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代的记忆

文/李少云

一

出了农场医院的大门，过了马路就是农场小学，教课的老师们也都是响应祖国号召支援农场建设的山东知青。小学建的教室不够用，孩子们每天都是上半天课；要么上午，要么下午，各年级一周一轮换。所以，我有着充足的时间去玩耍，经常和院里众多的孩子们玩打仗游戏。院子里有早期劳改农场的防空洞，纵横交错，孩子们就钻到里面玩地道战，时不时地从哪个洞口冒出头来，土疙瘩儿向对方乱飞。

孩子们的天性就是玩耍，处处不玩，无处不去。医院南侧是一片盐碱地带，有着稀疏的草地，有着一弯浅浅的草水滩。沿着西侧的人工水渠稍往南穿过沙石马路，水渠东侧是草滩，西侧是沙滩，这两侧都有一条河流自南昆仑山向北流去。这里也是我们经常来玩耍的地方，在沙滩上挖坑玩地雷战，引诱扮演敌方的孩子们进入，踩空后沙土就会飞扬起来。打伏击的我们就会把头冒出沙柳包，抓起在河边预先加工好的湿沙土团投向敌方。随着一片的冲杀声，敌我双方开始打近战，相互拧打在一起。我是我们这方的头，孩子们叫我周司令，我自然要和敌方司令追打，一决胜负。敌方司令和我同岁，孩子们叫他汤司令，平时我们就不是很友好，互相充了满敌意。我俩在沙坡上打在一起，那可是真打，他打我一拳我打他一拳，然后就打急了，抱在一起摔倒对方，摁着对方骑在身上，来回地翻着滚……最后，我终于又翻了过来，牢牢地骑在汤司令的身上，抓起一把沙子打在他脸上，他的眼睛让沙子给迷住了，彻底放弃了抵抗。调皮的我终于玩累了，饥肠辘辘的，赶忙回家去吃饭。

那年代，粮食都是定量供应，小麦面、青稞面、包谷面。可怜的一点大米只够偶尔熬点稀饭，所以主要以面食为主，寸寸面是青海人的家常便饭。父亲是外科医生，也会做寸寸面，面擀得薄，切得也细。父亲也会做拉面和面片，和母亲不相上下。寸寸面做起来比较简捷，也节省时间。

孩子们吃饱了肚子，除了上学还是玩耍。这一次，竟然跑到了医院西南角的水渠旁，那处的一间平房是医院的太平间，那天在做尸体解剖。大胆的孩子们往里面张望着，我不敢望，但还是看见了一些……

父亲正在给一具尸体做解剖，我害怕父亲责骂，就赶紧跑了，去别处玩。医院后面是正西，跨过水渠便是一片绿油油的蔬菜地。菜地不用水时，这水渠里就没有水，是干枯的。我一个人在水渠边玩起了尿泥，撒了一泡热乎乎的尿，玩起热乎乎的泥巴。戈壁滩的太阳光很是灼热，不一会儿，我捏的大炮、坦克都干裂了，然后我也肚子饿了，才想起来回家。

母亲不在家，父亲回来自己擀的寸寸面，白水锅里除了寸寸面就只有些白萝卜丝，连个油炝葱花儿都没有。父亲饿了，急忙端着碗吃。父亲身上依然有着来苏水的味道，来苏水不断地进入我的鼻腔，刺激得我想起太平间的那一幕。我看着白乎乎的寸寸面，又看着父亲那双拿过手术刀的手，我怎么也吃不下去，硬是吃了一口，恶心的我立马跑了出去……以后，我再也不吃寸寸面了。

二

自那次的沙滩大战之后，我和汤司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发差了。一次，我去汤司令家那边玩耍，被汤司令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发现，秘密地报告给了汤司令。于是，我被汤司令他们几个人团团围住。我知道一场大战又在所难免，我孤身一人，势单力薄，顿时有些紧张，但是我也不想逃跑。我知道汤司令也是心虚的，不敢轻易上手，只是老郭叔家的那个小狗头军师郭小鹏却不知道深浅，想在汤司令的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立马冲到了我面前，我突然一拳出击，那狗头军师便满脸鼻血败下阵去。汤司令看傻眼了，从此再也不敢跟我有任何的冲突发生。

汤司令父亲和我父亲是同乡，只是那年代，他父亲是造反派，我父亲是保守派，他们之间也是一种矛盾关系，也不是那么的和睦。有一次，汤司令的父亲，还有我父亲科室的同事，在我们家里吃饭，大家划着拳、喝着酒，言语间不知因为什么话说的不对，父亲顿时恼怒了，给了汤司令父亲一巴掌，然后被同事们急忙地拉开，大家不欢而散。

那个纷乱的年代，到处都贴满了不可思议的大字报。学校隔三岔五地组织学生们去大游行。小学生、初中生手里都举着写有标语的小红旗，排着长长的队伍，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喊着响亮的口号，走出学校，踏上沙石子马路往南，在丁字路口与西面来的农场知青大队伍汇合。一路向东，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尘土飞扬。几公里后，我们又和东面农场来的知青大队伍汇合，在路口处集中，向北面的农场师部大院进发。同学们们不知道大人们在搞什么，只是处于好奇、玩耍、打斗的心态。

班里有一对双胞胎，一个叫吴有财，另一个叫吴有富。弟兄俩在班里是最调皮的学生，不是欺负这个就是那个。他俩也常欺负我，我打不过他俩，只好忍着。告诉老师？那是没有任何用的，最多批评一下完事，完事后他俩还会秋后算账。某日，我告诉了母亲，和母亲早早来到学校。大个的吴有富来得早些，在操场上玩耍，我激动地喊：妈，就是他！母亲找了一根手指粗的柳条，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以后的日子，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人就是这样，欺软怕硬，你越是软弱和忍让，就越是有人欺负你，只有狠狠地打疼他，打得他跪地求饶，他才会老实起来，甚至是对你俯首称臣。

往后，我的两个弟弟也逐渐长大，跟着我到处去玩耍。医院背后蔬菜地的西面也是一片草滩，那条自南向北的河流穿过这片草滩，两侧充满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滩，长着不断摇曳的芦苇。水滩里有着数不清的泥鳅，我们经常去那里捉泥鳅。老郭叔也隔三岔五地去捉泥鳅，一大铁丝网从这头拉到那头，不一会儿功夫，那两个铁桶就装满了活蹦乱跳的泥鳅儿，然后挑回家去喂鸡、喂鸭、喂猪。老郭叔家的两个儿子，经常吃油炸泥鳅，看得我们很是眼馋。

老郭叔和我母亲一样，也是医院里的临时工，还没有转正。医院温室大棚修建时，我顶替生病的母亲去干了两天活。两人用肩扛着大杠子，老郭叔尽可能的把大土框移到自己肩那头，我扛着依然还是很重，两腿打颤，摇摇摆摆，我只能是咬牙坚持再坚持。温室大棚的地挖好了，就需要大量的肥料，母亲无处去积肥，可愁坏了。父亲联系了农场小岛门市部，他们后院的厕所几年都没人挖了。于是，父亲借了附近连队的一辆毛驴车，带着我去挖那大粪。父亲一铁锨、一铁锨地铲起陈年的老干粪，我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忍受着那一股股的奇臭。装满了车，我坐上车拉着缰绳驾毛驴车去医院，守在医院的母亲再卸下来；然后，我再驾着毛驴车返回门市部，父亲再继续地装车。一路往返了几次，才积够了给母亲定的四方肥料。我是第一次驾毛驴车，每当到路口时，那不听话的毛驴就拧着头要向北而去；我知道毛驴是肚子饿了，要跑回家去吃草料，我没有办法，只有使劲地拽着缰绳往南面扯。一路上，孩子们见到我惊奇地喊：哇！一个拉粪娃，这么小的拉粪娃……

三

拉粪娃，拉粪娃……

老郭叔家的那个郭大程，大家叫他郭大傻，他见到我常会这样叫。那家伙有点傻，但是和老郭叔一样，身材却高大，也很壮实，也许是常吃油炸泥鳅给补的，更何况他家里还有养的鸡、鸭和猪，足以养胖他。我们家里养着几只鸡，难得吃上一回鸡肉，其它肉就更少吃了，所以我却瘦弱弱的，想揍他一顿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郭大傻和他弟郭小鹏是汤司令的两个得力干将，也是狗头军师。自那次郭小鹏被我教训之后见我一直都是怯怯的，这个郭大傻却也不知好歹，不知深浅。我喊来两个弟弟，然后交待：你俩去把郭大傻骗过来，我在门口后面埋伏。两个弟弟立马心领神会，异口同声：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转身便出了院门。一会儿，郭大傻真的给骗了过来。我有些心跳，也有些紧张，但是我必须要教训郭大傻，让那羞辱我的外号销声匿迹。我关上了院门，两个弟弟分别站在郭大傻两边，牢牢地抓着郭大傻的胳膊。我直接就给了郭大傻一巴掌，愤怒地问道：还敢叫我拉粪娃吗？郭大傻的脸发着红，他是真傻了，傻愣愣地望着我不敢言语……我愤怒而严肃地警告：告诉你，以后再敢乱叫，我打断你的狗腿。然后，我松了一口气，朝两个可爱的弟弟命令道：放了他……

吃饭了，母亲做好了饭，是香喷喷的羊肉、蘑菇、萝卜的寸寸面，难得吃一回有羊肉的寸寸面，两个弟弟吃得狼吞虎咽。扑鼻而来的羊肉香、葱花香……我却吃不下，去拿了馒头，抹上了豆腐乳吃。父亲纳闷地问：这么香的寸寸面也不吃？母亲无奈地说：他那次看你在太平间解剖尸体以后就再没有吃过寸寸面。父亲有些不可思议地叹气：都过去好长时间了，还在犯恶心？我还指望他长大了考个大学，跟我一样的学医，就这个心理状况怎么行？

我知道医生是令人尊敬的职业，但是我才不想学什么医。书柜里全是父亲的医学书籍，没事的时候，我也常随便翻着看看，看那些手术图解，还有病理图片，看得让我恶心。

国青和国昆吃完了饭，我给了他俩一人一角钱，算是奖励他们胜利完成任务。他俩拿着钱高兴地跑了，一定又去门市部买奶糖了。我吃着馒头想起外奶奶做的寸寸面……

四

那是假期，在农村外奶奶家。

外奶奶很是疼我这个外孙，偶尔有些白面，外奶奶就会揉上一团，用擀面杖擀得薄薄的，切成两寸长的丝儿，做一锅的寸寸面。我给外奶奶当帮手，拉着沉重的风匣，不一会儿胳膊就酸痛痛的，好不容易，总算是把灶台上的一大锅水烧开，外奶奶把切好的洋芋片放进滚开的沸水中。我早已经饥肠辘辘，不时地咽着口水，外奶奶看着我这个外孙儿笑了。洋芋片熟了，外奶奶给我盛上一小碗，让我先充饥。洋芋片儿切得很薄，熟得也快，吃得我很舒服。外奶奶看着我吃完，舒心地笑着，忙又给灶火里添了两铲煤渣，说：赶紧拉风匣，外奶奶要下面了。嗯，我应着，赶忙又去拉风匣，看着火苗儿窜起来，扑打着黑黑的锅底。外奶奶把擀好的面下进锅里，盖上那厚重的木制大锅盖。外奶奶又转身去切好葱花，倒了一铁勺油伸进灶火里烧熟，炝上葱花浇到热气腾腾的锅里，葱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厨房。

夏日，外奶奶家院落里的樱桃树、苹果树结满了果，地里还长有各种茂盛的小青菜。自然而然，那寸寸面里也就多了些蔬菜，有了许多的绿意。很少有肉吃，如果有，不管是什么肉，我可能都会狼吞虎咽，不用我说，外奶奶也会关照我这个外孙儿，特意地给我多盛些肉丁儿。

外爷爷原本是在供销社工作，那年代却出了问题，被冤屈回家务农。外爷爷每天都去田地里干活，干完活回到家里，外奶奶端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花寸寸面。外爷爷喜欢吃寸寸面，吃得很舒服，也很满足。外爷爷也不怨天尤人，闲了就坐在屋檐下的简易沙发上，吸着烟，喝着小酒，晒着太阳，一副温暖、平和的姿态。

外奶奶从箱底子里取了点钱，那是姨娘们、还有舅舅给的，悄悄攒下来不敢乱花的，买了两斤羊肉，做了一锅羊肉、蘑菇、萝卜的寸寸面，打发我去田地里叫外爷爷吃饭。外爷爷也许是干活累了，躺在草皮上眯着眼晒太阳，我调皮地喊：外爷爷，外爷爷……外爷爷死活是没有动静，是睡着了。我再叫，外爷爷就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急得我捡了个小石子朝外爷爷打去，气得外爷爷翻身坐起来。然后，我就赶紧跑，不跑肯定会挨揍的。外爷爷的额头上起了个小疙瘩，吓得我悄悄地钻进堂屋的桌子底下，一声也不敢出。外奶奶知道我闯了祸，偷偷地笑，故意对外爷爷说：好了，外孙知道错了，不会再调皮了。嗯，外爷爷故意地应着，吃着外奶奶做的寸寸面，散发着一股股的香味，羊肉香、蘑菇香、葱花香……我流着口水。外奶奶过来拉我，我死活不敢见外爷爷，外奶奶没有办法，干脆给我端过来一碗寸寸面。我就坐在桌子底下吃，一碗大多都是肉和蘑菇，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寸寸面。

其实，这顿羊肉寸寸面是外奶奶特意给我做的，因为我要开学了，我又要走了，去那遥远的戈壁滩，一个艰苦的地方。外奶奶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离开外奶奶。走的时候，外奶奶泪水汪汪的，我也泪水汪汪，外奶奶频频招着手，看着来接我的车带着我远去……

五

父亲又去值班了，母亲要洗衣服，洗衣盆里泡满我们三个儿子的衣裤，母亲说：国云，去挑担水……我最害怕的活就是挑水，我不情愿地应着，拿了担子挑着两个桶出去。为此，父亲还责怪过我：你看看姚院长的儿子姚小军，和你是同岁，天天帮着父母挑水，你挑不动就挑两半桶……姚小军是我同学，一个班的，还是我们班长，他要比我胖，比我结实，他能挑满满的两桶水，一点也不费劲。我挑两半桶的水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硬是把两桶水打得满满的，吃力地挑起来，晃晃悠悠，一路上要休息几次，挑到家水也撒了不少，也就是两半桶了。给母亲挑完水，我和两个弟弟就悄悄地跑出去玩了，待在家里不是干活就是挨骂。

晚上有露天电影，院里已经挂上了影布，有人早早地在影布前摆上了小板凳，占了位置。我和两个弟弟都准备好了皮筋枪，一人一把，把纸撕的一溜一溜的，然后折叠成子弹，装上半口袋。那时，大人小孩都喜欢看电影，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孩子们最喜欢看打仗的战争片，遇上样板戏或没意思的电影，就会拿着皮筋枪、皮筋弹弓，勾上纸折的子弹，相互追打着玩耍，一不小心就会有人中弹。

放映主片之前都先会放幻灯片或新闻片，所以孩子们完全不会理会是放得什么，一直在玩耍，你追我赶，相互地打皮筋枪。今天的幻灯片不同往常，是救死扶伤的幻灯片。农场医院接到砖瓦厂塌方的急救电话，医院紧急出动救护，周大夫对重伤垂危病人进行及时的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挽回了病人宝贵的生命……向周大夫学习，向周大夫致敬！

两个弟弟不知道跑哪去玩了，全然不知道幻灯片放的周大夫就是自己的父亲，我为我的父亲而激动，也为我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主片《卖花姑娘》开始了，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牵动了大人们的心，各个都看的泪湿衣襟。孩子们不喜欢看，依然在玩耍，依然在打皮筋枪。谁啊？是谁家的孩子打的？有大人突然站起来，摸着被子弹命中的脑袋，极力地大喊。没有哪个孩子赶应声，有的赶紧把皮筋枪和弹弓往口袋里装，我也下意识地把皮筋枪装进口袋，免得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

第二天，大弟国青就挨了一顿揍，父亲拿着一根竹棍，一边打一边骂：是不是你打的秦叔叔？头上给打了一个疙瘩。我没有打，不是我打的，国青使劲地哭喊……最终也没有承认是自己打的。我知道那应该是皮筋弹弓勾的硬纸子弹打的，我们折叠的子弹根本就没有那么硬，皮筋枪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打个疙瘩出来。我想上前解释，但是不敢，我会负牵连之罪，我正想着，父亲已经转向了我，怒骂道：你当大哥的，是怎么带的两个弟弟？上梁不正，下梁歪。然后我也就挨打了，屁股火烧火燎的疼。好了，好了，秦大夫说国青打的就是国青打的？黑灯瞎火的，他看得清楚不？母亲来解围。也许，母亲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父亲这才停手。小弟国昆也吓傻了，立在墙角不敢出声。

母亲熬的糯米稀饭，刚蒸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然后又炒了两个菜，母亲喊着：吃饭，都过来吃饭。两个弟弟赶紧抬了小板凳老老实实地坐在饭桌前。赶紧吃饭去，父亲喊我。我一动不动，没有去吃，虽然那是我喜欢吃的糯米稀饭，但我饿死也不吃受气的饭。我已经因为两个弟弟闯祸挨过几回打了，心里是非常的委屈。上次是因为带两个弟弟去河边大桥底下玩耍，两个调皮的弟弟爬上桥侧面的水泥坡，然后又一屁股滑下来，两个屁股蛋处的裤子都磨烂了。捞了一脸盆的泥鳅回来，想让母亲给我们做油炸泥鳅也泡汤了。

六

学校里组织我们去义务劳动，母亲给我准备了大饼、黄瓜、煮鸡蛋，装在我的书包里，军用水壶盛满了开水。我穿着黄绿色衣服，黄绿色裤子，头戴黄绿色军帽，背上那黄绿色书包，真像初中年级的红卫兵。我的学习成绩是个中下水平，还不够资格，所以我连红小兵都不是。不是就不是！虽然还是有些羡慕。我的帽子上再有一棵红色五角星就好了，我就更像一名解放军战士。对了，还差一条军用腰带，我去翻找我的那条腰带。你找什么？还不赶快去学校，都快迟到了，母亲着急地说。妈，我的那个军用腰带呢？我着急地问。哦，你的那个腰带都快断了，我给扔了，母亲不在意地说。我急了：妈……你怎么给扔了？那还是舅舅给我找的。哦，你不说舅舅我还给忘了，母亲说着，忙去打开皮箱，拿出一块小手绢包裹的东西，打开后是一颗闪闪的红星。真棒！这是舅舅从大老远的地方带给我的，我急忙把这颗来之不易的红色五角星别在我的帽子上，扛了铁锨飞出院门，扯高气扬地去学校。我们班正在上卡车，我急忙爬了上去。

哇！真漂亮，你是从哪弄来的五角星？给我弄一个，给我也弄一个，同学们围拢着我，一个个都是羡慕的眼光，极力地讨好我。我骄傲地说：是我舅舅给我弄的。吴有财凑过来说：我用子弹壳跟你换行不？从右口袋里掏出一把黄铜色的子弹壳来，我摇了摇头。吴有财又从左口袋里掏出一搭烟纸盒折叠的三角牌，我依然摇了摇头。吴有财又从裤子口袋掏出一把玻璃球，乞求地望着我。我都不要，不换，我斩钉截铁地说。其实，他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我都有，不过也是我用家里的炒大豆跟吴有财换来的。炒大豆是外奶奶从八百公里外给我们带过来的，家里有很多，我们也吃不完。很多同学很难吃上炒大豆，所以，炒大豆也是稀罕物。刚开始，我也稀罕吴有财的子弹壳，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每次，见到解放军战士卧在我们医院南面不远的草滩训练打靶过后，我就会去找子弹壳，但是也没找到过。拿给我戴一会好不？吴有财还是不依不挠，我的军帽被他抓了过去，我去抢，军帽又飞到了别的同学手里，最后还是吴有富把帽子给我抢了过来，毕恭毕敬地递给我，并大声地喊道：谁再抢周首长的军帽，他就是反革命分子……然后，同学们都安静了，同学们多少也知道些，反革命分子是很可怕的。那些反革命分子都被反绑了胳膊，背上插着反革命的牌子，被游行示威的队伍押到某个大院里进行批判，大院的房顶上还架着几挺高射机枪，让人不寒而栗。

几辆卡车摇摇晃晃地疾驰，卷起一路上的沙尘，拉着我们进入河东的那一片沙滩上，我们像战士们一样，纷纷地跳下车，进入战斗准备。这次的任务依然还是挖水渠，水渠一米多深，宽越两米，同学们都一个个跳下去，继续地深挖，把沙土翻上去。孩子们都很吃力，努力地干着，为农场的水利建设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远处也有很多农场的知青们，都在奋力地干，奋力地深挖着水渠，顾不得炎炎烈日，汗流浃背，一番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休息的时候，同学们还是羡慕地望着我帽子上闪闪的红星，我悄悄地把五角星摘下来藏进内衣口袋里，时不时地摁摁胸口，生怕不小心丢失了。沙滩里有很多蚊子，由于飞机喷药灭蚊，比早期要少许多，但还是给我叮了好几个疙瘩。早期，农场的知青们都是戴着防蚊帽出去干活的，我出去玩也是戴防蚊帽，不然蚊子会叮你个满脸疙瘩，又疼又痒。据大人们说，有三个小伙子醉酒后打赌，谁要能在这沙滩呆一晚就给一百元钱。那年代一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其中一小伙便要赌一把，于是他被绑在一棵枯树上。第二天大早，另外两个小伙去看时，那小伙子早已被密布满身的蚊子吸干了血，没了命。

一阵风沙吹起来，越吹越大，一会儿便天昏地暗。老师急忙地喊：同学们，快上车，快上车……同学们被风沙吹的有些睁不开眼睛，乱哄哄地往车跟前跑，着急地爬上车。等都爬上车了，老师急忙开始点名，因为在这荒无人烟的地带丢下一个人是很危险的。

回到家，我已经是一个土猴了，还不忘摁摁胸口，赶忙掏出那颗闪闪的红星，快乐地望着。

七

放暑假了，可是这个假期老师又给学生们定了任务，要让我们每天早晨到学校来打一上午的土坯。我又去不成外奶奶家了，每个假期几乎都有任务。最初是在寒假里积肥，每人在开学时要交肥，否则不予报到。于是，我常去屋背后拉屎粑粑，等到开学了，屋背后就有了很多冻得硬梆梆的屎粑粑，装满一废水桶，交给老师就算完成任务。去年的暑假里是打煤砖，准备好冬日班里取暖炉子的用煤。在冬日，来不及吃早饭的学生们都会带个馒头去学校，铁炉子上烤满了馒头，下课后就会吃到热呼呼、香喷喷、金黄黄的馒头了，比在家里要吃得香。

大点的学生们跟老师和好一大堆的泥，我们就用铁锨铲到模子里，把泥土夯实再倒扣出来，比较费力，没有大点的力气不行，不像打煤砖那样轻轻地把模子抬起来就行。我累的满头大汗，好容易熬过一个上午，饥肠辘辘的我就赶紧跑回家。

农场三团的黄阿姨来了，在家里和母亲唠着家常。黄阿姨说：我们家的老邢还是不行，我和他太喜欢孩子，老邢很是喜欢你们家的老二。你看，你们家三个儿子，能不能把老二给我们？母亲笑着，黄阿姨每次来都会说。然后母亲说：国青，你过来，愿意不愿意去给黄阿姨当儿子？国青知道黄阿姨对他很好，每次都悄悄地给他口袋里塞些各式的奶糖，抱着他很是亲热。邢叔叔还专门给他做了一把木制手枪，让国青爱不释手，国青犹豫着应了一声。母亲有些吃惊，忙又问：你个死儿子，妈白疼你了，你真的愿意去啊？嗯，国青又应了声。黄阿姨笑着，母亲也有些无奈，只好对黄阿姨说：你先带他去，让他在你们那边玩一段时间再说。好，黄阿姨应着，又高兴又激动。母亲忙给国青收拾衣物，我知道母亲只是想暂时轻松一下，国青愿意去就去吧。

父亲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了，国青也跟着黄阿姨走了，家里只剩下了母亲、我和国昆，冷冷清清的。母亲凑了几尺布票扯了一块布，给国青裁剪了一件外套，不停地踏着缝纫机。国青走的时候，母亲是没有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要么太旧，要么就补丁摞补丁，母亲有些心酸。我知道母亲是想国青的，母亲最疼的就是国青。母亲始终想生个女孩，可是却盼来了三个儿子。国青出生后，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卷曲曲的头发，外人看来就是个漂亮女孩。母亲喜欢女孩，就把国青当女孩养，给他扎小辫，给他穿花衣。

母亲跟着父亲来到戈壁滩农场医院，最初是在被服厂干临时工，所以母亲学会了裁剪，学会了踏缝纫机，我们的衣裤都是母亲做的。我两岁多时，母亲就骑着自行车捎着我去被服厂上班。路过医院大仓库时，母亲和我就会心惊胆战。那个根本拴不住的大恶狗会经常出来，在路边寻食，趁你不注意就会迅速扑上来狠狠地咬你一口。后头，被咬伤的人多了，院长大人终于出面，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人，把那只大恶狗用铁锨拍死，父亲也去了，助了一臂之力。大冬天，母亲迎着寒冷刺骨的风捎着我去上班，我的双腿就在那时冻成了关节炎。

整个假期，我上午去学校打土坯，下午和院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捡废品，废铜烂铁，瓶瓶罐罐，只要是能卖钱的都捡，在家里积攒多了，就找个架子车拉到废品收购站，换些零花钱。我喜欢一双能下水的皮凉鞋，就是用这零花钱买的，不用脱鞋就可以下到水滩滩里去捉泥鳅。

八

秋日，一个收获的季节。

农场的麦地是一望无际，一片金灿灿，饱满的麦穗在轻轻地荡漾，仿佛在和轻风告别，和太阳告别，和秋天告别。老师带着学生们割麦子，那麦子不好割，大多数学生不会使用弯弯的镰刀，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一不小心没割上麦子反倒会割到手或腿。老师不断地示范如何割麦子，只有个别一些力气大点，掌握了基本要领的同学还行，老师忙说：掌握不到要领的同学就不要割了，去帮初中年级的同学扎麦捆，和大哥哥姐姐们交流学习割麦子的经验，下一年你们就会熟练地收割了。知道了，学生们一哄而散，调皮点的就跑到远处玩了。

远处的知青们割麦子割得快，已经立起来好多的麦捆子。我们跑过去玩耍，相互追逐，掏出书包里的皮筋枪勾上纸折子弹，躲在麦捆子后面，不时地侧出头射击。还有玩弹弓的，皮子拉得很长，弹力也大，打得远，力量也足。捡些圆滑的小石头，打那些喜欢吃麦粒的麻雀。那年代，麻雀是四害，拿弹弓打麻雀就成了常见现象。苍蝇也是四害之一。那时，老师还要求我们每天都交给老师一小瓶死苍蝇，弄得我们回家就赶紧找苍蝇拍子去打苍蝇。

大家玩累了，姚小兵、吴有财、吴有富……他们躺倒在一块麦地上，然后又一屁股坐起来，从书包里拿出吃的喝的，吃饱喝足后，拿出小人书看。第二天，这几个同学可倒霉了。在班会上，班主任张老师严厉地问：昨天去收割麦子，是哪些同学躺倒了一片麦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静静的。张老师严厉的眼神审视着同学们，说：哪几个同学？主动站起来！张老师望着韩钧，韩钧瑟瑟发抖。那是冬日的一个雪天，学校附近的雪地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惊动了农场师部，保卫科的人来验同学们的笔迹，才发现是韩钧所为。因此，韩钧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学校操场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检查还给入了档案。他的父亲也被调查，把有主席像的报纸坐在了屁股底下，是彻底的一个反革命分子，被游行队伍押着去开了批判大会。张老师又望着高铁成，高铁成也是犯过错误的，一个男生把脸蛋擦得雪白，一股雪花膏的味道。张老师严肃地批评他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化，给贫下中农的脸上抹黑，让他写出深刻的检查。张老师背着手来回地走动，走下台来，这次竟然望着我，我有些忐忑不安。有一次，我在军帽里撑进去一根细竹条，弄成了国民党军官的大盖帽，还画了逼真的帽徽。我的大盖帽被张老师没收，狠狠一顿批评，让我回去叫父亲来班里。父亲是农场医院很有威望的外科医生，张老师很是给面子，没有让我写检查。

教室里出奇的安静，张老师背着手上了讲台，大声地说：没有人站起来吗？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吗？躺倒一片麦地是什么性质？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破坏我们的革命成果，糟蹋我们的粮食。你们对得起广大辛苦的知青叔叔阿姨吗？摸着你们的心口，问问你们的良心。张老师拿起竹棍猛地打在教课桌上，啪，清脆的一声响。同学们猛地一惊，姚小兵、吴有财、吴有富……一个个都哆嗦着站了起来。张老师怒声地训斥：姚小兵，你是班长，你太让我失望！你们几个都好好地挖掘一下自己的思想，认真地写出深刻的检查，亲自把检查交给校长，听候学校处理……

九

放学了，回到家。

发现国青回来了，胖了些，脸蛋白净净的，一身蓝色的新衣裤。母亲正亲热地问：邢叔叔和黄阿姨对你好吗？国青乐滋滋地说：好。母亲又问：是怎么样的好？国青依然乐滋滋地说：阿姨给我买了好多奶糖、蜜枣、果丹皮、山楂片，还给我做了新衣服，带我去玩。母亲吻了下国青的额头，说：想妈妈吗？国青扑在妈妈怀里，看得出来，国青是想妈妈了。我扭头巡视，发现国昆没有了，忙问：妈，国昆呢？母亲抬起头来，笑着说：刚走，让你黄阿姨给领走了。母亲又继续地问国青：黄阿姨那里好玩吗？国青兴奋地说：好玩，有好大一片麦子地，邢叔叔带我去麦地玩，给我摘麦穗，捉蚂蚱。屋背后面，摘沙枣、酸刺果、红枸杞。还去温室大棚，给我摘新鲜的西红柿、黄瓜吃。

下午，我带着国青去部队营区，碰见在院里一个人玩耍的郭小鹏，我竟然意外地喊道：郭小鹏，跟我去玩吧？他望着我，我问郭小鹏：吃过泡泡糖吗？郭小鹏摇了摇头。走，我们去部队营区买泡泡糖。嗯，郭小鹏乐呵呵的，他平时一直和汤司令玩耍，这次竟然让我给俘虏了。我经常去部队营区的，营区里有父亲的老乡，常给我们家帮忙买些地方上买不到的东西。班里有人吃泡泡糖，不停地嚼着，不停地吐着泡泡。上课了，嚼过的泡泡糖还舍不得扔掉，轻轻地吐在纸上放进课桌里，下课了又继续地嚼，吐着大大的泡泡。还有同学吃别人吐出来的二手泡泡糖。这个新鲜的稀罕物搅动着同学们的心，同学们都很眼馋，也不明白这个糖怎么会吹成泡泡。据说，只有部队的门市部才可以买到。

我们三个人一路玩耍着去了部队的营区，找到了门市部，遗憾的是泡泡糖早就买断了货。我只好买了几根果丹卷分给郭小鹏和国青。我们在营区里到处地转悠。最近，我迷上了集邮，去垃圾堆里找那些丢弃的信封，把那些精美的邮票连背面的纸一同撕下来装进口袋。郭小鹏和国青也帮着我一起找，然后兴奋地把找到的有精美邮票的信封交给我。不知不觉，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部队上那些当兵的开饭了，食堂周围都是三三两两吃饭的人，有端着菜碗吃大米饭的，也有端着菜碗吃馒头的。部队上真好，我喜欢吃大米饭，一个月也不一定吃上一次。那白白的馒头，一定是用精制富强粉做的，又白又精，嚼着一定很有劲道。我不断咽着口水，带着郭小鹏和国青回家。部队上的首长们都是吸的好烟，垃圾堆里有着不少大前门、牡丹、大中华的烟盒。我也捡过各种的烟盒，折叠成三角牌，和孩子们在地上打，打翻了对方的牌，那张牌就是你的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大中华，拥有大中华三角牌似乎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不过，最使我荣耀的还是我那颗闪闪的红星，五角星的军帽一直挂在我床头的墙面上。

十

国昆去了黄阿姨的农场三团有半年多的时间，父亲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回来，才知道国昆不在家，父亲很是想念他，亲自去三团接回了国昆。国昆自父亲去进修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见过父亲了，父亲去接他时，国昆见到父亲有些恍恍惚惚，都不认识父亲了。

这一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涯，升入初中一年级，国青上了小学一年级，父亲也结束了经常去进修深造的生涯，有了充足的时间关心和教育我们这三个儿子。在父亲的督促下，我开始认真地学习。我发现，我竟然连最基本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都不会做，不知道几又几分之几该怎么算，小学的时光都让我玩耍了。我开始对学习发愁，不知道怎样才能追赶上去。父亲给我找了个数学老师，每周六下午，我都去李老师家补数学课。

学校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有了充足的教室，我们变成了全日制学生。黄帅、张铁生事件，文化大革命，都成为了过去。老师逐渐加强了学生们的学习教育工作。我不再有充足的玩耍时间，也变得不再顽皮。周日，偶尔带着两个弟弟去玩。在草滩，折上一只摇曳的芦苇，用芦苇叶折叠成带风帆的小船，放进水滩里，看着小船儿随着轻风远去。

我们搬家了，搬到了汤司令他们家的后排，坐北朝南，医院新建的一排平房，没有院墙。父亲每天临晨五点起床去外面一处空地挖土和泥打土坯，想盖个厨房和小院，打完土坯才吃了早饭去上班。父亲很有毅力，也很有干劲，打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的土坯，找人盖了厨房，砌了院墙，还在院里打了一口压水井。我高兴坏了，我再也不用去远处挑水了。原先，我们家住在医院的最西面，坐西朝东，家里也没有个像样的家具，院子是父亲去沙滩打来的柴禾堆砌的，院门是一块破门板。父亲又请来了木匠，打制了几件像样的家具，书柜、写字台、高低柜、小圆桌，现在的家才真正像个家。我打算待到春天的时候，去前面的草滩里挖一些草皮，把院子铺上草坪，绿油油的才更让人惬意。闲了，和弟弟们坐在草坪上打扑克，再栽一颗果树，绿叶下还可以乘凉。对了，还可以种上一些草花，蜂飞蝶舞。我喜欢画画，支上画架，来一幅浓妆色彩的小院油画。

住在这里，我和汤司令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汤司令是不愿意和我说话的，我也就没必要和他说话了。他走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还需要合适的时机。

十一

班里重新排了座位，讨厌的吴有财和吴有富坐在我前排。邻桌是宋晓波，他在小学里就一直喜欢绘画，画的小鬼子兵惟妙惟肖，还有鬼子的炮楼、坦克、大炮、汽车，真是绝了，逼真的和小人书里的一样；害得我也一直丢弃不了绘画，也学着画鬼子兵，可是与宋晓波比起来要差远了。父亲不看好我绘画，也不支持我画画，父亲常冷冷地对我说：学好数理化比什么都重要，考大学考的是语文、政治、英语和数理化，不考美术。考美术学院要有天赋，随便爱好一点绘画的孩子是不行的，美术专业出来的学生也没有过多的择业机会。没有天赋就没有天赋，但我还是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些天赋，算是业余爱好吧！家里，父亲给我们订阅的有连环画报、儿童文学、少年报和少年文艺。我喜欢哪吒闹海的连环画，每天坚持不懈地临摹，装订了一本自己的连环画小人书。

我的后排左侧是肖华，他一直很喜欢语文，每天上语文课都很认真，其它课就根本学不进去，在课堂上经常看一些小说。肖华说，他喜欢文学，将来要当一个大作家，写出一本书能有不少的收入。真好，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起了文学，背着父亲偷偷地看小说。家里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看的没有拉下来的文章，总是盼着下期很快地到来。小说看得多了，还觉得不过瘾，去市上的新华书店买小说，没有什么多的小说可买，买了一本《鹰击长空》看，是关于抗美援朝的，我志愿军战士驾驶战斗机和美国佬空战的故事。父亲发现了我在看长篇小说，于是，又是一顿教育：爸爸不反对你看一些课外书，但是看长篇小说会耽误你很多的时间，你目前的学习是最重要的，你看看姚小兵，每门课都学得好，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嗯，我又赶紧翻出数学书去自学，做着大量的练习题，到了周六下午就自觉去李老师那里。

班里有同学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可以完全靠自己去学习，书后面都有习题答案，是对是错一目了然，完全不用老师批改。我真想拥有一套这样的丛书，去市新华书店里就根本没有卖的，连个单本都没有。我又想起了在教学的舅舅，给舅舅写了一封信。我知道舅舅会有办法的，就像舅舅给找的那颗闪闪的红星一样，会尽力地满足我的需求。其实，我去李老师那里补习也是没有必要的，李老师只是检查下我自己做的题是否正确罢了。何况，李老师家院子里养着一只狗，凶恶恶的朝我叫，让我心惊胆战。草滩滩里经常有乱跑的狗，朝着你迎面扑来，吓得你乱跑。后来我才发现，那个时候你要冷静，蹲下来去捡石头子，那狗就会停下脚步，你要不断地挥着石头子吓唬他，狗就不会继续地向前了。但是这招只能应急，如果没有人来救援，只能是暂时的，你要勇敢地迎面像狗冲去。那狗在和你即将相碰时就会猛然地调头，灰溜溜地跑去，你可以追着狗打出石头子，狠狠地打怕他。这样，再恶的狗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他多少都会变得乖些。

仅仅是一周多的时间，舅舅就给我邮来了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好兴奋啊！父亲也很是高兴，亲自给我包了牛皮纸的书皮。写上书名，写上名字，连书脊也写了书名，便于我查找。父亲对我很是尽心，知道学校缺少初一的英语教材后，担心我的学习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专门借了姚小兵的英语书给我费劲地抄了一本。

十二

秋天快要过去，天越来越冷，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入冬的菜。母亲买了一架子车的大白菜，清除了烂叶，洗净切成四掰，晾晒在太阳底下。母亲还晾晒了菜瓜，切成薄片儿挂满晾衣绳。还有笋子、萝卜、茄子也是必备，单子上晾晒了一大片。

这院子里有压水井真的是方便，我帮母亲洗了腌菜的坛子，然后帮母亲腌大白菜。每年，我都帮着母亲腌菜，母亲已经放心我去淹了。洗净的坛子底先铺上一层大白菜，撒上一层颗粒盐，一层辣椒面；再放上一层大白菜，然后再撒一层盐和辣椒面，直到坛子满了压上大圆石。再滚上一锅花椒水，放凉后再倒入坛子里。酸菜淹熟了，切上一盘子炝上油，吃馒头，喝稀饭，真是冬日里的美食。

国青上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和国昆跑出去玩了，跟医院里的孩子们在地上打三角牌，或者在地上弹玻璃球，要么就是打皮筋枪，也常玩打仗的游戏，继续重复着我玩过的。女孩子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乖顺的，踢毽子，跳皮筋，打沙包，也是玩得不亦乐乎。不过，我们初中的学生，开始玩起了火药枪，刻一把木制的手枪，装上铜的枪桶。在枪桶里装上钢钉或小钢珠，枪桶底部塞上火药。火药不怎么好找，就把火柴的头头剥下来当火药。皮子勾着撞针，挂上撞针，扣动扳机，撞针就会猛击枪桶底部的火药。火药爆发，喷出枪桶里的钢钉或小钢珠，射程可达百米远。我第一次做出火药枪后，只装了火药，没装钢钉或钢珠，拉上撞针，扣动扳机却没有任何声响。正准备看枪桶怎么回事，结果砰的一声响，一股烈火正好喷在我的左手，手掌心烂了，真是吓我一跳。枪口辛好是正转到左手时响了，要是正好转到眼睛，那眼睛就瞎了。所以，这是个很危险的东西，不敢轻易地拿出来玩，老师发现了就会没收。如果出事，会被学校处理，父亲也会大揍我一顿。

父亲去了市粮站，粮站的贾叔叔给我们弄了一袋大米，一小袋花生。在市粮站有个老乡真好，农场粮油门市部的定量供应已经满足不了肚子，父亲只有另辟途径，让我们三个儿子吃饱还要吃好。

天都黑了，母亲做了米饭。去叫你两个弟弟吃饭，母亲吩咐。我正在写作业，父亲忙说：你学习，我去叫。两个弟弟玩得不知道回家，玩成了土猴，跟着父亲一前一后地进来。国青的新衣服除了弄脏以外还烂了个口，父亲骂道：天都黑了，你们还在玩？你看看你的衣服都扯烂了……我不是故意的，国青竟然理直气壮地回嘴，父亲也可能心情不好，拿了竹条就是一顿抽，国青吱哇乱叫地哭起来。母亲看着国青又挨揍，也生气了，对着国昆骂道：今天刚给你换的衣服，你什么时候干净过？天天都洗不完你们的脏衣服？母亲摁着国昆的屁股就打，国昆也顿时吱哇乱叫地哭了起来。父亲看国昆挨揍也急了，又狠狠地抽打着国青的屁股。我的天哪！我的父母亲总是一人护一个，你打我疼爱的国青，我就打你疼爱的国昆。那年代，父母打孩子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孩子们多，也很是调皮，又是物资稀缺，缺衣少吃，父母不顺心，孩子们就成了出气筒。还好，我没有跟着挨揍，我似乎是父亲不疼母亲不爱，成了中间人物。

我夹着菜吃了口米饭，两个弟弟吃着米饭还在伤心，不时地抽泣一下，我喜欢吃的米饭好像变得很平淡，没了那种鲜香的滋味。人啊！如果没有了好心情，连吃饭都无滋无味。我忽然盼望着自己快快地长大，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无忧无虑地去生活。我想看小说就去看小说，想画画就去画画，想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

第二天，国昆又冒鼻血了。昨晚，他俩还去摘枸杞和酸刺果了，国昆吃多了枸杞而上火，国青的衣服就是被酸刺果树挂破的。

十三

冬日的一场雪，覆盖了南面的昆仑山，覆盖了山下左侧的草滩，覆盖了右侧的沙滩，覆盖了两侧自南昆仑而下向北而去的两条冰河。这是个很特殊的地带，也是冬日里我们常去滑冰的地方。

我找出了以前滑过的冰车，找出了两根已上锈的冰钎，用砂纸打磨。我的冰车没有汤司令的冰车好，汤司令的冰车是用的两道钢制角铁，而我的却是两根最粗的铁丝，滑起来没有汤司令的滑得快，也很费劲。我常使出吃奶的力气去滑，无论怎样也追赶不上汤司令的冰车，汤司令骄傲地回过头看着我。这个冰车是父亲让医院木工给做的，没有角铁就用粗铁丝代替了角铁。虽然，我的冰车很是不给面子，但是我的唯一，比起好多孩子没有冰车好得太多。孩子们顺着沙滩里弯弯曲曲的冰河，使劲地向南而滑，总是期盼着滑到南昆仑山的脚下，可是总也滑不到，离家也是越来越远，害怕狼的出没，说不准躲在哪堆沙柳包的后面，恐慌随之而来，也就不敢再往前了。滑过了右侧的沙滩，下次又去左侧草滩的那条冰河去滑，同样的愿望，依然还是滑不到那南昆仑山的脚下。

孩子们放寒假了，每天都出去滑冰，我不好出去，要在家里学习，国青就和国昆拉着冰车出去。玩耍到天快黑了才知道回家，进了屋就先抓个馒头吃，饭量是大增，害得我隔三岔五地要蒸馒头，烙大饼子。母亲去了医院供应室工作，每天消毒手术器具，清洗病人床单，挺累的。难得我在假期里能蒸蒸馒头，做做饭，减轻一下母亲的负担。父亲随时都监督着我，不让我出去，看似学习的我却偷偷地看着小说，父亲不在，我就又偷着画画。无趣了，我的思想又会天马行空，让时光倒流，停留在我不足一岁之时……

我不到两个月，就随父母来到戈壁滩农场医院。住处是农场医院北面的那排土坯房、东把头的第二间。木制的两扇窗户不是很大，屋内昏暗暗的，白天都不怎么亮堂。夜晚漆黑黑的，透进少许微弱的月光。我睡在泥土炕上，睁开懵懂的双眼望着四周，墙壁上有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的电影宣传画，若隐若现。夜晚是寂静的，寂静的要死，恐惧也随之而来。我开始啼哭，哭了很久，没有人来安抚我、呵护我。突然，屋外有了嘈杂的脚步声，在急促地行走，手电筒的光线不时晃悠着照进小屋，在那些电影宣传画上划过。父母是去看露天电影，这会儿急忙地往回走。我的啼哭声一直不断，越哭越厉害，身子不断地蠕动，然后一头栽下了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不到一岁时的情景。我还记得父亲抱着我站在外面的窗户跟前晒太阳，很暖和，很耀眼，我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发笑，孩时四岁前的记忆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相信，我也同样持怀疑态度。但是这种记忆或印象是根深蒂固的，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我们搬离了原住处，住在医院的西面，也是一排平房，房屋比原先的大，是两大间。屋里只有可怜的两个木箱子，一个皮箱，一张小饭桌，几个小凳。床铺是用两个长条凳搭上床板而成，这还是父亲跟农场医院借的，是医院的公有财产。

我常去那老住处逗留玩耍，那是一种熟悉的环境，我知道那排平房东把头第二间是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我把此事说给了父母听，父母有些惊讶地望着我。母亲怀疑地说：也许，我们说起那时候，你才有了此印象，小孩子不会记得四岁前的事情。父亲也是持同样的意见。我很是纳闷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说过？父母也想不起来是不是说过。

十四

农场医院经过多年不断地建设也变样了，除原先早期的门诊部外，医院还扩建了大的住院部，再没有了空旷的地方，也就没有了放露天电影的地方。让孩子们激动的战争片，南斯拉夫的《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是农场师部大院礼堂播放的。我们学校旁边的礼堂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停止使用。有汽车连的卡车拉着人们去师部大院礼堂看电影，人们争先恐后地爬上车，我也爬上车去几公里外看电影。然后，很晚回到家，悄悄地爬上床去睡觉，生怕惹恼了父亲又挨顿揍。

汤司令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大人孩子们羡慕地去汤司令家看电视，国青和国昆也悄悄地去汤司令家看电视。父亲很是生气，训斥不让他们再去，国青和国昆可怜兮兮地望着父亲，悄悄的不敢出声。电视机是紧俏商品，就像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父亲半夜去农场商品站门市部排队到早上开门才买上。这次，父亲直接去商品站找了老乡杨站长，杨站长批了条子，父亲才买到唯一仅剩的一台黑白电视机。买回家后，国青和国昆高兴得蹦跳起来，我也高兴，一家人再也不用羡慕汤司令家的电视了。国青每天回到家就赶紧写作业，吃完饭就和国昆搬着小板凳等在电视机前。没有过半年多的时间，彩色电视机出现了，汤司令家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的，人们又稀奇地去汤司令家看彩色电视。父亲又去找杨站长了，杨站长把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机卖给了别人，父亲添了些钱换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看着彩色的就是舒服，如同黑白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区别。为了不影响我们学习，父亲只准我和国青在周六和周日晚才能看电视。

初中这三年过得很快，我的数学成绩是赶上去了，可是物理和化学还是一塌糊涂，我很是无奈，对物理和化学就是一窍不通。考中专时，我的数学考了六十多分，对于我来说还是欣慰的，我对数学的付出还是很有成绩。

假期里我去了外爷爷家，外爷爷和外奶奶见到我很是亲热，嘘寒问暖。外爷爷在院里收废铁，院子里堆满了废品。外爷爷还是和从前一样，闲了就坐在屋檐下的那个简易沙发上，吸着烟，喝着小酒，晒着太阳，一副温暖、平和的姿态。外爷爷手里有钱，外奶奶经常要些钱去买点肉，犒劳我这个远方而来的外孙。外爷爷不再去种田，种田也没有大的收益，卖废品的收入强过上班的人。外奶奶也还很精神，虽然总是喊着这疼那疼，其实是希望姨娘们和舅舅多惦记些，能够经常回家看看外爷爷和外奶奶而已。外奶奶会经常站在门口，看着往往去去的车，有车在附近停下来，就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想着是不是自己的儿女们。有时候，外奶奶会说：哎呦，今天的手咬着咬着，你的哪个姨娘会来吧？谁会给点钱。我笑着，外奶奶挠着手，去院门外望望过往的车，在门口站一会，失望地回来。有时候，喜鹊会落在院墙或树梢上喳喳地叫，外奶奶会惊喜地说：今天家里要来亲戚。去门口，站那里左望望右瞧瞧，和过往的阿爷和阿奶们打着招呼。阿奶们都是裹着小脚的，穿着尖尖的小三角鞋，外奶奶却不是，脚大站得也稳，干活也利索。早前，我就很是稀奇地问过外奶奶，你的脚怎么是大脚呢？外奶奶笑着说：小时候，白天裹着脚，晚上睡觉时就偷偷地解开了裹脚布，日子久了，没变成小脚就成了大脚。哈哈，我的外奶奶好聪明，敢于冲破旧时的约束，解放自己的双脚。

我一岁的时候身体就虚弱弱的，连站都站不住，缺母乳还喝不到牛奶，母亲把我送到了外奶奶家里。外奶奶拉扯了我半年多的时间，每天给我喝充足的牛奶才让我结实了些。

我又要离开外奶奶了，真是有些舍不得离开。不过这次，我不是去戈壁滩的农场医院，是去我的故乡丹噶尔古城。我会有很多的机会，随时来看望我的外奶奶和外爷爷。

十五

父亲觉得故乡的教学水平应该高一些，让我在故乡第一中学上完两年的高中，争取考上大学。我的故乡地处藏海咽喉，自古就是商家聚集的地方，山青水秀，商贸繁华，街道上充满做生意的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里的雨水较多，空气也清新，而戈壁滩一年也难得见到有一次雨水。

走在那条古色古香的大街上就会想起我还没上学时，父亲把我举得高高的，我在父亲的肩上稀奇地看着涌动的人流，看着舞动的长龙。那是过年的时候，从八百公里外的戈壁滩回趟故乡是不容易的，吉普车在路况好的情况下要跑一整天，汽车遇到不好的路况，沿路塌方或是洪水泛滥就要跑两天或是三天。

我的爷爷去世的较早，奶奶经常靠着被子坐在炕上。调皮的我和二娘的儿子守在柜子跟前，我左右晃荡着柜子上的铜锁，喊着让奶奶给我们取桂圆、蜜枣和糖果吃，奶奶不吭声。我和二娘的儿子就去了厨房，我拿了一个小木棒回到屋里，我跟奶奶说：奶奶，给我们取点好吃的吧？奶奶依然不吭声，我急了，就吓唬奶奶：你要是再不给，我就打你了……说话间，我手里摆动着的小木棍却滑脱了手，高高的飞了出去，落在了奶奶的额头上。那真是个严重失误，完全无意的。紧接着，就听到奶奶一声：哎呦……

在四合院里晒太阳的父亲、二伯父、四叔、五叔和伯婶们都冲了进来，奶奶的额头上起了个疙瘩，父亲拉着我出去就在我屁股上一顿暴打，我使劲地哭，有些撕心裂肺，母亲赶忙来拉我……那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挨打，刻骨铭心。

后来，奶奶得了食道癌，当医生的父亲也无能为力，只能想办法多开些杜冷丁，这是一种镇痛药，可以减轻病人的剧痛。但是，最终奶奶还是去世了……

二伯父在丹噶尔一中教学，家也在学校里，我住到了二伯父家里，和国明哥睡一张床，国明哥待我如亲兄弟一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二伯父家的平房前面有小花园，栽满了各式的小花，好多都是我没有见过的，花朵儿带着雨露，晶莹剔透，看着就让人特别的舒服。这里海拔低，雨水也多，气候相对湿润，氧气也充足，我玩上一整天都不会觉得累，而且脸上不擦油也不觉皮肤干燥。我忽然有些悲叹起来，有些可怜起我辛苦的父母，父亲怎么会去了戈壁滩农场医院工作呢？虽然，我们家的小院让我用草滩里的草皮铺满了，还移植了一些野草花，但依然感觉干燥燥的，完全没有这里的花草鲜嫩。

开学了，我在这个陌生的中学上了高一。我们戈壁滩农场大多都是山东知青，都是说的普通话，我也习惯了说普通话。这里的老师们都是本地人，讲课都是浓重的青海地方话，我真是有些听不懂，也很是不习惯。这里的初中没有上过英语课，高一才学习初一的英语课程，老师本身是教俄语的。同学们也都说青海地方话，我听着别扭，也不能很好地和他们交流。因为英语老师是外地人，她讲课是标准的普通话，就她的课我还愿意听些。初中的英语课我都学过了，所以英语测试都是满分，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事情。同学们学不懂，也不愿意去学，考试的时候就让我给他们传小纸条。

二伯母挺辛劳，每天早上都会煮好牛奶，端上一盘子的馒头，嘱咐我吃饱饭后再去上学。二伯母一家人都对我很好，让我心存感激。可是，我已经很想家了，想念父母和两个弟弟，越来越变得有些魂不守舍。

十六

父母同意了我回去上学，我高兴坏了，临走前又赶忙去了一趟二十五公里外的外爷爷家。外爷爷知道我要回戈壁滩农场了，拿出口袋里的一踏子钱给我数了三十五元。我是第一次拿这么多的钱，甚是激动。外奶奶又眼泪汪汪，搞得我好心酸。

高一下学期，辅导过我的李老师是市二中学高一班的班主任，父亲特意让我去了李老师那里。由于路途较远，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我那些初中的同学们分配在另外一所中学，偶尔见到面会亲热地打招呼。

父亲再三地教育我，高中这两年是我最关键的两年，一定要努力刻苦地学习，好好考个大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父亲规定了我每天学习到晚上十点半，否则不能睡觉。为了加强我的营养，父亲天天早上都骑着自行车去市里，买回来豆浆油条。晚上，不到十点我就已经在打瞌睡，每天都是困倦的状态，一到下午的课我就会打瞌睡，数学课气得李老师总是用粉笔头打我。其实，我对考大学是不报什么希望的，我知道我再努力也学不好物理化学。语文课也一般，古文不行，作文还是可以的。如果选择考文科，我死活背不了历史，那些历史年代就根本无法记忆，对地理是毫无兴趣。大学录取人数十个里录取两个就不错了。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十年寒窗的我是荒废了的，我就没有上大学的命。

我只是为了完成高中的学业，被动地去念书，坚持度过剩下那不到一年半的时光，去应付面临的高考。虽然李老师总是用粉笔头打瞌睡的我，但是我的数学测试成绩总是不差的，否则李老师就会告知父亲了，父亲会对我很失望和寒心的。

一年半时间是很快的，高考也终于结束了，数学考了个七十分，其它都不尽理想。父亲对我是失望的，但还是鼓励我去上补习班，来年再考。可是我早已没有了继续学习的心思，只想着能赶快参加工作，能够完全的自立。年底的时候，我参加了农场的招工考试，去了农垦商场工作。农垦商场地处市区的昆仑路，是刚建设成的一座三层高的大型商场。昆仑路两侧的白杨树几乎和我是同龄，已经高大了起来，叶绿枝繁。宽阔的柏油公路，行人熙熙攘攘，这里也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

我成了商场一名营业员，工作虽不是怎么好，但同样是在为人民服务。你从骨子里瞧不起营业员又怎样？你依然还是要巴结营业员，买点精瘦肉，买瓶好酒，买条好烟……父亲对我很是无奈，因为我还不到十七岁，早早的就步入社会，早早的参加工作是没有必要的，还是希望我不要丢弃学习，继续去考大学。

发工资了，我拿到了五十八元钱，给家里买了精瘦肉、冻鸡、带鱼，给两个弟弟买了一些零食，还买了一大块蜜枣，我望着蜜枣想起两个弟弟挨打的事情。母亲曾买了一大块蜜枣，舍不得吃，给我们吃了几个，然后就偷偷地放在柜子高处隐蔽的地方。一次来老乡，母亲给老乡的孩子拿蜜枣，结果那一大块蜜枣竟然变得只剩下小拳头大。老乡走后，国青挨了揍，国昆也跟着挨了揍。我悄悄的，那蜜枣我也偷吃过，今天这抠一个，明天那抠一个，两个弟弟也是如出一辙，尽可能的让母亲看不出来。

每天，我都很是积极地去上班，发了工资总是不忘给家里或两个可怜的弟弟买些吃的。有时我也给两个弟弟一两元的零花钱，他们去买自己喜欢的零食。那时一角钱一个的雪糕也成了两个弟弟经常吃的零食。偶尔，我还会拿点家里的粮票，买几斤桃酥饼、水晶饼回去，这都是我们小时候想吃却很难吃到的东西。

这年，社会上开始了严打，抓了很多犯罪分子。我在商场外面见到昔日的同学吴有财和吴有富，他们一同被反绑了胳膊，被武警押在车头，游街示众。唉！这就是他们平时好打斗的恶习才造成他们走上犯罪之路。真的是应了那句古训：天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

十七

我的高中同学武海峰也参加了工作，竟然和我一样，也是营业员，就在昆仑路的昆仑商场工作，惺惺相惜的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一次，武海峰问我需要买羊肉不？我们农场医院属于农建师，和市上是两码事，市上凭票供应的所有，我们农场的人是买不到的。羊肉就是市上凭票供应的，农场的人很难买到羊肉。我兴奋地和武海峰去了市上的羊肉门市部，不到三十元竟然买了三只羊，我用自行车捎着三只羊回家。院里的人们见了都很是羡慕和眼馋，汤司令也馋巴巴地望着。

医院里的姚院长总是满面春光，神采奕奕。父亲是外科主任，脸面上没有一点光彩。那倒不是职位，而是我这个儿子很不给面子，一个小营业员，而那姚院长的儿子却是北大的骄子。父亲并没有因为我能买来三只羊而感到什么欣慰，只是遗憾我不思进取，不能继续考大学，大学只能是个梦而已。

比我晚一年上学的汤司令也参加高考了，结果也是名落孙山。如果汤司令金榜题名，又不知道汤司令的父亲会多么的威武，我的父亲又会多么的无地自容。唉！我只有暗自悲叹。

市上的蔬菜门市部来了些蔬菜，大家都在蜂拥抢购，我也想给家里买些菜捎回去。可是，我排到跟前已经什么菜都没有了，只剩有一些蒜苗还没卖完。我只好买了一捆蒜苗，捎回到家里。也许是点子背，父亲和母亲可能因什么事情在生气。父亲见我买回来一捆蒜苗，突然骂道：你买这么一大捆蒜苗是要喂猪么？能吃得了吗？我甚是难堪，忙解释……父亲拿起了竹棍便猛抽我的双腿，骂着：你还回嘴，你羽毛丰了翅膀硬了是不？我忍受着双腿的疼痛，猛地调转了自行车去了单位。

差不多一星期我都没有回过家，住在农垦商场的职工宿舍，和农场二团来的一小伙子睡在一张钢丝床上。后来，我回家搬来了被褥，铺了一张空床。从此，我便走上完全自立的生活，和室友们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吸烟，一起喝酒，一起下馆子。

农场要委派几人去省财校学习，很多人报名参加这次选拔考试，我也报了名，想着改变一下命运。考语文、数学、政治和珠算。我的数学考了第一名，珠算却没考好，在算盘上没有做好定位的标记，打出来的数字不能快速地确定哪是百位哪是千位哪是万位。也许是命运吧！我被淘汰出局。有人遗憾地说：国云，你的数学这么好，为啥不复习去考大学？我是无言以对的，仅凭数学又有什么用呢？我对物理和化学就是死不开窍。在学校里都没学成功，步入社会就更是学不进去了。

这一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完工交付使用，火车终于通到了戈壁新城。崭新的机车头拖挂着长长的车厢，不断地喷着白色的蒸汽。盛大的通车典礼，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我在车站广场欣喜地看着这个热闹的场面。这时，一支有几百人的知青队伍，浩浩荡荡地冲进车站广场，顿时惊动了在场警卫人员，快拦住他们！武警战士们迅速地拉起了一道人墙横在路当中。知青们高举着坚决调回山东老家的横幅，不断地冲击武警战士，场面混乱不堪。这次的事件影响很大，惊动了农场师部，惊动了省政府。没过多久，省里最终还是妥善解决了知青问题。于是，农场的知青大返乡开始了。

农场医院面临着解散的问题，有人说，人员要被本地铁路医院吸收；也有人说，要被市第一人民医院吸收。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人心惶惶。父亲去了一趟丹噶尔古城，又去了一趟省城，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来。父亲决定回到家乡医院工作，医院领导同志也是非常欢迎父亲回到家乡。父亲激动地去找姚院长，没想到姚院长黑着脸，死活不同意父亲的请求，对父亲说：铁路医院主要是看着你才决定吸收我们医院一部分人，你不去我们怎么办？父亲很是生气，思来想去，把那辆难得买到的凤凰牌自行车送给了姚院长。

这样，父亲才顺利地办成了调动工作的所有手续。我也辞去了农垦商场的工作。一家人告别了农场，回到久别的故乡。

后记

那年代，是文革时代，也是知青时代，是老一辈人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小一辈人苦涩的时代。那年代的记忆，也是最珍贵的记忆。这是一篇纪实性小说，既然是小说也就存在着为情节需要而虚构的东西，文中地名、人名均使用了别名，是那也不是那，是你也不是你，请勿对号入座。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农场知青大返乡，我们走的也是仓促，和农场医院的孩子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们，都失去了联系。走得匆匆，没有一场相互的告别。也不知道，大家都是去了哪里，都是在干什么？真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一个微信群就存有了众多的同学们，想聊就聊聊，聊聊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年过半百，我还一直在想，一定要去趟戈壁新城，我的第二故乡，好好再看看那片曾经玩耍过的地方……

原载于《青海读书》公众号，五月十号，五月十七号。

作者简介：

李少云，男，一九六六年生，青海省湟源县人，湟源县作家协会会员。二〇二〇年开始小说、诗歌创作，作品散见各文学媒体平台及报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