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凡人

-—评《追梦》 李辅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完张树斌先生的回忆录《追梦》，感慨万端，仿照《红楼梦》中的一首诗，表达我的心情：“一书诚实言，满纸辛酸泪。若是造反派，深解其中味。”我和树斌先生人相识,史相近,情相连,心相通。他的回忆引起我强烈的共鸣。

张树斌先生回忆的“饥饿岁月”，不仅仅是个人苦难史，家庭苦难史，也是整个中国农民苦难史的缩影。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三年苦难时期。

一九六一年张树斌的四弟因母亲没奶饿死了，一家人因为饥饿，从陕西清涧逃到山西永和。为了活命，又返回陕西清涧。当时全国大多数地方百姓都吃不饱，饥饿全覆盖，逃到哪里也逃不出。这是为啥？树斌先生父亲常说一句话：“是社会把人肘死了。”树斌解释说：父亲一个“肘”字，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是人民公社，又是阶级斗争，又是统购统销，左一道绳索，又一道绳索，把人的手脚全捆住了，农民几乎什么自由都没有。正如冯胜平说：“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张树斌先生回忆的“动乱年代”，是中国人民经历的又一场巨大灾难。

作者从插旗造反，到交枪挨整，整整十二年。对这段历史，他不回避、不掩盖、不隐瞒、不粉饰，原生态、全景式地记录下来。他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真实得令人震撼。作为一个曾经的造反派，这样真实回忆地讲述个人经历，极具历史价值。这需要勇气，需要胆量，需要自信，需要反思。一个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上进青年，为什么在文革中投入造反？一些热血青年和底层群众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有多方面原因。文革开始时，张树斌是偏僻山区小县的一个中学生，受外地红卫兵的影响，卷进旋涡。

他不知道为啥造反，造谁的反，只是凭一腔热血、满腔激情，跟“风”前进。张树斌回忆：“为了表示自己也是造反派，而不是保皇派”，他参加并主持批斗永和中学党委书记贺维玉。“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作为坐在主席台上的我，突然对面前站着的这位老头儿（其实他并不老）有点怜悯，也有点自疚。因为，正是这位老头儿同意接收我的转学申请，才使我能到永和中学，现在，我刚到永和中学就反过来批斗他，这不是有点恩将仇报吗？这虽然符合毛泽东主席“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要求，但那是神才能做到的，我毕竟不是神，而是普通的凡人。

既然是凡人，就有凡人的情感，知道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是不该做的。所以，这件事一辈子在我的心里有一种负罪感。”这段叙说，不难看出他这个造反派有“凡人”的人性和良心。

追随“一月风暴”，张树斌们夺权未成，反惹来灾祸。县武装部组织夺权后，开始“二月镇压”，从此，张树斌一直摆不脱恶运，一步步被逼入困境。文革中，他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什么整没挨过？蹲监狱，下煤矿，打游击，上战场，逃亡，失业、流浪，直到饿得到“饭店桌子上拣别人吃剩的馍”，自己被斗，父亲被冤，家庭逃难……，他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张树斌无学可上，无业可就，无饭可吃，无家可归，只剩下赤条条一个光棍。树斌胸襟大度。

相恋的女友分手，他不忌恨。领了结婚证的对象，另择高枝，他痛快答应。甚至“情敌”登门拜访，他热情接待，消除疑虑，促其夫妻和好。足见张树斌先生高风亮节。苦尽甜来，物极必反。张树斌历经磨难，终于迎来“希望之春”。

1978年，他“从沉睡中醒来”，“从自己与家庭的遭遇中，反思制度的缺陷，竭尽全力想弄清楚这种制度缺陷的指导思想的根源”，他“近乎疯狂”地读《资本论》、又重读“毛选”，他考取了“电大”。知识武装了他，解放了他的思想。

1979年，写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1981年提出“市场为主，计划为辅”，接着写出《社会主义经济新探》、《社会主义改革论》两部专著，在省、市学术论坛多次发言、获奖。他在企业、机关、新闻单位工作过。他当过厂长、机关工作人员、报纸主编，他走到哪里就把改革搞到哪里，出点子、出思路、出论文、出书，实干出汗，出成果。改革开放的环境，让张树斌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一切机遇都是为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张树斌丰硕成果的取得是与他的钻劲、犟劲、干劲分不开的；与他功底厚实、思想开放、无私无畏分不开的。被名缰利索捆绑的人，不会成为改革家。张树斌在“希望之春”并非一帆风顺。他碰过钉子，遇过障碍，他引用一句外国名言“通向幸福之路都有魔鬼”，他说“实践证明我只不过是个理想主义者。”总之，树斌在改革年代的实践，可以发现体制中的固疾，引伸出许多推进改革的哲理。什么时候能改变“知道怎么改革的说了不算，不知道怎么改革的说了算”的局面，中国的改革就会走上了快速道。

张树斌先生的足迹证明贝多芬所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得欢乐”。树斌经过艰辛耕耘、艰苦奋斗，迎来了果挂枝头的秋季，正享受着收获的欢乐！

2015年3月修改于太原 (李辅原为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襄汾县委书记，平遥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