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避、有思想、出妙笔

   ——读张树斌回忆录《追梦》

           薄子涛

张树斌先生最近推出了他个人的回忆录《追梦》，共写41章，约27万字。时间上限是上世纪的1947年，截止时间是1989年，跨度达42年。一卷在手，不仅可以呈现先生的人生阅历，还能映射出晋陕南部交界地带该时间段的现代史。

苏轼《与宋汉杰二首》：“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白云苍狗，瞬息万变。张先生的“追梦”，就是追他梦幻般的人生，探寻他的人生哲理。读毕沉思，觉得张先生思想胆力，卓尔不群，文本章法，自成一格。应该说，这是一部有创新的独行特立的回忆录，值得赞肯，值得推荐。这部回忆录，可抽绎出多种新意，也可总结出不少独特处，用以启示写作界。笔者拟从不回避、有思想、出妙笔三个角度来归纳它的基本特点。不回避。求真务实，直言不讳，不回避，不忌言，不用春秋曲笔，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置史的基础。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写真，要面对意识形态的制约。

如是，在不同程度上就产生了“避”、“讳”、“曲”的笔法，个人史自然也就成了“饰史”或“伪史”。而《追梦》却颠覆传统，突破了上述观念。“饿极必反，官逼民反”，陕西清涧和山西石楼曾发生过震惊全国的“义碟暴动”，其口号是“少串门子多做鞋，七月里不来八月里来”。这是发生在毛泽东写《沁园春•雪》来展示泱泱中华英雄气概的地方，且起了个好听的组织名称，叫“中华人民救国堂”。这就揭示了那个饿极年代大背景及其事件的真实性。感情真实也直抒胸臆。

像那个特立独行的游行示威，受到镇压而又见到希望，作者走进永和长街后，就一人迈着正步，喊着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反击，二月逆流”、“镇压群众，罪责难逃”等等，由北向南，穿过大街，向学校走去。多么自信，多么豪迈，那种不屈不挠、斗志昂扬的神态，鲜活地表现出来。积压心底的潜能，完全外驱释放；愤懑已久的个性，彻底地扩张抒发。情绪的真实，不掩饰，不回避，通过外部的行为，把内心的活动真实地呈现给读者，这是值得每个写作者应该坚持的一种品格。

再深入探寻，此种真实性情从何而来？不仅仅是文革之使然，还有其区域历史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当年由共产党发动的清涧起义，还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闹红，还有更早的李自成起义。当然，这与这里的人们穷困环境及由此长期形成的强悍性格也有极大关系。而祖族和其父辈的正义耿直以及不幸遭遇，也是一种先天基因的遗传。

写背景事件、情感性格的真实，秉笔写来心口一致，而在事理思维时也坚持一种让人能理解能接受的真实因果序列。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一些大人物，虽然是写“自己史”，但在事理上却是给别人写。他们把个人轨迹通通都套进或纳入到非自己灵魂的价值趋向上。《追梦》的可贵之处，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势，以述真存实、敢想敢写的态度去写涉世的个人史。有时序有因果，并非来自必然性之外的偶然性。作者不自欺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实事求是地叙写事理演绎过程，理正义切，着实可信。

有思想。一个社会能否进步，最重要的是看它能否在意识形态方面突破。《追梦》在这方面却表现得“价值有涉”，不是“客观无涉”，有头无脑，而是具有未被泯灭的正义感和不被丢失的灵魂，在上挂下连、远瞻近瞩的理性思维中，不时闪现着忧患和危机意识的思想火花。在“激辩权威”中，反映了理论学术的不民主。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2014年中组部对以往的党内规章做清理时保留了这个《准则》。

它规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对待思想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方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作者在参加省内的一次经济学术研讨会上，递交了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论文，因观点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被抛至角落旮旯，不给参会者分发。这种理论的僵化，怎能称得上是“研讨会”？作者感喟道：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有什么指望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经争取，在会议结束前的自由发言中，限时10分只要5分的发言，赢得了掌声。掌声虽然稀疏，但说明高压下仍有一些正直的理论家在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有许多论述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曾为总统的小布什在访问我国时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为什么要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统治者并不可怕，但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一旦被滥用，就会像虎狼伤人吃人！

这些闪现的思想火花，可以消蚀一点黑暗……它是夜间的希望，是旸昕的曙光。出妙笔。张先生是以政论体笔触写作的，而这部回忆录却是属于传记体文学的体裁，那就需要除政论文外还得具备文学的表述章法。

这方面文思如绪，妙笔不断。回忆录是写人的，不仅要有人物的思想性格，也要有辅呈人物形象的情节设置和环境刻划。在写跟妻子的婚姻波折中就写得颇为生动引人。作者在解除婚约的沉郁中，另一件让他几乎疯狂起来的爱情又发生了。有次打饭，他猛然发现一位让人震撼的姑娘，他从来没有发现有这么漂亮的姑娘……两情酝酿……

从他背后摸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有憎有恨才是爱情”，这才叫“生死恋”。爱情有棱角，棱角触摸到各自的性情。情感纠葛跌宕起伏，早把乃文促成的那起婚情外驱消散，早把年龄悬殊的沟壑填平。婚姻的坚实，为作者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忆人忆事不能没有情。只有情才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在一次武斗中，二弟站在鼓楼上，心慌意乱地一辆车一辆车细看，连拉棺材的车都过去了，就是不见兄长的身影，顿时慌了神。——当父亲湔雪冤情后，作者感叹，应感谢邓小平，人不能没有良心。这种亲情的描写，制造了撩人情思的气氛，一股浓浓的人间真情也激起了读者的情感。细节是构成文学创作的要素之一。

细节可以反映生命力的沉浮，可以体现一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在二月逆流中作者被五花大绑押走在街上，他为了看清谁在喊口号“打倒”他，朝西看，那边虽口号未停，却把举着的拳头放下了；朝东看，那边虽口号继续，但也立即放下了举着的拳头。“老虎不吃人名威在外”，怕东山再起报复他们。这是人性的两面性。有一位拖着长长辫子的三、四十岁的“大姑娘”，是军区一位司令员的小姨子，坎坷40多年后，她头发花白辫子蓬乱，走路蹒跚，老态龙钟。她是官员欺压百姓的活证据。细节决定性质，浪花映现阳光，捕捉细节，需要心机。在叙写人时有适度有分寸感，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

在描绘事件时有交错有穿插，显得不呆板而活跃。如记叙人事间插入“三和一少”等，事中有理，理中有感，增加了趣味性可读性。

张树斌先生已到耳顺之年，到了人生深思熟虑的时期。静下心来，与心灵对话，给灵魂留言，这是人生正事的一翼。其意在放。放下所有顾暇、负累和羁绊，放松自己，放宽心情，写好属于自己历史的回忆录。不回避，有思想，出妙笔，不仅需要超人的记忆和出众的才华，还需要胆气、魄力和智慧。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诸将既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胆气与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结合，才使得《追梦》创出了新意，超出了那些司空见惯的回忆录。

当然，该录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谋篇布局、艺术章法以及锻造叙议语体等方面，尚有需要提升之处。在那饥饿岁月、动乱年代的际遇，赋予了作者幸运，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也。他睿达的双眼与覃思的内心，组织起历练的珍珠，能把那些剧烈的冲突和大起大落的激情浸泡于理性思维之中，梳理出一个个思想的头绪和归宿。

这种思想的箭镞，直射民族精神的内核，可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产生新奇感。因为当下受到欧美思潮冲击的民族精神生活，是真正超脱了时空和年龄的囿限。

唯此，这部回忆录，与其说是一个追梦者的思想忆念的漫游，毋宁说是一个时下社会人生的最切实的指引。

2015年孟夏，于卷天斋。

（作者系研究员，国家一级作家，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评委）