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游道统之源的中国（中）

——《虞书》札记

胡春雨

中篇：尧典和舜典

（一）薪火相传

《尚书》对华夏文明的记载，从古帝唐尧开始，然而把记录唐尧的“尧典”，纳入了虞舜时代的“虞书”。其中缘故，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为：“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因为是虞舜史官追记前朝，故纳入虞书。

遍览《尚书》，惟有对尧舜的记载称为“典”。中文所谓“经典，”从词义上看，“然经之与典，俱训为常，”本来都是“皆可为后代常法”的意思。区别在于“经”是中华元典的总称，“典”意味着“特指尧舜之德，于常行之内道最为优”，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难怪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说最高理想，就是“尧舜之道”。所谓“帝”，本来是对天道自然的一种称谓，取其“言天荡然无心，忘于无我，言公平通远”的精神，由此实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可见五帝的历史，始终寄托着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

正文的记载从“曰若稽古”开始，意为“顺考古道”，意谓《尚书》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指出“古人之道非无得失，”要在“考其事之是非，取其宜于今世”。既要继承历史遗产，“后世为治，当师古法”；又反对泥古僵化，“居今行古，更致祸灾”，必须从实际出发，“今古即异，时政必殊”，体现了中国人开明务实的历史态度。经典之所以不朽，在于揭示了永恒真理，不可能是一笔自欺欺人的糊涂账。

《谥法》云：“翼善传圣曰尧，仁义圣明曰舜”。有种说法，尧舜的称号乃后人对其一生行能的定论，“放勋”才是唐尧的名字。历史记载亦由此展开，后人评价唐尧“钦明文思安安。”经书的笔法极为简洁精到，一笔写出了先圣超凡的品质：“心意恒敬，智慧甚明”，既有“经天纬地之文，”又有“虑深通敏之思”，以其大仁大智安定天下，以其恭勤谦让赢得万邦。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人品敦厚的成功学。

唐尧以德治国，从自身修养开始，团结带领有德之士，注重由近及远、以上率下，凝聚普世价值、引领社会风尚：“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画出了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图。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灯红酒绿，在于以普遍的道德养成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黎民于变时雍”的理想。在科技高度发展、文明乱象丛生的今日，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尤其具有深刻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乃人类文明面对的最主要矛盾，中国人的选择是敬畏宇宙、顺应自然。朱子云：“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所谓“天人合一”，人类本来是大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梁启超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考察《尚书》，的为确论。尧典对唐尧具体施政的记载，首先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理性的态度观察天象、制定历法，为实现“允釐百工，庶绩咸熙”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各项治理工作卓有成效。

但“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什么时候都不要想象可以敲锣打鼓、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唐尧历经一生忧勤，仍然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到了晚年，面临交出历史接力棒的难题，“禅让”的实质，在于确保历史发展的延续，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唐尧知人善任，洞察朝臣推举人选的种种缺陷，一一否决。此时洪水袭来，治水又成为决定天下兴亡的大事。朝议公推了声名显赫的鲧，唐尧知其不可，但权衡当时的人才现状决定暂予试用，结果“九载，绩用不成。”艰难之际，历史把大舜推向了前台。

“朕在位七十载”，面对艰危之局，选择继承人已不容再拖，关乎天下气运。于是唐尧提出“明明扬侧陋”，面向基层“不拘一格将人才”。这次朝议公推了出身寒微的大舜，选择一个看似微小的侧面，展示大舜令人信服的品质：面对伦理崩溃、病入膏肓的家庭，能够“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以大仁大智挽回家庭，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生动注解。于是唐尧开始了对大舜的考察，用一双慧眼相中了这个来自东夷的年轻人，把二位公主下嫁给大舜。新时代从美满的结合开始，他们将携手度过生命的洪波，掀开“舜典”的篇章。

（二）砥砺前行

在人类心目中，似乎伟大人物的降生总是充满神奇，预示着上苍降下超凡的生命。大舜也不例外，史云大舜的圣母握登，“见大虹感而生舜 。”这分明是文明降临的意象！《周易-彖辞》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映照长空的大虹，多彩而温润，譬如文明的光华，照临天下，司马迁对历史的评价恰是“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历史让人遐想，只有听懂它的语言才能与之对话。但历史的真相不是风花雪月，按照孔子作出的序言，大舜的事业从“历试诸难”开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与对唐尧的刻画相映成趣，对大舜的记载首先是“曰重华协于帝，”后人一般认为重华是大舜的名字，而前贤的注疏则揭示了更深的含义，言“此舜能继尧，重其文德之光华，用此德合于帝尧”，阐释了尧舜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只有保持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围绕既定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才能开创辉耀万古的大业。驾驭非凡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才干，大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既有深沉的大智慧又温和谦恭，充满人格魅力。难怪我们济南泉城广场上的大舜塑像，既俊朗轩昂又平易近人，在子民身边充满亲和感。

大舜的工作，首先从倡导家庭伦理、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开始，“慎徽五典，五典能从”，推行不可偏离的“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其深远意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正，则民心淳；民风正，则社稷安。”前贤对家庭伦理的阐释，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在两性自然分工中，“以父主教训，母主抚养”，其中“抚养在于恩爱”，“教训爱而加严”。兄弟之间“友是相爱之名”，不同的是弟弟要“恭敬于兄，而兄友爱之。”家道如此自然和睦壮大。此后大舜以坚定的步伐，一步步走上总理朝政的位置，主持百官政务和天下诸侯，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牢牢把握雷霆万钧的政局。事实证明，大舜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赢得了唐尧的信任：“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大舜摄政时代就此开始。

禅让大典在至神至圣的“文祖”举行，汉儒马融解释：“文祖，天也，天为万物之祖”。皋陶曾赓歌虞廷之上：“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可见民心既是天意，乃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既然“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守住人民的心需要树立共同信仰，而天道乃中国人灵魂世界的制高点。大舜以虔诚之心仰观天道，遍祀群神，向天地庄重祭告接受禅让，“行天子之事也”。新时代开始，大舜“乃日觐四岳、群牧，颁瑞于群后”，大会朝廷重臣和地方领袖，重新授予象征权力的符信，“还五瑞于诸侯，与之正始。”

早期国家治理从巡狩四方开始，透露出大一统的基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恢廓的东亚大陆，乃文明融合的大舞台，塑造着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性格。第一站当然是泰山，山东人世代守护着巍巍国山，乃自古以来的荣耀！按照神圣的“宪制”程序，大舜首先举行盛大祭天仪式，随后大会东方诸侯，统一历法和度量衡，推行吉、凶、军、宾、嘉“五礼”，颁发公、侯、伯、子、男“五玉”，从制度上、层级上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构建礼义之邦。

大舜按照既定的路线，于摄政元年巡狩四岳，周遍天下，年底回京祭告文祖，向上天报告工作。此后“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遂为成宪，实现中央对天下万邦的治理。其间“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舜在听取诸侯汇报时，“各使自陈进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试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验，则赐之车服”，在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基础上，严明政绩考核，根据治理实效作出表彰，让能者上劣者下，彰显出中国政治文明与生俱来的责任伦理精神。

大舜摄政期间，在任命大禹治水开拓九州基础上，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十二州，每个州封建“镇山”雄镇一方。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疏浚河道改善交通，近代以前水运长期是中国的主要交通方式。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制定，明确立法和司法原则：一方面罪刑法定，“详其罪罚，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当其刑”；一方面宽大为怀，“用流放之法，宽宥五刑”；一方面区别对待，“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刑杀之”；一方面严格执法，“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难怪其中的法治精神，被苏轼赞誉为“忠厚之至也。”商鞅云：“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各种权贵势力才是法治最大的敌人。大舜在唐尧支持下，严厉打击了一批野心勃勃、为非作歹的太子党，镇压了动乱边疆的三苗，“四罪而天下咸服”，以法治手段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历经艰苦奋斗，大舜没有辜负唐尧的重托。“二十八年，帝乃殂落，”人民与先君结下了深厚情谊，唐尧驾崩后，“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留下永久的光辉，让浮尘无法遮蔽，虞舜时代正式开篇。

（三）建国大纲

历经长期奋斗，大舜赢得人民一致拥戴，《孟子》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民心所归即天命所在，大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新朝的治理，从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吸纳人才、汇聚群智开始，被形象的记载为“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在民间演变为大舜“重瞳”的形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自古能否保持政权开放、上下情通，决定着治道兴衰。用今天的话语体系讲，只有符合国情、富有效能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洪水消退后百业待兴，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食哉，惟时！”粮食安全从来是天大的事。自古政治文化建设关乎邦基永固，大舜倡导以德治国，推广廉政文化，“柔远能迩，敦德允元，”一方面“欲令诸侯皆厚行其德”，一方面“而难拒佞人而斥远之”。社会风清气正，不仅人心稳定，“则诚信昭于四夷”。可以想见，文明典范的成功树立乃强大的软实力，势必扩大华夏文明在上古东方世界的影响力，“蛮夷率服”。

在组织新一届政府，发布施政纲领的重大时刻，大舜首先重申了全部国家实践的主题：“奋庸熙帝之载”——继承唐尧开创的事业，一张蓝图干到底，为此征询总理朝政的人选。大禹乃众心所向的人选，从推荐“汝平水土”到“使宅百揆”，大舜始终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没有团结奋进的领导班子，躲在阴暗的视角里争来斗去，战胜滔天洪水将不可想象，则中国人对洪水的记忆，只能求之于来自天外的诺亚方舟。

大禹提出，将这一关键岗位让与一起艰苦创业的稷、契和皋陶，大舜对这些老战友另有重用，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将在开拓中华文明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皋陶被大禹选为接班人，不幸先于大禹去世，与尧舜禹并列上古四圣。契的后代创建了商朝，稷的后代创建了周朝。“三代”的始祖，全部出现在以大舜为首的领导集体，足见大舜时代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列圣相传的道统，以尧舜奠定的事业发端，构成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

在各项国家治理中，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仍然是第一要务，大舜任命弃继续担任后稷职务，负责农业生产；文明进步永在路上，大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任命契担任司徒，分管文化教育工作，“敬敷五教”，立足家庭家道家教，从基本伦理出发构建社会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要宽和；针对“蛮夷滑夏，寇贼奸宄”，即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内外势力，任命皋陶以法治手段予以治理。在方针政策上，要做到区别对待、轻重得中，注意教育感化、仁爱为怀，“惟明克允”，只有公正明察才能赢得人民信服。

工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对于社会经济繁荣无疑具有重大支撑作用，大舜任命垂负责“共工”，益负责“虞”。沿着大舜的思路一路前行，在经济管理领域服务市场“通商惠工”，在资源开发领域顺应自然，“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乃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大智慧。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钱穆先生说过：“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自古乃中国人构建共同价值及其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基础上，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大舜任命伯夷担任“秩宗”，以夙兴夜寐的恭敬态度，“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理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内心的关系，通过“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自古以来，“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历史证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根本在于道德醇厚。苏轼所谓“国之所以存亡，在乎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对于今日发展阶段的中国，尤其发人深省。

礼乐文明的另一半是乐，大舜任命夔“典乐”，负责“教胄子”，塑造“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的国民精神。《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又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发挥如此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不仅是音乐一种形式，大概包括了今日整个文化艺术领域。毕竟，“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对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大舜高度概括的指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雅乐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言之有物浸润人心，达到“八音可谐，无相夺论，神人以和”的崇高境界，迄今乃中国文艺颠扑不破的真言。

最后，大舜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问题：“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避免各种“谗佞之说”、邪僻之行蛊惑人心，维护思想文化领域风清气正。任命龙作“纳言”，担负“喉舌之官”，负责“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做好思想宣传和下情上达工作。新一届政府成立大会结束，大舜发出了响亮号召：“钦哉！惟时亮天功。”撸起袖子加油干，担负起平治天下之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在政府工作中，“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以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长期推动各项工作，坚持奖罚严明，各条战线“庶绩咸熙”。对于强大的中央之国而言，“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长期在南方分庭抗礼的三苗势力，终于被中央政权挫败，“分北三苗”，残余势力被分化瓦解，再次推动了早期民族大融合，成为大舜时代又一重大历史事件。

回顾大舜辉煌的一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乃死”。大舜一生走在中华文明开拓前行的路上，崩于南巡途中，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南北统一大业。今日之中国，也是历史之中国，黑色的眼睛应当看得见光明，中国人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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