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横浜桥边上一所叫“上海四川中学”的中等学府内完成我初中和高中学业的。据我所知，学校是由一位旅居上海的广东富商所创建（原名为“粤东中学”，后来依路名而改为“四川中学”），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操粤语（被校长从广东聘请而来，但给学生上课时他们讲广东腔的普通话）。

     提起这所学校，我还真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学校的教育水平而言，还真的不敢让人恭维，因为学校高中部的大学升学率实在是低得可怜。比如，我的那届高三毕业班共有168名同学，但其中只有区区的18人考上了大学，其升学率只有可怜的10.7%。由此可见我们学校的教育底蕴是何等地“深厚”。但是，学校在其它某些方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亮点。

     最引以为傲的是，学校拥有一支在上海教育界名列前茅的业余轻音乐演奏团，其演奏水准相当高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所中学紧邻着上海极为著名的“精武体育会”。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我们学校里的不少同学当时都是体育会的铁杆会员，有几个人还拿过上海市青少年组的摔跤冠军（比如，我的一位初中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结拜五兄弟中的老大张柏林，他就曾经拿到过一项冠军）。

     六年的中学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从小喜欢语文，也很爱读古典小说（尤其爱读“三国”、“水浒”、“西游记”）和小人书（小人书，即连环画，是一种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深受当时青少年们的青睐）。由于小说看得多了，少不更事的我就学起了古人，和班上四个气味相投的男同学结拜为如同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异姓兄弟。我至今依然记得，大哥叫张柏林，我行二，老三叫张树林（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老四叫吴祖鹏，老五叫周正才。我们弟兄五人放学之后，先不急于回家，不是到黄浦江边去观看来来往往的大轮船，就是跑到一个闲置仓库的空地上去“操练”武功。与其说是练武，还不如说是无师自通地打着不成章法的“自创少林拳”，或是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掌劈砖瓦”（我记得练到“得意”时，有一回我运气于右掌，一下子劈开了五片摞在一起的瓦片）。有时候过于贪玩，忘记了该回家的时间，回到家中太晚了，我少不了会被父亲暴打。但打归打，调皮顽劣的本性却难以改变。

     但贪玩并不意味着我在学习上一无是处。说句不谦虚的话，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我都是语文老师的宠儿。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之外，最值得我感恩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初中时，是教我语文的喻老师及时阻止了父亲让我放弃学业去乡下学当郎中的计划。而到了高中三年级时，是语文教得极好的叶老师亲自到我家中，劝说我的父母不要让我中途停学去曲艺团学说“扬州评书”。叶老师坚决要求我父母同意我继续完成高中学业。现在想一想，如果没有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就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读者诸君可参照我的首部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中“命运被转移的男孩”一文）。

     说到叶老师，我突然想起他在学业上对我们的循循善诱。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难忘。

     叶老师有一次教导我们说：“作诗词或拟对联时，切切不可教条、僵硬地拘泥于格式或规矩。比如说，我出上联‘五月黄梅天’，你们如何对下联？”接着，叶老师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对此联，那么上联的‘五月’，我来对‘三星’；‘黄’字，我对‘白’字；‘梅’字的梅此处有‘霉’的意思，所以我来对‘兰’字，兰花清香，正好与霉味相对；而上联的‘天’字，我对‘地’字，这应该是‘绝配’的一副好联吧？可上下联就成了‘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了。你们看看这是一副多么糟糕的对联！”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一下中学时的点点滴滴，我的心中依然充满着温馨和快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生中对我教诲良多的师长们。

        

     尽管上小学和中学时，我家中的境遇不是很好，但父母亲总是节衣缩食地苦着他们自己，而绝不让我这个家中的“独苗”受半点儿的委屈。除了一日三餐的温饱，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会偶尔地带我去一家名叫“凯司令”的西点房为我买上一块小小的蛋糕，让我让我品尝一下这著名西点的美味（而父亲只是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吃蛋糕，他自己是舍不得花钱买一块来享用的）。最让我开心不已的是，有一回快到过年了，父亲突然“大方”了一回，带我到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大世界游乐场”去看“哈哈镜”。看着镜子里父亲和我被扭曲了的身形，我们父子二人开怀大笑。直到若干年之后，这种美好温馨的景象依然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除了父亲的疼爱，母亲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当然啰，她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在“口福”上让我大为满足。在那个时候，上海人买菜是一件苦差事（尤其在冬天）。为了能买到新鲜可口的食材，母亲通常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然后辛辛苦苦地从我家居住的虹口区靠近四平路口一条的名叫香烟桥路的地方，走到几里路外的“三角地小菜场”。几个钟头后，母亲又辛辛苦苦地回到家中，给我带来了我最喜欢吃的排骨、莴笋、草头和蚕豆。在那个年月，水果绝对是我家难以常买的奢侈品。于是，我就用生黄瓜或是生莴笋来代替每天都想吃的水果。莴笋被削皮后，其叶子和莴笋欠嫩的部位可拿来炒菜，而莴笋靠尖顶的部位很嫩，是我非常理想的“水果食材”。草头和蚕豆是我最为喜欢的鲜蔬。母亲的酒香草头和清炒蚕豆每每让我垂涎三尺。我当时享用的排骨（上海人管它叫“大排”）绝不是人们今日里所看到和吃到的排骨。那时候的排骨是大大扁扁的一块（如同一个碗大），排骨的上端有一条骨头，余下的满是瘦肉。母亲照例会在锅里倒少许油，然后把排骨放进去，用大火把它煎成两面浅黄，最后放入少许酱油。贪婪地咬上一口，那种入口奇其香、肉味醇厚的感觉让我终生难忘。

     除了家中提供的美食外，早上上学时街边的食品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

     无论是三分钱一根的油条，还是两分钱一个的大饼都是我喜欢的家常早饭。当然，倘若再多花一两分钱，那就可以买到一团粢饭，或是来上一个油墩子。就饮料而言，不同价钱的豆浆都是我的至爱（豆浆分淡浆、甜浆和咸浆三种）。

     年纪长大一点后，自理的能力增长了，于是社会便成了我寻求快乐的另一天地。

     记得读书时最盼望的是寒暑假的到来。寒假是我对春节的期待，到时候不仅可以穿上新衣、吃上糖果，而且还能拿到一笔不菲的压岁钱。而暑假的到来更是让我快乐无比。因为一来可以到离我家极近、位于香烟桥头的一条名叫“沙泾港”的小河里游泳（河水泛黄而肮脏，但那是我们这些男孩子们的“天然游泳池”）；二来夏天的晚上是我和我小伙伴们团聚、聊天的好时光。现在想一想，我倒是挺佩服我当时的“超强记忆力”的。每当夏天晚上到来，在我家弄堂口外的一根电线杆下，借着微弱的灯光，我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而围在我身边的是十多个（有时更多）男孩和女孩，他们正津津有味地听我从头到尾地讲故事。当时，我可以从第一回到第一百二十回地把【水浒全传】讲上一遍。我可以流畅地背出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和绰号。当然啰，讲【水浒】或【西游】时，只有男孩子有兴趣当我的听众。但我也会把一本【福尔摩斯侦探全集】讲得个绘声绘色。那时候，不要说女孩子们，就连一些大人们也成了我的“粉丝”。

     最让我们男孩子得意的是在女同学面前“耍酷”。记得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到一个叫做青浦县的乡下去“支农”。时间是在乡下住三天，任务是收割早稻。那时候农村的生态极好，稻田里有许多水蛇的出没。为了显示我们男同学们的“勇敢”，我们不仅追逐水蛇，而且还会把挺长的水蛇像腰带一般地环绕在腰间。女同学见状，惊叫着跑开，留在她们身后是我们这些调皮男同学们的爽朗笑声。之所以我们会如此“勇敢地”不怕蛇，那些因为据老人们讲，水蛇和乌龟是不会咬人的，“天底下只有将来大富大贵的人（比如，此人将来会中状元）才会被乌龟或水蛇咬上一口”。

     当深秋到来的时候，我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就是到离家不太远的名叫“头道桥”或更远一点的“二道桥”的乡下去抓蟋蟀。要想捕获蟋蟀中的良种，我不得不乘天色未亮就起床出门。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就开始摸索着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听，从蟋蟀们的“歌声”中去寻找它们的居所。有一回，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在一条田间小径上行走时（因为天色太暗），忽然间我看到小径的中央似乎有一顶“草帽”。我当时喜出望外，赶忙弯腰伸手去捡那个平空而得的“意外财”。正当我手指触及那个“草帽”时，忽然间那个“草帽”动了，而且快速地游走。原来那是一条盘在路上睡觉的长蛇。我不知道这条蛇是否有毒，不过当时可把我吓得够呛。就这样，一年复一年，我享受着度过了我快乐的少年时光。

       

    在我少年时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上海人有其特有的生存状况和奇妙的语言文化，或者更明确地说，上海人有其独特而奇妙的本土色彩。我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早在民国时期，这个城市就成了外国冒险家的理想乐园，外来租借式的风水宝地和西方列强们的侵占梦乡。解放之后，城市回归于人民，而这个本来就相当发达的城市还得以以一日千里地高速度发展着、进步着，成了中国最为发达和最为先进的大都市。正是因为上海的巨大魅力，便使得这城市中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永久性居民们天生出一种优越感。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个靠近东海口，面向黄浦江的大都市是中国最棒的城市，而作为上海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我少年时代，那时候的上海人不但对外地城市表现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而且就是在上海本土之内，生活在不同城区的上海人也是彼此间斤斤计较、纠缠不休。从大处看，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就粗略分类，上海居民中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之外，最多的移民是来自于浙江、广东和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的“南帮人”和来自于江苏北部和少许安徽南部的“北帮人”（当然，这种分类的说法是不够精确的。比如，来自于江苏南通的移民，你就很难将其算入“北帮人”或“江北人”之列，因为虽说南通地处长江之北，但从“吴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南通话是典型的南方话，而非江北腔调。所以，南通人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江北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差别感”：春风得意的上海人是“南帮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干着体面的工作（比如，金融、航运、厂家、店主、外贸等等。当然，“南帮人”当中也有“穷光蛋”），那些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山阴路等较高档的“石库门”或“小洋楼”是属于他们的居所。次之，就是包括我家人在内的“北帮人”（也被骄傲的“南帮人”称之为“江北人”）。“江北人”多以干苦力为主（比如，蹬三轮、扛大包、修马路、纺织工等等。当然啰，“江北人”当中也绝不缺乏腰缠万贯的大商巨贾或企业大亨），而其居住的地方，不是弄堂里狭小的“亭子间”，就是进出房门必须弯腰低头的“三层阁”，或者是位于贫困地段的“棚户区”。遗憾的是，上海地位最低的居民应该是包括一江之隔的“浦东人”在内的、散居在周边城郊的“乡下人”。当时的黄浦江看起来似乎是一条“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分界线，因为浦西住的是城里人，而浦东则是住着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下人”。

     作为在这独特城市里生活的“江北人”中的一员，我必须使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在家里面说苏北话，在社会上说上海话，在学校里说普通话。说起上海本地话，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趣事，而这件趣事在外地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很独特奇妙的。上海方言发音中的一大特色，就是“王”和“黄”不分，“铅丝”和“开水”不分。叶老师曾经在语文课上调侃道“如果用上海方言说出‘王老师向黄老师要开水，不要铅丝；而黄老师只有铅丝，没办法给王老师开水’，你们怎么分别？”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出结论，因为用上海方言来讲，任何人讲不出也听不出这其间有任何的差别（可惜我无法当面用上海话来表演给读者诸君听）。

     我家所居住的虹口区，既比不了上等地区的黄浦、长宁，也比不了中等水平的静安、徐汇，但比起处于同等档次的杨浦和普陀，虹口还是要略胜一筹的。在香烟桥路上一条住户拥挤的弄堂里，我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出出由我左邻右舍所上演的“好戏”：不是张家夫妇二人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就是李家姆妈和王家阿姨恶言相骂，声震环宇；或是正在下棋的赵伯伯和钱叔叔突然间推倒期盘，撸起袖子，立马就要老拳相加。说句心里话，我有时很惊叹上海人用本土方言吵架时的语言词汇之奇妙和独特。他们语言使用的激烈程度绝不比任何其它方言来得逊色。如果说用诸如“小赤佬”、“小瘪三”来骂小孩子只是小菜一碟的话，那么文化不高的妻子骂丈夫为“氽江浮尸”（氽，发音为tun）的话，那就相当刻毒了。把人形容成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也只有面临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上海人能够想象得出来。而浦东“乡下人”骂起人来就更加直截了当。他们骂大人，叫“老浮尸”；骂孩子，则叫“小浮尸”。上海人形容都市里的晚睡族的面色不好时，就会用一个“隔夜面孔”来表达。您想想，隔了一夜未曾休息的面孔（脸庞）当然是非常不耐看的。上海人骂贪吃者时往往会用“触祭”来显示他们的厌恶，意思是说“连供着的祭品都要吃，此人实在太贪吃”。而形容馋鬼时，上海人会用一个“馋痨”来称之。倘若得意地把别人反驳得哑口无语时，就可以说此人“闷脱”。形容数量多多时，那就用个重叠词“交交关关”。夸一个人机敏、灵光，那就叫做此人“灵额”，意思是此人额头（脑子）够用。我读中学时，有几个当时觉得“挺酷”的词儿也值得一提。我记得：一个叫“扎台型（上海话发音叫“则代应”），是很风光、很有面子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儿叫淘浆糊，是“说话乱说乱扯，和稀泥”之意。

     好了，足够多的例子可证明上海这个城市的独特和语言的别具一格了。就这样，我在这个独特而奇妙的大上海度过了我快乐的童年和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