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当从张掖来

文/陈玉福

    “神马当从西北来”本是一句卦词，得自《周易》，是汉武帝御批占卜的结果，意思是说神骏的马在西北。汉武帝命人占卜的前因是他夜间做梦得到一匹好马，醒来后对梦中神驹念念不忘，因此命人解梦。从这个典故可以看出，古代人是十分迷信的，一点小事动辄就要动用占卜来预判吉凶，然后依据卦象来采取行动。西北，即刚刚纳入大汉版图的河西四郡，其中又以祁连山下水草丰美专擅养马的张掖为据点继续往西，出敦煌远涉西域天山沿线的地方。而在这之前，已经选择依附大汉的乌孙国就曾经向汉武帝进献过良马，一度使得汉武帝以为得到了神马，还特意作诗赞颂称其为天马。

     那么，既然汉武帝的御马监已经有了良马，为什么还要孜孜以求地不断追寻好马呢？原因还在大名鼎鼎的博望侯张骞身上。张骞出使西域回来汉武帝给了他高官厚禄，还特意加赐封侯名利双收，一时间引得很多野心勃勃者纷纷效仿，都想通过西域之行来博取富贵。用现代语言形容，这些人的心理无非就是想借投机倒把来升官发财了。因此，当张骞第一次告诉汉武帝大宛国有汗血马，武帝还不怎么相信，而等其他人陆续跑来跟他说大宛真有汗血宝马，印证张骞所言不虚的时候，这位爱马成痴的帝王就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那颗私心了。以今人的角度去猜测，就凭武帝对马的狂热和痴迷，也许“神马当从西北来”的爻文和那次卜卦，都是他事先排练好的作秀也不一定。不如此，没有借口说服臣民为他的个人喜好买单，更没有充足的理由为得到神马而一掷千金。

     事实上，汉武帝为了得到神马还真是舍得下老本，派使臣重金求购汗血马不成毅然发动了远征，不惜一切代价从大宛夺回了他梦寐以求的神马。大宛国路途遥远，李广利甘当马夫驱赶三千多匹马回来，那场面想一想都觉得异常震撼。而从入关东进直奔长安的过程，可不就是神马打从西北姗姗而来了么？汗血马在路上折损三分之二，真正走到长安御马苑的寥寥无几，但毫不影响武帝终得神马的狂喜，他当即下令，改称乌孙马为“西极马”，而汗血马才是当之无愧的“天马”，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彰显他的志得意满。西北，因为神马而延伸得更远更广阔，河西走廊成为继丝绸、茶叶、玉石之后的骏马东进之通道，张掖也因为繁育“国产”汗血马成了皇家御用马场。之后的神驹良马皆从张掖走向长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神马应从西北来，不再靠征战掠夺去获得，《周易》的推演占卜到这里才算圆满了。

     有了自己的神马，和逐步完善的马政管理体系，汉代逐渐告别了缓慢粗苯的牛车出行方式，骏马驾车便衍生出一个特殊的官职——车骑都尉。这一官职始置于汉武帝时期，刚开始专管皇帝出行时的车马调度和驾驭使用，后来又细化分为好多官职，如掌管御乘辇车的奉车都尉，掌管副车马匹的驸马都尉，还有掌管皇帝近卫军的骑都尉，以及三国时期由曹操设置的专门随侍皇帝身侧陪同进出的散骑常侍。骑都尉后来演变为同将军一样的待遇，可以执掌的兵马也由皇帝近卫军扩展到国家军队中，像我们熟知的董卓、曹操等人都担任过骑都尉，麾下兵马不在少数。

      除了专司马匹驾车之外的这些官职，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汉代官职也与马有关，比如“别驾”。别驾，在汉代属于地方官中比较有地位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省委秘书长，辅佐刺史处理政事，每当刺史出巡时乘坐专车跟随充当传书文秘工作，不与刺史一车同行故称别驾，就是另一驾马车的意思。相对于别驾，大司马则算是绝对的高官了。历史上周朝是首次把掌握军政和军赋的官职称为“司马”的，用来突出马的重要性，还属于地方官级别，但汉武帝专设大司马一职，却是把司马权力提高到了部级待遇。汉代官拜大司马者卫青、霍光，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可见汉武帝对马的狂热喜爱。司者管理也，司马就是掌管马匹的意思，主管兵马调动与防务，是非常重要的实权职位，一度位列三公，直到隋代才换了官职称谓。

     隋唐之后，虽然司马、别驾这样的官职不再设置，但历朝历代对马政却从来没有放松过，毕竟冷兵器时代拥有战马控制权江山才坐得稳，只不过张掖马场不再一家独大，养马业逐渐东移使得曾经辉煌一时的皇家马场失却了风华。神马依然自西北繁育的为佳，但马场遍布河西走廊和甘肃东部更多适宜养马的地方，内地开始育马、养马，北方蒙古草原出产的战马也登上了军事历史舞台，大有取代西北马的趋势。但是，中央皇权集团对西北战马日渐疏淡直接促使少数民族快速崛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无力控制河西局面，吐蕃趁机占领河西取得绝对话语权，张掖马场也随之落入吐蕃掌控。正因为精良战马的缺失，唐中后期在与吐蕃的较量中一直处于下风，甚至有过迁都洛阳中心地带的打算。而到了宋代，重文轻武体制下，战事不断的河西走廊直接被宋王朝放弃了，张掖马场几易其手，先后被甘州回鹘、沙陀人、党项人等强盛的少数民族所占有。在宋王朝文化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河西走廊则从没停止过刀光剑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更迭厮杀在甘凉大地的烽火狼烟里起起落落，最后还是由西夏国主李元昊实现了统一，而彼时的河西走廊已经在丝绸之路的时钟上停摆了太久太久。西北战马用于装备少数民族骑兵，然后向中原王权发出挑衅的事情比比皆是，宋王朝的灭国固然是因为蒙古人铁蹄南下直接导致，但西夏垄断西北战马供应亦是间接促使宋亡国的一大推手。蒙元、辽金、鲜卑、满清，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基础都是强大的军事力量，骑兵骁勇、战马精良就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最大利器，而伴随着灭国的肯定是兵备不足、战马短缺的无情现实。

     有着前车之鉴，唐宋之后王权阶层深刻领悟到军马必须养在自家马场的教训，明代干脆把西北省会设在了张掖，朱元璋不惜分封儿子为肃王到张掖来镇守。明代是张掖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作为西北最高军政大权集汇地，踏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衙门、甘肃镇总兵府都设在甘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办事机构和行政机关落地，使得张掖成为时隔汉唐之后再次焕发耀眼光芒的一线城市。有明一朝，张掖统管陕甘青宁政务、军务，每天无数调度指令和信件往来如雪片一样从张掖发出，马匹便成了信使，五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等重要军情谍报都从张掖马场遴选良马来完成，而普通物品的运输则会经由驿递所发往全国。明代驿递所，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邮局和快递的前身了。历代都有专门的驿站来完成投递事务，绝大多数时候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专司军情传递，但明代增设的驿递所则是对民间开放的，人们可以在驿递所托运物资，只需缴纳少量运输费用就可完成长途寄递，十分人性化。在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里面，作者就曾特意写到甘州驿递所，不过书中展现的是明末甘州故事，官办驿递所已经入不敷出趋向于民营化了，但依然承揽民间寄递业务，比镖局费用要少很多。明代对马匹的管理异常严格，即便像驿递所这样的机构，所用脚力也只能选用骡子和毛驴，虽然身在祁连山下马场近在咫尺，但用马有一套特别严苛的管理办法，除非军队上淘汰下来的战马才允许民间购买。如此，明末腐败时期，就有军官和地方上的商贩合作，时常偷梁换柱把优良战马打上淘汰标记倒卖出去获利的，以至后来明军中用来打仗的马匹孱弱不堪，对上满洲人健硕精良的八旗骑兵一触即溃而致亡国了。

     有马就得有骑术，就是骑马的技术，后来也称马术。中国古代把骑马当做一项基本技能，还要经过考试认证，骑术精湛往往作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类似于今天人们开车所需的技术，骑马和驾马车与“射艺”一样，列为六艺必学、必考的项目。骑术的发明最初应当是为了狩猎，后来引用到军事上，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终结又逐渐发展为一种体育活动。骑术在中国出现较早，据考古资料证实，中国最早发明骑术的应该是生活在北部的游牧民族。在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一带，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张掖很多地方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这些岩画中有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其中有骑士挽弓猎杀的描绘。据考古学家们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

     真要论神马出西北，还得从黄帝开始说起。众所周知，炎黄故里就在西北，而我们的祖先从炎黄时期就开始对马进行驯化了，传说有一个王亥驯马的故事，最早的一支骑兵据说也产生于那个时期。故事里说黄帝时代，人们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有一次，黄帝的部下捕获了一匹野马，当时人们还不认识马这种动物，便请黄帝来辨认。黄帝观察了很久发现，每当人接近它时，它就前蹄腾空、昂头嘶鸣，或后腿崩起，但它并不伤害人和其它动物，只以草为食。于是黄帝派驯养动物的能手王亥用木栏先把它圈起来。王亥和马接触久了，有一天终于骑着马回来了。

     王亥骑马的事很快就轰动了整个部落，不久黄帝也知道了。应龙是黄帝身边的一员大将，对骑马也很感兴趣。他积极协助王亥驯马，自己也练习骑马。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天清早，王亥、应龙起来练马，忘记关上栏杆门，一只老虎乘虚而入，把新生的小马驹咬死了。王亥和应龙见马驹被咬死，气得快要发疯，立刻带上弓箭，骑马向老虎追去。他们跑过几十座山，终于找到这只老虎，把它射死在山谷中。回来时他们又骑着马顺便射死了几只鹿作为猎物。这些事引起了风后的注意。风后足智多谋，他脑子一动，对黄帝说：“既然骑着马能追老虎，能射杀野兽，那打仗时能不能也骑着马追杀敌人呢？”黄帝觉得很有道理，就下命令今后出外打猎，一律不许射杀野马。凡能捉回野马者，给予奖励。从此，黄帝自己也开始练习骑马。经过两年多的训练，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就这样诞生了。

     有了骑兵军事化力量就得到一个飞跃，这便要求人们熟练掌握驾驭马车的技术，因为早期战争人们更常用于作战的是战车，也就是利用马拉车作战。据《书经•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这里的戎车即指马拉的战车了。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改变了商周时代马拉战车的作战观念，让中原王朝也拥有了强悍的骑兵。单骑灵活，速度快，在作战时能出其不意地攻击对方，与少数民族骑兵相抗时就有了“以己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了。所以说，神马出西北，骑兵的演变也与西北少数民族大有关联。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之于马有着深厚的情结与历史文化内涵。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但在融合之前大多是北方的游牧文明进犯农耕文明，骠骑疾箭对阵长枪盾牌，打来打去，南方打输的居多，但农耕社会强大的文明终究将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同化，让他们变得知书达理，过上列鼎而食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马是战争的利器，顺便也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因素。自从僧格林沁的骑兵溃败于英法联军的枪炮，骑兵告别最光辉的岁月，马匹的战争功能也基本宣告终结。随着机械时代的来临，马匹远离时代中心，也远离了中国人的生活。

     从此中国的马文化进入一个依靠回忆和想象的时代，直到马术成为正在中国蹒跚起步的体育项目。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马术，中国的马术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实，中国古代也有骑术，而且历史悠久，最重要的特点是高超的御马术，强调人与马的合作，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这种理念也符合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因为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所以中国古代重马之风盛行，《山堂考察•论马》认为：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所以恃以取胜也”。唐代的军队马术训练非常严格，有一种“透剑门伎”，表演者纵马从利刃林立的门中急驰而过，而不伤分毫，令人惊叹。到了明清，骑术表演除了民间，还作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今天中国蒙古族的赛马和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盛装舞步骑术、三日赛和障碍赛，从某种角度都反映了两种体育文化发展脉络，两种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在张掖，祁连山下的裕固族和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也依然保留着赛马传统，他们会在一年里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各种规模的赛马活动，或是马术表演，吸引着当地人去观看，也为张掖文旅增色不少。祁连山下的山丹马场自古出好马，山丹马因为血统里流淌着汗血马的基因，所以能跑善战耐力极强，且身姿优雅骨骼匀称，一直以来都深受人们喜爱。自古以来，当地的少数民族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裕固族、蒙古族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马感到自豪！驯练烈马，精骑善射是牧民的绝技，他们通常把是否善于驯马、赛马、射箭、摔跤作为鉴别一个优秀牧民的标准。中国的马术运动没有朝奥运会的方向走，却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2006年5月20日，那达慕民俗集会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与此同时，我们在回顾中国古代的运动项目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与马有关的体育活动其实非常丰富多彩，比如马球和马戏，这些项目的起源却是从西北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演变而来。可见，神马当从西北来并不是汉武帝的随口一说，中国的牧马业从西北游牧民族处承继并发扬光大，中国人和马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马与中华民族的特殊感情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作协名誉主席，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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