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一生中，某样东西终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
——远藤周作
母亲的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是模糊的，她的死因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依稀记得1961年初夏某一个夜晚的一些片段。那年我才进四岁，有一些事情记不太准确，我当时就坐在学校操场坪临江的一块青色条石上。学校有一二三四四个班级，六个教师，其中有一个是专门的文体老师，还聘请了一个做饭和打扫操场卫生的工友，教室由各班级学生轮流值日打扫。工友大概有四十多岁，满脸的肉疙瘩，样子倒像个杀猪的屠夫，是个光棍汉。但老师们却习惯叫他伙夫。
伙夫，今天的伙食标准怎么又下降了呀？
真是的，还想不想让人活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又不能变戏法，有点吃的饿不死就算是烧高香了。
哈，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巧妇？
我当然不是巧妇，但熊校长是巧妇啊！
那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议论和牢骚每天都有。熊校长就是我母亲。学校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也就是说，她既是校长又是兼职的总务，因为学校里给老师们供了一餐午饭，粮食由生产大队在每年上交的公粮中支出，其实人平也就二两大米，二两红薯米的标准，偶尔有学生家长送一点坛子菜过来。一天门学校倚山而建，汤汤七百里资江横前，对面是江南镇，我的父亲就在江南镇卫生院当院长。虽然与家里只有一江之隔（我父亲说有母亲的地方才叫家），并且还有可供免费过渡的渡船，但父亲也只有在周六才回家住一宿，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往医院去。那一天刚好又是星期六，按理我父亲也该回来了，我傻傻地望着渡船从江那边过来，又听到船靠岸时顶得码头发出的嘭地一声闷响，但下船的人中却没有我的父亲，我于是就扭过头去，朝身后给姐姐和哥哥还有与母亲报信说，船上的人都已经走完了，爸爸还没有回来！却没有人愿意答理我，唯有一只落单的野猫从眼前窜过。我又目送着渡船过去，后来渡船也泊进了码头江湾，可还是不见我父亲的身影，但有萤火虫一闪一闪从眼前来来去去。
以上的这一段文字，是我回到了老家白驹村读三年级的那一年写在一篇作文里的，可我姐姐看到后，却一脸严肃地给我做了更正。这一天是母亲的忌日，这么重要的日子是不能记错的。姐姐说，是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那一天是立夏节，农历三月廿二，公历5月6日，星期六。姐姐还说，立夏到，蝼蝈鸣，蚯蚓出，黄瓜生，夜里已有了萤火虫，万物至此皆长大。姐姐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后来我也终于又记起一些事情来，那天傍晚，母亲特意进卧室换了一身青布衣服出门，见只有学校档头的老槐树上的树杈里蹲着一只正在嚎春的野猫，便轻脚轻手而又匆匆忙忙地出了学校，她的怀里揣着一只小竹篓，那一定又是到邻近的那一个瞎眼奶奶的家里借石磨去磨米子了，是红薯米和大米各一半混合磨的。
瞎眼奶奶偶尔在夜阑人静时，也柱着拐杖摸到学校来过，我母亲每每见了她如见亲娘，却又一脸愧色说，婶，都这么晚了，还辛苦您来，让我多不好意思。
你这是什么话！瞎眼奶奶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心里却亮着呢！
我母亲欲说无言，匆匆忙忙进办公室握了一团白纸后，又搀扶着瞎眼奶奶原路返回，再回来时，她手里的白纸就包了一小包米粉子，并且侧身进了厨房，不一会，我们姐弟就每人分到了一小碗稀如米汤一样的米糊，这正好可以填充晚饭只吃了个半饱的饥肠啊！于是在那样的夜晚我们都会睡得很沉很香。莫非瞎眼奶奶还会有多余的食物匀给我们吗？带着这一疑问，有一次我曾偷偷地尾随在她们身后去看了个究竟，当母亲搀扶着瞎眼奶奶跨进堂屋，门就合上了，但我从门缝里却看得非常清楚，瞎眼奶奶摸着擦燃了火柴，点亮灯，她平时一个人在家估计是从不点灯的，在瞎眼奶奶手中灯光的照耀下，最显眼的是堂屋中间的一副石磨。
今天已有好几家人来用过磨子了，里面肯定会粘了些粉子的。瞎眼奶奶说。
婶，您就是个活菩萨！其实我母亲心知肚明，这是瞎眼奶奶在有意关照我们母子，一地一乡俗，因为在资水北岸的一天门自古就传下了规矩，借人石磨是要给石磨主人剩一些垫磨底的粉子的。我母亲熟练地掀起了石磨的上页，从磨架上拣起一把小棕扫，既是扫又是吹，很快就从磨齿和磨芯里清理出来一小堆粉子了。
瞎眼奶奶却一声叹息，唉，人都快饿死了，老天爷，这是什么世道啊！
婶，这话可不能乱说的。我母亲腊黄的脸色陡然寡白，嘘，小心隔墙有耳。
我才不怕呢，我是个瞎子，未必这世上的人全都是瞎子？
但我母亲却害怕了，她不敢久留，小心翼翼地捧着白纸包就慌忙告辞……
我的心里不禁一沉，也就掉头赶紧先开溜了……
然而那晚，我在回忆中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父亲回家，因为在给我们姐弟分晚饭时母亲就说了，先垫一下肚子吧，等你爸爸回来了，晚上我给你们做汤丸吃。
但是我怎么就忘记了那一天是过立夏节呢？是害怕自己也会长大吗？那样的时候，我正在隔江盼望父亲，而姐姐和哥哥，却在母亲楼上的办公室里做作业。
也不知那晚母亲到底遇见了什么人，显得神色慌张，进房就蒙头睡床上了。
我们也悻悻然睡了。
夜已经很深了，正处在梦中的我突然被姐姐的抽泣声惊醒。
姐姐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哭泣呢？
睁开惺忪的睡眼，满目已是一片狼藉的景象：姐姐倚着床沿一边抽泣一边摇着母亲的双肩使劲喊，妈，妈妈，你醒醒……哥哥也起床了，赤着膀子在姐姐的身边直跺脚，只有不懂事的弟弟还趴在母亲的胸前东张西望。母亲脸色惨白，静静地躺在床上，是那种对这个世界已然不屑一顾的冰冷神情。我们上床时母亲还是上好的一个人，她虽然自己始终蒙着头，却把弟弟安排在枕边睡着……四岁的我仿佛在骤然间猛长了几岁，脑海中就迸出“母亲死了”这一个念头来。也就是这念头刚一闪现，我便跳起来推开弟弟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喊着妈，妈妈。
母亲死了，似乎是无缘无故地就死了。待父亲从对河医院赶来，母亲的身体已经僵硬，但我们当时谁也没有发现父亲已经从母亲的掌心里读到了几行字……
父亲悲从中来，但又一脸凝重地说，你们记住，你们的母亲是得急症死的。
一个人影在后窗仓皇闪过……那一只该死的野猫却依旧在夜色里嘶声哀嚎。
据说我母亲原本是那种开朗火爆的敢做敢当的女中豪杰性格。可是在我的零星记忆中，母亲除了在课堂上教学声气爽朗，也偶尔有将教鞭在课案上啪地一声抽得粉笔灰顿起时，与老师们尤其与学生家长们说话却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细声细气的，就连有什么事情交待那个长得像屠夫的伙夫也很少起过高腔。可近几日来母亲确实是有些反常的，老发闷脾气。有一回哥哥的家庭作业没有完成好，母亲扬起手就打了他一耳光，我们哥兄姐弟是被父亲宠惯了的，尤其是哥哥的性格像牛一样犟，拿他发泄，他就忍不住这口气：打吧，你打吧，就让你打死算了！
你……你……你欺负我是个糥米团是吧？也晓得要挟你娘了！母亲无名火起又是两个耳光扇下去，结果是，犟牛一样的哥哥傻着眼没有哭，母亲自己却哭了。
姐姐既心痛母亲，又想护着她的大弟弟，淌着眼泪急得团团转……
家里发生了大不幸，父亲是从急症患者的病榻前闻讯赶回来的。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整整两天没有沾一点饭食茶水。是第三天早上吧，父亲强打着精神起床了。他把我们哥兄姐弟喊到一起，用商量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母亲走了，父亲撑起这个家是有难处的，送你们到老家祖母那里去好吗？姐姐含泪率先点头，哥哥也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就这样，我们离开了一天门学校，来到了老家白驹村。
没想到老家人对我母亲的印象亦会那么深刻。我们家老宅是在村口上，有一次我进村里去找玩伴，经过关山里那一座小鹊桥时，被在桥上乘凉歇息的一位面相陌生的大婶拦住我问，你就是廖筱山和熊梦贞的二儿子吧？还没等我答话，那位大婶说，你母亲是我们村里八百年来最俊俏的媳妇耶！那身段呀，配上她自己亲手裁剪的那一件大红旗袍，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呢！你母亲的女红也一顶一地做得好，绣出的鸳鸯会戏水，绣出的牡丹能引来蝴蝶……唉，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但我怎么从来没见母亲穿过大红旗袍，不知道母亲会绣鸳鸯戏水和牡丹呢？
回到家里，我问姐姐，姐姐却赶紧用手背挡住我的嘴，嘘，这不能乱说的。
有一队戴红袖章的人正从我们家老宅出来，他们是来抄查封资修的东西的。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让母亲丢失了她之前那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本我呢？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读过私塾，也上过新学堂，是当时少有的一部分女性知识分子中一成员。母亲是读新学时认识父亲的。他们是同学，属于自由恋爱。我们家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曾祖父是廖姓家族的族长。父母亲结婚办得很体面那是情理中的事。可那一天也发生了小小的意外。母亲从花轿中下来，被接亲的人搀扶着向点上了红蜡烛的堂屋里走去时，竟还时不时挣出手来掀起顶着的红纱巾头盖东瞅西瞧。这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所指的意外是新郎新娘双双跪着拜天地公婆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婚前就已经多次手拉手到双方的家中走动过，与彼此家的长辈及晚辈都有过接触，加上母亲又是一位性情开朗不拘小节的新型女子，对婚礼上的这一套虚假礼节从内心就感到可笑。双方正拜天地时，母亲居然咯咯咯笑出声来，并且没待新郎揭头盖时，自己就把那遮住视野的红纱巾给摘下了。燃烧着红蜡烛的堂中顿时大哗。有人当面指责说，还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呢？疯疯癫癫，一点教养也没有。把我那胆小怕事的父亲闹得一脸窘相。
那时父亲已经学医了。学的是中医，常常要跟随师父跑江湖。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独个儿在家里闲不住，她除了每天上午把自己强关在房中描一会儿鸳鸯戏水和牡丹再绣到缎子布上去，就总喜欢找人家说话或帮人家做事。我们家请了个长工，名叫王正来。说是请，其实并不确切。王正来是讨米来我们村的，曾祖父见他诚实忠厚就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两间房子，帮他娶了婆娘。王正来比我父亲要长几岁，父亲和母亲都称呼他“正来哥”。父亲不在家时，母亲就常去陪正来嫂。那时，正来嫂已经有了身孕。母亲脱脱洒洒一个人，手脚正闲得难受，就几乎把正来嫂家里的家务事全包了起来。祖父和祖母，包括我那权威十足的曾祖父在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方面，他们知道母亲的性格不那么容易被驯服，说也没有用；另一方面，那就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大趋势，这个盛极一时的家族已接近衰败了，让儿媳学着做一做家务也有好处。母亲是没有什么事瞒着父亲的，她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父亲时，父亲就笑了笑，也不发表任何见解。
1950年，父亲出去当兵了。是被奉命赴湘西剿匪的先遣部队点名要走的，因为我父亲碰巧医治好了当时路过我们村的部队上的一位得急症的营首长。那时我姐姐四岁，哥哥刚进两岁。父亲外出了，一去就是五六年，况且，父亲走后的第二年，家乡就搞起了土地改革。我们那样的家庭，自然是土改的对象无疑。好在母亲是公认的军属，又已和祖父祖母分了家，她那些嫁妆和其它财产才没有被抄走。但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曾祖父是作为当时的大恶霸地主被土改工作组镇压的，祖父也作为地主分子被村上的基干民兵看管起来。家里就我祖母和母亲两个妇人，既要下地耕耘播种，又要带着两个儿女，苦是一定的。
不久，我母亲居然被县教育局正式录用为国家教师了，这当然是幸亏了父亲和母亲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县教育局当人事科长。新中国刚刚成立，各方面人才奇缺，尤其是教师队伍更是急需补充老师。有一天，我母亲因事去唐家观小镇，偶然看到了学校门口贴出的一纸公告，也没做多想就按照要求去报了名，没想第二天就接到了要她去现场试教的通知。那其实是现场考试，讲台上坐着几个监考的领导，其中就有父亲与母亲的那个高中同学，但彼此都只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而下面坐的却是新招收的一年级新生。我母亲那天穿的是当时流行的双排扣新款妇女装，轮到她上场时，先是撮嘴吹了吹额前的刘海，然后扯了扯衣角，大大方方走上讲台，从容拿起一支粉笔，不卑不亢地先写了个一字，然后转身拿起教鞭又侧身指着那个字朝下面问，同学们，认识这个字吗？下面就异口同声回答，是个一字。我母亲又果断地在一字下划了一横，稚气的童声立马就传过来，这是个二字呀！我母亲笑出满脸慈祥说，对，同学们真是聪明。她又写了一个人字，接着还在旁边写了一个天字和一个夫字，然后讲解说，二字里走进一个人字，就成了一个天字，也就是二人共着同一片天的意思，但人字出头就是个夫字了，这是大丈夫的夫字，也是农夫的夫字。是不是可以说，大丈夫和农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呢？
整个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据说我母亲那次考试是全票通过的，只是政治审查时却被卡壳了，有人提出异议说我母亲是地主家的儿媳，是那个在县教育局当人事科长的同学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说，人家也是现役军人家属呀，我们如果把熊梦贞同志招进教师队伍里来，不正好是体现了党的怀柔政策吗？就这样，我母亲就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我就出生在那一年的秋天。那时，母亲是在田庄公社一个叫做官溪村的村小教书。教一、二、三、四共四个年级，虽然全校加起来也就38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只有我母亲一个教师。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搞大跃进，各行各业都讲究放卫星，当教师的也并没有休产假这一说，母亲怀着我快要临产了，也不见联校派人来顶替。就在农历九月二十那一个月黑星暗的夜晚，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痛得厉害，凭着已生过两胎的经验，她知道自己就要生了。当时姐姐十岁，哥哥八岁。女孩子确实懂事早些，见母亲一副极是难受的样子，姐姐就自告奋勇地去厨房摸了一把镰刀，提着马灯去喊接生婆李妈。但是没想到姐姐提着马灯舞着镰刀刚出校门，老天爷就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李妈家离学校毕竟有不近的一段路程，姐姐说她明明记得是把被狂风吹灭了的马灯挂在校门左侧的那一棵小樟树上的，但是就在她接了李妈回学校的时候，却骤然风停雨住，而那一盏马灯又奇迹般地亮着，并且还挂在了右侧的一棵桂树上了。姐姐把这怪事告诉李妈，没想李妈脱口便说，你娘是喜得贵子了！待李妈赶到时，我果然已呱地一声降临到了人世，正安详地睡在母亲的襁褓中……母亲是忍着巨痛自己用牙齿把脐带咬断的。
讲到这里，姐姐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那时我们已有了后妈，这是父亲做出的决定，因为母亲走的那一年父亲还只有36岁。为躲开后妈的视线，我们坐在禾坪里高高的草垛上。抬头望天空，一片白色的云絮在黄昏的天幕上渐渐飘远……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渐渐飘远……
我原来一直认为，母亲是得急症死的，这是我父亲当年亲口作出的结论。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家建新屋拓宽老宅屋基时，却在屋后窖藏红薯的地窖里挖出了一只旧皮箱。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说，这是爸从部队带回的最奢侈的物件，我们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把皮箱打开，却从里面发现了母亲传说中的那一件大红旗袍，还有母亲当年以同学名义送给父亲的一个老式牛皮封面的日记本。这当然是我父亲藏起来的。至此我们也从父亲的日记本中终于得知了我母亲真实的死因。
母亲是服安眠药死的。那一年父亲刚从羊角卫生院调到江南区卫生院，为了便于照顾我父亲，组织上就把母亲安排到了江北的一天门中心学校。比起在官溪村小来，中心小学就大多了，上游祠门口和下游百花台两个大队的学生都集中这一所学校，共有六个教师，还配了个炊事员。因为母亲是学校校长，还因为我们家又不在学校一起开餐，老师们也很放心，就一致推举我母亲兼任食堂总务。然而祸事也就出在这个总务上。那时我哥哥和姐姐正吃长饭，常常少盐缺油的食量就更大了。为了能使哥哥和姐姐及我少饿肚子，母亲在过称给伙夫粮食做午饭时也就每次匀出了少许，所以才出了后来的事……这件事本来也是炊事员主动怂恿我母亲干的，可人心叵测，不久后那位看似是好心的炊事员却以此做要挟，趁我父亲很少在家，竟打起母亲的坏主意来……在我父亲的日记中还记录了我母亲写在手掌心里的一首绝命诗：儿女是骨肉，丈夫连着心；若为尊严故，轻生乃重生。
可是母亲啊！您紧攥在掌心里的秘密，却还是让你的儿女们给知道了……
这毕竟是很遥远的故事了。当我再次想起父亲日记中所记下的这一段陈年往事时，已经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心境。此时我的姐姐也已经去了天堂，她还会做自己父亲和母亲的长女吗？就是在前不久，我又跟哥哥和弟弟说到了此事，问他俩还记不记得？没想他俩的心境也是非常平静的。当然就相对无言，却仍然是在无语中向前走着。后来，我们终于在白驹村口那一座由当年的廖姓族长、也是我们的曾祖父主修的联珠桥上站定了。我们不再年轻，头颅渐白的兄弟三人，依旧是默默无语地临桥俯视身下的河水。那河水也一样是无语的，仿佛是从夕阳里流出来，若血一般殷红，待渐至近处，又灰白如同乳浆。然后静悄悄地从桥下滑过去。
小河注入资江，给汤汤远去的流水增添了一叠清澈的浪响。
晚风轻抚中，仿佛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了的声音从上游不远处的唐家观小学飘过来，那不就是我母亲的声音吗？我母亲说，二字里走进一个人字，就成了一个天字，也就是二人共着同一片天的意思，但人字出头就是个夫字了，这是大丈夫的夫字，也是农夫的夫字。是不是可以说，大丈夫和农夫都是顶天立地的呢？
但是，母亲啊！您还有一个夫字没有说，那就是逝者如斯夫的夫字！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作者简介：廖静仁，文创一级，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全国第三届青创会、第八、第九届文代会代表。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著作有散文集《纤痕》《风翻动大地的书页》《湖湘百家文库廖静仁卷》和长篇小说《白驹》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文并选入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