在，并和它们相互盯视、逗趣、玩耍，但到了中年之后，这些感觉就突然消失了。张炜说，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但那种与自然万物亲近、交流的能力却无情地退化了。在《三想》中，他更写到了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那种情同手足、休戚与共的关系。在《问母亲》中，他对那些“变戏法”似的弄光了林子的人充满了愤恨。在《梦中苦辩》中，“我”与杀狗人围绕一个生灵的生死在梦中进行了激辩，但醒来之后发现养了七年的狗还是被杀掉了，在这个空旷寂寥的人世间，留下的只是“我”梦中的呼喊：“屠杀吧！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对抗吧，仇视它们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为可怕的报复！……凶狠残酷地对待生活、对待自然，必遭报应！”

　　于是，他热情地歌颂自然大地，歌颂那种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与激情。我们读《蘑菇七种》《海边的风》等，可以感受到其中渲染的浪漫、神秘的气息；读《美妙雨夜》《采树鳔》《满地落叶》等，可以感受到其中充溢的饱满、悠远的诗意；读《冬景》等，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残酷和生命的顽强。这些，都是张炜重回故土大地之后的重要收获，如果他还继续生活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所表达的可能就只是如《童眸》《黄沙》那样对童年、对泥土、对自然的回忆、遥望和感叹了。我们看到，回到龙口之后，诸如自然、大地、民间之类的重要文学审美观念，在他那里已经树立得更加牢不可破了。他断言人力不可能胜天，人只能在大自然的允诺下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所有改造自然的成功活动，都是在理解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获得的。

　　张炜说：“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的。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我发现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他也就算完了，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当然有的从事创作的人并且是很有名的人不讲究这个，我总觉得他本质上还不是一个诗人。”“让我们还是回到生机盎然的原野上吧，回到绿色中间。那儿或者沉默或者喧哗，但总会有一种久远的强大的旋律，这是在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自然界的大小生命一起参与弹拨一只琴，妙不可言。我相信最终还有一种矫正人心的更为深远的力量潜藏其间，那即是向善的力量。让我们感觉它、搜寻它、依靠它，一辈子也不犹疑。”“想来想去，我觉得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信赖，今天如此，明天大概还是如此。一切都在变化，都在显露真形，都会余下一缕淡弱的尾音，唯有大自然给我永恒的启示。”

　　张炜这种对自然、大地的无限深情，将在他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来一次集中、充分的表达。

《张炜评传》  张期鹏、亓凤珍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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