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诗人的梯阶不同
——钟鸣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钟鸣先生您好，博学多识的您不仅诗写得非常好，对古史金石收藏之类也颇有研究，此外，对传媒学、伦理学以及当下社会现实语境等诸多问题也颇为关注。我们访谈主要是针对诗歌领域提问，当然诗歌本身的问题也会涉及到很多方面。
钟鸣：某个角度看，应该说，诗和所有方面——人的、自然的、语言的、历史的、神话的、政治的、世俗的，过往的、意识或潜意识的、遗忘的、或正发生的都有关系，离开这些，恐很难说诗——就像哲人说的，诗总体顺应世界时代的命运。所以，在我看来，诗无所谓领域。个人嗜好、兴趣只是生活的梯阶而已，人人因机缘不同而不同，既不改变人类总体命运，也不增加或削减诗的存在感，就这点而言，诗最不具职业形态。
崖丽娟：这倒引起了我额外的一点兴趣，顺便问问——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的，钟鸣先生，对“诗人身份”您是如何看的？
钟鸣：这让人想到海德格尔发问“贫困时代诗人何为？”具体说来，我更赞同T. S. 艾略特的看法，诗人并不能单独地具有完全的意义，——这对我们的自大狂是不小的打击，事后的重要性以及读者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的关系，对汉语诗，还得加上“翻译邻域的外国诗人”，没有什么“单独评价”，只有相互影响间的比较，逻辑的本质是由“从A到B”形成的，许多人喜欢扮演生而知之，童子功之类，于是，在事实之间构架了谎言和笑话，诗人喜欢掩盖的也正是这点，有违历史的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原则。艾略特自身，其作品，就构成了后来人的相同认知，由他自己事先点破，极为明智，因为后来的批评，公认现代诗歌的“制造”正是始于他。这个话题，很复杂，我会在《旁观者》的修订版中结合我们的语境争取说透。
我一向反感故弄虚玄，故作深沉，尤其在混淆不堪的语境，强调“诗人身份”颇为滑稽。不过，我可以简单谈谈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是我打一开始写诗就生疑惑的事情。我常纳闷，倘若命运作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时代，语境，一个人没成为街头混混，小偷，商贩，武弁，早早结婚生子的小市民，宅男，办公室小生，或官僚，或教书匠，教授，混得好，没准混个什么院士……那已是万幸了，倘若兴趣所致，还能写写诗，那真是个奇迹！
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错觉天赋、高士、有神眷顾一类，恐怕连古典时代的“逍遥派”都算不上。记得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或《修辞学》，把诗人和泥瓦匠相提并论，更不消说，柏拉图的不屑，好玄言，危言耸听。我们的孔子，虽视诗为“雅言”，却有许多条件，信，义，“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先决条件都强调的是品性，广义的伦理，今天喜欢用“普世价值”，非一种职业。再瞧我曾喜爱过的诗人，荷马是残疾、也是航海家，波德莱尔是街头革命的浪荡子，认为自己是迷宫，向多种可能性开放，即他“尝试”的著名内涵，固化诗人职业，犹若求川上石头的稳定性。爱伦·坡和乔伊斯都是地地道道的穷人，艾米妮·狄金森乃剩女，华莱士·史蒂文斯和T. S.艾略特以及卡夫卡（我一直视他为诗人）都在银行或保险公司推销金融产品……哪来的诗人身份或职业呢！
诗涵盖了“有教无类”，都不过是在业余时间，生存之余，由枯燥乏味的生活培养出丁点灵感，不断地消失，然后重现，和“不间断的过程”恰好形成巨大的反讽。汉语语境一个人要扮演天才、先知、大师是很滑稽的，鲁迅先生针对“取彼者”很早就已讽刺过，更不消说为“解放意识形态”洗礼的一代，自觉其意识结构——即循环的社会思想体系中个人神话的诗家少之又少，热衷符号、调和、不断地设计“新人”形象居多，1949年后，“新人”是有特定内涵的，汉语新诗有这个特征，不仅仅是“辞达而已”的问题。
或正因为这点，我更看重单独一首诗偶然形成的诗意性，萤火虫似的，其它时间，你则身处“黑暗”，什么也不是，我曾说过一首诗的自足，词语一次性使用（一首诗的构成性词语只对其自身有效），都基于这点，见有诗家翻箱倒柜地挪用，并未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诗人不必非端起个架势，就一生的时间而言，写诗只占很少一部分。源源不断的灵感，都是扯淡。许多人为了证明这一“职业”的存在，一方面要靠体制结构，另一方面，靠的是“制造”。本雅明说得文雅些，称之“复制”。蝇营狗苟之人，自戕文化的背景，有多少灵韵呢？“制造诗”——甚至制造诗人本身，或相关神话，就像莎士比亚剧中常出现的一个词，“喇叭奏花腔”，这是当代诗一大特征，形容化批评一无所知。
靠“灵韵”写诗的，恐绝于上世纪40年代，在我们这代，只有部分诗作或很短一点时间沾了过去的灵光。然后，多半是拾人牙慧，和现实的存在感“联姻”。当代诗人，无论写得“多好”，只要细读，都不难察觉此隔膜。汉语里，谁都明白“联姻”的内涵，牺牲个性，或某些特征，并行而破坏，捉襟见肘。每个人都可以体验此轨迹，想想这种文化进化的尴尬。
用曼德尔斯塔姆的话说：“笼罩在国家粗糙的紫红袍，寒碜如同苦行僧的布衣”——就我们的语境，此“布衣”大可分类，有边缘化的广场舞类，有江湖类，有西洋镜类，也有伴随政府督导的文化产业，高唱传统，若小儿诵《论语》，穿的是对襟衫。瞧瞧各种背景的出场，行政资助的朗诵会——最典型的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甚至领了红包像模特似的在T形台上走猫步。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一首纯粹的诗，如何侥幸生成，还真有名堂。
崖丽娟：对了，正好说到一首诗的生成，我很想知道您发表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如何评价自己早期写作，诗歌于您意味着什么，您受过哪些诗人影响？刚才“诗人身份”的问题您已作了解释，那么，就写作类型而言，诗和随笔您更看重那种？
钟鸣：在80年代，恐还有官方、民间之分。民刊第一首的应该是《飞鸟》，刊于《次生林》，官刊第一首是《白蝴蝶》（同刊还有几首），刊于《星星》。就诗歌的时代背景而言，上世纪70年代底至80年代，正是社会变革之际，自然而然，诗歌也随之起了变化，更多是社会意识的变化，非诗歌语言形式。那时概以“朦胧诗”称之，许多人不知，“朦胧”之争，实际从新文化运动和“新诗”并进的时代就开始了，许多资料，我在《旁观者》叙过。“白话诗”与欧美现代诗的接地气，实际上，比70、80年代更自然，也更深刻。所以，80年代的“朦胧诗”更多是旧话重提，百废待兴，恢复元气，摭拾旧学，并非全新的势态，这点，搞批评的和史家从未曾厘清过。另外，恢复高考后，学院新诗和民间的诗，比如《今天》和各地民刊所载（交叉不尽相容），有异曲同工之处，也颇有差异。那时，因社会运动的兴起，人们的注意力在与政治运动濡染更近的文学活动。
这是政治革命的后遗症，在那些年出风头的诗家，难逃此语境。觉悟时代与自我可以告慰的少之又少，用夫子的话说，即哀矜勿喜。
我自己的情况较特殊，虽注意到北方的“朦胧诗”（南方也有，或更醒目，更早，但地缘集权政治的习惯一贯拿京畿说事），但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更多，范围更广，包括引进的港台版、原文版，况又服过兵役，走南闯北，对40、50年代的旧译偶有濡染，特别是波德莱尔，试笔也早，故觉得“北朦胧”仍缺新意，没有脱胎换骨，格调甚至远不及40年代诸家。所以，对我风格、语感直接起催化产生作用的不是朦胧诗，而是外国诗，主要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和E.E.卡明斯，和T.S.艾略特，在大学，我曾把艾略特的《大风夜狂想曲》译成了《风夜吟诵史诗》，后来，还写过首《垓下诵史》，延续的就是这个标题。而《飞鸟》则采取的是卡明斯式的短语、快速切换、抽象，形式上更奇特。这些经验，让我觉得当时的“朦胧诗”索然寡味。
诗歌和散文——我更愿称后者为“随笔”，有更严格的界定，这我在《畜界，人界》（1995年）的序言中说过。随笔始于蒙田，英文的essay包含了论说文，散文，随笔，首先是论说。更重要的是，作为旧法语的动词形态，是“尝试”的意思，胡适被视为白话第一诗集的《尝试集》，强调的就是个词。有意思的是，要很多年后，见到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译本，其导言开篇也叙及这个词，不谋而合，很开心（颇有先觉感）。他解释说，自己的论文之所以称之随笔，符合该词在词源上本作“尝试”或“未获定论的努力”的含义。这点，我心领神会，我的各类书写，都有这个“很难归类”的特征，或我还多有一层内涵，即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尝试”，诗人的尝试自然和随笔的蒙田和批评家的弗莱不一样，语境已临“现代主义”的氛围。
总体说来，对我而言，诗和随笔只是写作的样式而已，在写作实践方面，两者的内在气质，我并不加以区分，我写随笔常涉诗歌，不光内容，主要是观察联想的气质，也常用诗去处理随笔题材，很能说明问题。这和身份没关系，文学所有的形式，都基于想象力和独创，不在于分行不分行，我的写作，一直遵循的就是独创性，用旧时代的话说，即“文学要有发明”。对于那些低劣的偷鸡摸狗的诗，我是很讨厌的，因见识广，一眼即可识破，不屑于一读。
诗歌对我而言，就是延续人之作为人的特性：思想，想象力，独创，不雷同，不轻易把自己归类。熟悉我作品的人，应看得出这点。文若其人。
从另一个专业的角度看，比如“同一性”，诗人只要未脱离人类社会，使用的是人类的语言，英语也好，汉语也罢，独特都是由相同意象生成的，否者就没有交流，“影响的焦虑”这个话题引人思考，或许所有诗人所写无非是同一首诗。诗若为交流，用的一定是相互能理解的符号，所以，某种程度，又可说，诗寥无新意。
在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出版前，我读到曼氏很少一点诗便叙及了“黑太阳”（可参读我1998年出版的《旁观者》），瞧瞧，现在，有多少“黑太阳”，黄太阳，红太阳，其实，“灰太阳”或更适合我们的语境，不是吗？
在中国，诗歌应助长“君子感”，而非“小人感”。想想看，为名利的虚无“座次”，好诋毁、手腕、残害同类者，“自戕文化”的推手，如何能创造“人文”之诗——无论是东西方，在古典意义的人文精神看来，最大的自然奥秘，或神和上帝关联的都是人，撒谎者侃侃而谈“曼德尔斯塔姆”，会是种什么样的反讽！就像斯坦纳讽刺的那种人（纳粹），早晨边喝咖啡，边听莫扎特或贝多芬，甚或读一段荷马，荷尔德林，然后便去集中营上班，杀人。就文坛胆色，恐更多是“蔑人不见血”。好形容比喻的诗人最懂这个词的社会学含义。一个诗人，身份“暧昧”也是很讨厌的。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什么，我的摄影，诗文都勾勒过一个哲学或社会学的主题：陌生人。
崖丽娟：诗歌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诗歌讲究雅、纯、美、浪漫，似乎与现实应该远一点，如果对时代介入太深，有可能随着时代变迁，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会消失，比如诗中描写的生活场景不复存在，很难引起后代读者的共鸣。依您几十年丰富的创作经验，诗歌与时代之间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契合点？
钟鸣：这些看似简单的话题都很大，很囫囵，每个方面怕都要写本书来阐释，幸好世界文学和批评汇拢起来都有范本，不用我再啰嗦。
而且，我很早在批评文章中就申明过一种观念：即汉语批评的形容化，大耍滑头，模棱两可，谩夸，尤其是那些“名家”，给点润笔费或交换利用价值写的玩意，让读者不知所云，我看此种倾向漫延得十分厉害。没准，和吾民的某种国民性相关，还不光是“假大空”的问题。文明烂熟太早，人格分裂，流于语言游戏，是一个趋势。今天，社会的各层面，都能看出这点。叙述的“形容性”铺天盖地。新闻摇身一变为小道消息，一面之词——格局百年不变：“我们每天都在光明前进，敌人每天都在黑暗中失败”。这个隐喻，居功自傲的当代诗比比皆是，形容化不光是指使用形容词的频率，而是某种行为模式，多由解放意识形态的辩证法孳乳。诗歌技术多表现在对称性句型上。这点，我以前就说过。
这里，比如“雅”、“纯”、“美”、“浪漫”都是形容词，但凡形容，便很难纳入定量叙述，比如“求雅”，就得先说清“雅”，限定在什么范围内，语言的，文与行的，还是风格，是内容的，还是气质的——这都还有表面和实际之分，写诗为雅，出场粉头扮雅，为人却一塌糊涂，谎话连篇，大有人在，夫子时代就有“君子”和“小人儒”之分，要说文体风格地缘，光诗经就有大雅、小雅、变雅之分。在我看来，如今，写诗和行走社会两分，诗成了意识形态化的特殊阶层样式，已不能拿传统的一套来分析了。如今货币数字化和网格化时代，军事打击称之“精准打击”，扶贫也称“精准扶贫”，常理，伪装也会更深，要辨好诗如同辨好人一般难，更不消说不变的标准了。
至于诗和时代的关系，我这样回答吧：只要一个人存活于社会和流行的语言之中，他写了什么，笨拙的也好，精明的也罢，圆满的也好，抱怨的也罢，虚伪也好，诚恳的也罢，都和时代发生了关系，文如其人。历史学有一种观念，现代社会全面碎片化，每个人都是瞎子摸大象，恰好，每人所涉，都是社会学事实的某一部分，只要他有所叙述，有行为发生，都无可避免地汇入整体性，或历史性。所以，可以说，人人也都是自己的现象学，历史学——“人人”的前提，即暗示，争取自由者，必尊重他者自由，人人都有免于谎言的权力。否则，就没法理解“人人”的范畴了。滥用也并非不可能，方舱时代每个诗人都是时代的密切接触者，更妙的形容词——“时空伴随者”。瞧，形容化时代，并非来去无影，所有语言方式都难逃命运的乖舛。诗人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和时代的关系。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一言蔽之，一个诗人只要活着，呼吸着，反应着，被动的，主动的，逃避的，介入的，成功的，失败的，有无立锥之地，流畅蹇涩无论，写不写也没多大关系（有时，写多了还是件坏事），他和时代自然就有了契合点。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皆卑微却通史。新文化时期，就有人提倡“吾手写吾史”。在技术官僚和精英巧妙瀆贱大众的时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或历史之书写，首在祛魅。诗歌界的迷信，在反现代化方面，隐蔽而猖獗，这个契合点，只因电讯时代的边缘化影响不大而被忽视。
“写诗即圣”的超然感，早就失效了。
崖丽娟：您在大学读书期间（1977-1982），除中文系的课外好像更喜欢逻辑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就是您“行为心理学”的一个样板案例。还有，您的摄影也很棒，这是您分析、观察世界和社会的一个视角或窗口吗？还是纯属个人爱好？
钟鸣：首先是个人爱好。我属恢复高考后，首批入校的77级。那时大学教育尚在恢复，非啻“文革”和各种运动的创伤，恐怕40年代以来一直就是“空白”。记得教材大都还是油印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谈不上什么教育质量，但大家学习的热情却很高，因为多数人入校年龄偏大，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有的自己就是老师，和后来的大学生不太一样。自学蔚然成风，都不太指望老师能讲什么。尤其现代文学，还是左右翼的套路。不要说李劼人莫有，连吴宓学衡一帮也莫有，凡是和“延安文艺讲话精神”不投缘的也都没有。好在那时出版有所弥补，经典名著蜂拥而至，父母都在书店排队帮孩子买书，其壮观程度，后来不复存在。再就是图书馆，有不少旧典籍可以借阅。老师讲得好的，大家也爱听，比如普通逻辑课，我们学校的苏先生就讲得很好，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且，以前乱读书也碰过逻辑学一类。由逻辑学，又牵出心理学，因为读了斯金纳（B. F. Skinner）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小白鼠关在笼子里搞出一套说法，所以兴趣大增。恰好又读到新批评家理查兹的《科学与诗》，更以为“诗坛”是个“老鼠笼子”，我写过随笔《鼠王》、《卡夫卡的动物园》，里面有许多象征，暗示，都指向这个人为的迷津。由于科学与诗的引申，我又扩展阅读涉猎到社会学。那时还谈不上精研，但却为我后来识别人之行为和语言游戏带来更丰富的框架，眼力。自己的写作，也都有格外的指涉、溢出，比如我的《中国杂技，硬椅子》，某种程度是可以当做“行为心理学”的中国案例来解读的。
摄影的兴趣，是因为我的毕业论文选的是杜甫诗歌，想实地考察一下他的出川路线，便由母亲资助卖了台折叠相机（2、30元钱），一直走到奉节县，考草堂，滟滪滩，夔门，长江口，体味杜甫所言“夔府孤城落日斜”的意境。以后，摄影自然也就伴随生活成了偏好，没特别强调过，反助他人成功过。我的《涂鸦手记》就是一部摄影随笔，社会学的趣味更大。我没有像专业摄影家似的玩摄影，玩器材，只是随缘，偶生兴致，带了相机，有另类的考虑，长期以往，拍摄了好几个主题，后知道格瓦拉、拉金都喜欢“业余摄影”，便特别释然，摄影和诗是两种最容易结合的表现形式。
崖丽娟：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黄金时代”存在误读成分。生逢其时、身临其境，您的感受是什么？
钟鸣：在我看来，根本不存在“黄金时代”这样的事，文学盛事和社会特定时期的进程相关，与诗人的心迹有关。中国社会形态暧昧，五味杂陈，裹挟而下，诗歌，诗人，犹若爱丽丝通过“全球化”的兔子洞漫游奇境，一番语言的神话混淆后，发号施令，轻浮有余，调适而苟且，本质未及——依然是意识形态的羞辱之战，变通角色，多皮毛附焉，焉知祸福？
至于误读，分为两种，具体作品之误读，时代之误读，从来就是伴随现代诗不可消除的现象，再加上，吾民社会，历经变革和各种偶然性，至多具有罗兰·巴特所说的“工具性美感”，巨大的景观社会，从“景观社会”之数量繁殖，诗和相应的系统（民间的、官方的）也概属“景观”，所有诗的组织，几乎就是“第三部门”（西方学者把反主流文化的非政府部门，非盈利性的，具有“改变人之价值”的机构称之“第三部门”），居伊·德波所言极——“景观是一场持久的鸦片战争”。我想，当代诗人或比我更清楚，诗歌的“麻醉性”在哪里！在维柯的《新科学》中，诗就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管理工具，也是社会形态循环的语言样式，“新语”改造套了多少陋习，诗人身临其境，最该醒悟。
如果，非要说诗的“黄金时代”——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所涉后社会主义作品，得像齐泽克说的，完成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祛魅，要从表现为单纯偶然性的事物中分辨出隐藏的必然性，用我们的话说，即由表及里，但多数诗人和批评者，只见了腐叶上的毛毛虫，玩点性格怪癖，或语言机巧，摭拾西方皮毛，固然也涉“现代”，“普世”，“正义”，“美丽”，“女权”，“上帝”主观一类，朗朗上口，跟现代化命名和实施一样，模仿、同化、矫饰，尚有几分，骨子里却是旧时代之宗法，至多保持和现代性的“联姻”关系，消费一只爱马仕皮夹和文化之反观时尚乃两码子事，各种观念的混淆，让我们的社会和文学不知所云，远远达不到德勒兹所说的“生成”，生成是双向捕获，不是帕斯卡尔形容的“在河那边”。单纯改变工具技术，挂羊头卖狗肉，穿了西装，剪了辫子，摘了玳瑁眼镜，仍培养不了公民社会的律法和心境，有何用！大的语境若此，诗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要看看那种“无政府底蕴”而又非要扮演精英的诗人，奉行语言至上，和政治追捧的文化至上同框，随时随地的制造流行符号，“引车卖浆语”变成了“下三滥”，“脱裤子朗诵”，用横蛮、无赖精神充斥反叛运动，扮雅人的更多，烘托“现在诗”（可以发明这个词）之合理性，或标准，其思想基础，依然是“上层建筑”、“顶层设计”一类在文学领域的变种，时刻造就“高人”和“标准”（民间制定“标准”极为可疑，颇似武界的“华山论剑”，没准即“文化代理人”），还有个更明显的特征，即据“高明”（话语权的另一替身）而处处下意识地贬低民众和他者，而不是协调阶层对话，也无真正的悲悯之心，这种“超现实感”是文学极内在的语境。
所以，有时一说“诗人”，就让我想到，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夸饰，事后聪明，以及拙劣地把自身神秘化,通过故事一类，谎言一类，擅用骑墙修辞和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协调一致。从诗人不断强调“方法论”，甚嚣尘上，就能够看出，汉语陷入“制造”的绝境，依然是因为诗人想扮演“预言家”，或宣传系统操作的“功绩主义”造成的，在号称“群众反叛”的时代，是传统的“英雄感”。用维柯的话说，英雄是上升阶级的首领之一，所以，一旦历史落入循环的旧窠，解放神话又会演绎为专制神话，不受“民主”、“平等”“自由”的语义束缚，又回到老路子上来。在古典主义者眼里，诗歌一直和神话关系密切，“精神违约”的时刻颇多，这种投机多数时候是下意识的，所以，也不难理解，读者常常也不买账。想想波德莱尔的“——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这句话，就不难明白“双向捕获”的含义，诗和社会、读者、政治、个人、语言，永远形成的是一种悖论关系，甚至是反讽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也就很难说“现代诗”，更遑论“黄金时代”。
崖丽娟：“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学院派”“口语诗”似乎是诗歌圈老生常谈的问题，这当中有严格意义的划分吗？
钟鸣：不客气地说，这些划分都是典型的虚假意识，伪命题，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何来严格意义？史学、考据学内的“自由之人格，独立之精神”，也要比这具体有意思的多。在“以言行事”严重分裂的社会，庸人（欠缺人文精神的人，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常常取代这些“身份”，“角色”，或社会组织赋予的所谓“话语权”、“专家”、“技术员”、“符号程序”制作者，“获奖者”，“榜样”，“标杆”，还有众所周知的“货币”、“市场”这一彻底改变社会伦理的“客观力量”，知识转为“商品”，“娱乐”和“意识形态”，连带的批判，在欧美社会早已不新鲜，阿伦特就警告过：“存在着把《哈姆雷特》当娱乐产品兜售的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有趣的是，前些年，我正好就张枣的诗写过篇批评《哈姆雷特乐府本事》，就是想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我的《旁观者》和许多诗篇，都有叙及。这里，就懒得再费力气去谈这些过气的“口号”了，谁都理解“宣传口径”的含义，和现实没啥关系，诗歌界这些玩意特别多。
崖丽娟：就诗歌而言，语言与思想、形式与内容、逻辑与想象、音乐性与画面感……诸如此类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一首诗歌的完成起怎样的作用？灵感、激情、经验、知识、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哪一个因素更重要？
钟鸣：我认为做一个面包，饕餮好食者，完全没必要分解其过程细节，嚼在嘴里的感觉，最直接，重要。用“摩洛哥香料”统称如何？我去摩洛哥旅游时，阿特拉斯山脉耸立在那，震撼了我，激动不已——并非因为其乃美洲著名的崇山峻岭，而是我80年代就写过首《日车》的诗，竟然有“阿特拉斯肩扛的天空”这样的句子，语言、思想、形式、内容、逻辑、想象、音乐性和画面……全蕴含其中。30年后，我才由具体空间感受其舆地之美！摩洛哥旅游产品中，最丰富的是海洋古生物，然后是各种香料，我都买得有，不为物质，纪念，而为记忆。本雅明《单向街》中最让我惊讶的一段文字，是《墨西哥使馆》，最亮的刺点（罗兰·巴特语）不是使馆工作人员、僧侣或文件，或宗教仪式，而是鎏金佛像和玛雅神像，灵感、激情、经验、知识、想象力……全在里面。我有许多年的时间就是在搜集这些玩意中度过的，没有谁去想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思想的，“通灵”很适合解释这点。
崖丽娟：有人认为，越来越多的诗人主动加入写作诗歌批评行列是因为对诗歌批评的不满足。很多好诗人也是很好的批评家，反之，很多好的批评家的诗写得也很好。您的诗歌批评文章富有洞见，给人启迪，比如最早评论张枣的那篇《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016年，您还获得东荡子诗歌批评奖，做好诗歌批评坚持什么原则？
钟鸣：我一贯的感受是，诗歌也好，批评文章也罢，任何一个写作者，谁都可以尝试。没有谁会认为，批评者只能写批评，诗人就只能写诗，一旦跨界，就惊为天人！一个人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西餐，也可以同时吃，不是吗！某种程度讲，写诗容易，写文章难，不是什么秘密，人人心知肚明：诗可以跳来跳去，未弄明白也可以写得貌似明白，天花乱坠，容易遮丑，藏垢；相对而言，文章因受上下文制约，逻辑，前提，意图性，叙述之清晰，表达生动与否，论述过程，切换，摆在那里，玩不了多少花招，平庸无趣，和满腹经文与洞见，文彩，立马相形见绌。写得好诗，不一定就能做文章。诗歌批评基本上是传统腔调，有的，即便玩了些术语，掸了些花子，剥开意识，万变不离其宗，弗莱所言“生殖般的复制”，我看是存在的。
你提到我写张枣那篇《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确实对我自己也很重要，并非写得好或不好，而在于，那是张枣还活着时的第一篇，我就一窥其妙处，语境，诉诸文字。他过世后，称兄道弟，套近乎的不少，叙之伟大有之，蛊惑神秘有之，误读有之……利用过一言不发的也有，怕都不及余生前一语来的深切——因为，人活着时，面对面道出自己的看法，评价，最见勇气，水平，远胜“死无对证”，”无从说起”。大家应明白我说的意思。
批评没什么原则，一言蔽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批评首在眼力，吹捧文章不在此列。叙述之真实也是一个条件，这基于吾民言不由衷太久，还习惯了谎言，偏执和决断，自说一套还信以为真。再就是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话，哄哄外行的玩意太多，形容化批评，漏洞百出，犯的是常识性错误，倘若混为史料，贻害匪浅。
崖丽娟：您博览群书，阅读对您写作产生很大影响。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以及自媒体的兴起对诗歌传播方式带来根本性改变，您也有自己的公众号“象罔”。您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您关注年轻诗人吗，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您觉得是否需要倡导年轻人多读诗。
钟鸣：任何写作的人，都离不开阅读，我喜欢读偏书，怪书，尤其旧译，保留了许多版本。旧译的质量很高，关键在于，那时翻译所用的汉语，历经新文化的改良，更丰富，灵动，词色典雅，紧凑，而且微妙，与现在使用的汉语不同，比如，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一直喜欢读旧译。早期读翻译诗多些，比如旧译的密茨凯维支（波兰诗人）和波德莱尔，尤其后者，《恶之花》中献给雨果的《天鹅》，让我七窍生辉，影响不小。媒介改变社会和文化至深，今天大家都领教了，但对媒介两面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诗界中，我怕是最早接触传播学并融入写作的，80年代初随“第三次浪潮”热，就读过维纳的控制论，麦克鲁汉的《传播工具新论，人之延伸》（港台版）。欧美思想，如何转换东方社会的语境，“辟新境”最考验人，甚至决定着国家命运，近代日本社会较中国社会就更成功，这基本是共识。至于融入写作，同理，不是搬弄几个术语就解决了的，比如，感知的混合性因媒介之混合而生成，我的随笔和诗都有表现。最重要的是媒介带来进步，也带来疏离、破坏，“反环境”最具现实意义。
今天利用现代媒介塑造乌托邦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特征，不了解这点，也就不了解电讯时代的风险。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已不能囊括东亚社会的现存特征——宗族政治借助现代工具之管理模型，但基本看法是对的。媒介更多改变外在的行为方式，但思想意识之结构，却停滞不前，现实不断给予验证。诗歌江湖也不例外，并非什么桃花源。现在是信息过剩，我更看重传统阅读。“万变不离其宗”的古训，怕是最该引人怵惕的。记得李斯特有幅油画，叙的就是某领袖拈花微笑，我看，这个反讽是成立的。国内也有艺术家表现过，比如“婴儿化”。可惜，诗歌界更为严重的“婴儿化”与“拈花微笑”没人写。可见积重难返。
对于年轻诗人，若我说关注，会显得虚伪，若说不关注，也并非全是。青年诗人好的作品，诗集，活动，余都主动写过评论，评语，勉励话，没任何润笔费。从我拙作摘取“油头”发挥出去不吱声的大有人在，诗国之国光改造，不是一二代就能完成的。
于文学，我有一个总体认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人，真正了解，彻悟的，还是同代语境。况人的兴趣，广泛而自由，苛求老头子们去热爱青春文学，有些幼稚，毕竟文学兴趣不是向日葵。基本上，我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也未必，哪一代人更幸运，还说不清楚，让社会进步自然得出，岂不更好。各代感知不同，使命不同，语言也在不断进化。当年随种族革命而掀的白话文诗，除非为研究，能读之孳乳营养的很少，在过去，为文学奔走相告，一字千金，都有可能。而今天，人人都有充当十分钟的文化名人的可能，一国之文学，总是在遗忘和记忆中交替进行。大致上，人到了一定年纪，兴趣就会转移，没人会对年轻一代重蹈我们的谬误而欢欣鼓舞的，都有调适的过程，自我认知，何须老一代的说穿，指手画脚。在那指手画脚制定标准、难度的家伙，一般都负有行政使命。自由之文学，没有新旧概念，更无中年、少年之类，文学不过是伴随人生的一个过程，一面，阳光之下无新事（圣经语），更何况灰太阳折射之下，你能相信指望什么呢？母语和线粒体相关，和岩石一样，有运动变化的一面，也自有宿命的一面。
善意地来看，我不希望年轻人多读诗，矫揉造作的玩意太多，应依据自己的兴致阅读，花匠，面包师都可以成诗人，在一个错误的语境中，反希望青年人多干些别的事，积累见识，或于写作更有帮助。当一个内行，比盲目地在那玩语言游戏更有意义。特立独行，比成群结伙的好，“抱团却暖”应该为“公民精神”取代。“个人主义”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粉丝培养了不了这点。尤其，现在，自己搞个微信公众号，刊发自己的作品，比出版阅读的人还多，方式变了，纸张消退，只要你写得足够好，内心足够丰富，诗神便会如影随形。
最后，再说说“诗”的谶语。“诗”，从言从寺，有聪明诗家附会“寺庙之言”，典型的以后识附会前事，半桶水。《说文》谓形声，本宜言志，再远溯，恐溢出《说文》，非惟形声，而在会意，言生之于心，取万物萌于土，事涉“国祭社（土），家祭中溜，载以言，讬于志，概为“五教”，故可据现代眼光简略叙之“大地之歌”，“社稷之歌”，非寺庙语。望文生义颇为荒谬，就像释“父”执棍揍人一样，这不正好说明，汉语诗教“数典忘祖”到了什么程度，遑论其它。
崖丽娟：感谢您的回答。
钟鸣：感谢您的提问。
（2022年5月10日定稿）
附：钟鸣诗歌五首
法则
留下来是一种法则，自然法则，而死去，
未知的领域，也是种法则。我们渺茫而
忙碌在这之外，提前说出种结果或承诺，
但却是个错误，可悲又致命，且已证明。
2002,9,20香格里拉
邛莱行，地方小调
杜甫：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任何地方，都有群粗糙的壁虎在谈细瓷，察言观色，
如果是一只陶，敲敲，听声音脆不脆，看胚土，
业余瞳孔放大了又放大，但还是要看被憋慌的水准，
看做生意的人老不老实，看价钱与本地癖好是否吻合，
这与别处雅集的玩家估人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没有，
都可能是文明的离间计，卑劣的个人的杀手锏。
掏耳屎，洗脚，毫无才气的菜谱，牙缝残留的一点
文明……。每个地方似乎都有这些地名：凤凰山，
石板桥，黄水，沐川，龙泉驿，都是腐儒占据云端，
县份上这些茶肆闲话，很快就被本地风暴席卷而去，
无知的安静，无所事事的草莽岁月，拾人牙慧却始终
想把“命名”作为一种“罪”平添给拒绝酗酒的人。
（入乡随俗还得知帮会标准，夏日赤膊，不学无术，
随床而懒惰，低智故多手段，学驴叫，学公鸡打嗝，
只要掌握否定之否定，东风西风纸老虎一类自古通，
便可小儿学问止论语，间出的风雅，粗俗尚有姿色）
整天介地就想扮佯狂，还朗朗上口，变成“前逻辑”，
什么是“前逻辑”呢？逻辑之前的逻辑，亦如封建
之后的封建，只要加前缀，Post-,红，前，就很丰富，
有没有前胖子呢？就是胖子之前的胖子，瘦子？
不是，是精神胖子？虚胖，东南亚大象――嗯。
元诗，有人知杜工部啥官职，在草堂还种过一畦莴苣，
草堂似乎有三处，唐代的建筑也说结构：新亭结构罢。
但你不能说结构主义，就像穷人说“高产”，或无穷思。
就像说釉里红，青花早于元代，邛窑就有……反论。
不喝酒不是，喝酒也不是，不是加不是，即非也非，
就什么都不是，就都要遭英雄唾弃，都是江湖苍蝇，
呕吐的一群，用拳棒教习辨认颓废，一会儿学古风，
一会儿学金斯伯格，接着是垮掉，然后是中年呼噜。
（呼噜派还要分代，分民间，官方，分新小说旧小说，
那种口吻就像我在乡间遇到的狂风吹，祸起新饲料。
速肥猪吃到肚子里都是免责的，反正都要化作粪便）
过浓的蜀酒，天真地居然记不得跨过啥门坎，拜过谁，
就像不记得自己学过那门功夫，于是，结巴捡了个漏，
马上就把“告密者”戳穿，“这下，你娃头跑不脱了吧”，
你啥都说，唯独这事不说，就像“反右”，让你先说啊，
瓮中捉鳖。坛子里又多了个“诗歌吏”，过瘾，痛快吧！
我在想，这些家伙哪学来的“离间道”，乌鹊逗留树颠，
俗翁突变现代高下，呼啦一圈骨牌后又染烧钱的胶片。
孰不知，为非作歹的推论就像邛窑的“青花”纯属虚幻，
不说“胎”，不说细瓷，颜色。就像穷乡僻壤的某座塔，
稍斜，遂堕陷阱，马上命名中国早已有之，比如斜塔。
元日未有生育，于是核桃补脑，花生顺产，寸玉为君子。
（我曾送器型不明之哀玉给某人，恐怕迄今他也未必知
我的意思：玦之诀，窍为魂眼，神仙难断寸玉，更莫说
外行的唐突，君子又如何为玉所困，怕只为心眼所惑）
神智混乱亦汹汹，喜欢玩抓坏蛋，制度里享乐着骂制度，
却又不敢越雷池一步，比陈旧还腐朽，一边吸跳蚤的血，
一边咒骂跳蚤的生存状态，这些逻辑都令人厌倦，
纵暴略与羌浑同，空的思想，恐只够自己骨瘦如柴。
离开这些装怪的“老祖宗”，那可真是一种幸福啊！
看着雀喧鸠聚的热闹，始终在一公里精神范围内打劫，
难道我们还不反感？我宁可到小镇乡下去辨真货假货，
那里至少还有几个“藏协”的人力所能及的在保护文明，
挂着牌子，围着桌上的“画花点彩”，谈论六朝和盘口壶，
大地的三尺之下，我们才挖到一个证据，才知道
一只净水瓶和一只羊头罐的区别，一截南朝经幢
和小乘佛教的关系，和一个断绝欲念僧人的关系。
邛窑是唐代陶瓷的老祖宗，这点，尚需实物才能
证实。要描叙失水的铜瓶，还真不能绕着瓦块飞，
至于各种杂件，就像一堆缩床的棉絮，得有耐心，
杨柳缭乱时仍要看主人的器量，即便是表面做旧。
起风了，邛莱的小院子在一片青绿的藤萝里打转，
那方脸汉还想继续说他兜里掏出的断头佛，一个线索，
正在里外张罗，瘦汉（藏协秘书长，喜欢当街吊嗓子，
几个可怜虫，几只破陶瓷，还不大像以前人头躜动的
诗歌公社，不断说印，说萧条，说局子里的熟稔
告诉街娃绝顶秘密犹如春雷）终于决定让我再看一个
晦暗不明的雕像，上面写着“大唐”，“窑祖铭”等。
这可是件稀世之物，客观，可见，能触摸。最让人
感动的是，他们用了许多时间来考证，行之于文，
并找所谓专家来掌眼，留影，鉴定吃饭，摁手印……，
其认真超过道听途说的野蛮人，不辨方向的罘罳，
将显示一种恶果，假历史，无缘无故，出于贫贱。
殊不知，里尔克说过：敌意是我们最初的反应。
认得的器皿实在太少，人就只识得手中的命签。
而这反应不幸支配了一个矩形胖子，营养不良，
或还有个喊“狼来了”家伙，特备喜欢衬以败类。
却又和别出心裁的特务打得火热，蚀财入囹圄也不敢说，
即便情人受辱，江湖传言的豪爽也就是亲疏选择的习惯。
杜甫在草堂喝酒，和月亮对饮，猛地捻髭想到大邑烧瓷，
思及杨雄抚摸的质感，便出发去邛莱乡下，寻白碗密色，
虔诚恍若隔世，寻常与我同病，百年心如何分南人北客。
这伤感的地缘关系，或也是这般天气，这样的乌云压顶。
摩托横穿，一架飞机滑出跑道，封闭机场，弄得接客的人，
以为飞机还在天上盘旋。狂风乍起，飞砂走石，巷子里有人
提醒，小心飞瓦砸人。或最该疏远的是那些过气的“英雄”。
2004
科利奥兰纳斯1
（西学东渐之口音应变）
女子姓都带娅：伏伦妮娅、维吉利娅,
汉语附会有乱臣贼子背后一大堆老鸨。
男的都带“斯”——卡厄斯·马歇斯，
后又称Caius Malscians Coriolanus。2
艾略特称他“科利奥兰纳斯”。还有拉歇斯、3
考密涅斯、米尼涅斯、西西涅斯·惟鲁特斯
裘涅斯·勃鲁托斯、儿子们叫小马歇斯——
敌人那边营帐亦如此：塔勒斯·奥菲狄乌斯。
希特勒时代一律把帝国黑衫党称作“煤耗子”。4
后来，竟发展为“钟点耗子”，“鱼雷耗子”，
（在羞怯的洞里无止境巡游的都要挨揍击沉）
烧暖气的房间突然打开，会喊“煤耗子来了”。
儿童们吓得嗷嗷地哭。如今，微信里的匿名
标志SS也可以蹁跹至屋顶，发音即孳此斯。
他们的空间是循环的，任务即离间和上爬，
像棍子一样，能把低贱的人冰冷地拖去卖。
把自己做的要做的烂事栽赃别人身上。或
事后觉得有些寂寞，便割腕衬小偷陪杀场。
孳此斯，孳此斯喲，小斯，耗子洞的门口，
思想贫困者在铁路机关附近厮守着密报器官，
手指头从来敲的就是密林中的树鼓枝型暗号，
跨境即成双面间谍，或奥斯曼的玫瑰园。
魂不守舍的谣言女神抽象若老佛爷三呼万岁！5
他们诗歌的假膏药出了瑕疵，要一个闻人的
反面证明，像乞丐一样，向肮脏的时代讨口。
当然，也朗诵。配了红月亮或雄辩的执政官。
那些传令官，元老院的党羽，还有伏尔斯人。
由上流社会发额外津贴的快嘴大嫂就是街头
传消息的砝码，将棚屋啜泣的斯人一概打击，6
无价值的秤量后驱赶出第三帝国修辞学以外。
到处都是用罗马的“肚皮哲学”含糊划圈子，7
外省的躯体叛变了，那只是一个夸诞的假设。
二元对立，不变的形容词，人民即幕间休息，
由秘密的税收穿插，由爆米花可口可乐调唆。
护民官会连续不断没完没了地指出我们的错误，
把你制成各种恶臭的标本，鹌鹑，麻雀，鱼腮，
每日霾吮着的大拇脚指头，肺变为英雄的水母，
猪越加坚强，新能源比阿拉伯所传暴力跑得快。
你会听到越来越多的闲话：共和的血流不畅，
是因为百姓睡得太多。还有，工具，不锐利
即迟钝。电表跳闸，乃因夫妻嗓门大。倘若
机构臃肿，一定是生二胎太快或太慢。赎金。
余下的，便使出浑身腐朽的精力去写风光诗。
写啊，写啊，然后就是湮灭一切的罗马翻译，
懂拉丁文的不多，西夏文要去俄国冬宫翻拍，
敦煌卷子，伯希和、斯坦因那厮藏进博物馆。
未来，东亚的双语孩子，要学会用动漫中的
片假名换行头，可以想象，宇宙的语言边界，
一定会把力比多的上颚弄得像天堂般的咬合，
鲛瘦的科利奥兰纳斯，在谀辞镜子里照出的
绝非人民，是红色方块的介入，光明的块垒，
不能让那些猪八戒沾染父辈攻打下的罗马城。
他说了好几个“必须”，母亲的当庭抒情必须，8
贵族必须，廉洁，但，不能没有罗马发行的
货币，搞行为装置的父亲，也必须是受害者。
其它的，就任其在迷宫里行事吧，拼贴采撷
他们齿剩的乡村牧歌，看，帝国云烟下他们
有多自由，粉丝代替大众人，科利奥兰纳斯，
世道真难以料逆。这么幸福的菜市场的语言，
谁患了多疑症，谁就是神经病，有人用橡皮擦，
却不一定知是由马的阴囊做的，至少法语如斯。9
科利奥兰纳斯的语法，得从诗歌儿童的襁褓起，
下时代的大包围，复合鬼魂的肚皮货暗度陈仓。
2017年12月3日生日纪事
注释：
1莎士比亚有晚年悲剧《科利奥兰纳斯》（The Tragedy of Coriolanus），故事记公元前传奇式的罗马将军卡厄斯·马歇斯，因征服伏尔斯人有功，为元老院提议作执政官，后又因其居功自傲，强调贵族精英政治，蔑视民众，再加护民官的调唆，又被驱除出境。无奈之下，遂联合伏尔斯人准备攻打罗马，以报放逐之仇，经母亲、妻子劝说放弃，遂又为伏尔斯人所杀。近日，本地影院引入英国莎士比亚专业剧团排演的该剧现场影视版播放，观剧后，又正值余六十四岁生日，特作诗以记。
2.诗作前两节所引人名，均为剧中人物各名。
3.T.S.艾略特曾据莎士比亚悲剧作有诗歌《科利奥兰》，另在《荒原》和《一只处理鸡蛋》二诗中，也均有涉及。
4.“煤耗子”（Kohlenklau）二战纳粹时期，德国社会的流行词之一，可参读维克多·克莱普勒的《第三帝国的语言》，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谣言女神（Fama），希腊罗马神化传说中的人物，其原型，在许多古典作品中，若《伊利亚特》、《奥德赛》中都出现过，也常成为现代艺术的题材，如保罗·克利就画过。
6.这里的砝码，即谐谣言女神法玛的音，故有双重含义。
7.这里的“肚皮哲学”，指剧中科利奥兰纳斯元老院的朋友米尼涅斯在对劝阻民众反叛科利奥兰纳斯时使用的比喻，由科利奥兰纳斯所代表的贵族政治，即肚皮，其它所有的人不过是依附这肚皮输送营养的器官。有研究者注意到，《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所有剧中指涉发挥肢体器官最多的剧目。
8.指剧中科利奥兰纳斯不断强调的台词“必须”，这里暗示汉语里的“必须”是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
9.借用福楼拜《庸见词典》中所言：Gomme(élastique)橡皮，是用马的阴囊做的。.
迷迭香
時珍《本草》記有羅馬草本迷迭香入中國……1
這寸許的“香”字我更願挪到肚子的“默認”裡去，2
不往默許裡來，我更不情願在這噴嚏的藥罐裡，
在鴆掠過的菜園、花盆，在馴化像螞蟻流動的3
樞紐中看它，嗅它，用潛伏很長的指甲採擷它，
炫耀石器時代似的炫耀其無奈，搗蒜似的捅它的
隱私，為其柴扉植入更寒酸的媚骨，粘鼠板似的
鎖它的經絡，像新羅馬的遠程投石器，將其碾為
紙漿，像管中窺豹似的籍入府庫，然後通過黑市
再倒賣給各種奇怪的內地人，罕見的中飽私囊啊，
打嗝，放臭屁，泅於遼闊的呼嚕而不覺夜有多深。
胖子們都想通過植物換氣，吐出的卻是囈語黴菌，
既不自由，也不慷慨，又如何瘦削選擇萍水相逢？
我不斷反躬自問，為啥這麼多年一直未途徑過它，
魚鱗怕什麼呢，怕烈火，怕硫酸，還是龍蝦遺種，
模仿得更像螃蟹， 我曾寫過比目魚，現在可好了4
它真泅過岸，索要其舊賬，對照營養不良誇眼白，
羔裘裡的面孔更像財神，或像裁縫，也更像凱撒，
尋了一個稍大些的蹴鞠場，無數妙人錯比楊雄宅，5
打前哨，手撚迷迭香，以為讀千賦就能信口粵語？
嗅其地望就能作采藥翁，比誰都更世故，也更賊。
隔了世代，覺的更遠，返身則更像。迄今我至多
在中英街通過一個雕塑的如意結，隔海相望看它，
貝先生的一個抒情的歇後語，蠻像哈欠直插雲霄，
突然讓人想到須彌山外的阿鼻嶽，其鋒利的程度，
不比我們的口味更近漢代的蕎麥面或義大利通心粉，
迷迭香破空而來，但願我沒有誤嗅為鬱金香或莎草。
為什麼我們更喜愛黃芪、山藥、水仙、芍藥、野菊，
茉莉，淡淡的苦澀香，敲得春秋鞀鼓響，微寒無毒，
既不用變臉，也無需昧心，從大地的記憶呼嘯而過，
自然默認它的始作俑者，鳳凰既不長生也不能還嘴，
雀頭香不是麻雀的小腦袋喳喳地，安插在殖民營帳，
發怒的雞冠當然不代表一唱天下白。那是陰陽水火，
越是趨向地球差異，才有荒島和航海者想像的弧形,
才有碎鏡編纂後的應許之地，才能嗅出大秦的雲白，
誰能忍受戲子嚇破看客，誰能捏了孽債無花果說花？
迷迭香迄今深藏藥櫃，不為人知，它當然不會永恆。
2019年，6月11日
注释：
1.見李時珍《本草綱目·草部》：“《廣志》雲：出西海，魏略雲：出大秦國（羅馬）。魏文帝時，自西域移植庭中。曹植等各有賦。大意其草修幹柔莖，細枝弱根，繁花結實，嚴霜弗凋。收采幽殺，摘去枝葉，入袋佩之，芳香甚烈，與今之排香同氣。”
2.《默認》是作者2019年伊始正在完成的一本全新詩集，包括此作。
3.鴆，《格致鏡原》：“鴆鳥似鷹，雄謂之運日，其雌謂之陰諧。《博物志》：一名雲白。《抱樸子》：渴者恣口于雲白之酒。又《物類相感志》：鴆毛紫黑色有毒，食之殺人。”有用鴆毛製藥謂“鴆毒”。
4.余曾在長詩《樹巢》寫有散文比目魚，後在《畜界，人界》也寫過。
5.此借用杜甫《堂成》詩：“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从仰光到蒲甘，再折回
挂不住耳朵的小耳塞，锅底，盖子，揭开之时，
喧哗声又在兵谏和金黄里爆响。明月何止一处，
如今缤纷的玫瑰世界面目皆非，即便非分之想，
想的也比一二只灯蛾在轩辕国念吠陀还要更远！
君不见那解放的喜形于色，矜持了阵，某种妥协，
如今又让号角吹响，悒郁重新弥漫各地街头人群，
留下熟悉的姿势，于日常再度寻觅陌生的话语和
记忆，旷野，冲突，那任性的暴力和破坏的瞬间，
跟这渴望修复的世界一样，也更让人厌倦，疲惫，
归咎于“先进落后”的原罪，还是老天心血来潮的
惩罚，归咎于秘密的冲动，或已获准很在行的愚行，
或更应该让人担忧的溃败之敌?旅行所见所闻只是
各种巧合的梦魇，和蔼，冷漠，个别的眼光或有毒，
“都怪这些来路不明的外国佬”，武器贸易的制造者，
神武壮胆，这传统，比佛教更深入，更合理也危险，
重复未来的开始，教育，规划，匮乏，不同区域的
相互渗透，包括植物的渲染（比如易燃的吸水过分的
桉树，随退耕还林就消灭了本土冷杉）和物种的侵蚀，
成为地球扭曲的一部分，什么是受控的成长，行为的
悖论，哪种力量比仁慈的自由更无能，更见不得黑暗，
蕴藏也深，是那些身份暧昧的人，还是鼻端鼠蹊清晰
的人，儿女情绵延歧路，眷恋什么——是怀乡，别离，
还是第三世界的归属，客心，然后是殖民的风景输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吟游诗人躲在毛淡棉干啥，1
（还有更多鹦鹉，模仿者，换了外汇备在那的观望者，
殊难料逆的公司黑账，收购，即便麻雀犯困也得窜逃）
和贫困一起就有贫困心吗？这又是一个悖论，熟悉的
身段，别园花乱飞，偶然做作的茅舍一叙，就能扭转
芳心，谁信这轻巧，这不及物的方言，斯特兰德酒店2
留有各位的腋香，棉被下风流的乌托邦，似乎还未曾
交由本地宪兵监管，龙恩上校的枪管暂时还没有焦灼3
到那般局势，灵魂的核心，人民所幸的驾驶员呢还是
更加不幸的替身，高明的操盘也颇具内涵，舞文弄墨，
都能通禅随缘吗？能源更深的腐蚀，朽坏了不朽之物，
像各处的铜钵化缘，像破庙勾引旅行那么容易，很快，
卑贱的人就学会了一切，斗争，卷烟草，莲花牌壳牌，
剃须刀，充电，带柄的镜子，困在皇宫中深刻的蟋蟀，
就像在遥远的地方打捞马槽喜讯，由沿河的穷人传诵，4
在伊洛瓦底古塔酒店早餐时，服务员用玻璃反光控制
树上的猴子，不下来调皮捣蛋，免了橡皮棍，水龙头，
达尔文教的更多，进化的不光是蝴蝶的忧伤，异国的
蜜饯，比如土耳其的糖果，更甜，防爆警察更多装束。
看这旧的多好，多古老，马可波罗未曾尝过的鱼板饭，
罗勒肉沫，顿顿都好吃。拧不干燥的河边街道，城堞，
部长楼里的谋杀，藤萝，倒下的是她父亲，迄今不知5
幕后？用相反的意义，热血啊，舍身成全了仰光庙宇。
今天的力量和交叉小径更神秘，更暧昧，花园里的刺
更棘手。和尚成群结队地去投票，为了几口浪漫的钟
不被殖民者拿去捣碎铸成枪炮。印度王遣送来的不是6
魔术骨头或宝石，而是柔软的几缕头发，灰白色像云。
覆盖尘嚣车厢，反而比塔高，金碧辉煌，巨大的炮台，
（火铳时代的遗留，霓裳羽衣，梨花一枝捎来了迷津）
溶解在金色中。在布拉格，在拉萨，在紫禁城金銮殿，
甚至在海参崴，远东，佛所经之地，在最拥塞麻痹的
封土城池，我都触摸过被神熔炼的世界厚度，仙境般。
（镀金的铜，就像浮云游子所寻觅的圣地，从何登临？
硕大的缅玉卧佛，弥留之际赌的是人类还是神的涅槃）
芒果，我饮了多少杯，松径（包括东瀛岛的哲学小道），7
我超度寂寥有多少回，鸟飞云中绝路，人唱孤山初晴，
都不及缅甸的偶人一隅（非布拉格讽刺俄国人的影戏），
不远处，即胡子兄弟们上演的荆轲刺秦王戏，太绝了！8
如今帕帕勒已夭亡，剩下来的老态龙钟，仍旧那股劲，
抵抗，滑稽，翘胡须，虽是没变化的龙套，室内绕圈，
（舞姿奇丑，笨拙，低技术，亚洲的民主反串概如此）
茕茕飞萤，于昨日是表演记忆，勇气，于今天，却是
一幕不亚于歌剧的庭戏，最精彩的是胡子们说着唱着
还不停举各种短语文字牌，振振有词，藏缅语，英语，
顺手牵羊还夹杂着法语，德语，最主要一个词是俄语，9
这个我听懂了：KGB，KGB，就像我们一直叨念的命运，
就像鱼龙听梵声，燕子湖边，孤灯一盏照亮了万人眼。10
2021年2月3日初稿，20日完稿
注：
1毛淡棉（Moulmein）为缅甸孟邦首府，港口城市，殖民时期，英国著名诗人吉卜林在这旅居过。
2仰光的斯特兰德酒店被誉为东南亚最豪华的酒店，1901年建成以来，即为地标性建筑，毛姆和奥威尔曾经的留宿之地，笔者游缅甸时曾专至此体验。
3龙恩上校为上世纪越战时期的北越军官，因当街枪杀越共被美国记者拍下著名的新闻图而闻名，后移民美国匿居。
4这里的马槽指耶稣诞生处，借喻为广义的解放。
5部长楼即仰光的部长办公室，英属殖民时期的政府建筑，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1947年就是在这里被刺杀的，笔者探访时，尚未对外开放，墙垣布满藤萝，极为荒凉。
6这里的印度王指阿育王，曾分释迦牟尼舍利至八国，据传，仰光大金塔供奉有释迦牟尼的八根头发。
7即位于日本京都左京区的一条沿河小道，在银阁寺和南禅寺间，因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曾来此散步而闻名。
8“胡子兄弟”是缅甸曼德勒一个著名的家庭喜剧说唱表演团队，由兄弟帕帕列（U Par Par Lay）和卢茂（U Lu Maw）及堂兄卢灶（U Lu Zaw）创始，在上世纪军政府时期，是反对党昂山素季坚决的支持者，1966年曾在昂山素季家为纪念独立日作表演，因讽刺军政府的“阿迎戏”（一种把说唱、喜剧、闹剧和传统舞蹈结合起来的表演）当晚即被捕入狱，世界声援不绝，遂闻名于世。释放后，因禁止公开演出，又改在家中车库表演，吸引观众和游客，并坚持了下来。笔者游缅甸时，帕帕列已过世，节目由卢灶、卢茂率全家人继续表演。
9 “顺手牵羊”是胡子兄弟剧团一个著名的说唱段子，讽刺军政府及狐朋狗友喜欢免费拿东西，就像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
10燕子湖为仰光两大人工湖之一，昂山素季的家即靠燕子湖畔，上世纪昂山素季为军政府禁闭家中时，曾有美国记者夜间游湖到她家中采访，酿为极大的国际事件。
钟鸣，诗人，随笔作家。1953年生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始写现代诗，80年代始随笔写作。1982年办民刊《次生林》，1989年创办民刊《象罔》。1991年短诗《凤兮》获中国台湾《联合报》第14届新诗奖。出版随笔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3卷本《旁观者》，《涂鸦手记》等。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中国台湾版《垓下诵史》。2016年获“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
崖丽娟，壮族，《世纪》杂志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主任编辑、二级编剧、诗人。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并有诗歌获奖。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和评论见于《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诗刊》《作品》《上海文学》《安徽文学》《山东文学》《广西文学》《滇池》《芒种》《诗选刊》《百家评论》等。现居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